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與本書要討論的思想家伊瑞葛來最具關連的所謂「新法國女性主義」，則脫胎於1968年法國爆發的五月革命。雖然革命在隔年終止，但仍然引發了一連串連鎖效應。從1970年左右開始，原本與男性同一陣營的女性，發現她們仍被期待要滿足男性伴侶的各式需求，仍然受到壓抑時，她們開始自覺有成立專屬女性團體的必要，因此成立不同的婦運組織，各有不同的訴求，而讓新一波、有別於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女性主義萌芽。她們具體的訴求，包括爭取避孕權、墮胎權，亦即身體的自主權等專屬於女性的權利，以及同工同酬等。本書試圖深入介紹的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又譯依希迦黑，伊利加理）當時也支持這樣的運動，而在女性主義作為社會運動的抗議示威熱潮過後，仍對婦權運動長期持續關懷。不過她對於「新法國女性主義」的主要貢獻，仍應歸功於她作為學者與思想家，透過論述對整體西方哲學中隱含的厭女情結所做的揭露與顛覆，以及近期致力於新兩性倫理的建構與推展。
伊瑞葛來可謂繼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之後，法國女性主義最具代表性、原創性，以及「挑逗性」的人物之一，同時也是20世紀思潮的主導人物之一。韋德（Elizabeth Weed）甚至認為她是最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其著作也最為難懂（Weed 15）。就以她的成名作《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Speculum de l’autre femme，1974；英譯為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1985）在法國學界的接受度而言，即有評論者批評內容過於哲學，同時也過於政治。但當美國興起引介法國理論的熱潮，該書英譯本順應出版時，卻引發完全相反的評論――不夠哲學（此指解構），也不符合拉岡（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學派對於論述存在前並無真實的預設（Weed 15）。雖然在現今法國學界，伊瑞葛來由於《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出版後，即失去教職，因而影響力與可見度皆不高，但在義大利與英美學界，還是擁有眾多忠實讀者（Weed 16）。然而在中文學界，由於主要是透過二手途徑轉介，導致曲解可能更加嚴重。例如臺灣早期對她的引介，傾向於籠統地將她歸屬於當今法國女性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三巨頭之一，與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西蘇（Hélène Cixous）齊名，卻未區隔三人之間的不同，也未強調她的特殊創見。再者，雖然和前一輩的法國女性主義大師德．波娃同樣承認女性是男性的他者，但伊瑞葛來與德．波娃之不同，在於她並未視此他者身分為絕對的劣勢，即後者的名著中所稱的「第二性」，因而必須力求與男性平等。誠然，她也同意女性不應在公民權利（公領域）中放棄追求平等。但平等對她而言，僅是短程與實際的目標；差異，才攸關長程的意識型態與努力的方向；但兩者並不對立。她堅信：平等必須植基於一個不同的哲學基礎，也就是尊重差異的可能（Deutscher 17）。是故，她所強調的，毋寧是男女之間無可泯滅的性別差異，不需因為追求平等而被壓抑，反而應該得到強調。她並且再三呼籲人們應視性別問題為當今最重要的問題；在她看來，性別差異，實乃人類的差異中最基本與最普遍的，因此也最重要。當然許多人並不認同這項宣告，因而也引發不少論爭；所以以前她最常被貼上的標籤，就是「本質主義者」，從而貶抑她的創見。
由於伊瑞葛來在幾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強調女性身體與男性身體的根本差異，因而被歸結為「本質主義者」。這個評價主要來自於英美學界，批評者從而質疑她的論點或論述方式，以貶低她的貢獻。「本質主義」如今彷彿已和不合時宜劃上等號；因為所謂本質主義，強調事物有恆久不變的「本質」存在。若理解為性別之分亦復如此，乃為與生俱來――生理結構的差異，決定了性別差異；因此女性在社會中居劣勢，乃是命定，無可改變。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的爭／論，實無多大實質意義，也完全不能成立，因為伊瑞葛來的論述，並非止於強調身體差異，還針對之後所衍發的社會及倫理差異做了詳細的演繹。雖然現行「反本質主義」，亦即「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強調後天社會環境造就性別意識的形成，成了主流論述。但是如此一來，女性是否有資格組成發話團體或社群，也將遭到質疑。因為反本質主義間接否定了女性之間仍舊有不容抹煞的共通點，就可能成為女性成立聯合團體的絆腳石。女性的論述，皆可能被解讀為因應個別社會差異而產生，缺乏普遍共識，因而難以串連。準此，伊瑞葛來其實反而能為「反／本質主義」的論爭適度地劃下句點。因為她所欲對抗的，是西方哲學一貫地試圖忽略男女
的差異，一貫地將男性視為人類的標準與模範，因而也代表人類的精髓體現。她指出，自古以來，所謂的「女性特質」（femininity）完全由男性界定為男性模範的反面，呈現出所謂普遍人性未臻完美時所出現的缺失版本。這樣的理解，才成就了極端以男性為中心的本質主義。
相對於前述的本質主義，伊瑞葛來致力於破解迷思。她在成名作《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的第一部分，就集中火力針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論「女性特質」的講稿，指出佛洛伊德的視覺中心取向，拳拳服膺西方文化的視覺導向，並進而推論出生理結構決定心理，從而決定女性命運坎坷多舛的論點，也充滿謬誤，隱隱遵從傳統哲學對「同一」邏輯（a priori of the same）的預設。準此，她推翻了所謂亙古不變的「女性特質」預設，也未意圖對之重新加以界定。相反地，她非常尊重個別的差異，並且尊重她（他）者。只是（早期）批評者往往斷章取義，曲解了伊瑞葛來。雖然當前社會建構論與本質論似乎針鋒相對，並且前者占了上風，但我們無法完全認同性別（genre，英譯為gender）完全是後天建構之下的產物。「先天與生俱來的性別」（sexe，英譯為sex），對伊瑞葛來而言，仍然是無可抹煞的差異。因此她也在幾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強調女性與男性的身體差異，及其導致的文化差異。例如她獨創的體型學隱喻，稱女性身體的兩對脣――嘴脣與陰脣――為女性的優勢建構，因而有交叉對談的潛能，而且能夠打破「同一」邏輯。她也強調女性的「流體性」，視女性猶如流體，因而變動不居，與男性自視為固態固體對立。這樣的強調，更證明了她並未陷入本質主義的窠臼。
伊瑞葛來指出，傳統父權制度認可下的「女性特質」，只是屈就於男性期許下的扮裝，受限於僵化的二元對立。如前所述，傳統對於「人」的理解只限於將男性視為常模，而女性只是不完美的變體。這樣的思維模式，壓抑了性別差異，只承認單一男性主體的合法存在，卻帶來無窮的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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