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渴望

名人推薦：國際知名導演王家衛想拍卜洛克的電影
影帝梁朝偉當導演最想拍的也是偵探史卡德的故事
朱天心x朱天文x李維菁x侯孝賢x唐諾x張大春x張國立x陳雪
傅月庵x詹仁雄x劉梓潔x駱以軍x顏忠賢x史蒂芬．金x麥可．康納利……
知名作家和導演，齊聲推薦媒體推薦：雖說是屠夫米基的故事，但因著史卡德不斷探究人生中所失去、棄守、妥協的千愁萬緒，才使得這段主角歷程中最為駭人的篇章如此令人心醉。──《紐約時報》

卜洛克藉著令人難以忘懷、無法抽離的情節，帶讀者進入一個無人能夠倖存的世界，帶領讀者進入一個無人能夠倖存、只求苟延...

完美的夏日傍晚，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賀蘭德夫婦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來到了林肯中心。他們可能先在什麼地方碰頭—也許是在廣場的噴泉前，也許在大廳，誰知道—再一起上樓來。拜恩．賀蘭德是個律師，在帝國大廈，跟其他合夥人有幾間辦公室。他大概是直接從辦公室過來的，來這裡的人多半西裝革履，他並不需要換衣服。

他大約在五點多鐘離開辦公室。他們家在哥倫布與阿姆斯特丹之間的西七十四街，所以，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去接他太太，再慢慢的走到林肯中心—也就半英里遠近吧，花不到十分鐘時間。我跟伊蓮也是這麼安步當車的散步過來。不過，我們倆的公寓在第九大道與五十七街的交叉口，比賀蘭德夫婦住的地方，總是要近一些。所以看來他們是叫計程車，或是搭公車到哥倫布來的，畢竟這段距離說近也不近，不像是他們走得動的。

反正，他們到了。時間還相當寬裕，可以在晚餐前，先喝上一杯。賀蘭德先生個頭不小，六呎二吋，五十二歲，下巴挺結實的，額頭很高。年輕時是運動選手，現在每天到中城的健身房報到，但是，中年發福的痕跡，終究沒法完全抹去。年輕時的他，好像老是吃不飽的樣子；現在的他，看起來富態穩重得多。賀蘭德先生一頭深色的頭髮，接近太陽穴附近，卻有些銀灰；眼睛是褐色的，一般人會覺得這種眼色的人，太過警覺猜忌，不過，這多半是因為他聽得多，說得少的緣故。

他太太的話也不多，長得很漂亮，雖然不再年輕了，但徐娘未老，風華正茂。及肩的頭髮是黑色的，幾縷紅色挑染，被她整整齊齊的往腦後梳好。她比賀蘭德先生小六歲，身高也差了好幾吋，不過，她腳底下的高跟鞋，彌補了不少差距。二十來歲跟她先生結婚之後，著實胖了好幾磅；幸好當時的她跟模特兒一般清瘦，稍微胖一些也不難看。

我想像著他們倆站在艾佛利．費雪廳，各拿一杯白酒，信手拈些點心的模樣，那畫面可說是栩栩如生。也許我們曾跟他們擦身而過，點點頭，微微一笑過也說不定，要不就是我見到了這麼亮麗的美女，所以多打量了她幾眼也不無可能。我們跟賀蘭德夫婦，還有上百位賓客，那天晚上都在場。難怪稍後我見到他們的照片，總覺得依稀相識。但是，說實在話，我那天到底有沒有見過這對夫婦，自己也沒有什麼把握。也有可能是我別的時候，在林肯中心或卡內基廳碰過，也不能排除在我家附近見過他們。我可能瞥過他們好多次，卻始終沒有正眼仔細瞧瞧他們，就跟那天晚上一樣。

我倒是碰到別的熟人。伊蓮和我跟雷蒙．古魯留還有他的妻子蜜雪兒講了一會兒話。伊蓮把我介紹給幾年前她在曼哈頓上課的同學、一對經常上門照顧她生意的熱心夫婦。我也讓伊蓮見過我的朋友。一個叫艾佛利．戴維斯，是我在三一俱樂部認識的房地產大亨；另外一個是端點心盤的侍者，是我在聖保羅教堂戒酒無名會的難友。我只知道他叫做菲力克斯，姓什麼就弄不明白了；我想他也好不到哪裡去，八成也搞不清楚我的底細。

我們也見到了一些久聞其名，卻無緣結識的名人，芭芭拉．華特絲〔譯註：知名主播〕、碧芙莉．希兒絲〔譯註：在美國極受歡迎的女高音〕都赫然在列。這是紐約仲夏音樂節的開幕酒會，喜歡莫札特的人，這個夏天可以聽個痛快。捐兩千五百元以上贊助這個音樂節的人士，就可獲邀參加感恩饗宴，享用外燴晚餐跟雞尾酒。

伊蓮總喜歡把她做生意賺來的錢，攢起來，差不多了，就拿去投資城裡的出租產業。紐約的房地產是連處處碰壁的人，都能蒙著眼賺上一筆的好勾當，更何況是伊蓮這麼精明的女人。她本來就是那種很少出差錯的人，處理她自己的生意，進出之間，更是料事如神。如今，非但我們倆在公園廣場的房子是出自她的手筆，我們在皇后區的出租公寓，也是她商場斬獲。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我跟伊蓮都不愁錢，大可不用工作，過幾天清閒日子。可我還是做偵探的老本行，伊蓮，也還是在第九大道南邊幾條街的地方，開她的小鋪子。我們挺喜歡手上的工作的，多賺到的錢，也不愁沒有地方花用。話要說回來，就算是沒有人僱我查事情，或是伊蓮賣繪畫、古董的小鋪子沒人光顧，我們也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我們倆都覺得應該把一部分的收入捐出去。幾年前，我養成一個習慣：我會把收入的十分之一，順手放進隨便哪個教堂的捐款箱裡。近些年來，我想得多了，對於這種做法，有些保留，但是，我還是會找別的機緣，把錢捐出去。

