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中國面孔。
他吃力的新角色
玻璃帷幕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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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做個自由的人
中國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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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力的新角色
×他遵從的是另外一套政治哲學，要謹言慎行，盡量掩飾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鋒芒只是短暫的耀眼，卻可能意味著未來的災難。他領導的這個黨，早已失去昔日的朝氣和熱情，胡錦濤清楚中國的外部榮耀只是暫時遮住了內部的黑洞，此刻的中國，正像一場賽跑：看成長的速度和內部腐爛的速度，哪個更快。
他依舊未能熟練的使用肢體語言，與人握手時，不會熱情的拍打對方的肩膀，以示親切；他臉上的微笑也不夠自然，不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或許，他也仍不太喜歡會議上的圓桌，沒有主次上下之分。在超過三十年的政治生涯裡，他遵從的是另外一套政治哲學，要謹言慎行，盡量掩飾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鋒芒只是短暫的耀眼，卻可能意味著未來的災難。
探討、爭論、說服、和解，不是他所奉行的這套哲學中的要素。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布置表明了一切。主席團高高在上的陳述，接受台下的追隨與讚賞，質疑與反駁是不能公開表達的，最多只能私下而行。而在他學習與工作過的學校、工廠、地方政府，它們的會議廳，都像是大會堂的縮小版。
但他也知道，當他說話時，整個世界都要豎起耳朵傾聽，他是這個人口最多、似乎擁有無限潛力的國家的領導人。在倫敦召開的G20會議，則經常被玩笑式的說成G2，他和那四個多月前剛剛當選、比他差不多年輕二十歲的美國總統，才是主角。正是中國的生產和美國的消費，推動了全球經濟，以至於一位歷史學家創造了Chinamerica一詞，用以形容這兩國的相互依存、和世界對它們的依賴。
這場危機減損了人們對於美國的信任。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還有一個魅力四射的新總統。但他雄心勃勃的拯救計劃似乎倍受挫折。更重要的是，人們懷疑是不是這個國家長期依賴的制度與哲學出現了問題。滿腮鬍子的卡爾•馬克思的頭像和他對資本主義的惡毒詛咒，曾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如今再次被供奉在預言家的牌位上。而美國資本主義似乎只會不斷孕育出馬多夫（Bernard L. Madoff）式的惡棍？
中國，卻可能代表著某種新的希望。是的，對於大多數旁觀者來說，它仍是個謎。不用說它在漫長的昔日歲月，即使是過去的三十年就已讓人瞠目結舌。人們先是覺得這是個被革命熱情左右的烏托邦，人人心中充滿單純的理想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光這個名詞就讓西方生活沉悶的資產階級們心動不已。但當真相被揭露時，人們才恍然這個國家蘊涵著這麼多悲劇和殘忍，在信仰與樸素的背後，原來是如此的非理性和匱乏。
不等外來者消化這種驚奇，新的驚奇又發生了。這個國家口頭上仍大談馬列主義，卻一頭扎進了市場經濟生活。昨天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此刻已是張開胸懷擁抱來自美國、日本、歐洲、香港、台灣的資本家們。它像是資本主義世界虔誠的新學生，一心惡補丟掉的功課。而世界也覺得中國變了，它和別人一樣了，既然它接受了市場經濟，那麼也會接受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吧。
