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節選一】（選自卷一「想見」）
愛哭的童年
很少回憶兒時的情景，因為我的童年彷彿沒有歡樂可言。一想到我就會趕緊打住，讓思緒轉個方向，免得碰觸到無所不在的隱痛。
大概是這個緣故吧，日子久了，我竟變得有往事健忘症，留在記憶中的孩提事情，每一樁都只是殘缺片段，連不成一則稍微完整的情節。印象最強的反倒是結局；留在記憶中的那些經驗無論是怎麼開始和發展的，最後都是不愉快的收場。因此，我大半隻記得傷痛，而忘卻其他枝節了。
在我童年的那個年頭，台灣的經濟還是很差的，鄉下人只有靠極為認命的勤奮和節儉，才能勉強養家。繼承祖業木匠的父親有九個小孩要養，把所有體力和精力都投在刨刀、鑿子、鐵鎚和一批批木材堆裡；唯有如此，才扛得住沈重的生活擔子。
他那一日日彎駝的背、一日日衰老的容顏、一日日稀少的頭髮，始終就不曾給過孩子們慈祥親切的感覺。他很少開口說話，也很少對我們展開笑容。孩子和他的溝通都透過母親傳達，甚至連他在生氣，也都是媽媽咬著我們的耳根：「你爸要處罰你了！」我們才知道。
父親的木訥和嚴厲，使家裡籠罩著一層高壓的氣氛，每個孩子在家裡都無法把自己的感情傾吐出來，彼此很少溝通，大家都是悶著地一日日長大起來。而我，是家中性情最烈的，不像兄弟姊妹那般，以溫馴聽命的態度來盡子女的本分。我會表示不滿、抗議，甚至以逃學、離家出走來抗拒自己的不幸命運。
不過，在我有膽量和能力搞革命前，也就是幼兒到學前階段，我只有以每個人都有的本能——哭，來表示抗議。
我的愛哭是極為出名的，連附近鄰居都怕了我。我動不動就哭，而且只要嗓門一開，就沒有人勸得了，只有在我哭夠了，覺得已經把家裡搞得雞犬不寧時，我才會甘願地打住。而那時，我通常是筋疲力盡，喉嚨都哭啞失聲，就地一癱就累極睡倒了。
在那些無理取鬧的哭陣中，我那已經被掃把竹條鞭笞過的手腿，會再加上很多條傷痕。但不論父母怎麼嚇我，或再加打幾頓，我都不會妥協，繼續哭，哭到大人們束手無策，反而會擔心我哭傷了。那時，媽媽或者祖母會塞些我平常最喜歡吃的糖果或想了很久的一支蠟筆，希望我收住哭聲。儘管這些東西都得存上一兩個禮拜的零用錢才買得起，但我都會把它們扔得遠遠的。我記得，自己那時的脾氣真是人鬼都怕。
我的愛哭，被親戚們認為是極沒出息的表現；叔伯在教訓堂兄弟姊妹們時，都會引我的例子為戒：「像阿忠那款，你一世人就完了！」
然而，在小小的那個年紀，我卻一點也不以自己的臭名為辱，還很得意地認為：唯獨我有能力搞得大家都頭痛。
那種哭，是需要極大技巧和毅力的，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小時，除了身體消受不了，有時還會惹來沒人理的慘況。大人鬥不過、哄不住，也就不再嚇唬或施小惠了。於是，我往往會落得既可憐又可笑，獨自在角落裡，從轟轟烈烈的嚎啕變成有氣無力的嗚咽。想想不甘心，鼓起精神再來一場聲勢更壯大的，好證明自己沒被打敗。
我把每一場哭都當成突擊戰，一怨怒就向家人放冷箭。然而，有一天，我再也不想哭了，其中緣故，正是史無前列的一場壯烈長哭。
為什麼而哭倒是忘了，只記得自己沒闔眼地哭到天亮。從傍晚開始，我就往地上一坐，拒吃晚飯、拉開嗓門。媽媽在全家大小都下了飯桌之後，把我的碗筷留著，將剩菜撥到另一隻小碗裡，無可奈何地向靠在門檻旁的我說：「哭餓了，就自己來吃吧！」
夜色急遽地冷清而深沈，家裡大小一個個洗過澡，準備上床睡覺了。每個人從我身邊走過，都得把腳抬高一點，以免被我絆倒。
爸爸盯著我，搖搖頭，嘆了一口極為失望的氣，丟下一句：「現世（丟臉）！」姊姊用腳尖碰碰我，使眼色叫我作罷；妹妹掂著腳跟，怕惹火了我遭殃；兩位哥哥則見怪不怪，從我身上一跨而過；弟弟們有的不明究理，有的對我做鬼臉。