伊蓮喜歡贊助藝術活動。要論起聽歌劇、參加畫廊開幕、博物館展覽的次數，我當然不及她。（但是，我去棒球場、拳擊場的次數，可比她要多得多。）至於音樂，不管是古典，還是爵士，則是我們共同的興趣。爵士酒吧不會要我們捐錢，頂多就是收點入場費；不過，我們可寄了不少支票給林肯中心與卡內基廳。他們的回報是希望我們多參加他們的活動，今晚就是個例子—有飲料、外燴套餐，還有音樂節開幕的貴賓保留席。

六點半，我們坐上分配給我們的餐桌。同席的還有三對夫婦，我們自我介紹，一邊吃，一邊聊天，很是親切。如果硬要逼我，這三對夫妻的姓名，我就算是不全記得，也能說上個八九不離十。但，這有意義嗎？自此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們了，在這故事裡，也沒他們什麼事。拜恩與蘇珊．賀蘭德並沒有跟我們一桌吃飯。

他們坐在別張桌子上，我後來才知道，賀蘭德夫婦倆在大廳的另外一頭。可能我先前見過他們，但在那天晚宴上，我們卻是緣慳一面了。

晚餐相當可口，同桌的客人也還算是談得來。演奏更是動聽，這個音樂節的主題是莫札特；他的鋼琴協奏曲跟布拉格交響樂，是音樂會的主軸，其間點綴了德弗札克的交響組曲。節目說明書說莫札特跟德弗札克好像有淵源；還是說莫札特跟布拉格有點關係？要不，就是莫札特寫過布拉格交響樂而德弗札克又是捷克人，所以兩者扯在一起了？實在搞不清楚，我沒花太多心思在這上面。我就坐在那裡，聽音樂。音樂會結束後，我們就回家了。

賀蘭德夫婦是走路回家的嗎？現在已經不可考了。沒有計程車司機指證他們曾經載過這對夫婦，路上的行人，也沒注意到他們。他們大概是搭公車回家的吧。但是，依舊沒有目擊者出面。

那麼，還是走路回家的機會大些。只是賀蘭德太太穿著高跟鞋，或許會減損她走路回家的興致；但是，那天夜涼如水，不悶，不濕，兩個人身體都不差，一時興起，就這麼邊聊邊走回家也說不定。音樂會散場之後，外面總有一大堆排班計程車，但是，卻有更多人搶著招手，走回家還簡單輕鬆些。不過，還是那句話，沒人知道他們是怎麼到家的。

演奏會結束，指揮鞠躬下台，樂師魚貫出場，拜恩與蘇珊．賀蘭德只剩下一個半小時的生命。

∞

再說一遍，我沒有證據，但根據我的想像，他們是走路回家的。他們倆聊了不少事情—剛剛聽到的音樂、餐桌上那個粗魯的同伴、在這樣的夜色下，散步紐約街頭，又是多麼愉快的感受。過街的時候，他牽著她的手，渾然不知她也正伸出手來，尋覓他的指引。他們就這麼手牽著手慢慢的回家。

他們的房子是豪華的褐石蓋成的，位於七十四街靠近下城的那一端，約略是這排房子中間的位置。這棟房子是他們買的，上面三層是他們的住家，一樓跟地下室租給一個高檔古董店的老闆。二十六年前，他們買下這棟房子，主要靠的是繼承來的財產收入，花了二十五萬多美金；幸好來自古董店的租金，應付稅金跟維護費用綽綽有餘。現在，這棟產業的價值，起碼是過去的十倍；樓下古董店的租金，一個月更高達七千五百美金，賀蘭德夫婦一年的稅金都用不了那麼多。他們總是欣悅的表示：如果不是當初投資正確，他們可負擔不起這樣的豪宅。賀蘭德先生當律師，收入相當優厚—他們的女兒念了四年私立學校，沒跟銀行貸半毛錢不說，就連存款都沒動用到—只是他也沒那個餘力另外再買一棟價值三百萬的洋房。

他們倆可用不了這麼大的地方。買這棟房子的時候，她剛巧懷孕了。五個月後，孩子流產；一年內，她二度懷孕，生下他們第一個女兒，克莉絲汀。兩年後，獨子西恩出生。西恩十一歲的時候，參加少棒聯盟比賽，被球棒誤擊頭部，傷重不治死亡。死亡，來得突然，一時之間，兩人都不知所措。接下來的一年，他每天爛醉如泥，難得清醒；她則是跟朋友的先生勾搭上床。隨著時間過去，兩人的傷口慢慢癒合。賀蘭德先生對於酒精漸漸節制，賀蘭德太太結束婚外情，回歸家庭。這是他們結婚以來，第一次的緊張關係，也是最後一次。

她是一個作家，出版過兩本小說跟十幾篇短篇故事。她的文藝生涯並沒有為她帶來什麼利潤。短篇小說偶爾在雜誌上亮相，沒有稿費，頂多賺到點名聲跟一些作者贈書罷了。兩本小說雖評價不差，銷路卻不怎麼樣，現已絕版。不過，她倒挺享受創作的過程，不怎麼在意物質回報；常常看到她坐在桌前，蹙眉沉思，尋詞覓句，反覆推敲，一連一個星期。

她在頂樓有間工作室兼辦公室，寫她的小說。他們的臥室、克莉絲汀的房間跟拜恩的居家辦公室，都在三樓。克莉絲汀二十三歲從衛斯理學院畢業後，回到家中，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前一年，她跟男朋友同居，分手之後，克莉絲汀又搬了回來。她經常在外面過夜，說要有個自己的地方。可是紐約的房租跟天一樣高，合適潔淨的房間又很難找；她的房間舒服、方便，熟門熟路，再怎麼嫌，也找不出言之成理的理由。賀蘭德夫婦很高興有女兒作伴。

