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語

「本書是一本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將成為全球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參考，對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在已開發國家亦將受到高度重視。」──史賓賽（A.Michael Spence），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將成為重新思考經濟發展策略的里程碑……其貢獻將使林毅夫的觀點在反思經濟發展政策中成為焦點。」──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林毅夫是世界級的經濟發展專家，他不僅參與塑造新思潮，並將其推廣實施……對於已開發國家未來的繁榮前景，他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啟示。」──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

名人推薦：名人推薦語

「本書是一本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將成為全球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參考，對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在已開發國家亦將受到高度重視。」──史賓賽（A.Michael Spence），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將成為重新思考經濟發展策略的里程碑……其貢獻將使林毅夫的觀點在反思經濟發展政策中成為焦點。」──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林毅夫是世界級的經濟發展專家，他不僅參與塑造新思潮，並將其推廣實施……對於已開發國家未來的繁榮前景，他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啟示。」─...

二戰後，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獲得經濟和政治獨立，並開始戰後或獨立後重建。到20世紀末，小部分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長時期的高速成長，趕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或是顯著縮小與它們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經達到美國收入的63％，並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崛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矚目的年均9.6％的經濟成長率，而如此高的成長速度，則是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和關鍵製造業部門的持續升級驅動。

採用外向型和市場友好型發展策略，「亞洲四小龍」──香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四個經濟體──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過7％的年經濟成長率快速成長。這顯示，保持令人矚目的高經濟成長率、縮小與已開發經濟體的差距，是可以實現的。

近年來，一些大的經濟體已經起飛，如中國、巴西和印度，使它們成為新的全球高成長經濟體（世界銀行，2011）。這些國家的高經濟成長率，導致貧窮的顯著減少。在1981年到2005年間，日均消費低於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經減少一半，從52％下降到26％。這種貧窮的減少，在我的祖國──中國，表現得最為明顯。1981年，中國84％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但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降到16％，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

儘管在21世紀，這種高速且持續的成長擴展到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國家，但這樣的成長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規律。多數發展中國家遭遇過長期持續的成長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年到2009年間，僅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國家達到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準。儘管中等收入國家在支撐全球成長中的權重不斷上升，但其中許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在1960年已經取得獨立並達到中等收入水準的國家中，到2009年近四分之三的國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準，或倒退回低收入國家行列。成功達到高收入水準的國家，是西歐的一些國家、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拉丁美洲的兩個島國（巴貝多以及千里達和托巴哥）。如果我們能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失敗的發展嘗試中吸取教訓，尤其是從少數成功案例中吸取經驗，探索經濟成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釋放他們國家成長潛力的政策工具，貧窮將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往昔的回憶。

如果結構沒有轉變，持續的經濟成長將不可能實現（Kuznets,1966）。所有仍處於貧窮中的國家都未能實現結構轉變，也就是說，它們未能實現從農業和傳統商品生產，向製造業和其他現代經濟活動的轉變。在目前發展難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農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農業勞動力占勞動力總量的63％，其2005年製造業所占的比率反而還低於1965年（Lin, 2011）。近期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亞洲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成長差異的大部分原因可以歸於結構轉變對總體勞動生產率的貢獻（McMillan and Rodrik, 2011）。

二戰後，發展經濟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各個第一代發展經濟學流派，實際上都強調結構轉變的重要性，並把結構的差異看做市場失靈的結果。因此，他們都主張政府干預，透過進口替代和優先發展現代先進產業，促進結構轉變。在這一時期，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如進口配額和外匯管制，首次被大多數國家大規模使用，以管理國際收支差額。

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以凱因斯主義作為分析的主要理論基礎，提倡「直接控制教條」（dirigiste dogma）（Lal, 1983），指出發展中國家與工業化國家有著不可消除的差異，並將其作為他們理論的中心論點。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多邊發展機構，遵循了這些政策建議。從拉丁美洲到歐洲、亞洲和非洲，結果都不盡如人意，這些國家與工業化國家的差距拉大了。

第一波經濟發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預主張的失敗，催生了一股新的經濟發展思潮，後者強調政府失靈，採取非結構性的思路實現經濟發展。該思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和提供經濟發展的激勵基礎性作用，在他們的政策建議中，忽視不同發展水準國家的結構差異，期待結構轉變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自發出現。

凱因斯主義總體經濟學，也受到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停滯性通膨）、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以及80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失敗的挑戰。理性預期理論，成為關於經濟發展的主導理論體系；對於支持國家在利用財政、貨幣，和貿易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而言，理性預期理論也有助於反駁其結構主義理論基礎。

新的經濟發展思想強調矯正價格，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強化保持市場良好運行所必需的各項制度（產權、良好的治理結構、商業環境），培養人力資本（教育和健康），以適應技術進步對熟練工人日益增加的需求。

多邊機構和政府相關機構，是這一波經濟發展思潮的主要宣導者，並透過它們的方案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它們的政策建議和附加條件，很大程度上以其穩定經濟和結構調整的方案為基礎。這些方案反映新的主流思想，並宣導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嚴密的穩定經濟方案的實行。這些政策在促進成長和創造就業方面效果不佳，充其量只是值得討論的政策。

在近期的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一些奇怪而出人意料的事情：人們觀察到20世紀後半期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遵循占主導的經濟發展思想，或第一波和第二波經濟發展思潮的政策主張。這一令人不解的事實，促使研究者重新審視一些構成經濟發展理論基礎的大前提。

如前所述，工業革命以來引領世界經濟成長的國家，和成功追趕上已開發經濟體的國家，在就業結構和一、二、三產業對經濟成長的相對貢獻，都經歷了意義深遠的結構轉變。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進展、爭論，和挫折中吸取經驗教訓，由一小群經濟學家如Dani Rodrik、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Philippe Aghion、Michael Spence、Ann Harrison、Celestin Monga、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推動的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正在形成中。

