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文學一直被視為回應臺灣政治解嚴後，社會蓬勃發展而呈顯多元文學現象的一環，尤其於1990年代前後，藉由各項重要文學獎的肯定，在短期間內湧現了質量俱見的同志文學作品，於學院論述中喧騰一時，且與當時社會上烽煙初起的同志運動、社會運動互為表裡，亦與學院中的女性主義思潮、同志理論、酷兒理論的引進互通聲氣，同志文學不僅與臺灣當代的社會文化脈動息息相關，並與社會運動聯結互涉，過往不論從後現代文化視角觀察同志文學發展，或以同志運動觀點切入當代文學之研究，皆累積可觀成果。
在過往的同志文學論述中，經常可見以出櫃、邊緣反抗意識概括同志文學，因此，當1990年代揭竿起義式的同志文學「運動」熱潮逐漸淡化，2000年後同志書寫熱潮稍歇之餘，在過往於結集運動式的反抗霸權路徑之後，如何讓臺灣的同志文學論述承接前緒，開創新局，帶入新對話空間與研究議題的可能性，進而尋訪同志文學作為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析論出隱藏於反抗異性戀霸權的大旗底下，更細緻幽微的同志文學特質，乃為原初的研究動機所在。
在臺灣1980年代後愈趨都市化與城鄉移民之進程中，女性的城市空間經驗與情欲自主，乃至於家庭型態的變化，早已成為解嚴前後女性文學著力刻畫的文學風景之一；而在白先勇的《孽子》發表以來，加以1990年代朱天文的《荒人手記》榮獲時報大獎，同志文學中的男男情欲與城市角落空間書寫，也成為廣受注目的文學焦點。然而，相對於女性文學所著力刻畫的女性自主、情慾與城市空間經驗，與男同志文學所細膩描繪的城市與新公園；出現於1990前後，描寫女女情愛的小說，卻呈顯了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學風景。
綜觀臺灣當代的女同志小說，泰半皆以校園作為起點，時時流露出對於重返青春「校園」的眷眷不捨。校園，尤其是高中女校，作為女女情愛故事的重要場景，其來有自，在華文／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而言尤其如此，綜觀1990前後迭獲大獎、廣受注目的女同志文學作品，諸如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等，在空間選擇上，多仍以接續朱天心《擊壤歌》、〈浪淘沙〉式的女校校園為主；除了校園空間的共通性以外，以文本中所經歷的時間而言，也多僅止於高中女校起始的青春時光，或至多延續至大學，對於進入社會後的情境描繪則多戛然終止，付之闕如。相對於同時期女性文學、男同志文學的情欲、城市、消費等多元面向，女同志文學在時間與空間的建構上，向來皆顯得較為縮限，然而，此類共通性的青春女校敘事，卻隱然成為女同志文學的共通美典，歷久不衰。
此外，於臺灣女同志文學論述中，邱妙津以臺大校園與臺大周邊溫羅汀一帶為主要場景的《鱷魚手記》，無論在學院論述或大眾讀者，都仍為最常被提及的作品；固然，邱妙津於九○年代以《鱷魚手記》同志現身、反抗霸權，而後又自裁於異國的悲劇色彩，在在推使她成為其時社會環境下悲情女同志的代言人，因而聲勢不墜；然而，邱妙津與早在1977年間便以《擊壤歌》、〈浪淘沙〉渲染高中女女情誼的朱天心，不僅同樣以菁英校園為背景，也同樣恰恰具有完全相同的優等生學歷：北一女，臺灣大學，便饒富意義。
另外，再由其他文本中的角色設定看來，不僅是八、九○年代的《鱷魚手記》、《擊壤歌》中的主角就讀於名校，兩千年前後集結發表的張亦絢作品中，也經常以頗具運動集結能量的大學菁英女同志為主角，又如較受大眾關注、翻拍成影像的文本《逆女》、〈童女之舞〉、〈蝴蝶的記號〉等，作為主角的女同志也不約而同皆設
定為就讀當地第一志願高中女校的優等生。
推究其因，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無論是臺灣的同志運動，或是學院裡的同志論述，具有高學歷的菁英族群向來是主要的引導力量，也因此經常可見後續關於同志社群內部階級分化的討論。然而，有趣的是，儘管同志內部此類的階級分化路線檢討仍時有所見，女／男同志皆仍不免尚有菁英化色彩，但以兩千年迄今的文學
改編影像與電影再現看來，女同志顯然要比男同志更為流連徘迴於菁英校園之中，2000年後上映、且較為知名的《藍色大門》、《蝴蝶》等皆為此中代表。
由此看來，在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中，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主角，雖皆標舉以文化菁英身分，然而這應不僅只為自傳性質的作者自況，再對照同世代作家的女同志小說，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杜修蘭的《逆女》都以第一志願女高中生為敘述主體，而比邱妙津早一輩的作家朱天心，也以描繪北一女中女女情誼的《擊壤歌》聲名大噪，顯見在臺灣當代的女女小說中，常有相類的文化菁英角色安排，幾已自成脈絡；如此說來，則令人好奇的是，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普遍可見的女校校園與菁英氣質，其中究竟具有怎樣的特殊連結與文化意涵呢？然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筆者並非意欲獨厚菁英，而是令人好奇的，菁英女同志角色何以在臺灣當代女同志文學中反覆出現？且其雖亦居於較為優越的文化位階，但卻似有其無法跨越的邊緣異境，乃至菁英女同志文本長年以來充滿無所不在的憂鬱氣質與死亡陰影，其所面對的困境，究竟與社會學研究中所關注的較不具文化資本的T吧女同志族群有何差異？
另一方面，在臺灣女同志文學與文化中，無論是文學或影像，皆不斷重返追憶女校校園與青春時光的同時，是否無形中也限制了女女情愛的時間與空間，而這又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幾已自成脈絡的校園文化與菁英氣質，是朱天心、邱妙津、曹麗娟等作家的偶然生命經驗，或其實與臺灣女同志文化之生成具有微妙關聯？而學院論述及大眾讀者，對於這種菁英純女校的女女戀情描寫的偏愛，又可能暗示著怎樣的女同志文化想像與大眾期待？在往菁英路徑、學院殿堂邁進的同時，「純」女性校園與「純」愛描寫，一方面固然鞏固了這些以女校菁英女同志情愛描寫為主的文本的「純」文學品味，但如此「純」愛文學的表像下，是否也壓抑了「性」的可能？
從朱天心時代有情無欲的「春風蝴蝶女子」，到堅持女生與女生不能做愛的「童女」，乃至於悲壯激烈愛欲無能的「拉子」，女同志文學的情欲書寫都顯然難以離開「柏拉圖」式的精神世界，乃至於將純愛／性愛、精神／現實、菁英／庸人等牢牢對立？而菁英女同志因其無法於公領域中現身的同性情欲，在自我性向無以現身的生活日常之中，是否可能更將自限於個人私密空間？甚且，當菁英女同志以知識、學歷換取情欲自主的籌碼的同時，自原鄉、母國出走，身處於提供相當匿名性的城市中，在常見的異鄉／異國的情欲自主書寫之中，又將與其同志之身的私密性疊合產生如何的空間經驗？而如此菁英品味（「純」愛／「純」文學）式的女同志文化再現，對於往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與文化走向，又可能會有怎樣的影響？兩千年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書寫較之九○年代以前，又呈現出怎樣的承接與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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