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請不要誤判中國 張維為
過去三十多年，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預測有悲觀的，也有樂觀的。有意思的是，樂觀的幾乎都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而且越悲觀的，往往錯得也越離譜，預測中國要崩潰的最慘，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中國崩潰論」崩潰了。與此同時，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卻陷入了一場又一場的危機，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這種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和對西方許多問題的重新思考。
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本書，彙集了《環球時報》記者近年來對西方許多知名學者和智庫的採訪，其中不少內容都涉及了這種反思。記得西方自由主義的旗艦雜誌《經濟學人》二○一四年三月曾發表過一篇封面長文：《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開始了逆轉……一九八○至二○○○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進入新千年後，民主的挫折越來越多」。文章認為，是兩個原因導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二○○八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本書中的許多認知也源於這兩大事件。
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才帶來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錯了什麼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從本書的訪談來看，中國至少做對了這麼幾件事：
一是中國沒有照搬別人的模式，而是堅持了自己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中國自己的一黨執政、多黨參與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的經濟學家鮑泰利如是說：「中國今日發展的關鍵之一，是在保留現行政治體制運行和設計的情況下，保持高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減少社會不公和保護好環境。」他還說：「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應該尋求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然而，進入二○○○年以後，其他政治體制的缺陷也變得很明顯，特別是在二○○八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後，要求中國政改的聲音也因此變弱。……目前中國不需要多黨制，實行多黨制將給中國帶來不可承受的風險。」哈佛大學的資深學者托尼‧賽奇也表示：「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歷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辦法，要學習過去的一些經驗。學美國沒什麼意思，中國肯定不會有美國的體制。」
二是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擅長將戰略性思維應用於經濟政策的設計中。從二十世紀七○年代第五個五年計劃引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最近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確定一套廣泛的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再平衡大政方針，戰略一直是中國現代發展奇蹟中的精髓。」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也這樣評論：「中國的長遠戰略思維令美國人欽佩，中國強調內部和諧，對此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表示欣賞。」
三是中國把重點放在高效率地解決人民最關切的問題上，特別是消除貧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伊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是中國共產黨軟實力和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倫敦大學的麥克萊倫教授也認為：「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令人嘆為觀止。中國所表現出的能量，經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考驗。當然，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西方總是批評中國是專制主義，但中國的體制有一個巨大優勢，那就是高效。」
與中國的迅速崛起相比較，西方顯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記得西班牙前首相費利普‧岡薩雷斯二○一二年訪華後，曾在西班牙《國家報》上撰文感嘆：「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本書中，《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也坦承，他沒有料到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會那麼廣泛」。他認為「美國近十年來犯了兩大錯誤：一是伊拉克戰爭，二是二○○八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兩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發的後果。政府的政策運行也並不是很理想，它沒有按照世界的邏輯思維去發展」。
西方學者普遍對美國「極化政治」深表失望。《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說，「國會裏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幾乎不再相互往來，而兩黨議員越不交往，就越難以進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惡性循環」。經濟學家鮑泰利在感嘆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後，表示「希望美國主要兩黨能夠再次學會合作。這需要雙方有妥協的意願，轉變政治思考方式，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是以各自黨派利益為重。近年來（美國）出現的政治功能障礙不能繼續下去了。」他還強調，「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國際競爭力下降，財政和金融改革、養老保險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以及是否能夠建設性地幫助世界其他地區促進發展與和平，適應其他大國的崛起等。」
