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他者的想像
「知識份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之名義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艾宏(Raymond Aron)感慨道。
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國。關於世界未來的論戰中，大多知識份子人站在了左邊，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指責資本主義的異化，卻對蘇聯的種種惡行保持沉默。他們擔心打破頭腦中「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比赤裸裸的現實要殘酷得多。
艾宏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這個處於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安德列．紀德在十九年前訪問蘇聯歸來後寫道。像當時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支持者。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寫的，「那裡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工廠、俱樂部，文化館，他看到了進步的代價。在備受讚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裡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傢俱、貼著同一張史達林畫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維埃的模範農莊不過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訪問者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最早開啟「扒糞」寫作風格的記者——寫道。英國的韋伯夫婦則在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不安，即使他對於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表達出類似的疑惑，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五十年後才允許發表，這樣就不會驚醒同伴們的美夢。
但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音被淹沒在一片讚揚聲中。蘇聯的誘惑在它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強大的納粹德國，或許還拯救了世界。
紀德的聲音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甚至連表達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直接體驗的、也更殘酷的個人經歷無人理睬。蘇聯的叛逃者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很難為自己的回憶錄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則在私下的談話裡說：「蘇瓦林，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
這是誠實，也是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份子到一般大眾。既然自由市場充滿了騷亂不安、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為什麼不能創造一種計畫體制，去統一分配社會財富？蘇聯正在創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所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所操縱。
當重要的知識份子紛紛前往蘇聯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向外移民，申請者們或多或少讀過暢銷一時的《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被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裡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幾千名美國人最終被蘇聯接納了，當然，他們沒有過上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勞改之地丟掉了性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蘇聯的態度是西方知識份子的座標。為什麼左派們對蘇聯的罪惡保持長期的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中，雷蒙•艾宏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地臣服於納粹德國之下。在對蘇聯的讚頌中，他們覺得融入新的歷史動力，內在的焦慮也減弱了。
隨著赫魯雪夫的祕密演說的公開、匈牙利革命的爆發，蘇聯神話開始褪色，它至少失去了道德上的優越性，但它的誘惑猶在。
人們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產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甦。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Francois Revel)寫道。這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份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石油危機與經濟停滯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蘇聯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產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它的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英國首相哈樂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產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從智利到衣索比亞，共產主義者們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似乎也在提高。
珍．法蘭可斯雷蒙發現，法國的知識份子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沙特與艾宏之爭。左派們似乎仍佔據上風，他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而蘇聯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鐵票也不漲價，報紙上充斥了這樣的標題《社會主義：解決世界危機的唯一辦法》。他們仍遵循著沙特的邏輯：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和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但蘇聯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美好，它固然沒有石油危機，卻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讚歎莫斯科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馬鈴薯價格一直在上漲。蘇聯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不可阻擋的力量，卻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它宣稱人人平等，卻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它代表無產階級，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一片荒原……
即使「國家富強」也沒有人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強大。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書籍與論文，曾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胡佛(Calvin B. Hoover)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並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政體取得更快的經濟成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年代超越美國。
事實是，蘇聯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它的政治動員能力，但卻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重工業所需的資金是以農業的普遍蕭條、大饑荒為代價的，而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為現代奴隸。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的驚人破壞，幾代人的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偽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這種成功也註定不可持續。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相信這一切。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而這是多元社會的特徵。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任何危機，只有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輕易地被原諒，未來總是一片光明，人們只能猜測這資訊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於法國左派來說，現實是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觀點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不願用現實來修正既定的看法。最初的真摯信念已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後變成了頑固的身份確認。他們與其是對蘇聯的真心讚揚，不如說是對歷史傷口的掩飾。這也是他們反美情緒的延伸，他們對於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崙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承認蘇聯的背叛者的敍述，覺得他們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忍尼辛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誇大其詞。
蘇聯神話暗淡下來，一些新的替代者卻正在出現。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稱讚不已。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曾令很多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產黨也激起過普遍同情，它是個純潔的受害者。倘若蘇聯是歷史中的恒星，它發出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那麼這些國家則像是行星，它們與恒星結構相似，只是光芒微弱。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受害者。它們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於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更來自於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份子，連政治家與普通群眾，也都亢奮不已。
「速成的中國學」，比利時人西蒙．雷斯(Pierre Ryckmans，筆名為Simon Leys)創造了這個辭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
六、七〇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對於一個「革命的中國」讚歎不已。他們相信毛澤東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創造了一個更平等也更樸素的社會。「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週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於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為什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光輝的革命。中國不僅是柏克萊、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游擊戰術、醫療和教育體系、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予它們鼓舞。
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為時髦了。尼克森與季辛吉迷戀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像他這樣率性而為，半人半神似的統治著世界最大的國家。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合作者。即使對於那些從不支援「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它是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中國的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大眾的正義取代了對大眾的壓迫，力量取代了物力，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在訪問中國後寫道。
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則相信「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這裡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著名記者哈里森．薩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來了中國，也只是浮光掠影的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稱讚的廚師，一直到國家總理——說話時用的辭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一九三〇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Elisabeth Comber)與譚若思(Ross Terrill)。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見證了從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歷史，熟識宋美齡、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為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並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為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減少暴力的發生……
譚若思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同類題材的著作。西蒙．雷斯發現，譚若思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他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真相。他是個詼諧的、也很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他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寫殘酷、虛假和不公，更不對此作出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於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譚若思的風格。
在他看來，譚若思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在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神祕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為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他的藝術家們刪除作品裡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那譚若思也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於樂觀，以至於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產值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致死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他們的記憶裡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但這場災難不緣於「自然災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裡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史達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珍．法蘭可斯雷蒙這樣寫道。他試圖解釋知識份子們為何嚴厲地譴責法西斯德國，卻對共產主義蘇聯持寬容態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卻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一直認定東方有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俄國，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祕，更像另一個星球。尼克森不是感慨，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於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採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力去指責他們。對暴力的崇拜、隔岸觀火的快樂、廉價的東方主義，充斥了這些中國崇拜者們的內心。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異類，他翻譯過《論語》、沉醉於中國的山水畫。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屍體——他們是文革期間廣東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肯定了他對於中國的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中興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在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歐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他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但他的觀點在西方卻被左派嚴重地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份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他接著寫道，「這種歐洲知識份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
難道中國不是專制國家嗎？一九八○年代的漢學家們熱衷於與眾不同的鄧小平時代，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強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印證了他的悲觀論調。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而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這個政權也將繼續。只要給他們足夠多的時間，他們將及時治療好這短暫的道德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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