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相權與君權的博弈──胳膊擰大腿
君與臣的關係是中國歷代政治的基礎，其實君和臣的概念是相對的，上級則為君，下級就是臣。比如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國王在大夫面前是君，在周天子面前又是臣，並不一定皇帝才叫君。君與臣之間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否則今天你是君我是臣，明天你變成臣我又是你的君，角色的輕易變更使得人們很難保持某種身分的持續認同，建立在不確定人際關係上的倫理道德體系更無從談起。所以自從郡縣制以後，固定上級身分只有皇帝一人，其他的官吏可上可下隨時變動，因此忠君就漸漸變成了皇帝一人獨享。
但在民間，「君」仍然被當成一種對人的普遍尊稱而一直保留下來，諸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等等。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臣就是宰相了，在封建分封制度下，各諸侯國和大夫采邑都自行其是，秦統一六國以前的宰相權力只局限在他所在的宮廷內部，很有限。但在中央集權建立以後，各地官吏統歸皇帝和宰相任命及直接管理，皇帝與宰相之間的互動對整個國家就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君權與相權就成了兩千年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述及歷代君權與相權時談到相權對君權的制約功能，他在〈中國傳統政治〉一文中概括道：「要避免世襲皇帝之弊害，最好是採用虛君制，由一個副皇帝即宰相來代替皇帝負實際的職務及職責。明清兩代則由皇帝來親任宰相之職，只不負不稱職之責。宰相負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綜合的職任。」錢穆的設想是好的，但這種結論不完全符合史實，因為軍隊歷來都是皇帝家族的私人部曲，所以中國的皇權從來沒有虛過，而且不斷地得到加強。
中國歷史上在封建制向郡縣制轉變的過程中，有一位主張虛君制的秦國宰相與甘願成為皇權的奴隸、主張舉國體制為一人服務的宰相李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歷史不願給失敗者太多的筆墨，因此在歷史的一隅，這位主張虛君制的人靜待後人的評判與研究，他就是嬴政的「仲父」呂不韋。
虛君制是呂不韋提出來的，其主張就是君主無為，僅是作為象徵。這種虛君制與西方的君主立憲制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還是在兩千多年前提出來的，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個觀念未能實施。《呂氏春秋‧分職》如是說：
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
大意是說，君主處於超脫狀態才能起到監督的作用，百官也才能發揮出他們的能力，君主若事必躬親反而會造成國家的衰弱和混亂。這真是一種很好的政權設計模式，君主不必世襲，君權與相權有一個合理的分割。呂不韋在嬴政親政這一年公布《呂氏春秋》，是希望他的思想能由嬴政貫徹執行，然而事與願違，嬴政在李斯的協助下繼承了商鞅的思想，在法家治國的路線上越走越遠。
從《呂氏春秋》這本書可以看出，呂不韋對秦國未來政治制度的設計是有思考的，他是個政治家，看到僅僅採納法家主張的局限，所以兼採眾家糅合成一條「呂氏路線」，然而這種精心安排的政治綱領卻被他寄予厚望的嬴政輕易捨去，連試驗都沒有。商鞅最後的命運比呂不韋更慘，但他的政治主張卻延續了下來，並開秦政治的先河。這些表面看是個人的悲劇，背後隱藏著整個民族的心理與性格。從呂不韋罷相開始，君權與相權博弈就成了中國政治史上最糾結的一道難題，不斷被政治家修正，中央集權的政治一直沿著強化君權、削弱相權的路子闊步前行。
一、從「蕭規曹隨」到漢武內朝
西漢王朝的第一任宰相是蕭何，這是一個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他最大的特長就是「鎮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因此在開國功勞的評定中他始終位居第一。當時有人不服，說我們身先士卒，冒死拚殺去攻城掠地，像曹參打仗曾身負七十多處傷，蕭何從沒上戰場，就是耍嘴皮子議論議論，憑啥他的功勞最大？劉邦告誡大家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像打獵，最重要的是指示獵物方向的獵人，而不是追咬獵物的獵狗。