它旨在將結構轉變重新帶回經濟發展研究的核心，並強調市場和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經濟學家一致認同市場應該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機制，但政府也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以對促進產業升級和多樣化的投資行為進行協調，並對動態成長過程中先行者產生的外部性予以補償。

本書闡述的「新結構經濟學」試圖為這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開闢道路。考慮過去數十年中經濟成長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一種新古典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動態發展過程。它認為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內生於它的要素稟賦
（factorendowment）結構，持續的經濟發展是由要素稟賦的變化和持續的技術創新推動的。

一國的要素稟賦在任意特定的時刻是給定（given）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是可變的。它決定了一國的比較優勢，並從而決定了該國的最優產業結構。一個特定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要求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即由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裕的結構升級到資本相對豐裕的結構）和新技術的引進，同時基礎設施也要相應改善以有利於經濟運行。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經濟將最富競爭力，經濟剩餘將最大，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將是最快的。為了讓一國的私營企業進入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素相對價格必須充分反映這些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同時這些要素價格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上透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經濟的基礎性制度。

對於新技術的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或採用在已開發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已開發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frontier）上進行生產，並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於已開發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

然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需要協調投資行為，並對由先行者產生的、無法被私營企業內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補償。沒有這樣的協調和對外部性的補償，經濟發展的進程將趨緩。因此政府應主動設法緩和協調問題和外部性問題，從而促進結構轉變。

第一章回顧了經濟發展思潮的演變，並闡述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論點和推論。這一章還包括我的同事Anne Krueger、Dani Rodrik和Joseph Stiglitz對這一體系富有深刻見解的評論，以及我對他們的評論的回應。

第二章闡述新結構經濟學是如何對以往關於經濟發展和成長的思想做出補充。本章比較了新結構經濟學的預言，和由成長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2008年出版的成長報告中認定的成功國家的特徵，並討論從新結構經濟學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議。比較優勢原則和國家在促進結構轉型的作用是本體系的兩個關鍵，在本章後面張夏準和我的辯論中對它們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

成長鑑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GIFF）在本書第三章闡述。該框架依據新結構經濟學體系為政策制定者促進結構轉變設計了一種循序漸進的方法，它指導政策制定者如何鑑別與一國潛在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的新產業。同時，它討論了資訊、協調和外部性等產業升級的內在問題，也討論了有助於克服這三大限制的政府政策，解釋以往的產業政策為何屢屢失敗，也提示政府不要採取那些旨在保護、不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企業和產業的政策。Dirk Willem te Velde、Suresh Tendulkar、Alice Amsen、K. Y. Amoako、Howard Pack和林佑赫對這一思路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評論。最後，本章以我的一個回應作為總結。

第四章說明如何在發展中國家應用成長鑑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以奈及利亞為例，本章選取合適的參照國（comparator country）並選取奈及利亞可能具有潛在比較優勢，而參照國可能正在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

本章認為，以下產業可以作為政府干預的目標：食品加工、輕工製造業、箱具製造、製鞋、汽車零組件製造和石化製造業。本章還討論這些產業的價值鏈中經濟成長所面臨的緊約束（binding constraints），以及對產業政策的實施過程中與治理結構相關的各種問題的一些解決機制。

第五章集中探討金融結構和發展的問題。在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金融結構都有著顯著性的差異。本章論證一國的最優金融結構內生於該國對金融服務的真實需求，後者以該國的產業結構為基礎，而產業結構又取決於該國的比較優勢。在歷史上，金融學文獻曾認為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結構。本章概述了支持如下觀點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進展：金融結構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且內生於產業結構。本章還討論了實際金融結構背離最優結構的一些情形。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採取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策略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表現得更好。第六章提供了支持這一觀點的實證證據。這些證據顯示，那些遵循比較優勢的國家有著更高的成長率、更低的經濟波動性和更小的不平等。本章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趕超已開發國家的失敗，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政府經濟發展策略不合理。在過去，政府優先發展某些資本密集型產業，而非集中全力促進該國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並為符合該國比較優勢的部門創造可行的發展環境。

第七章指出，隨著經濟有力成長的新興市場經濟（如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工資水準迅速上升，在21世紀的高成長世界中，這些新興市場經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失去比較優勢，這為其他低收入國家進入這些行業提供了黃金時機。僅中國現在在勞
動密集型產業就有8,500萬個製造業職缺，如果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低收入國家能夠得到這些工作職缺，它們就能實現有力的成長，減少貧困，並迅速提高生活水準。因此低收入國家應該在認真挑選的領先國家中鑑別成熟產業，並為本國私營企業或來自參照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進入這些產業提供便利，以將其後發劣勢轉變為優勢。同時，本章還概括了主要的一些政策建議，並做了總結。

正如2011年5月4日我在馬布多發表的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年度演講中所說，我相信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成長率持續成長數十年，顯著地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中等甚至高收入國家，只要它的政
府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採取正確的政策，促進該國私人部門的發展並充分發揮後發優勢（Lin, 2011）。我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發展中國家實現這一目標

（摘自導論）

導論

第1章　新結構經濟學
──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
評論
回應：發展思維3.0──未來的路

第2章　成長報告和新結構經濟學
辯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
應該遵循還是違背比較優勢？

第3章　成長鑑別與因勢利導
──政府在結構變遷動態機制中的作用
評論與回應

第4章　成長鑑別與因勢利導框架的應用
──奈及利亞的案例

第5章　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

第6章　發展策略、制度與經濟績效

第7章　結束語
──通向發展中世界工業化黃金時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