我依舊哭我的，不顧一切。不多久，寢室的鼾聲開始響起；月亮漸高，映在地上的窗框影子，由斜長逐漸縮短。餐桌上的我那份飯菜終於隱沒在黑暗中。
外面的貓叫、犬吠斷斷續續地傳來，終至寂靜，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我幾近虛脫、如遊絲般的喘息。我隱約地體會到，沒什麼人、什麼事會被我的哭聲打敗；這場仗徹頭徹尾是我在和自己拼鬥。
半夜，媽媽起床來勸我上床，幾乎已敗陣的我卻仍然堅持著不投降。媽媽莫可奈何，憐愛地在我手中塞了一個硬幣。我已無力和以往一樣把它扔遠，只是不願接住地任它滑出手掌，硬幣滾在泥地上，沒有半點聲音。
媽媽回床上去了，留下我生氣地盯著眼前的硬幣。在漆黑的角落，銅板稍稍反光。兩毛錢就想讓我妥協？我哭不出來，彷彿最後一點的自尊都被擊潰了。
天際漸漸露白，硬幣上的花紋越來越清楚，我終於知道，那是一枚剛發行的一元新錢，大小與兩毛硬幣相仿。以我當時一週一毛的零用錢，得十個星期才存得起來！
這樣的下場，真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破碎的尊嚴已恢復，我的哭終於使家人付出了大代價。可是，我竟然扔走了一塊錢！雖然那一塊錢依舊躺在地上，但我已經不能去拿了。起先拿或不拿都還有尊嚴可言，但拒絕之後再拿，豈不連立場都沒？對不能享用那一大筆財富，我幾乎後悔了整個童年。
這一場難忘的哭的經歷，讓我告別了童年的某個階段。之後，我就再也不哭了，改用其他反叛方式，在一日日的不順遂中逐漸長大。
阮氏全家福，前排左一為8歲的阮義忠，1958。
【內文節選二】（選自卷一「看見」）
尋找方大曾
一想到那一天，那種緊張恐怖、死裡逃生的感覺就鮮明地回來。第一次覺得如此接近死亡。我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不用看臉色也知道，兩人都已經嚇得半死了！我們和大陸東方航空公司飛機上的一百多位乘客一樣，在一片驚嚇的慘叫聲中意識到，自己可能就這樣沒有了。飛機是從上海開來的，在香港啟德機場的跑道上，輪子已經快要觸地了，可是感覺上好像坐在搖籃裡、或是斷了線的大風箏上。機外正刮著強烈颱風，我們那位十分可能是戰鬥機駕駛員轉行的老共機長，在飛機被強風迎面刮上來之後，還不死心地想再做第二次的降落。飛機一往下衝就被風掀上來，一往下衝就被風掀上來。這個時候，慘叫聲已經變成了無助的哀號，所有的人都把命交出去了，只能任著機場和死神拔河……緊接著，即將摔到海裡的飛機幾乎是垂直地拔起，機身劇烈晃動，艙內的座椅和行李櫃被震得嘎嘎作響，飛機好像隨時會被扯裂、散掉……上升——上升——每個人都知道此刻我們正在掙脫死神的魔掌……飛機不晃了，平穩了，沒事了，命撿回來了！飛機掉頭返航並最終平安降落廣州，胸腔裡的那顆心也才落實在心窩裡。
久久之後才有辦法平息下來的我跟太太，彼此相詢，快要完蛋的那一刻在想什麼。太太說，她的腦子裡翻來覆去地就是一件事——才12歲的兒子要怎麼辦？我老實告訴她，我一心只記掛著左胸口袋裡的五十張底片，覺得我對不起它們的作者小方。這位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攝影家，將隨著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為世人所知。他已經夠倒楣地失蹤、且被遺忘了五十多年，這下子，豈不如同他又死一次！
四年前，我的北京朋友、也是《中國攝影史》的作者之一——陳申跟我提到，他發現了一位在中日戰爭時期失蹤卻很可能已經喪命的、不為人知的戰地記者「小方」，正在整理他的作品，一有結果就會讓我知道。一年多前我去大陸為攝影家雜誌第10期的《中國專輯》做採訪工作時，我又跟陳申碰頭了。那天晚上陳申和太太小侯邀我們去他們家吃晚飯。飯桌上，我請陳申為我們注意些大陸老攝影家，這才使我又想起了小方。