戰爭勝負最重要的保障是穩固的後方與後勤，項羽軍事能力上遠遠強過劉邦，可他背後卻是韓信和彭越的不斷襲擾，疲於奔命，本來江東是他很好的根據地，他卻死也不肯依靠，有蕭何這麼一個人幫劉邦打理後勤，項羽失敗就是必然的了。中國歷史上評價政治人才有三個標準：將才、相才和經才。將才是指軍事方面的才能，相才是治理國家、安撫百姓的政治才能，經才是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術才能。比如諸葛亮，既能治國安邦又能領兵打仗，就屬於將相之才；王陽明，理學大師又有軍事建樹，就屬於經術和將略的綜合性人才。蕭何就是典型的相才，無論是戰亂還是和平時期，他都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秦國是中央集權郡縣制的草創時期，君權與相權如何平衡，各管什麼，也沒有明確的規章條文。嬴政極其殘暴，不會容忍權力被分享，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忠實執行者，他把自己死死定位在一個出謀劃策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承擔國家治理使命的人。西漢的政治體制是在秦朝的屍體上建立起來的，既有集權又有分封，五花八門什麼招都用，中央集權的設計能抄襲就抄襲，只是廢除了法律苛酷的成分，不知道怎麼幹就什麼都不幹，無為而治。
漢初的「無為而治」體現了兩層含義：一是打著崇尚道家黃老之術的名義，實際上是在生產力大破壞之後急需與民休養生息，老百姓窮得連褲子都沒了，已經完全失去了集中國家力量繼續為統治者窮奢極欲服務的能力。劉邦剛當上皇帝找四匹顏色一樣的馬都找不到，很多當官的只能坐牛車，可見當時社會的困窘程度。二是蕭何、曹參等人雖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卻不是李斯這樣的政治改革家，他們沒有思想，也沒有成熟的政治理念，面對秦末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也不知道政治制度該如何設計，反正就像個大管家一樣，讓老百姓先能活下去，不造反就萬事大吉了。個人方面先圖自保，憑著感覺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係，有餘力了再為國家百姓做點兒事，根本談不上宰相與皇帝之間合理的權力分割與監督。
比如蕭何，《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大意是：頒布法令約束百姓，建立宗廟社稷等國家的象徵，興修宮室和縣城等，都向劉邦彙報，批准了就辦，來不及上報的，就按當時的情況自行處理，漢王來了再報告給他。這就是劉邦與蕭何的權力狀況，從此可以看出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宰相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皇帝做的事都由宰相去頒布和具體落實。另一方面宰相的權力又非常有限，他是臣僚和下屬，只有建議權，甚至經常會被皇帝猜疑。蕭何曾經三次用計避免劉邦對他的疑心，第一次還是在戰爭時期，劉邦幾次派人慰問蕭何，蕭何採納鮑生的意見把自己的子弟都派上前線，才打消了劉邦的疑慮。第二次是劉邦平定陳豨謀反時，蕭何幫助呂后設計殺了韓信，劉邦雖然表面表彰蕭何，實際是害怕他也有二心，為此蕭何用召平之言，不僅拒絕封賞，還把全部家財拿出來資助軍隊，又躲過了一劫。第三次蕭何不得不故意強買強賣土地，用汙損自己名譽的方法來換取劉邦不再懷疑他刻意籠絡民心。然而他還是被劉邦下了獄，雖然最後得以釋放，但宰相在皇帝面前除了戰戰兢兢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主張了，人格上不能獨立，政治的獨立更談不上。
蕭何雖不是什麼推動歷史進步的大政治家，但他的政治水準還是很高的，除了治國才能外，他不僅發現了韓信，還在彌留之際推薦了與己不睦的曹參接任相位。他按照劉邦和自己的性格來處理君權與相權，他的這些處理模式被和他有矛盾的曹參全部繼承下來，終其一生不去改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
曹參雖然跟蕭何一樣都是沛縣小吏出身，但卻不是文官，他軍功卓著，《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記載：曹參打下來兩個諸侯國、一百二十二個縣，俘獲諸侯王二人、諸侯國丞相三人、將軍六人，還有其他官吏若干。曹參政治上的「無為」與很多官員尸位素餐的「無能」是兩個概念，這個「無為」有三層意思：首先，是約束官員擾民。中國的民間有一套自行運轉的規則，糾紛大多私下商議或請家族中德高望重之人處理，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驚擾官府。因此，百姓日子不好過大多是賦稅、徭役、兵役等過重，影響了百姓日常的生產與生活。其次，是盡可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一個政府朝令夕改會使得百姓無所適從。蕭何針對漢初凋敝的社會經濟出台了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的政策法規，秦與六國多年的戰亂加上秦末大破壞，市場與民生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慢慢恢復正常。曹參受高人指點，這是他頭腦清醒的一種主動行為，絕非被動無為。再次，回歸質樸和誠實，他任用厚道人，減少浮誇與掩飾，寧可讓人覺得自己整天醉醺醺不幹事兒，而把實際的好處留給百姓。這是一種高品格的為官之道，無為體現了無私。
