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凍：空間的生與死

名人推薦：

書籍推薦人
李鴻源　內政部長
夏鑄九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榮譽教授
柯文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附設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張新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
陳智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所教授
楊泮池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漢寶德　知名建築學者
龍應台　文化部長
顏國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書評
本書是台北都更所需的葉克膜！
　──柯文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附設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一本關於權力正義與美的空間思辯的重要著作！
　──夏鑄九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榮譽教授

預言精準，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陳智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所教授

媒體推薦：

推薦序一

全球都市轉化下建構都會特質的空間與社會計畫一、我們已經置身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資訊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之中了，面對空間與社會的巨變，臺灣要如何因應？我們看到了全球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現，如大倫敦、大巴黎、荷蘭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為主的環形城市、德國的多中心都會區域、北加州灣區、溫哥華西雅圖、新加坡柔佛、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從洛杉磯到墨西哥境內的所謂「南方」，關東地區東京、橫濱到大阪、神戶、名古屋、京都、關西地區……以至於在高鐵通車之後，新的臺灣西海岸都會區域的浮現。這時，城市做為節點，創新氛圍成為要件，以及，由於資本的國際化，在殘酷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同時伴隨著生態危機、區域差距、空間隔離與社會的片斷化與碎片化。都會區域的浮現必須面對，因此，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成為共同的挑戰。奧運、世博、美術館，不只是運動會、展示會與文化園區而已，事實上是巨型計畫（mega-projects），一再被當作帶動區域發展的跳板，加速了全球化下的都市轉化（urban transformation）。都市轉化的過程發生在都市化升級過程中，這種趨勢甚至被愛德華‧蘇雅（Edward Soja）稱為是區域的都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

二、都市轉化過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現象（一）畢爾包效應（Bilbao effect）：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之濫觴西班牙的畢爾包（Bilbao），一九九七年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古根翰美術館做為支點，挑起畢爾包都市轉化的歷史策略。每年一百萬訪客，開幕甫三年即為巴斯克區域創收五億美元經濟活動，改變了一個三線工業城市，衰退的造船工業的製造業城市的命運，轉化為文化旅遊的城市，期望能更進一步成為創意產業的節點。由於畢爾包對都市政策、規劃、以及都市設計的掌握，即使古根翰美術館本身造價一再追加，仍然成功造就了城市的第二春。畢爾包與古根翰美術館，首開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濫觴。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市設計的建築傳統是「紀念碑的城市」與「城市美化運動」，專業者僅僅「以空間形式的品質追求生活的品質」，過去一百年的規劃史已說明了其徒然。這是規劃師最常犯的毛病，也難逃烏托邦宿命。到了一九六○年代，城市的意象是塑造城市特色時對主體的人文主義思考角度，城市的地標（landmarks）也是市民認同的都市造物（urban artifacts），成為一個夢想的符號（sign），譬如，巴黎的艾菲爾鐵塔與雪梨的歌劇院之所為。今天，首先，城市意象與形象（image）已經被視為商品，是城市競爭時市場行銷工具（city marketing），品牌化就成為地方政府關心的課題，也因此，都市形式的獨特性（uniqueness）成為都市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對壟斷地租（monopoly land rent）的追求。畢爾包與古根翰美術館開啟了近十三年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與象徵爭奪（contesting symbolic）的經驗複製，譬如說，(1)在法國東北的梅茨，龐畢度梅茨中心（Pompidou-Metz），由坂茂（Shigeru Ban）與尚‧葛斯廷（Jean de Gastines）設計：二○一○年五月開幕時，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官方致詞中直截了當地說「期待龐畢度梅茲分館能成為法國洛林區域經濟復興的前鋒。」（…expecting Pompidou-Metz to spearhead a financial revival across France’s strained Lorraine region…） (2)在法國北部的羅浮宮朗斯分館（Louvre-Lens），SANAA（Kazuyo Sejima + Ryue Nishizawa，妹島與世+西澤立衛）設計，將在二○一二年開幕。(3)以及二○○七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Abu Dhabi）旅遊發展暨投資公司宣布的快樂島（Saadiyat Island，Island of Happiness）文化園區複合體，全世界最大的規劃與設計的跨國公司，美國AECOM負責規劃，保育紅樹林與島嶼生態資源、建構低碳社區、全島三分之一保持為開放空間，以及更一舉包括了被稱為吊掛四人組（H.A.N.G.）的四位明星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的表演藝術中心、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海事博物館，以及，尚‧努維爾（Jean Nouvel）的羅浮宮阿布達比分館、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古根翰美術館阿布達比分館。這真是巨型計畫，屬大，就能達到目標嗎？它的目標所展現的價值觀是什麼呢？(4)人口不到二十萬，小小的以色列特拉維夫霍隆（Holon，Tel Aviv），猶太裔的旅歐建築師，朗‧阿倫德（Ron Arad）的設計博物館，把紅色鋼彩帶之下的真正企圖說明得更清楚，市長摩提‧沙森（Motti Sasson）期待，「它能支撐城市轉化為以色列設計與文化的核心。」（…it will anchor the city transformation into a nexus for Israeli design and culture） 這時就必須加上韓國首爾的最新消息。特拉維夫霍隆與首爾是最值得留心其成敗的兩個個案，值得做進一步的經驗研究。