原來陳申也差不多把這件事給忘了。他說：「小方啊，他的作品在我這裡擱了快兩年了，沒有出版社想要出版，最近我自己事情又多，也沒有時間再去動它。你要有興趣，吃過飯我拿出來給你瞧瞧！」
小方的八百多格底片，一張張地被裝在小紅紙套裡，分成四排，塞滿了一個約摸30公分、寬20公分、高10公分的木盒子。陳申把這批底片做過快速打樣，這些品質不佳的樣片淩亂地被塞在一個大紙袋裡。東西實在太多，我只有請他讓我把樣片帶回旅館，找時間慢慢看。
當天晚上，這些樣片鋪滿在我旅館房間的床上；在昏黃的床頭燈下，我一張張地檢視這位無名攝影家的遺產。儘管這些樣片的濃度、反差都處理得很糟糕，但我立刻就知道，我面對的是位天才。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陳申把底片借給我回到旅館仔細看，以便判斷這些影像的潛在力量有多大。第三天，我費盡口舌，要陳申允許我把底片帶回臺灣，好親自為這位了不起的攝影家放大照片。陳申說他做不了主，建議：「我們何不去拜訪這些底片的主人——小方的妹妹方澄敏？她就住在北京！」
第四天，陳申約我們在國際飯店見面，因為方澄敏的家就在飯店後面的協和胡同裡。就這麼幾步之差，我們從資本主義的銷金窟踏進了社會主義的平民窩裡。協和胡同10號的大門門楣上的浮雕，還殘存著往昔的氣派，一進門卻是破落的大雜院，好幾戶人家分居在原是四合院的幾個角落裡。對外人來說，簡直像個迷宮，拐來拐去才找到方澄敏住的那一戶。方澄敏正在她家門外搭的一座爐上燒開水，爐煙彌漫四處，很令人有探險的感覺。
80歲的方澄敏看來身體不錯，精神也好，對我們的造訪顯得十分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小方的作品又有一個重新曝光的可能性了。除了存在陳申那裡的八百張底片外，方澄敏手頭還有一些比較屬於小方私人性質的照片，加起來一共是一千出頭。方澄敏在每一張底片的封套上都編了號碼，但是對照片的拍攝時間，地點和事件內容，她就不清楚了。不過，她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在1936年到1937年，也就是小方失蹤前兩年所拍的。在這個期間，小方像著了魔似的出門拼命拍照，暗房工作就落到這個敬愛哥哥萬分的妹妹頭上，這也是為什麼方澄敏保有這些底片的原因。50多年來，歷經八年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大陸解放、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垮臺的種種動亂和遷徙，方澄敏始終仔細地保存這些珍貴的底片，並且不斷地尋求能把哥哥的作品出版的機會。直到現在，她還抱著一絲希望，也許哪一天，小方會像當初突然不見了那樣，又突然出現在她面前。
小方原名方德曾，又名方大曾，1912年出生於北京。「小方」是他當記者發表作品時使用的筆名。方澄敏回憶，小方在初中時就接觸過照相機，後來也一直把拍照當成重要的休閒活動。但是他不喜歡拍人像，最常拍的是風景、廟宇、古跡。他們的父親當時在外交部做總務工作，家境算是不錯的。除此之外，家裡的氣氛自由，思想開放，父母對小方這項在當時還算是十分奢侈的嗜好並不加以干涉。