好在漢初皇帝不太管具體事，不多生事的態度也體現在與宰相的關係上，從蕭何到曹參再到王陵、陳平、周勃、張蒼、申屠嘉等，均是功臣出身，個人能力都很強，因此這個時期的宰相能在很多方面具有獨立的行政權。作為文武百官之首，頒布法令、治理國家的日常事務基本都由宰相處置，這個時期是君權與相權相對平衡的時期，相權雖弱但對君權仍能保持一種相對的制約。諸侯國的存在也制約了趙高那樣的權臣出現，靠蒙蔽皇上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的局面無法產生。在宰相的帶領下官員們參與國家事務的各項決策，這是政治體制比較清明的時期，因此也孕育了「文景之治」。漢武帝劉徹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平衡，天平開始向君權傾斜。
劉徹像嬴政一樣從小就充滿了野心，他最大的興趣就是滿足權力與征服的欲望，汲黯曾當著他的面毫不客氣地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指出劉徹表面上仿效堯舜之治施行仁義，實際上是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私欲。劉徹一生在兩方面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是加強中央集權，對嬴政和李斯開創的郡縣制進行了全面的完善，也可以說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郡縣制是在劉徹手裡完成的；二是開拓疆土，劉徹派兵北擊匈奴，東滅閩越，南下吞併南越國，還派使者從西北出使西域，從西南出使夜郎國和古滇國，在新疆駐兵屯田，等等。劉徹的性格張揚而蠻橫，因此當他的宰相是件很頭疼的事，他有才華，容易一意孤行，這注定了他的統治不可能延續漢初君權與相權的慣性。
漢初的宰相往往都當到去世，臨終前皇帝還會徵求宰相對選擇接替者的意見，而劉徹剛當上皇帝，宰相任命就像走馬燈一樣。第一年衛綰，第二年竇嬰，第三年許昌，破壞宰相終身制無疑加強了皇帝對宰相的支配權，這等於宣示宰相的權力來自皇權，皇帝隨時可以免去宰相的職務。元朔五年（西元前一二四年），劉徹不再任命列侯等功臣之後做宰相，從公孫弘開始任命士人擔任宰相，當了宰相再封侯。列侯無論自己還是家族都有相當的政治背景和影響力，也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普通士人不僅沒有背景更沒有生存的底氣，除了卑從於皇權很難有其他選擇。自此以後，宰相已經逐漸降格為執行皇帝旨意的幕僚長，很難發揮對皇權牽制和約束的作用。這還不夠，劉徹為了進一步侵奪相權，強化皇權，他開始設立內朝來與外廷對抗。
尚書隸屬於少府這個部門，與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等同在皇帝身邊任事，合稱六尚，其實就是個替皇帝管檔案的文秘，因其在宮中主管收發文書以及保管皇家圖籍，故稱尚書。少府在秦代官制的設置中是九卿之一，掌管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澤之稅。這本是一個地位很低的職位，劉徹卻開始用它來做文章了。他任命了幾個尚書，設置了尚書台這麼一個官署，他還用宦官為中書謁者令，組成了一個皇宮內部的政治諮詢機構，稱為內朝，內朝的最高官員叫大司馬，專屬皇帝，宰相不得過問。這些官員的品級不高，又是賓客式的幕僚，這樣的職位也帶有臨時性和權宜性的特點，因此，雖有職權但很容易為皇帝控制，他們只在皇帝身邊，完全是專制皇權的附屬物。劉徹把朝廷一分為二，他的目的何在？
內朝的特點有二：一是內朝的官員都是皇帝身邊的近臣，脫離了正常官制的公卿系統，完全聽命於他；二是這些人在皇帝授意下出納詔命、掌參機要、奏聞朝事、參決政治，這些都是宰相的權力，而宰相卻過問不了這些人，這無形中加強了皇權，皇帝可以避開宰相為首的整個公卿系統而為所欲為。劉徹消滅了諸侯，鹽鐵官營又抑制了民間豪強，內朝使得宰相權力被嚴重削弱，然而歷史並沒向他設計的方向前進，他死後立刻就有了權臣霍光的一手遮天。當中央集權和皇權強大到沒有抗衡力量的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像劉徹一樣無人制約的權力帶來錯誤決策的災難；二是皇帝這隻老虎一旦成為病貓，擋在他身前的猴子就會成為霸王。後來的王莽埋葬西漢王朝不能不說是劉徹自己掘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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