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摘錄）
所謂「亂世」，可能是政權鬥爭或陵替，遭逢戰亂，造成一種社會不穩、人心浮躁的狀態，而格外使人感覺到無所依憑，不知道明天光景將是如何，只能緊緊抓住眼前可資確定的物事。「亂世」中的文學文化，往往也是各方力量交纏角逐的場域，尤其政治因素的介入與考量，涉及忠奸問題以及對時勢的判斷，做任何決定都像是鸛鳥踟躕，懸崖邊緣。可是，也正因為這成分複雜的土壤滋養，而開出文學的奇花異朵，如魏晉南北朝，如明末，如晚清──以及，本研究所將處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下日本所占領的、以上海為中心的華中區域。
本研究欲探討者，即是「亂世」文壇，一處懸崖上的花園：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後，至1945年8月，租界逐步為日人與汪精衛政府所接收、且並未因為著名文化人多數內渡而消歇的上海文壇。因此，本研究的時域定在1942-1945年間。
珍珠港事變後，日人全面占領上海的時期，大陸文學史稱之為「淪陷期」，英文學術著作中稱之為「日本占領期」（Japanese-occupied Era），日文學術著作中則將此標記為「大東亞戰爭時期」、「太平洋戰爭時期」。名稱不一，命名的標準亦各有所取。由於「淪陷期」一詞具有較強的政治意識型態價值判斷（一如過去站在中華民國的角度，也常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淪陷」），「日本占領期」的中文翻譯也常常和「孤島時期」（1937.7-1941.12，上海歐美租界尚未為日人所掌握的時期）弄混。「大東亞戰爭」則為日人發動戰爭時，美化戰爭而取出的名稱，此處亦不取。本研究將以「太平洋戰爭時期」此一名稱為主，取其能夠標示出該時期乃籠罩在戰爭陰影與戰爭動員的狀態下，且再無租界為緩衝，也因此再無地上的抗日根據地存在，日本也藉此戰爭擺出驅逐英美之態勢。當然，若有引用以另外兩個名詞為主的資料，仍以原書為準。而在行文方便上，也可能使用「占領區」、「日本占領區」等詞彙。
這個時域內的上海文學場域，之所以稱之為「懸崖上的花園」，乃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雖有欣欣向榮之勢，新作家與新刊物層出不窮，其實，背後卻是已然窮途末路的汪精衛政府，因為持久且擴大戰線而疲憊的日本政府，另外，還有蔣介石國民政府以及共產黨的勢力在上海潛伏、作用，而戰爭動員與占領所帶來的文化管制、物資短缺，也使得文人在寫作與謀生上都不容易，以無關現實政治的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作為出路者，不在少數。花園雖然繁盛，卻是建築在搖搖欲墜的懸崖之上。
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上海文壇，最為今人所知的即張愛玲（1920-1995）。張愛玲研究十年來蔚為顯學，「出土文物」層出不窮，相關研究多半以文本解讀為主，輔之以女性主義、心理分析等方法，強調上海半華洋都會文化的影響，而周蕾以感官細節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入手，更是解碼張愛玲文學作品內如此注重衣著細節、感官意象的不二法門。而張與汪精衛政府文膽之胡蘭成（1906-1981）的情愛關係，更為眾人津津樂道。但是，這些以文學作品、傳記生平為主的研究中，往往對於張胡所處的特殊時間與空間略去不談，或僅僅做為一背景，並不討論該特殊時空與張愛玲作品和文學生涯之間的關係。張所賴以成名的時空，在空間上，是上海，只是曾經活躍的英法勢力因為戰爭而削減，時間上，則是由本地政治人物成立正式政府、卻同時受他國政治力干預的時代，復受戰時體制控制。因此，必須同時考慮到「戰爭」、「上海」和雙重政治干涉等因素。那麼，首先要問：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戰爭？
這是一場同時面對歐、美、亞的，鑲嵌在二次世界大戰內的所謂大東亞戰爭，再來，這是爭奪中國合法統治權與代表權的汪精衛政府與重慶蔣介石政府的戰爭，最後，這也是牽涉到國民黨與共產黨、右翼與左翼政治勢力的戰爭。上海身處其中，受大東亞戰爭邏輯支配，統治者種種政策的終極目的，乃是要配合以日本為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成立；其所要對抗的，包括危及日本主導大東亞共榮秩序的重慶國民政府、共產黨和英美勢力。中國現代文學之誕生，本與國族政治休戚相關，於此國族搖墜的狀態下，文學文化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故戰時體制並非僅僅是張愛玲文學作品產生的背景，毋寧可以說是前景，正是此一前景，使得張愛玲的風格與成名，成為可能（當然，只是原因之一，卻非常重要）。
接著要問的是，這是一個怎樣狀態的「上海」？孤島時期與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上海，在文化政治上的最大差別乃是在於再無租界作為庇護，具有抗日、批判性質的報刊與言論，難以浮現檯面。早在中日戰爭伊始（指1937年以後），不少文化人遁往國民黨為主的大後方，或共產黨為主的延安周邊地區，另有部分則滯居香港。這些離開上海的文化人中，包含了不少知名且具有號召力者，例如梁實秋（1903-1987）、茅盾（1896-1981）、丁玲（1904-1986）、戴望舒（1905-1950）、施蟄存（1905-2003）等。亦有受歡迎的文化刊物內遷（如《宇宙風》、《西風》、《逸經》等等）。俟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離開了不少。這些變化，使得曾經是中國最大印刷文化中心的上海，經歷了短暫的岑寂。
但是，上海本身從十九世紀末以來長期聚積的文化底氣，已經開闢出來的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場域，加上仍留在滬上的具有戰前文壇資歷的舊人、躍躍欲試的新人，岑寂時光沒有持續太久。除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出現的《萬象》（1941.7，戰爭爆發時已發行六期），1942年3月同時受政治與文化界支援的散文掌故刊物《古今》創刊，是華中日本占領區文壇正式復甦的標誌，這份刊物在內容上可說完全體現了日汪政權下知識份子複雜的心理狀態，是真正的戰爭時期的產物。接下來，各種文學新刊物紛紛面世，至日本戰敗為止，純文學或含有文藝成分的綜合性雜誌，超過了一百五十種，是所有「淪陷區」中數目最多的。
而即使許多著名文人離開上海，留下來的文人們，仍有試圖在新環境中開闢自身創作與活動之路者，同時，也另外誕生了一批新作家，發展出頗具戰時特色的文學風貌。其中最受學界注目的就是崛起於這個時期的張愛玲，其次是蘇青（1914-1982）和其他同時代女作家，以及通俗文學、電影與戲劇。近年來拜張愛玲之賜，胡蘭成相關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至於散文與新詩方面，較少受到注意。也就是說，關於這個時期、這個地區的文學研究，多半集中在單一（性別的）作家、單一文類；作家之間的關係、作家與文學刊物之間的關係、作家與報刊與政治之間的依違親離，以及據此發展出來的整體文學風貌、場域運作情況、文本寫作策略等，雖有文章或專著涉及，卻往往偏向文學史料整理，仍尚未見較為整全且深刻的論述。
再者，太平洋戰爭時期活躍於上海的作家中，有幾位在戰後對臺灣文壇產生了重大影響。本研究在最後也試圖描述戰時上海與戰後臺灣文壇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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