「九一八事變」日本進侵東三省，小方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被激起了強烈的愛國心。1937年曾經和小方一道去採訪的陸詒先生，在大陸的報業同仁刊物《報海春秋》上，寫過一篇紀念方大曾的短文——《悼念抗戰初期犧牲的小方》。其中敍述了小方投身抗日工作，進而成為攝影記者的經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小方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系讀書。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侵略促使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接受實際鬥爭的訓練。1932年，他曾任北平少先隊的機關刊物《少年先鋒》週刊編輯。這個秘密刊物當時僅有他和方殷同志負責，從寫稿、編輯、校對，一直到印刷、發行，都由他們兩人承擔。後來任人民通訊社記者方殷同志和我談起，當時北平在白色恐怖之下，他與小方每次到印刷廠時，總要看看前後左右有沒有特務盯梢；到了出版發行時，又要分頭奔走到幾個書攤上去努力推銷。由於經費困難，這個刊物出不來幾期就停刊了。
1935年他從大學畢業以後，先應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會當幹事，以後又轉到天津青年會工作，一面仍致力於當地抗日救亡工作。當天津中共地下黨員組建「中外新聞社」時，即聘任小方為該社攝影記者。從1936年到1937年，那是他採訪報導與攝影創作最旺盛的時期……是位元活躍的青年記者。他所寫的通訊報導與拍攝的照片，都在國內各著名報刊上發表。……這些通訊報導都寫得文筆流暢，觀察深刻，又配以形象生動的新聞照片，深受讀者歡迎。
儘管小方曾活躍一時，畢竟，兩年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而刊登小方作品的報刊也都壽命不長。隨著時日，小方被人們淡忘，以至於後人編撰的《中國攝影史》一書，也只有短短這麼一段（第七章第二節，第280頁）提到他的名字：
1937年七七事變後出版的第41期（美術生活）刊出攝影記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攝的《抗戰圖存》和《衛國捐軀》兩組照片。前者是記者在盧溝橋拍中國第一批戰況照片共七幅，占了兩版，特加英文說明。後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問抗戰受傷將士的情況。
目前保留在方澄敏手邊的約1000張底片，絕大部分都從來沒有被放大成照片過，當然也沒有發表過。方澄敏很樂意讓《攝影家》雜誌發表小方的作品，但卻不放心底片漂洋過海到臺灣去。但我深知，只有我把底片帶回臺灣，親自放大，才能把他的作品做最好的呈現。經我熱切的請求和保證，方澄敏終於勉強答應，讓我挑選一部分底片帶回去，並在最短時間內專程請人把底片送回北京。
方澄敏拿著哥哥方大增的自拍相，北京，1993
小方的底片都是120的，片幅大部分都是6×9cm及6×4.5cm，並有少量6×6cm正方形規格。從他掛著相機的肖像看來，他所使用的相機極可能是Rolleiflex以及類似Zeiss Ikon的折疊式相機。所有底片都被剪裁成單張，而且每個畫面只有一格，可能不夠好的作品都已經被小方淘汰了。因為我只被允許帶回50張，所以我在挑選作品上絕對不能有任何閃失。我反復的一再審視這些樣片及底片，斟酌了三天之後，終於選定了50張影像，另外再從陳申那裡已經放出來的5×7小照片中挑了8張。這58張作品，加上方澄敏提供的小方不同年齡的生活留影，一張不漏的成為這期《攝影家》雜誌的全部內容。
回到臺灣，我在家裡的暗房內待了一個禮拜。每放一張照片，我就對小方的才氣又服氣一回。他的構圖完美極了，對瞬間的掌握也無可挑剔！他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節的影響。最令人詫異的是，他的表現手法就是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來，依舊顯得十分現代。方大曾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世界攝影家相比，毫不遜色。