他們使用的最低樓層，是二樓。褐石豪宅的住戶都清楚，這裡就是所謂的客廳；房間比較大，天花板也比其他樓層高。賀蘭德家的廚房，寬敞得很，放得下正式的餐桌；真正的餐廳，被他們改裝成書房與視聽室。他們也有待客用的起居間，地板上鋪著東方地毯，藝術家具看起來有氣質，使用起來也舒適；火爐旁邊是頂到天花板的整排書架。起居間面朝西七十四街，厚厚的窗簾已經拉了起來。

在窗簾的後面，有一把老橡木做成的大椅子，還有深褐色的皮革鑲飾，名貴非凡，上面坐著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在火爐邊踱來踱去。兩個人正在等待。

∞

這兩個人已經在房間裡待了一個多小時了。他們是在拜恩與蘇珊．賀蘭德夫婦中場休息，重新回到座位的同時，闖進他們的住宅的。音樂會結束後，他們已經把賀蘭德家裡翻過一遍了。這兩位膽大妄為的歹徒，翻箱倒櫃，掀開桌子，把書架上的書抖落一地，沒半點顧忌。他們在梳妝檯的抽屜裡，找到了價值不菲的珠寶跟小擺飾；在辦公桌跟衣櫥的暗櫃裡，找到了現金；在廚房的櫥櫃裡找到了銀器，還在別的地方，找到了值錢的財物。他們掏空了兩個枕頭套，塞滿了他們精心挑選的贓物；現在這些到手的贓物就擺在客廳。他們大可背著贓物，在賀蘭德夫婦返家前離開，結果，他們還是一個人坐在椅子上，一個人在爐邊踱步。按照我的想像，他們應該已經撈夠了。今晚的收穫著實豐碩，可以回家了。

但他們沒有。如今無路可退。賀蘭德夫婦到家了，他們已經爬上通往前門的大理石階。他們可曾感覺到家中有人入侵？有此可能。蘇珊．賀蘭德是那種原創性的藝術家，有與生俱來的直覺。她的先生比較傳統、務實，被訓練得只會處理邏輯跟事實，但是，他豐富的經驗，也可能會提醒他，家裡有些不大對勁兒。

她顯然是覺得有些不安了，緊緊的抓住丈夫的手臂。他微微轉身，看著他的妻子，好像讀出妻子臉上傳遞出的緊張。不知道為什麼，幾乎所有人都有這種本能，多少可以感覺到一點不安的徵兆，得到一點騷動的訊息；但是，大部分的人會撇開這說不出道理的暗示，認為自己疑心生暗鬼，完全不理會個人體內的早期警示系統。還記得車諾比核能意外吧，監測數據已經顯示狀況異常了，但是，監管人員卻認為是儀器故障，完全不予理會。

他掏出鑰匙，滑進鎖孔。屋內的兩個人都聽到外頭的聲響。坐著的那個站了起來，踱步的那個朝門邊移動。拜恩．賀蘭德轉動鑰匙，推開門，先讓蘇珊進去，自己跟在後面，也進了家門。

他們看到屋裡有兩個人。但，為時已晚。

∞

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賀蘭德夫婦又是怎麼求情討饒，討價還價，但是，這兩個歹徒心意已決。他們拿出點二二的自動手槍，加裝滅音器，對著賀蘭德先生開了三槍，心臟兩槍，太陽穴一槍。其中一個，踱步的那個，強暴了蘇珊．賀蘭德，前後都來，在她的肛門射精，又把撥火棒插進她的陰道；原本不動聲色坐在橡木椅子上、冷眼旁觀整個過的另一個人，不知是出於憐憫還是急著離開此地，這下過來抓著她的頭髮，向後扯，力道之大，甚至把頭髮都給扯了下來。然後，順手用從廚房抄來的利刃，割開她的喉嚨。這是一把碳素鋼刀，鋸齒狀刀鋒，製造商保證說，這種刀連骨頭都可以砍斷。

我可以想像出整個犯罪過程，就像我想像得出賀蘭德夫婦手牽著手過街的模樣，甚至這兩個人是怎麼等待他們回家、誰坐在那張有皮革鑲飾的椅子上、誰在火爐邊踱來踱去，我都可以在腦海裡，鉅細靡遺的描繪出來。我讓我的想像力跟事實糅合在一起，絕不曲解附會，只在空白處填補潤飾。舉個例子來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拜恩還是蘇珊有那種感受危機暗藏的直覺，說不定兩個人都覺得有些不安。我也不知道強暴蘇珊跟揮刀砍死蘇珊的凶手，是不是同一個人。也許他還在她體內的時候，就把她給砍死了，因為這樣更有趣。也許他真這麼幹了，說不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也許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不知道。

蘇珊．賀蘭德坐在褐石樓房頂樓的書桌前，馳騁想像力，寫她的小說。我讀過幾篇，結構緊湊、情節紮實，有幾個故事的背景在紐約、幾個在美國西部，還有一篇發生在不知名的歐洲國家。故事中的角色時而內斂深沉，時而莽撞衝動；讀起來無甚趣味，但是，說服力不弱，彷彿真有這麼個人似的。雖然，我也知道這是她想像的產物；她幻想出這些角色，使之躍然於紙上。

大家都覺得作家應該有想像力，卻不知相同的能力，也是警察不可或缺的本領。少了槍跟記事本，還無所謂，少了想像力，就肯定是個蹩腳警探。不管是吃公家飯的條子，還是自行營業的私家偵探，不外乎是發掘、整理事實，但是，我們得有反思跟想像的能力，才能找到一條出路。兩個在辦同一起案件的警察，肯花時間談的，一定不是目前蒐羅到的事實，而是雙方想像的場景，有什麼差異。他們先建構起可能發生的情節，然後，才去尋覓事實，加以佐證，或是徹底摧毀。