（二）營造亞洲的畢爾包的要害：二○一○年漢城/首爾（Seoul）獲選為World Design Capital（WDC，世界設計之都）首爾的吳世勛市長提出「漢江復興」、「南山復興」及「街道復興」三大目標。主要是為了漢江及其周圍街道的綠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他成立了副市長級的「設計首爾總拓本部」，負責監督及執行各項工作。從私人企業到國家政策全力配合，南韓的設計產業蓬勃發展。韓國設計振興院的統計，吳世勛當市長時，南韓設計的總產值七兆韓元，今已上升到十五兆韓元。首爾也經過兩任市長改選，徹底從一個工業城市蛻變為藝術之都。首爾有高度企圖將締造亞洲版的「畢爾包效應」。札哈‧哈蒂（Zaha Hadid）將東大門歷史與文化的地方空間，整合在流動空間之中，其中包括博物館、展覽室與常設服裝表演場、綠化巿區的公園等。預定在二○一一年完工。 副市長鄭慶源（Chung Kyung-won），也是韓國科技大學（KAIST）教授，說：「用設計的力量，在都市場合中，推動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發展」（to use design to foster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urban settings）。這是首爾推動都市轉型的經濟動力。這時，我們值得看看長三角都會區域的最南緣，寧波地方，靠著自己的經濟力量，建成杭州灣跨海大橋，直接縮短了與中心城市的全球節點──上海，之間的來往距離，在這種形勢之下，一個唐代建立的的小城鎮，正在推動的城鎮轉型經驗，新舊城相結合，以十二個民間手工藝博物館為基礎，吸引設計產業，做為周邊紡織業技術升級的創新節點，值得我們參考。這就是邀請黃永松演講「長三角城鎮轉型的個案——寧波慈城與天工之城」的意義。

