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別劍橋
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說的作家「第一股風」的結束。在一篇真摯的自傳性的文章裡，他把一個作家二十多歲時的創作稱作「第一股風」。他關於世界的最初經驗開始在體內形成，他開始更嚴肅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這是個令人陶醉的寫作過程，他生機勃勃，自信十足，充滿自我發現的英雄主義。他不僅受惠於內在的活力，時代也常常寵倖他，他的自我表現與時代情緒恰好合拍，他贏得喝彩與聲譽。這個過程大約可以持續十年。漸漸地，他發現自己耗盡了最初的經驗與能量，嘗試過各種角度，而同時，外部環境也發生轉變，不再熱情地接納他之前的努力了。
哈維爾是在一九七六年寫下這些文字的，那時他在等待創造上的「第二股風」的到來。他的「第一股風」從五〇年代末開始。他是個劇作家，在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中，他的資產階級出身把他從社會等級的頂端推向底層，備嚐生活的荒誕與心酸，這也為他的荒誕劇提供靈感與素材。在他嘗試寫作時，捷克的政治氣氛開始鬆動。他的劇本不僅不斷地上演，其中的荒誕、反諷的語言與情節激起廣泛的共鳴：革命實驗帶來了一個機能錯亂的社會。他的「第一股風」在一九六八年結束，不僅因為熱情與才能的逐漸耗盡，更是外部環境的轉變。蘇聯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識份子與藝術家或者流亡，或者淪為清潔工、建築工人，沒有劇院再能上演他的劇本。
哈維爾相信，在「第一股風」結束後，作家有三種選擇：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過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來鞏固自己已獲得的地位、表現出的創造力，它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自我重複。對於一個更為嚴肅的作家來說，他還有第三個選擇，他拋棄過往的自己，把自己從昔日的經驗、公眾的期待、熟悉的題材與論調中擺脫出來。這也是一次重新發現自我、發現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測到你的新聲音，等待新經驗的醞釀成熟，它將是你寫作生涯的「第二股風」。如今我們知道，哈維爾最終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風」，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不再寫劇本，卻成為我們時代最深邃與動人的散文作家之一。
我猶記讀到這篇文章時的激動，它挑明我內心的困惑。也是大約十年前，我決定以寫作為業。那是九〇年代末的中國。詩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結束，它是個新聞報導的時代。全球商業、技術、消費、資訊網路似乎不可逆轉地改變中國，她似乎再一次獲得新生。這也是個新資訊湧動、舊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這一代的寫作者不再以斯湯達爾、卡夫卡、馬奎斯、艾略特為楷模，鍾情的是《時代》、《滾石》、《經濟學人》的新聞寫作。似乎只有這種明快、跳躍的新聞體，才能把握這個迅速變化的中國社會。
我突然發現自己佔據了意外的優勢。一知半解的英文、雜亂的知識、熾熱的青春表達慾、模仿英文雜誌的寫作風格，這些因素令我充當資訊斷層中的填補者。我引用約翰˙彌爾來為個人自由辯護，用海耶克與巴柏來反對計劃經濟與封閉社會，用愛默生的「美國精神」來映照「中國精神」，用彼德˙杜拉克的管理理論來探討中國的商業社會，為網路革命將改變中國而歡呼……我對所引用的人物是確切瞭解還是對他們的思想充滿誤讀，沒人深究這一切。對一些人來說，它正好是個熱氣騰騰的中國的寫照。而對於我的很多同代人來說，我一廂情願的樂觀打動了他們，我們都出生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我們的成長恰好相逢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和平與繁榮，沒有大規模的動亂，不中斷的經濟增長，日漸開放的社會，日漸增多的個人自由……我們的雄心也隨之膨脹，認定自己必將是一個新時代的締造者，我們還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躍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倘若我的「第一股風」是即興、激情、碎片、截稿壓力式的寫作，如今我想寫得更深入、更系統、更富個人洞察力，要承擔起一個作家對應的知識與道德上的責任。
過多的自我分析是危險的，它難免掉入自戀的泥潭。不過，我從前的自我分析實在是太少。你甚至可以說，成長在中國社會，你很少有機會進行真正的自我分析。我們總是生活在人群中，被無處不在的人際網絡包圍，更重要的是，一套實用主義的思想系統深入每個人的頭腦。個人很少具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他總是從屬於某種社會標準。知識與精神也總是現實力量的附屬品。這可能也是中國的流亡者中沒有產生東歐與蘇聯流亡者中的知識與道德上的巨人的原因之一。中國知識份子總是宿命般的要和中國社會發生關聯，一旦脫離了土壤，就像失去了養分的植物。即使其中最傑出的頭腦和心靈，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倘若不能用自己的知識與道德力量來變革中國，就備感失落。但這也像是個悖論，倘若你無動於衷於中國的種種困境，你必定是個逃避主義者；但倘若你的頭腦與內心被這些困境全盤佔據，你又不可能建立起自我的精神世界。
這種平衡難以把握。一些夜晚，我發現自己陷入信心危機，發現自己沒有道德勇氣直接面對中國社會的困境。知識、思想是要來對抗壓迫、不公、謊言的，我也仍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以至我如此渴望一個現實社會對我的回饋。多年來，我在寫作中宣導的一切，個人、自由、獨立、內心，都只是我的功利主義的裝飾物，它們讓我與眾不同，贏得喝彩。但我從未真正瞭解它們的內涵，倘若它們帶來的是傷害、危險、孤立，我還可以繼續嗎？我隱隱地意識到，倘若我的寫作生涯存在著「第二股風」，它一定與此相關。
中國的理解總是表面的、技術性的、情緒化的，總帶著觀光客的心態。九十年前，徐志摩拜訪羅素，向湯瑪斯˙哈代討要禮物，把拜倫與雪萊引入中國，他精緻、討巧，卻沒有追問的慾望與能力。此刻的中國學生們，忙著戴上方形的學位帽，向別人炫耀三一學院可以吃到天鵝肉、散步碰到斯蒂芬•霍金。他們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觀光客。
在《經驗與貧乏》中，華特˙班雅明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歐洲人是傳統中斷的一代人、經驗貧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貧乏中，可能誕生一種新的創造力。他們只為那些有現代感的人寫作……而不為那些在對文藝復興或洛可哥的熱望中耗費自己生命的人，而在這種外在及內在的貧乏環境中，可能產生真正的事物。
現代主義那眼花繚亂的創新，甚至共產主義實驗，是班雅明眼中的「真正的事物」，什麼是我這一代中國人的「真正的事物」？
中國的巨大轉變，是對人類社會種種既有理論、思想的檢驗與挑戰，也提供了眼花繚亂的情感與故事。如何運用自己的頭腦與眼睛，來觀察、理解、描述這一切，則變成一項艱巨、迷人的工作。它也是整個人類價值系統中的重要環節。
很多時刻，我們高估自己的獨特性，完全忽視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但另一些時候，我們又缺乏智力上的自尊，不免低估自身實踐的重要性，認定自己所熱烈探討的一切，那些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早已取得共識。
在這兩種傾向背後，都是僵化的世界觀，似乎某種觀念一經確立，就不再改變。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整個世界、人類的全部遺產，並為其中增添新的元素。沒有什麼制度與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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