拜恩與蘇珊．賀蘭德人生旅程的最後一幕，已在我的腦海中成形；在我的想像中，其實還有更多細節，只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裡重述。真正的場景，應該比我的想像更過火一點—四處飛濺的血跡、點點滴滴的精液，藏在現場暗處的線索跟碎片，夠鑑識科的技術人員忙活半天的了。就算是蒐證結束，有些問題大夥兒不見得敢斷定。打個比方，是賀蘭德先生，還是賀蘭德太太先死？我想在他們強暴賀蘭德太太之前，就槍殺了賀蘭德先生；但也可能是倒過來幹的。現場蒐集到的證據，沒有辦法排除任何一種可能性。也許賀蘭德先生聽到他妻子被強暴時發出的呻吟與慘叫，然後，第一顆子彈，無情的鑽進他的身體，讓他眼前一黑，耳朵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也許是她看到她先生的死亡，然後才被綁縛，剝下身上的衣服被強暴。這兩種可能性我都推測過，推敲過每一個可能發生的細節。

我是寧可這麼想的：賀蘭德夫婦一進門，兩個歹徒立刻把門踢上，其中一人朝賀蘭德先生開了三槍，但第三顆子彈鑽進他的身體前，賀蘭德先生就已經倒在地板上死亡。這幅血腥的景象把賀蘭德太太的靈魂嚇出了竅，飄到了天花板上，完全切斷了情感跟肉體的連結，看著她的身體被歹徒凌辱。然後，他們割斷了她的喉嚨，那身體死了。有一部分的她被拖進了長長的隧道，可能就是所謂的瀕死經驗吧。然後，一道白光，把她帶到一個白色的世界中，深愛她的人，在此等待。其中，當然有她的祖父、她在童年就故去的父親、兩年前辭世的母親，當然，還有她魂牽夢繫的愛子，西恩。她沒有一天不想起這個孩子，如今，他也在這裡，等她。

她的先生也在。他們只分離了幾分鐘罷了，現在，又重逢了，再也不分開。

我寧可這麼想。這是我的想像。愛怎麼想像，隨我高興。

完美的夏日傍晚，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賀蘭德夫婦在六點到六點半之間，來到了林肯中心。他們可能先在什麼地方碰頭—也許是在廣場的噴泉前，也許在大廳，誰知道—再一起上樓來。拜恩．賀蘭德是個律師，在帝國大廈，跟其他合夥人有幾間辦公室。他大概是直接從辦公室過來的，來這裡的人多半西裝革履，他並不需要換衣服。

他大約在五點多鐘離開辦公室。他們家在哥倫布與阿姆斯特丹之間的西七十四街，所以，他還有足夠的時間，去接他太太，再慢慢的走到林肯中心—也就半英里遠近吧，花不到十分鐘時間。我跟伊蓮也是這麼安步當車的散步過來...