在暗房的安全燈下，小方的作品一張張地顯現出來，讓我覺得好像在與小方的精神做某種程度的溝通。很遺憾我無緣認識他，除了他的妹妹，我也沒有機會碰見任何與他相識或相熟的朋友。即使他有過一些朋友，又有誰今天還活著呢？他只活了短暫的25年：他的親人和朋友沒有足夠機會跟他好好接近，這個世界也沒有足夠時間認識他的才華。
有關小方的文章，現在所能看到的少之又少。寫小方的陸詒事實上也幾乎只與他有過一面之緣。他們分手的兩個多月之後，小方就失去蹤跡，下落不明。他在這篇文章裡描寫的小方，並不知道自己在度著生命裡的最後幾個日子：
我和小方相識，時在抗戰初的1937年7月28日，我們從保定去長辛店前線採訪。范長江特赴車站送別，並為我們作鄭重介紹。當時小方已任上海《大公報》特約記者，年少、英俊，頭上戴一頂白色的帆布帽，身穿白襯衫和黃短褲，足登跑鞋，掛一架相機，顯得精力充沛、朝氣蓬勃。我們搭平漢路上的兵車到長辛店後，即奔三十七師戴旅旅部訪問，戴旅長已到前線陣地指揮去了。走回長辛店的路上，小方為一個年僅16歲的士兵照相，他身上背著自己的步槍和大刀，手執日本軍官的指揮刀、望遠鏡之類的戰利品，笑嘻嘻地凱旋。這時，一顆炮彈正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顧地對我說：「今天收穫不小。」當晚，宛平縣政府秘書長洪大中接待我們住在長辛店縣政府辦事處，前線槍炮聲徹夜不息。29日上午，我們隨軍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長江為我們慶倖生還。當天下午，保定又遭敵機狂炸，孫連仲部隊連續開赴前線，階梯（接替？）二十九軍防線。長江和我當即搭車回南方，留小方在保定，繼續採訪平漢鐵路北段戰訊……
自此以後，家人和朋友都沒有再見過小方。
今天，他的作品首度正式地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呈現在大家面前，就某種意義來說，小方又回來了！
【內文節選二】（選自卷三「聽見」）
永遠的布列松
我在一九八四年於台灣的《雄獅美術》發表過一篇有關布列松的研究文章，開宗明義地點出：「布列松是攝影史上的一道門，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只要想走這條路，就會打他的門檻下經過。當然，你有能力的話，也可以撐竿跳從門上跨過。」
事隔四分之一世紀，我的看法依舊沒變。攝影身為工業革命後的一項新的表現工具，見證了人類社會在急速邁向科技文明的同時，匆促地丟失傳統、錯亂認同。攝影最有力的特質，就是可以隨時捕捉正在消失、一去不回的時光。它可以是一種批判工具，但更難能可貴的，是對美好事物所作出的肯定。布列松觀察平凡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微瑣事件，捕捉他們在歌詠生命時綻放自己。
換句話說，在任何不起眼的事物當中，布列松都可以品味出生命的珍貴。他凝視著稍縱即逝的瞬間，拚命用全部的專業訓練、審美素養與個人情調，把大家看不見的那最微妙的時空交叉關係停格。他這麼說過：「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決定性的瞬間。對我來說，相機就是素描簿，一種直覺和自發的工具，套句術語——它主宰著懷疑和決定同時並生的瞬間。為了『賦予世界意義』，攝影者必須感覺自己與鏡頭內所看到的事物息息相關。」