可是，天安門事件發生了，它似乎仍是那個頑固和殘忍的中世紀國家，它將再次回到封閉而壓抑的年代。但變化又發生了，它加快了融入世界市場的腳步，進步速度讓人應接不暇——昨天還是一名剛入門的學生，今天似乎就已是一名優秀生。亞洲面臨金融危機時，中國已像是半個拯救者。它的能量如此驚人，以至於似乎能跨過一切障礙。
而現在，那個最傲慢的老師也出錯了。這個老師曾以為自己是能力與道德上的雙重楷模，如今卻發現自己的內部也問題重重。而中國的奇蹟似乎仍在繼續——它聲稱要保持八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並對未來充滿信心。而這種信心，看起來也鼓舞和震驚了世界。它開始大規模國際擴張，收購礦山與油田。它的央行行長甚至呼籲改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角色。
在國家舞台上，這個國家很少以這樣明確的姿態示人。它的領導人在三月底抵達倫敦時，像是一場世界新秩序的預演。正如一位長期的中國觀察者所說：「傳統上，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被動的，是一個聽眾，而不是意見領袖，但這次不同了，中國想要確保外界聽到自己的聲音。」
中國真的如此強大了嗎？抑或這只是一場語言的狂歡？世界曾經如此談論過日本，也這樣談論過網路的熱潮，或是不可一世的投資銀行業。當處於泡沫中時，人們看到的是繁榮、強大，而內部的種種問題被遮蔽和忽略。但當臨界點到來時，一切就都變了，所有的憧憬變成了苦澀。
當他享受著國際舞台的矚目時，必定也為此而憂心忡忡吧。他知道自己的優勢：作出決定時，不太需要考慮國內的對手——沒有呱噪不休沒完沒了的反對派，沒有挑剔尋找事端的新聞媒體，而大眾則是容易被操作的群體。
但他也知道另一面的中國。他在中國最貧窮的省份工作過，知道那裡的故事絕非是人們知道的中國奇蹟。他也閱讀內部的報告，知道每年數萬起的群體性抗議事件。他也知道，政府內部的潰爛有多厲害，人人都在為自己的私利打算，他領導的這個黨和政府，早已喪失昔日的朝氣和理想。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和勇敢的政策，都經常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所扭曲和吞噬，最終消失於無形。
所以，他清楚外部榮耀只是暫時遮住了內部的黑洞。此刻的中國正像是一場賽跑，看成長的速度和內部腐爛的速度，哪個更快。他清楚這一切，或許經常深感無力，並在榮耀與黑暗中搖來擺去。這一切呈現為他熟悉而安全的肢體語言和表情：他與人握手時，不會熱情的拍打對方的肩膀，以示親切；他臉上的微笑也不夠自然，不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
玻璃帷幕後的人
×他們是中國精英階層的縮影，臉上掛著類似的謹慎和驕傲，講話時英文和中文混雜使用，他們生活在玻璃帷幕的辦公室裡，冷冰冰地從玻璃窗後打量這個國家。像是一群無根的人群，並以脫離這層土地而自豪。不願把已經獲得的財富和教育轉化成更大的社會進步。
當我進來時，牛肉已烤得吱吱作響。他們不能喝酒，要準備下午的會議。簡單的寒暄過後，他們開始談論美國的大選，希拉蕊•克林頓能獲勝嗎？然後就是中國官場內的秘聞。我的這幾位朋友都畢業於世界名校，為跨國公司或國有金融機構工作，生活中相當一部分時間在飛機上度過，我對面這一位下週要去非洲，她的銀行要在那裡拓展新業務，中國的影響力在那塊大陸上繼續延伸和深入。
這家餐廳位於北京的金融街。當金融街在十年前展開起雄心勃勃的規劃，將那些民宅推倒、建設冷冰冰的鋼筋、玻璃大廈時，它的夢想是終有一天可以和紐約的華爾街、倫敦的金融城、香港的中環匹配。
當你從擁擠了太多車的西二環路上拐進金融街，你會為眼前的景象震驚。那些突兀而起的大廈銀光閃閃，它們之間是大片的綠地，街道乾淨整潔，日光下的那一排餐廳、咖啡館顯得懶洋洋的，那座巨大的連卡佛商場的外牆上，掛著迪奧香水（Dior）的模特們的冷漠面孔……週一到週五的午飯時，大批穿著一絲不苟的黑色西裝和套裙的人行走其中，他們用臉上掛著類似的謹慎和驕傲，都用黑莓手機，談話時，英文和中文混雜而用……
週末時，這裡像一座空城，銀行家們消失了，它變成了時髦年輕人的約會之地，他們喜歡這些落地玻璃窗的餐廳，他們在這裡展示自己，熱衷於被別人觀看。我有時會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發呆，不知為何，這片區域經常讓我想起黃仁宇對於國民黨軍隊的描述。黃仁宇說那些先進的美式裝備像是異質的力量，它壓垮了那些中國軍隊。而眼前的金融街呢，比起那個被雜亂而喧鬧的人群所包圍的中國社會，它像是一幅超現實畫面，像是那些貧窮家庭在牆上所掛的洋房別墅的掛曆，他們附著在中國社會的表層，誘惑著其餘的人們。