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傾心，驚為天人。此後十多年時間裡，但凡「馬修．史卡德系列」中文新書出版，總要在第一時間購入，無暝無日讀完始休。若說我是那些年「馬修．史卡德現象」（開口閉口：「我今晚只聽不說」、「我一天戒一次」、「大多時候我是容易收買的，但你不能收買我」……）參與製造者，一點不為過。更多時候，家裡所買的卜洛克新書，一如朱天心她家一樣，總是被拿走，總要再補。
甚至讀著讀著，竟把他與王國維等量齊觀了：
「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四月裡，斷斷續續，我一直在重讀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探案。原因是偶然看到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這幾句話，忽然隱約理解一些「生命自持」的線索，因而更想靠近卜洛克，貼近馬修．史卡德。有些書，你不論何時讀，總會讀出一些道理。有些書，時候不到，你很難理解。人間無理可推，無謎可解。我所等待的四月的雨，最終還是沒有落下來，但我還有五月可以等。我一次等一天……。
奇怪的是，儘管日後卜洛克其他系列一一被引入，我也嘗試找來一讀，卻都不甚入港，從「雅賊」到「殺手」，就是有「隔」，進得去，耽溺不了。這事，跟小說行不行關係不大，純然緣分作怪，緣淺還能說什麼？有位朋友，他是「雅賊迷」，愛跟我鬥嘴，老說柏尼．羅登拔如何如何機智迷人，怎樣怎樣淵博難說，「真正愛書人都該喜歡他！」對此，我想了想，總冷冷一句回嗆：「不會老的不是人，角色而已，喜歡個什麼勁兒？」
誠然，「馬修．史卡德」與其他類型小說最大的不同是，馬修肉體會衰老，意志會動搖，道德會踰矩，辦案會潛行由徑，人家給錢他通常都收下，轉個身卻又丟一些到教堂捐獻箱。案件向來不是他的困擾，女人也不是，真正困擾他的，無非紅塵滾滾，該如何照著自己的那一套存活下去，或說存活出來自己的那一套。而幾乎有大半的時間（至少從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年，整整六年時間裡，他終於明白且面對「我是酒鬼」這一事實），他都是在跟酒瓶奮戰，To be or not to be？說穿了，馬修既不「冷」也不「硬」，與我們人人都一樣，他心中也有一個哈姆雷特。
至於辦案方式，也奇了，他似乎沒多少小小的灰色腦細胞，也沒有角落或輪椅，鐵拳或好大一把槍。接了案子，他只能不停打電話，不斷上街晃盪詢問，「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事情，卻不知道我們知道」、「去他的，東西全在那兒，只是我看的方法不對。」要想知道，要看對，只有一個方法：GOYAKOD，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抬起屁股敲門去！天道酬勤，也許就對了。但「其實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工作皆毫無意義，你只能把想到的事都做好。你不知道哪件有用。你就像在煤礦堆裡找尋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除此之外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這不就是人生嗎？「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幾千年前，傳道者早已論定。你我人等孜孜不倦所打拚之事，有哪幾件不是徒然、枉費的呢？
然而，他還是一旦咬住了就不鬆口，就是要從百分之九十八的徒然裡，找出那百分之二的存在意義。
於是，推理一點不重要，破不破案也不是重點了。有人從馬修身上讀到了堂吉訶德，有人看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有人說他是班雅明筆下「複製時代的抒情詩人」、「步行者」；有人則相信他是推著石頭上山的現代薛西佛斯……。凡此種種，無非說明了一件事：馬修．史卡德像鏡子，人人都可在他身上照見到自己，照見到比敘事更多的其他東西。而這，大約就是「經典」的本質了。
一口咬定「馬修．史卡德系列」已成「經典」，未免說得快了，畢竟最近一本《烈酒一滴》出版於二○一一年，還待時間考驗汰擇；但若說，這套從一九七六年創作迄今，歷時三十多年，前後十七冊的小說，已然具備「推理名人堂」候選資格，相信絕不會有什麼人有意見的。
也因此，當「臉譜出版」期望為此系列再出一個新版本，邀請我參與其事時，我欣然同意。畢竟，人生能有幾次機會為自己所仰慕的作家編一套書呢！？
此次新版修訂作業，大體分為兩部分，內容與裝幀都有許多變動。
內容方面，由於出版時間跨越十多個年頭，執行編輯屢經更迭，譯者多有，許多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未見統一，前後冊常見扞格，趁此機會一一修訂，讓讀者閱讀時，得以一氣呵成，疑惑不生；譯文方面，盡量保持譯者多元風格，但若確定錯譯、漏譯，經徵詢後，都予修正。甚至連書名，只要有問題，也都盡量求取確定答案。譬如讀者曾質疑，《每個人都死了》（Evebody Dies）中譯書名若為《每個人都會死》，當更精準。為此，我們特別親詢卜洛克，經他回答：「都可以！書名應該保持某種曖昧，讓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遂決意維持原名不動。
至於實有發微抉幽之功的「唐諾導讀」，早已成為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維持不動，僅於涉及時事處，加以註解，方便讀者掌握行文來龍去脈，了解敘事理路；系列編號則按照英文出版，重新依序排列，讓這套書最大特色的「時間感」，得以凸顯。閱讀過程裡，讀者更能感受馬修在時間之河裡奮力泅泳，逐漸老去，終而得以迎向隧道最後那一線光芒的微妙心境轉折。
裝幀設計上，特別邀請著名平面設計工作者楊雅棠擔綱，除了提供一般讀者的「平裝版」之外，更設計一款附有松木書箱，亦得為書架的「珍藏版」，限量五百套，用饗重度發燒友，以便傳家。此版封面，楊雅棠以「一抹紅」表達了這一套書「懸疑、危險、溫暖」本質，簡潔明亮的設計出「很不傳統、很不一樣」的成組推理封面，讓人耳目一新，心湖大大為之一蕩。
相對於此，平裝版封面幾乎每一個都獨立表達一個抽象的詞彙，譬如「背叛」之於《酒店關門之後》，「執念」之於《到墳場的車票》，「情慾」之於《屠宰場之舞》……等等。整體則維持他一貫素雅細緻的風格，並與時俱進，添加更多「現代」元素，希望跳脫窠臼，吸引更多新世代年輕讀者，親近這套「非常不推理的推理經典」。
「馬修．史卡德系列」全套十七冊，數逾五千頁，共二百餘萬言。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裡，要完成浩大的「改建重裝」工程，其艱難可知，疏漏必然不免，還望四方讀者不吝予以指教。「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編書當亦如是，只能盡力，無從滿意。而這一份「永遠追求更好」之心，實即一名編輯所能奉獻給作家與讀者的最大溫情與敬意了。


〈導讀〉
如果你有負我們這些死去的人──
唐諾

這裡，讓我們從一個最典型的史卡德式問法開始——紐約九一一時，我正在做什麼？
我個人沒什麼戲劇性的場面發生（比方說小說家劉大任說他一對紐約友人夫妻正在大陸訪問，午夜十二點過了才回旅館，丈夫倒頭先睡，太太開了電視，丈夫瞥一眼螢幕災變畫面，還抱怨道：「這麼晚了還看這種好萊塢爛片子幹什麼？」），我就好端端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先是跑馬燈出現有民航機撞上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的訊息，沒太久，Live畫面就出現了，說明這不是一般迷航空難，第二架七四七轉一道死亡弧線，準準撞進擎天的大樓化成一團火球，一次又一次，螢幕下方也出現驚悚但不怎麼真實的三個英文字：America Under Attack——
感覺非常恍惚，但也有某種冷酷的百感交集——你會想到從這一刻起世界整個變了，「安全」這兩個字的意思尤其變了，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秩序的成本結構和一貫遊戲規則得調整改寫，而且朱天心到柏克萊的小說學術研討會大概也泡湯了，還有，小布希代表的保守勢力一定快速抬頭，自由主義又再次挫敗，還有，劉大任張北海郭松棻幾個人都平安吧，才剛進哥大東亞系的老朋友、我們的美食女王Carol也平安嗎？還有，也在哥大任教那位身罹癌症的知識分子鬥士薩伊德這下怎麼辦，他的獨立處境更艱難了吧……
眾聲喧嘩中，我心裡卻也有一個奢侈不好為外人道的小小聲音冒出來——還有卜洛克該也無恙吧，他習慣使用的咖啡館並不靠近災難現場，過去我們讀小說也沒印象馬修．史卡德曾出入世貿大樓，卜洛克這個系列會不會有九一一為題的小說出現？或至少他會不會告訴我們，九一一時史卡德人在哪裡？正做些什麼？九一一後他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改變？當然，真正的凶手尚未落網是因為他人遠在千哩之外的某山區洞窟裡藏得很好，並非不曉得是誰；事實上，小布希政府也絕不可能僱用這一位又丟掉私家偵探執照、重新回復孑然一身的自由工作者，他們緝凶的陣仗嚇人多了，其力量足以毀滅地球上任一個國家（但卻不容易逮著一個單一的人，這講起來像一則現代寓言），而我們的史卡德先生又太老了，上不了戰場，沒機會參與這場理由充分但仍屬不義的二十一世紀十字軍遠征之役。
你持續召喚死亡，且終其一生和死亡日日為伍，就像當年那個愛龍成性的葉公一樣，但終於有這麼一天，在風雨雷電聲中，悍厲而且巨大無朋的大龍真的來了。
死亡的渴望。