從來沒有人像布列松那樣，將攝影的地位提高到等同於其他的藝術表現。他的照片不僅是視覺表達，並且教導著我們，攝影是一種看的藝術、看的哲學以及看的倫理。在他之後的無數攝影家，透過相機傳達了對世界的關懷，也擴展及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布列松從不裁切照片。許多人對這樣的嚴格自律不以為然，覺得為了使照片效果更好，裁切一下又何妨？其實，他並不是不裁切影像，而是在取景時已於觀景窗上作好了切割。更確切地說，在按下快門之前，他已經裁切好了一張完美的構圖。換句話說，他的照片是不能事後更動的，要不就是經典，要不就是失敗。
布列松贈書阮義忠夫婦之題字
我很能體會並贊同這種屬於創作者的極度自律。有些人認為，藝術家應該擁有無限大的空間，有權利挑戰極限，一切人、事、物都可依自己的想像擺弄。但這是在表現對象，還是在證明自己？
藝術絕對不該沈溺於自戀，而是應當找出自己與對象在生活中的共鳴。布列松的作品就是如此。他永遠認真去體會眼前景象的生命內涵，並找出其最厚的深度。有時，他甚至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無盡的象徵，拍出夢般的情景。他的攝影作品最迷人之處，當然是那「決定的一瞬間」；但是，其中的魅力又在於讓人好奇：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接下來又會變成怎麼樣？這種連結過去與未來的聯想，構成他的作品特質，也使他的照片特別耐看。
最近，我在電視上看到奧黛麗‧赫本與亨利‧方達主演的經典老片「戰爭與和平」，為該片所傳達的人性光輝激動不已。我在初中就看過托爾斯泰的這部原作了，四十年後，他那永恆的人道精神有如當頭棒喝，提醒我，這一路走來，在得到美好的生活、成功的事業之後，是不是也失去了什麼？少年時代純真、無染的理想與志向是否依舊跟隨著我？
當天晚上，我把托爾斯泰傳又找了出來，雖然年紀大了、眼力差了，還是勉力把這位偉人的一生又溫習了一遍。人生在世，於任何階段都應該有一個榜樣。每個人因緣不同，效法的對象當然也不同，可是最終目的卻應該是相同的——那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好。「好」的定義是什麼？做對自己有益的事叫自私，做對別人有益的事才叫好。托爾斯泰是人類的典範，布列松也是；只要願意留心，在歷史上有很多像他們一樣的人物。
在電腦無孔不入的滲透下，二十一世紀已註定會使人類更加迷失在虛擬的價值體系中。自從手機也有照相功能後，年輕一代最感興趣的攝影對象就是自己，整天眼盯著電腦銀幕，耳聽著MP3，給予先人養分的真實世界離他們越來越遠，或許連定義也不一樣了。資訊越來越多，生活體驗越來越少，心靈自然也越來越空洞。布列松從拿相機的第一天開始，直到閉上眼都始終是個「類比」的人。他用自己的身、心、靈與周遭環境以及整個世界相應合，鮮活的生命體驗一回回地激盪出火花，一幀幀地化為傳世之作。
在布列松的年代，一張攝影作品就是一刻攝影者與被攝者的生命交流，那是攝影的黃金時代，也是人性光輝閃耀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對今後的世界應該永遠有啟示作用。歷史隨著時間的流逝離我們越來越遠，與現代人之間的迷障也越來越厚。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才更需要我們抱著挖掘寶藏那樣的心情，主動找出並呈現珍貴的傳統價值，並細細體會，這些價值在紛擾不安的現今，必能帶來安定與導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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