對於中國的持續誤判，也是西方學者反思的內容之一。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說的很直白：「中國崩潰論已成笑料。」「金磚之父」奧尼爾認為：「中國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規。」德國學者桑德施奈德談到了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所導致的對中國的誤判，認為「談到中國的時候，所有我們學過的有關共產主義體制的知識都一文不值。中國現在當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極高的政治精英。我們必須對中國領導人表示敬佩的一點是，他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使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保持了穩定，這是很了不起的。」
當然，細心的讀者也能看出，雖然西方對中國和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已開始，但總體上看，並不那麼深入，我們甚至可以說，西方學者主要還是依賴西方的經驗來判斷中國和世界，「西方中心論」仍在不同程度上繼續主導著西方學界的思維方式。換言之，一方面，西方對中國、對自己已開始某種重新認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識界的主流還難以超出西方的經驗和傳統來看待中國與世界。正因如此，我個人以為，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西方主流社會恐怕還會繼續誤讀中國和誤判世界，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我們今後還需要適時點出西方認知上可能出現的盲點，必要時還要替他們指點一下迷津。
以本書中的採訪為例，《大國政治的悲劇》的作者米爾斯海默仍然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大國之間也無法實現「雙贏」。某種意義上，這種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美國學者要超出有限的西方經驗來理解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實屬不易。中國長達數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中，經歷了多少從分裂戰亂走向合作共生的傳統和經驗，這一切都遠遠超出了西方形成的歷史傳統和經驗範圍。
即使像鮑泰利這樣比較瞭解中國的學者，也只是說「目前中國不需要多黨制」，言下之意是，中國未來可能還是要採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實，美國是一九六五年才開始今天這種模式的，中國是一九七八年才開始改革開放，並逐步形成自己模式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各自的模式都是新生事物，兩者完全可以競爭一下，我個人更看好中國模式。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像約瑟夫‧奈伊這樣思維相當縝密的學者，也認為中美國力比較，要看平均GDP，中美之間這個差距還有三十至五十年，甚至中國將永遠趕不上美國。其實，只要換一個指標系統來進行比較，情況就會發生巨變。比方說，我們可以使用更能反映百姓真實家底和生活品質的兩個綜合指標：一個是家庭淨資產，另一個是平均預期壽命。我們先來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中產家庭淨資產，美國二○一○年的中產家庭淨資產才七七三○○美元，約等於四十七萬人民幣，這與中國的差別已經不大，而在中國的發達板塊地區，這個美國水準已經屬於弱勢群體了。所以我經常說，上海多數計程車司機的家庭淨資產已經超越美國的中產水準。
人均預期壽命也一樣，中國為七十五歲，美國為七十八歲，美國只比中國高三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國發達板塊（人口與美國相當）的人均預期壽命普遍高於美國，上海和北京是八十二歲，紐約是七十九歲，而紐約還是美國最高的。我們不妨從這些新視角來反思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人均GDP看上去很高，卻無法轉化成家庭淨資產和人均壽命的普遍提高。我想，要麼是中美兩國GDP的統計方式存有巨大差異，要麼還有其他原因。我自己的一個解釋就是鄧小平生前多次說過的話：雖然我們的人均GDP不一定很高，但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這種制度優勢正是我們最大的軟實力。
總之，這本書包含的資訊極為豐富，許多內容值得慢慢品讀，它可以啟迪思路，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今天西方主流學者和智庫對中國和世界的認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為中國學人，我們也可以在此基礎之上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西方話語對中國和世界的解讀能力究竟如何，其長處和短處究竟在哪裡，我們應該如何克服其短處，並在這個過程中推動中國話語和中國標準的崛起。這些就是閱讀本書給我帶來的一些思考，對其他讀者可能也有幫助。
僅為序。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於復旦園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序言二 瞭解中國很難，但必須瞭解 金燦榮
一般來說，任何時候準確地認識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正確認識當下迅速變化的中國尤其不容易。誇張一點說，正確認識中國，真正瞭解中國，可能是全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的挑戰。誰解釋好中國，誰就有資格拿諾貝爾級別的獎項。
瞭解中國很難，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國太大了。根據中國大陸的糧食消耗，她大概有十四億人口，而將整個俄羅斯都歸入歐洲，歐洲總人口也只有七億，一個中國大陸等於兩個歐洲。人口多，一般來說問題就多。
第二，中國是個轉型國家，新老問題並存。我的同事，中國人民大學的王義桅教授認為，中國正在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大陸國家走向海洋國家，從地區國家成長為世界大國。而國際學界通常將包括中國的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都稱為「轉型國家」，總方向是走向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法治，轉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國家的矛盾比保守型國家的矛盾要複雜一些。
第三，中國的發展層次多，問題的性質複雜。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按照經濟發展水準將國內不同地區分成「四個世界」，結果，按照網路語言，中國是個「穿越型社會」，古代、現代和未來的問題都在今天的中國匯合。按照學界說法，中國是「共時性社會」，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問題並存。西方駐京記者曾經編過段子，「中國是新聞記者的天堂，統計學家的噩夢」，說的就是中國新聞多且有趣，記者好當，中國的資料太難核實，統計不易。