◆ 小說的死亡還原

但是還沒有，我們的好奇心還得再等等，我們現在手上這部《死亡的渴望》完成的時間是二○○一年，是凱達組織猶在籌畫、訓練殉死飛行人員並堅固視死如歸信念的隱密時日；我們也不願妄言附會，這樣一個書名，這樣一個被死亡誘引從而大肆殺戮的瘋狂殺手，和半年後那些現代神風特攻隊的伊斯蘭聖戰士之間，卜洛克事先瞧出了什麼隱喻、預見或甚至某種靈異性的牽連。畢竟，死亡之事神祕，自成悲劇，我們應當小心別過度分類歸納，否則我們很容易將實體性的哀傷，轉變成統計性的、抽象性的概念乃至於數字，這往往是對死難者最大的冒瀆。
相對來說，小說原本就是處理個別死亡的，今天，它還可還原性的對抗統計學式的冷酷無感死亡──如此的死亡真實還原，是我們期待卜洛克把九一一納入小說的理由之一。
但真正的理由是，打從一九七六年的《父之罪》開始，或至少從一九八二年的分水嶺小說《八百萬種死法》開始，我們讀小說的人都已大致同意，這一組馬修．史卡德小說看起來已經和紐約密密實實交纏在一起了，除了是小說，它也像紐約的一部分歷史，記述著死亡心事的起居歷史，於是我們遂很難想像，當紐約蒙受前所未見的死亡暴烈襲擊時，這組小說居然可無事般略過它，不將它記憶存留下來，這是有點說不過去的。
當然，純粹從小說書寫一面來說，九一一這樣方式的死亡是很不好寫的；而純粹從小說書寫者的權利來說，他也有絕對的自由在現實中攫取他要的材料，沒有任何人可「規定」他得取這一塊不取那一塊，就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三九～一九四五那兩段可怖的時間裡，小說家仍可以別過臉去寫一段愛情、寫一個鄰家小孩的離家出走等等，他當然同時也知道歐陸戰場的壕溝裡，每一分每一秒中都有人倒下來死去。
讓我們來聽一下安博托．艾可說的故事，是他第四次小說森林散步時講的，那處林子他稱之為「可能的森林」，而他使用的小說，內舉不避親，正是他自己那本難讀得要命的大部頭小說《傅柯擺》，我認得的人中好像只有張大春一個人喜歡。

◆一場消失的大火

《傅柯擺》發生什麼事？發生了一樁有點假戲真做也有點吹毛求疵的讀者來函指教之事──我們原文照錄艾可的話：「小說出版後我接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他顯然去國家圖書館翻閱過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當天所有的報紙，發現荷木兒街（我書中未提及這條街，但聖馬丁街某段確實與此街交接）轉角處午夜過後，大約在卡紹邦走過時曾發生火災──如果連報紙都報導了，火勢應該還不小。這位讀者問我，為什麼卡紹邦沒有注意到？」
這裡，我們補充一下必要的背景資料。卡紹邦是《傅柯擺》小說中一個角色，在小說的第一一五章裡，他於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與二十四日之交當晚，一個人著魔般走過整條聖馬丁街，穿過烏爾街，途經博堡中心，抵達聖美利教堂云云──在重述這段書寫經過時，艾可順帶講了一段滿好的話，值得小說書寫者（或有志書寫者）參考：「為了寫作這一章，我在幾個不同的夜晚走相同的路線，帶個錄音機，沿途錄下所見所聞和感想。／我有個電腦程式可以提供我任何年月的任何時間，在任何緯度下天空的樣子，我甚至花時間找出當晚是否有月亮，和不同時間裡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我這麼做不是效顰左拉的寫實主義，而是喜歡敘景時景物如在眼前，這樣有助我熟悉書中所述之事，進入人物內心。」
好，準備充分，連月亮形狀到位置變化的微小細節（真需要到這樣子嗎？）都照顧到了，卻漏失了好一場喧嘩蒸騰、染紅半邊天的大火；尤有甚者，艾可假事作真的詳述時間，有年有月有日有時，詳述卡紹邦行走路線，有街道名有建物名，但毋寧在夜黯中更醒目、更不可能不看到不記下的大火卻不在其中──艾可甚有風度的承認，這位讀者所說的「不無道理」，既然你費盡心機誘引人相信故事發生在「真實」的巴黎，連日期都清清楚楚，那讀者當然可理很直氣又壯的質疑這一場真實就在現場的大火何以憑空消失。
當然，艾可講述這個揭短自己的故事，可能不僅僅是風度而已，而是這個其實並不妨礙小說成立、進行、乃至於成果良窳的岔子出得太好玩了（會不會又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呢？），簡直就是一則天外飛來的寓言，可以引領他也同時引領我們往「可能森林」裡真實和虛構的林子深處走進去。

