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歷史文獻記載奧瑪珈音（Omar Khayyam） 是波斯頂尖知識分子，精通天文、數學、理學，能預告天氣，也能用波斯文及阿拉伯文寫詩。奧瑪珈音卒於西元1131 年，他的四行詩內容多無關政治，與當時重大的社會議題基本上脫鉤，而且縱使他盛名在外，曾得貴人賞識，他的詩在生前似乎不常有人討論。事實上若干他的詩曾遭批評為「無恥腐敗」。他本人總共寫了幾首「魯拜」（rubaiyat，意即四行詩）也沒有人知道，不同學者的估計從幾十首到超過兩千首都有，而大致屬於同一年代且主題風格類似而流傳下來的波斯四行詩有數千首之多。牛津大學波特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珍藏編號MS. Ouseley 140 的文獻中抄錄了158 首咸認為是奧瑪珈音的四行詩，但編號MS. Bodl. Or. 367 的古籍中則收錄了405 首。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801 首。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間接參考過的加爾各答文獻（Calcutta Ms. No. 1548）則載有516 首。1901 年英國詩人學者E. H. Whinfield 翻譯了508 首。2000年北京大學張鴻年教授直接從波斯原文翻譯了380 首（台北木馬文化2001 年出版）。算一算近兩百年來譯成英文的將近600 首，但學者認為真正有可能出於奧瑪珈音之手的應該不超過300 首。由此看來，費氏翻譯的101 首只是奧瑪珈音四行詩的一部分而已。
本書之所以取名《魯拜拾遺》是因為今日大多數人知道的魯拜都是來自費氏英譯的101 首，其餘的絕句似乎乏人問津。就費氏譯本來說，後來從波斯文直接翻譯成英文的譯者多半認為費氏的四行體風流典雅，但信度稍嫌不足。類似這類批評尤其見諸具有波斯語言文化背景譯者的論述。我不懂波斯文，無從判斷譯文的準確度。但翻譯完費氏的詮釋後，再讀別的英文譯文時則頗有似曾相識而餘興未盡的感覺，而且原來101 首的主題明顯重複出現在其餘相當多的當代四行詩中。2014 年初我決定再提起筆桿，參酌了E. H. Whinfield 及Shahriar Shahriari 等人的譯文，再以薩伊迪（Ahmad Saidi, 1904-1994）的英譯本為基礎，將其中費氏未曾翻譯的79 首[ 註1] 魯拜譯成七言絕句。我在閱讀這79 首遭世人遺忘的魯拜時絲毫沒有陌生的感覺，無論主題、格律或表達手法都與原來的101 首十分相似。不過有學者曾經指出若干費氏翻譯的魯拜無法與波斯原文百分之百對應。因為費氏有時會將幾首主題相近的魯拜合譯成一首英詩，或將同一首魯拜分譯成數首英文絕句。譬如費氏英譯本中第43、48、58 和68 首對應的可能是奧瑪珈音的同一首詩，亦即薩伊迪從波斯文翻譯過來的第88首；而薩伊迪英譯本中編號20、21、23 三首不同的詩有可能一併化身為費氏翻譯的第23 首。《魯拜新詮》曾經讓我夜半推敲，反覆修改無數次，但經過第一次翻譯後，處理《魯拜拾遺》時竟覺得游刃有餘，而且幾乎沒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譯文與英文翻譯之間的距離似乎更接近了一些，創作的感覺也有增無減。詩的翻譯總免不了詮釋，因而可以有不同的主觀呈現。再加上文化意符的轉換及傳統七言絕句的音律變化以及個人對中國詩的美感偏好，一首魯拜的確可以化身為很多首不同的絕句。國內翻譯大家彭鏡禧教授建議我將推敲的過程一併納入書中，以作為研究翻譯的素材。本書書後另附有〈絕句的誕生〉一文，援引兩首譯作，詳述取捨經過，並在書後選輯三十餘首譯而不用的譯作，另成〈魯拜外章〉，以供讀者參考。
文學翻譯本來就比其他翻譯難度高出很多。詩因為語言比較精練，經常用比喻或暗示語法，再加上常有典故及歷史文化指涉，況且還要克服格律的障礙，翻譯起來倍感困難。據說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經感嘆「詩經過翻譯後已經不再是詩了」（poetry is what’s lost in translation）。如此一來，間接透過英文譯文再使用中國傳統七言絕句來翻譯波斯文的四行詩很可能失去的更多。不過如同之前翻譯《魯拜新詮》一樣，我在過程中充分享受了寫詩的樂趣，也希望這79 首絕句能夠自成獨立的文本。有興趣研究文學翻譯技巧及困難的讀者可以仔細對照《魯拜新詮》及《魯拜拾遺》兩本譯著中，英文文本與中文文本的各自表述及重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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