（三）對照選舉政治下臺灣的都市轉化與此相對照，臺北市一則將市中心可貴的大面積公有地透過BOT手段做商業開發，巨蛋、廣慈育幼院等都是案例，臺北市中心的密度只會再提高，而不見都市服務的積極改善，都市功能的有效轉化；二則在選舉的政治壓力下，推出都市更新政策，藉助房地產資本的力量，摧動每一位房地產主人的貪婪之心，不但將強化晉紳化（gentrification），或者說空間蝕刻（space etching），而且很容易激化為階級侵入（class invasion），甚至簡直就是引爆空間的戰爭（space war）。這個政策將使臺北市的房地產高級化，加深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與空間片斷化（spatial fragmentation），以及最後徹底改變臺北市的都市形式與風貌。除了已經居住並擁有臺北市中心房產的人之外，臺北都會區中心城區將成為一般市民難以入住居大不易的地方。當然，臺灣經驗中，還得包括在臺中失敗了的札哈‧哈蒂的古根翰。為何失敗？又是惡質的地方政治作祟。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推出大故宮計畫，故宮前原衛勤學校校址的文創產業園區計畫。以故宮收藏品的舉世文化能量，這個計畫成功的機會很大，但是這一手好牌，要如何打才會達到目標呢？要害在何處呢？前面所述，除了臺中的古根翰已經出局之外，其他所有城市，都還得必須通過會一再發生，而且頻率愈密的金融海嘯與全球經濟危機的挑戰，才能知其成敗！總之，這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商品化與流動空間的表現，所共同編織的網絡社會中全球城市的都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對照於被網絡社會中流動空間所具備的數位、圖像與符號，對地方空間所形成的巨大象徵威力，以及，被目中無人的偶像建築師（icon architects）的威望，所完全鎮攝，評論家馬克‧克里斯多（Marc Kristal）說：「好的都市設計與規劃，遠比一棟單棟的建築物重要。」（Urbanism, good city building single icon building）克里斯多比較傾心於法國波爾多，採用透過不那麼誇張引人注目的輕軌電車系統來連結起老城中心與城郊的作法。楊子葆則進一步指出波耳多的經驗來自於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輕軌，這是社會黨市長候選人對於都市交通必須與都市生活結合的價值堅持。史特拉斯堡也曾在二○○七年被莫諾克（Monocle）雜誌選為最宜居的城市。而更令人吃驚與尊敬的城市是荷蘭的無交通標誌城市瑪欽加（Makkinga，2006），在這個小型城市，三十公里速限之下，取消了一八六八年起做為都市創新而發明的交通號誌，汽車就能與市民的都市生活共生。私人小汽車與市民的都市生活共生，這個理想狀態與社會關係，在某些義大利中世紀小城，如山默麗塔（Sermoneta），因為城中的居民兼駕駛者對小城與其步行居民的高度尊重，而得以實現。以及，在一個大型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二○○六年提出在城市中心建立擁擠稅十八個控制節點，二○○六年獲致的成果為百分之三十居民通勤或通學使用腳踏車或步行，百分之六十一居民在通過壅塞稅收取點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斯德哥爾摩人每人每年平均排放碳四公噸。而一般瑞典人與芬蘭人六點五公噸，美國人則是二十二公噸。在二○一○年，斯德哥爾摩獲得歐洲的綠色首都表揚。斯德哥爾摩市民真是令人尊敬，壅塞稅收取計畫實施七個月之後，二○○六年九月推動公投斯德哥爾摩市民投票：百分之五十三贊成，但是，永久嗎？百分之六十點八說不。對於國家的信任程度，市民顯示出來對己身權利的認識與對其自主性的把握。交通運輸，可不只是工程建設的基本設施而已，它是城市的價值表現，是對未來展望的視野。這被法國人稱為「建築」（Architecture）。這是西歐文化中的老爭論，在全球化下資產階級借屍還魂，甚至，借建築設計之手，帶著一絲歷史與文化的自傲，向急切求發展的世界輸出。其實，建築僅是象徵表現，前述這些地方的期待是區域發展，這不是蓋一棟房子能解決的事。如何築巢引鳳？如何有助創新企業落地，鑲嵌在地方的苗床？或是，如何提升區域學習與創新的能力？這些才是關鍵。在全球媒體頻繁曝光之下，前面所引述的不同層級的政治人物如此關心的目的之後，都市轉化與城鎮轉型背後的社會經濟動力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審視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資訊資本主義所引動的空間與社會的巨變，所誘發的區域發展深處，其實關係著一種新的資訊技術革命產生的地方特質，或者說，都會特質（metropolitan characters），它關係著以知識與資訊為基礎所發揮的合能效果，或者說，綜效（synergy）的能力，而且還直接關係著工商業與社會上的應用。既有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創新氛圍（milieux of innovation）的熔爐，需要國家在長期政策上的發動角色，創新的企業家，市場的驅動，以及社會的活力。國家與市場交互作用，技術創造的文化與個人快速成功的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創新，成就為一種區域創新（regional innovations），再加上社會動力的創新（social innovations）所支持的一些有想像力的計畫，它們彼此之間的介面，或者說，網絡擴散，造成了新資訊技術的開花結果。這才是網絡社會都市轉化的要害所繫。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文建會所支持的宜蘭的傳統藝術中心，當年十分可惜地，在選址時未能接受專業上的建議：讓傳藝中心的基地進入宜蘭市，補充宜蘭縣政府與宜蘭監獄外移之後城市空間空洞化的危機，而不只是因為財務考量而全然成為商業空間。這樣，歌仔戲等傳統曲藝與民俗技藝，就能與宜蘭城市的真實市民生活相結合，傳統藝術中心就有機會成就為一種活的都市公共空間，而不會像現在這樣，即使規劃師與建築師的專業表現都算稱職，也還是一個假裝的街道布景。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土地，原來是低窪的養蝦池，將其改造為一個平時宜蘭地方人不會去，也去不了，只有外來觀光客在假日才會去的文化旅遊園區。也更不必說，日後營運管理上委託商業資本操作，使得傳統曲藝演出與民間手藝人的技藝展現，就像失去了靈魂的空殼，空間不容易獲得地方社會的生命，不能營造為地方，技藝文化也就難以為繼。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地方社區在都市轉化與城鎮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與艱難挑戰。