◆死去的不只是很多人而已

但我們得說，九一一之於紐約、之於馬修．史卡德小說，還是和這一場大火之於巴黎聖馬丁街當晚、之於艾可的《傅柯擺》有著不盡雷同的意義——《傅柯擺》可能該把大火給一併記錄下來，基本上仍是小說「內部」的家務事，決開的缺口是小說書寫真實和虛構界線的長期問題，會覺得趣味盎然參加討論的大體上只限於真正提筆寫小說的人，問題並未真格的浮現到讀者的閱讀舞台上來；但九一一不一樣，不是因為九一一真的死了人（巴黎那場大火可能也燒死人），而是九一一死太多人了，死亡的數字已然越過了冥冥之中的界線，量變引發質變，於是，死亡的意義不再只是單純的死亡而已，而是升格成為「毀滅」；死去的也不再只是單純的紐約市民而已，而是這一整座城市。
當然，較周延的來說，事情並不僅僅只是數量的問題而已，更不是美國人紐約人的命就比較值錢，我們誰都知道，在人類漫長歷史的每一刻，或就光只是同時間的此時此刻，地球上的另個角落可能都默默死去為數更多的人──九一一整體悲劇的鑄成，大量且即時性的傳媒的確幫了大忙，讓死亡就在你眼裡發生並持續；死亡的地點、方式及其可能的延伸影響也無不參與這個鑄造，包括殺人凶器的選擇居然是數百平民搭乘的民航機，包括死亡的執行地點選擇居然是充滿象徵意義的紐約雙塔摩天大樓，包括如此突如其來的、猛爆性的死亡背後，流淌著的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千年解不開且愈來愈走進死巷子的歷史仇恨，更包括，這是已完成已落幕的悲劇嗎？還是只是首部曲？就像喬治．魯卡斯耗資億萬的《星際大戰》系列電影那樣，時間一到續集又得轟轟烈烈上演……
也就是說，從人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九一一的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悲劇，集體性的瞬間死亡多了；然而，從紐約兩百年的歷史來說，這卻真的是一次難以抹消的劫毀──就像一場車禍便足以構成一個家庭的毀滅悲劇一般。從那一刻開始，人們的眼睛變了，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回復原來的長相了，不管雙塔的原址是保留成歷史廢墟還是重建成更高的新摩天樓；人們的心思也變了，某些陌生人的意思變得不一樣，安全和自由的意思變得不一樣，生命和死亡的意思也變得不一樣，最終，你堅定相信或習焉不察相信的那些你出生之前就在的、因此大概也就會存留到你告別離去的種種，包括一棵樹、一家店、一幢樓、一條街，乃至於更堅固更難以流逝的，一些你相信且服膺實踐的道理、秩序、價值信念以及信仰，都彷彿髹上了日暮的動人色澤，有可能先你一步走開。
也許有犬儒些的人會說，看著好了，這一切終歸會回復「正常」的，人們的健忘無堅不摧，它還是會接管統治這一切的──這大致是對的，但不正因為最終不免這樣，我們才需要文學者的加入嗎？我們依賴文學來抵禦刻板、抵禦統計化數字化、抵禦萬事萬物成為一個個歷史的封存檔案，文學記錄人心、記錄情感、記錄一切時間一到會埋入沉睡的東西。重點不盡然是單純的「被遺忘」，而是轉化成的「遺忘形式」（如數字、檔案或簡略的歷史條目等等，這既是遺忘的催化劑，也是遺忘的最初階段），文學的抵禦和記錄，尤其是訴諸可感可摩挲細節的小說書寫，便是如此「遺忘形式」的某種「還原」，這還原不是單純的有聞必錄（有聞必錄是一種失焦的混沌狀態，最適合遺忘），而是動用真實和虛構的一切可能手段，努力讓事物駐留於當下，並保留該事物和人最原初的關係。
因此，不是《傅柯擺》那樣只關乎小說書寫的真實虛構問題，更不因為史卡德小說中伊蓮．馬岱的猶太裔身分問題（但這可能是小說切入的一個方便缺口也說不定），而是，用艾可的話說，既然這組小說已動用了超過二十年的時光，努力誘引我們走上這道紐約的死亡之路，卻硬生生要我們停九一一之前，那就真的有點說不過去了。