第四，文化傳播的規律是弱勢文化學習強勢文化，而文化的強弱一般是由國家發達程度決定的，今天的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家沒有學習你、瞭解你的動力。
第五，社會科學對中國的解釋比我們歷史上老話語系統的解釋要好，但是面對中國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存在，其解釋能力還不夠。現代社會科學起源於西方，是對歐美社會集體心理和行為的總結，而中國相對西方是異質文明，如果簡單套用西方學理來分析中國就容易出現偏差。一般而言，採取問題導向的方法研究中國比較靠譜，嚴格按照專業教條透視中國，比較容易鬧笑話。
第六，西方比較瞭解中國的精英人士有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外交官、傳教士等，過去由於中國地位弱，他們在西方影響也不大。而且他們對中國或多或少有點優越感，一般也沒有機會到中國的基層與普通民眾「同吃同住」，對中國的瞭解有限。近年來，中國崛起，這個群體在西方的發言權增大，而且客觀、均衡的分析增加了，但其中的一些人出現失落感，這個新的消極心理因素不利於他們真正把握中國的脈搏。
第七，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中，激進主義比例太大，在思想史中，偏激思想比例太大，結果是誤導自己，誤導國人，誤導國際社會。
第八，中國的知識精英是研究中國、解釋中國的關鍵群體，但是這個群體經常受到「權、錢、洋、俗」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從而影響了其研究的品質和解釋的效力。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干擾是個老問題，需要時刻警惕和防範；資本權力對學術的操縱則是近年來中國資本力量成長之後出現的新現象，也需要警惕和防範；崇洋也個是老問題，二十世紀五○年代表現為「唯蘇聯是從」，八○年代以來則表現為「唯美國是從」，不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而是從外國的教條出發，看似「高大上」，外國理論說得頭頭是道，實則對中國的問題隔靴瘙癢，對解決問題百無一用；媚俗也是個大問題，與西方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自有宋以來，平民主義傳統就很強大，二十世紀的革命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草根民主性，通過迎合大眾的非理性情緒來獲得政治支持很有市場，這個現象在網路時代更加嚴重起來，而且左右兩派都有人操弄這種遊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被公認為世界經濟史上最偉大的奇蹟之一。中國的迅速崛起是國際格局變化的主要因素，瞭解中國是把握當前國際格局動向的關鍵。在一代人之內，也就是三十年左右，中國很可能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瞭解中國也就成了透視未來世界的最佳角度。有兩個理由可以使人們對中國的未來看好。一是中國的糾錯能力。國家與個人一樣是經常犯錯誤的，不犯錯誤的國家是沒有的，關鍵在於糾錯能力。吃一塹長一智是非常理想的狀態，多數國家要吃N次塹才能長一智，而如果進行國際比較，中國的糾錯意志和能力是非常強的，位於世界各國前列。
二是中國的工業能力。工業化是近代西方崛起的關鍵。在前工業化時期，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洲，其經濟和軍事表現很一般，甚至很多方面不如東方，但一旦工業化，歐洲就在軍事和經濟上擁有了絕對優勢。堅船利炮和機關槍對非西方的大刀、長矛有絕對的力量優勢，大機器生產對手工作業有絕對的效率優勢。結果，西方借工業化的力量從歐洲一隅擴展到南北美洲、澳洲、北部亞洲（通過俄羅斯之手）等地區，在物理上擁有了廣闊的地盤，在心理上樹立了西方文明一元論的現代學術和意識形態體系。
隨著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決定一個國家能力的關鍵是其工業能力。當今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製造業集中在北美、西歐和東亞，前兩個地區的文明背景是新教，而東亞地區的文明背景是源於中國的儒家文明。過去一百多年的東亞歷史證明，儒家文明是適應工業化的，中國是可以實現工業化的，而一旦中國工業化了，由於其超大的規模，其力量將是工業時代的巔峰。隨著中國社會的開放和經濟的成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興趣在增加，認識也在深化。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商人、青年學生和旅遊者來到中國。這些既反映出他們的興趣，又有助於他們的認識。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自信心和對自身的認識也在加強。
就「瞭解中國」而言，總的態勢是向好的發展。根據筆者個人的國際交流經驗，近年來，說中文的外國年輕人明顯增多了。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為例，五十歲左右的學中文普遍比上一代好，他們的學生就更好了。二○一二年八月，筆者參加美國和平研究所的中美對話時發現，當時在國內推出不久的騰訊微信竟然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相當流行。除了中餐，中國人的現代技術創新滲透美國人的生活，這可能是頭一遭吧。
此次推出的《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一書，集結了《環球時報》二○○九至二○一四年對西方政要、學者的部分專訪，以及若干篇西方政要與學者為環球評論版撰寫的觀點性文章，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西方精英在反思他們過去誤判中國的原因，並在努力認知和接近真正的中國。這本書的價值大概主要有兩點：第一，可以讓我們知道部分主流西方精英對中國的態度和認識水準，這有助於我們未來與西方世界更好地互動。第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中國文化被認為是倫理文化，特別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國人比較習慣於在他者的視角中發現自己。《我們誤判了中國》就提供了這麼一個視角。
當然，本書只是一部分西方精英對中國的最新看法，大部分西方精英和民眾對中國還是不瞭解的，並且有嚴重偏見。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本書採訪的對象多為政治家，或者是關注現實問題的學者，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幾乎沒有，也就是說，西方人中國觀的改變還沒有觸及理論層面。做好中國的事，說好中國的事，是中國人的分內之事。這些做到了，最終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瞭解就會趨向真實。
二○一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於中國人民大學（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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