我的這些朋友生活在玻璃帷幕後的寫字間裡，這些玻璃牆是單面的，裡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卻只看得到反射過來的光芒。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處理資訊與資金，金錢從未像今天那樣抽象過，成億的資金在他們手中流淌過，卻可能僅僅與鍵盤上的敲擊相關。
談論金錢、憧憬金錢、憎恨金錢，是中國社會過去幾年中越來越高亢的主題。伴隨著股票市場的狂熱，各類物品價格的上揚，不斷新湧現出的億萬富翁，一家又一家公司破紀錄的IPO（初次公開售股），社會中瀰漫一種既癲狂又沉悶的氣氛。人們為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這麼驚人的金錢積累而癲狂，沉悶是因為人們只關心這一個話題。
我的這些朋友被稱作時代的精英，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幫助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我搞不清他們的工作細節，每次閱讀財經報紙的上市招標書的廣告時，我就覺得頭暈。但是我記得那些金光閃閃的公司名，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高盛、瑞銀，這些名字不斷以各種方式和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企業結合在一起，然後在紐約、倫敦、香港表露他們的雄心，募集大批資金，登上報紙頭版。
他們的收入高得驚人。就像昔日的石油、汽車業是收入最高的行業，今天的金融公司則是最賺錢的公司，年輕人期待進入其中。大學畢業生的擇業現狀就像是中國社會的縮影，英語流暢、反應敏捷、如願被一家跨國銀行錄取的二十二歲年輕人的年收入是七萬英鎊（約十四萬美元），而剩下的大部分同學則在為四千元人民幣（約五百美元）月薪而憂心忡忡。
在大部分時刻，和這些時代精英交談，感受是複雜的。他們了解很多金融術語，長春藤盟校、世界五百大公司、英文雜誌的封面人物，當他們談論美國總統大選時，其熱情彷彿自己正是選民……他們屬於那一小群全球化的精英，分享同樣的語言和品味，以今日在紐約、明天飛巴黎的旋風式生活而自豪。在這個以資訊、流動性重新劃分的世界裡，他們佔據了領先的位置。但是，和他們進行深入談話卻又是困難的。他們習慣從一個名詞跳到另一個名詞，就像他們每天要處理的海量資訊一樣，繁多、忙碌，卻沒有一致的邏輯和更深層的情感。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也沒什麼興趣，中國經常被混同成「中國概念」，它可以被用來在市場中定價。像是一群無根的人群，和腳下的土地沒什麼關係，並以脫離這層土地而自豪。他們冷冰冰的從玻璃窗後打量這個國家，但單面玻璃卻不會讓外面人注視他們。
他們就像是整個中國精英階層的縮影。這個階層接受過最好的教育，在中國經濟繁榮中受益，突破了傳統的文化與地域界限，但他們卻同時也是過分技術化的，不管是國際資本、還是國家壟斷資本，他們都可以在與其合作中獲得成功，保持自己的舒適生活。但是，他們卻不願意走出那個相對封閉的小世界，將已獲得的財富和教育轉化成更廣闊的社會進步……■
學會做個自由的人
×在國外最大的收穫，他對我說，「是學會做一個自由人。」中國像是一齣遙遠的戲劇，他可以暫時不用掙扎其中。我們在深夜的街頭分手，帶著各自的希望與困惑。或許，我們以為自己是命運的演員，其實仍不過是旁觀者；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人，其實不過是另一些看不見的力量的傀儡。
要學會做個自由的人——他的話安靜卻堅定，像是這家湖南餐廳的意外闖入者，但很快消失在周圍鬧哄哄的氣氛中了。
我們該有兩年沒見了吧。兩年前，我們在香港的駱克道上的一家脫衣舞廳裡，一邊喝虎牌啤酒，一邊看著那些膚色微黑、身材豐滿的女人們在舞台上扭動腰肢。那時，他還在為一家設在紐約的基金會工作，我們談了一整晚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他的開放社會理論。
他和我是同齡人，畢業於復旦大學，九十年代中期進入新聞業後，很快以一手漂亮的評論文章聞名，五年前，他是南方一家聲譽日隆的國際新聞報紙的主編。但一篇意外的政治報道，讓這張報紙關了門，這一事件也標誌著在二〇〇一年短暫的寬鬆之後，一個更嚴格的媒體管制的時代的到來。