（四）社區營造：名古屋與臺北間的越界交流名古屋長者町的都市再生與社區營造，面對的是嚴重的產業危機。因此，有些城市面臨轉型過程，就採取結合地方社會動力的社區營造過程，摸著石頭過河，面對產業轉型與空間轉化的壓力，如關西都會區域中名古屋老的市中心，長者町，做為原來的纖維布料產業的中心，先是在臺灣，後是中國大陸的連續競爭壓力下，長期陷入產業危機。原有的工業用的企業建築物逐步面臨拆除，有些暫時成為停車場，等待會下一步的商業辦公大樓進入清場。怎麼辦呢？地方的企業團體邀請延藤安弘教授組織起社區營造的工作室，開始研擬都市再生的策略。這真是艱難的挑戰。對照臺灣西海岸都會區域中的臺北市老市中心，大稻埕，迪化街的布業批發的轉型，市中心活化與保存，是值得雙方建立起交流對話的平臺，共同越界，交換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這也就是我們邀請登琨艷提出他的構想，「臺北市老中心的再生—永續城市裡的避難所？臺北市迪化街的市井文化講堂構想」，一同分享的價值所在。登琨艷的構想是協助大稻埕迪化街脫胎換骨，創建一種新形態的都會生活，一方面，避免晉紳化；另一方面，讓迪化街成為市中心生活消費的時尚，扭轉原來的沒落頹勢，成就都市新亮點。換句話說，提供傳統人文活動，卻是都市中新的簡樸生活的實踐。這個文化講堂藉著文創產業創造力的升進，提升城市的競爭力，經由創造力開發的講座與創造力集體修習營，成就個人創造力的修習所。其實，創新，可以來自靜坐內省的忘我狀態，智慧，是藉由修行而來。我們必須反省五四之後知識份子之所為。

（五）可持續發展的新目標前述韓國首爾營造亞洲的畢爾包的目標中，很特殊地，面對全球都會區域共同面對的生態危機，提出為了漢江及其周圍街道的綠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的了不起目標。一般而言，環境意識，在當前已經滲入了社會制度，環境的價值已經成為教育上必須確立的的專業責任，也贏得了政治上的訴求，成為二十一世紀的聖杯，然而，它的代價則是說與做之間的落差，政策與執行的距離，經常可持續發展，在企業與官僚體系案牘勞形的日常實務中，被扭曲為表裡不一的實踐。這時，更值得我們關注，在臺灣都市轉型過程中，若以永續城市做為目標，水的管理是面對未來全球變遷與氣候異常時必要的都市與區域政策之一，必須未雨綢繆。因此，李鴻源由「臺灣的都市轉型與水管理」，勾畫方向，更屬必要。由國土規劃開始，到臺北都會區的防洪計畫以堤防圍堵，保護都市建成地區，有如鯀的治水法；以及高雄都會區將原有湖泊池塘溼地掩埋，破壞了大地調節機制，都是都市轉化過程所必須根本檢討的事。而臺灣行政機構執行時的本位主義，缺乏橫向聯繫，更是政策執行過程所必須克服的關鍵。政府缺乏完整的災害政策，從資訊整合、部會協調、防災執行，問題百出，中央與地方資訊落差，地方又缺乏專業判斷能力，當然危機不斷。正因為如此，有鑑於人類對於石油、煤與天然氣等石化燃料的過度依賴，未來能源將有用盡的一天，人類要如何因應與存活？一項未來生態文明的新觀念「城鎮轉型計畫」（Transition Town）為我們提出重要的解決之道，而什麼是城鎮轉型？城鎮轉型重要基地之一，英國的托特尼斯（Totnes），已經建立了參考雛型。而創建者之一的Naresh Giangrande（納瑞什‧吉恩葛蘭德），受邀專程來臺，分享推動城鎮轉型的經驗與心得。這不只是介紹「產油高峰」與「城鎮轉型」概念，展示四種可能的未來結果的演講而已，更以工作坊（workshop）方式，邀請參與者探索自己的企業或組織未來的景象，以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情景，使我們能夠開始思考現在所能做的改變。工作坊的傳達重點則在於以下四點：(1)產油高峰（Peak oil）；(2)城鎮轉型方法（Transition towns approach）；(3)改變如何發生，我們在改變過程中如何與人們及組織一起合作（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ange happens and how we work with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in a change process）；(4)為什麼要讓世界環境健全要從個人努力而不是依賴政府（Why making an environmentally sound world is down to us- individually as governments cannot do it。）

三、推薦邱詠婷老師大作所代表的社會動力與意義前文提及審視全球資訊資本主義所引動的空間與社會的巨變，與誘發的區域發展，關係著新的資訊技術革命產生的都會特質，關係著以知識與資訊為基礎所發揮的綜效的能力，與工商業與社會上的應用。創新氛圍的熔爐，需要有想像力的計畫，藉由網絡擴散，推動社會與制度上的改變，營造空間的形式。而邱詠婷老師這些年一方面帶領學生透過實習課的教學，二方面也是自身的實務實踐，從士林紙廠勞工記憶與保存，馬祖西莒社造，文萌樓日日春參與式設計等等，這些是關於在臺灣，針對都市地景的變遷，都市與社區設計的實踐記錄；也是關於城市與鄉村，關於都市更新，關於家的營造，更是全球都市轉化下建構都會特質的空間與社會計畫，這位年輕教授的努力與用心，值得被看到，值得推薦於各位。

夏鑄九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榮譽教授
二○一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