他前往美國讀書，在那裡生活了三年。在偶爾的通信裡，他談論正在閱讀的著作，他尤喜歡約瑟夫．埃利斯的那本《建國之父們》（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能將小說式的敘述與歷史分析如此巧妙的融為一體。他說，在這裡他成為一名徹頭徹尾的旁觀者，看著冬至春來，找房子、裝衛星天線、寫英文簡歷，中國像是一齣遙遠的戲劇，他可以暫時不用掙扎其中。
「那三年我最大的收穫，」他對我說，「是學會做一個自由人。」我明白他的意思，在之前的十年記者生涯裡，他和大多數人一樣，被深深的捲入一種制度和意識形態之中。即使他們選擇的是反對的立場，一心要打破這種體制與意識形態，但在這反抗中，他們的思維卻陷入了另一種局限——一切都圍繞反對展開，他們以追求的名義開始，卻發現自己成為一種不自由。
在紐約，他體驗到束縛不再後的自由。但是，中國又像是他生活裡永遠的誘惑。每過一段時間，他就要衝到唐人街，但呆不上半個小時，他又頭也不回的離去，他受不了這嘈雜與失序，當來到乾淨、整潔得多的意大利人社區，他會長歎一口氣。他還在紐約的華人新聞機構服務過，但其中的瑣碎與偏狹，則是另一種難以忍受。
一年前，他回到了上海。紐約寬闊、豐富、充滿了智力上的刺激，他卻找不到自己。但上海似乎同樣如此，一年來，他已換到了第三份工作，網路公司、雜誌，如今又是一份報紙。「沒有太大的意思，」他覺得新工作仍舊不理想，「受限太多了，這不能講，那不能說。」
他穿著寬鬆的白色毛衣，一瓶酒之後，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激動。我們說起了林語堂與胡適，《紐約客》和《大西洋月刊》，我感覺得到談話中一種深深的沮喪感。他看到過外面的世界，知道此刻的中國與它們相距有多麼遙遠，他也知道我們這一代人與民國那一代人的相距多遠。「他們是世界級的人物，生活在傳統與現代交替的年代，」他說，「而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斷裂與荒蕪上成長起來的，成年之後才開始學習常識。」
這些感慨與這到來的夜上海，顯得格格不入。街頭的梧桐樹葉已飄零落地，巨鹿路上的酒吧已經開放，閃爍的霓虹燈散發著讓人既亢奮又酥軟的誘惑。
這或許就是此刻的中國吧，思想的苦悶與壓抑，和感官上的鬆弛與誘惑，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它們造就了一個畸形、荒誕的社會。我們也談到仍被扣押的劉曉波和《零八憲章》，這一消息被淹沒在官方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轟炸式宣傳中。三十年過去了，人人知道小崗村的承包責任制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沒人再提到西單民主牆和魏京生。更年輕的一代知道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卻不再清楚三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悲劇。它們所代表的各自力量的興衰，導致了中國悲劇性的運行軌跡。
我們要一味去指責這個時代的愚蠢、制度的醜陋？即使，這個制度轟然而塌，它就意味一個新世界的到來？人人在其中可以體驗到生命的美好？
一個真正的自由人，是不該把自己的命運置於歷史傳統、社會制度的控制中，將一切不幸歸咎其中。也不該將未來，都寄望於一種全新的制度上，那樣只會收穫來無窮的希望。六十年前，一代人不都曾心懷如此期盼，結果卻陷入了無窮的失落。
我們都是溫和的人，都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耐心去成為一名鬥士。但是，生活在這個制度中，我們又都感到深深的壓抑和不安。是大聲表達你的抗議，還是盡力建構一個自由、公平的小世界，我說不清哪種方式更重要或是更有效，看起來，它更像是由於不同性格所帶來的個人選擇。
我們在深夜的街頭分手，帶著各自的希望與困惑。一年結束了，這些老問題還將伴隨著我們進入新的一年，似乎誰也找不到確切答案。或許，我們以為自己是命運的演員，其實仍不過是旁觀者；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人，其實不過是另一些看不見的力量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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