◆達蘭道夫的「問題意識」

社會學衝突學派的大將拉爾夫．達蘭道夫，在批判社會學傳統「結構─功能」學派時，銳利的指出「結構─功能」的根本性大毛病，那就是「問題意識」的喪失──達蘭道夫說：「近代社會學中許多的缺點，尤其是社會學理論中的烏托邦性質都是由喪失了『問題意識』而產生；而這種東西的喪失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社會學家處在這種到處都是問題、到處都是謎團的世界中怎麼能夠跟這些東西脫節呢？」「從他們看待社會的方式──說得正確一些，是該看社會而不看的態度──他們確實是在提倡一種不投入的心態，一種不肯為事情傷腦筋的態度，並把這種『節制』的態度提升為『科學性的理論』。……由於把傷腦筋的義務留給當權者，這些社會學家也就隱隱約約的承認了這些當權者的合法性；他們的不插手變成了一種插手──不論是何等無意──也就是插手贊同了社會現況。馬克斯．韋伯曾倡言要把政治和科學分開，此言不謬，可是這些人對他的話產生何等的誤解！」
我個人以為，這些話轉用到小說書寫的世界也是一針見血，而且遠比盧卡奇語焉不詳的「智慧典型」主張要好──他們看到的是大致同樣的問題，如盧卡奇所痛切批判小說自然主義那種無意志的、不選擇的、眼睛掃到哪裡筆就帶到哪裡的書寫方式，但盧卡奇的「智慧典型」主張管到人家成果的彼端去，其意接近「答案」，極容易流於教條性的嚴苛檢驗；「問題意識」的建議則注目於小說書寫之始這一端，只是問題不設定答案，相對的自由開放。
我們應該這麼講，不存在「問題意識」，小說仍是寫得出來的，不僅寫得出來，而且很多──像絕大多數的類型小說，還有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正統小說都是，但這些小說沒真正的疑問，沒有好奇，它只有設計性的懸疑，只有情節的暫時空白懸宕，「答案」老早就好端端備妥在書寫者的袖子裡只是不馬上秀出來而已。基本上，這樣的小說不冒險不探勘，無意挑釁並試圖衝決人類思維的邊界，一切都在已知的世界裡打轉，也就談不上什麼新的啟示，因此，它比較接近「表演業」，或像昆德拉講的「舞者」，大家不傷和氣娛性怡情用的。
對這樣的小說，昆德拉的態度比較嚴厲，他以為小說沒有疑問，那就是小說的死亡，一種無用的靜默死亡。
昆德拉這話說得很重，但他並非無的放矢──是什麼真正引領著小說書寫尋尋覓覓的前進？是什麼真正決定小說家的揀擇、在眾聲喧嘩的萬事萬物中看這個不看那個、寫這個不寫那個？這絕不單純只是書寫技藝的問題，而是在技藝發生之先，小說家心中有事不能解，他被問題「抓住」了，循著問題的腳跡追上去，一路被前方逼著他但捉迷藏般的「答案」所誘引，是這樣，技藝才跟著重要起來，也複雜起來，技藝幫助他找對的路，搭對的車，免得小說家迷路，也免得我們讀小說的人跟著迷路。
因此，疑問在小說中起著脊梁骨的作用，是小說行進的「第一因」，推動者；同時，它也是小說的選擇聚焦之依據。
但小說的問題是什麼？這裡讓我們回到達蘭道夫的話來，事實上他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達蘭道夫所說的問題對抗著「社會現況」，對抗著「當權者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小說家並不（不應該）對著當權者的問題乖乖作答，這些問題要不就只是關乎當權者自身利益的問題，要不就是「假問題」，有意無意的，這類當權者丟給社會的問題，往往只為著引導大眾的注意力，以排擠真正的問題被提出來，不真要找答案，而僅僅為了遮蔽加消耗。因此，這裡要計較的便不僅僅只是解答權力的爭奪而已，而是得更超前一步，從提問權力的維護開始。小說的提問得獨立、真實而且超越。
昆德拉把如此「到處是問題、到處是謎團」的遍在小說疑問，籠統歸結成某種「存在的問題」，揭示出問題的廣闊邊界，然而，讀昆德拉小說、對他有幾分理解的人都知道，這絕非對現實的背離、斯多噶哲學似的棄絕當下面向永恆──當然，人的問題從概念分類來看也許沒什麼新鮮的，就像某一位回教智者仿若無事說的：「人不過是出生、成長、戀愛、生育、蒼老然後死去而已。」然而，儘管問題來歷久遠沒一勞永逸解決的可能，但每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個不同國度不同社會不同人群的擠壓糾纏，都賦與了問題特殊的感性色澤、特殊的難度和特殊的激烈性急迫性，從而讓問題成為「真實」。小說的疑問正是這樣當下的、「一個」「一個」的真實問題，帶著他所在時空的獨特負擔，也許他對問題的源遠流長本質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意識，時間給了他的難題不一樣的深度和難度，也讓他的問題顯得不清晰不直接，但小說書寫者的工作場域仍在當下，驅動他思維的也仍是當下的獨特難題，他沒那個能力也沒那份悠閒，放著當前的事不管，跳躍到另一時空去操心那裡的小說家該操心的事。
我們常把小說書寫想成某種永恆性的行業，但其實永恆只是禮物，贈送給在屬於他的時代負責盡職而且工作有成的小說書寫者。

◆八百萬零一種死法

做為一個讀者，我們還是不難分辨出表演性的小說和有問題要問的小說，即便在基本上隸屬於表演業的類型小說世界中，我們仍輕易看出勒卡雷之於其他間諜小說家、雷蒙．錢德勒或約瑟芬．鐵伊之於其他推理小說家的不同──他們小說中那根直挺挺的脊梁骨，讓他們鶴立於眾多不傷腦筋的同業之中。
卜洛克，尤其是他的馬修．史卡德系列也是這樣。
而今天，死亡的難題排山倒海送到你眼前來了。我們不確知卜洛克本人是否也讀過達蘭道夫這番話，但九一一之後卜洛克的處境還真像達蘭道夫講的那樣──這不僅僅是個巨大的死亡悲劇問題而已，還包括問什麼樣的問題，以及由誰來提問。小布希政府再順勢不過把問題更形簡化成西方文明和邪惡伊斯蘭聖戰士的黑白對抗，要求國會提高軍事預算，出兵阿富汗造成不下於九一一的死亡，並藉此掩飾他在經濟上、在整體治國上的無能。這樣的生命代價，只得到這種程度的反省，甚至被利用，只剩在球場上唱唱國歌和〈天佑美國〉，在機場、在街道、在公共場所找阿拉伯裔長相之人的麻煩，是這樣才讓九一一成為更大的悲劇，甚至成為更大悲劇的首部曲。
長期以來，我們都記得卜洛克講紐約有八百萬種死法，現在顯然又多出了一種了；我們也記得他為自己的一部小說命名為「一長串的死者」，意思是那種不由自主排好隊、只能低頭默默向死亡走去的卑微人們；我們更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在《惡魔預知死亡》書中引述的那首詩，刻於德魏柯林頓公園雕像之下，原作者是約翰．邁桂：「……我們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我們還活著，跌落，看夕陽的光輝，／我們有愛，我們被愛；／而現在我們在法蘭德斯的田野死去。……如果你有負我們這些死去的人，／我們將不能安眠，／縱使罌粟花仍舊開在／法蘭德斯的田野。」
憑心而論，要將九一一這樣真實且巨大的悲劇創傷納入小說中真的是很困難的，然而──「如果你有負我們這些死去的人，我們將不能安眠。」不是這樣子嗎？

關於這一版……傅月庵

向一名作家致敬的最好方法是什麼？買本書追隨請他簽名，這不錯。如其因緣湊巧，能為他效勞，編一套書，那更好！
認識卜洛克是一九九七年的事。
那年，初入編輯這一行，工作壓力不大，看書成了最大福利，天經地義。恰巧「推理傳教士」詹宏志加上「臉譜」總編輯唐諾，聯兩手之力把原本冷門的「歐美推理」硬是加溫炒熱了起來，讓向來浸淫「日本推理」，只識「本格派」、「社會派」的台灣讀者，得見世界之奇，滄海之闊，慢慢竟都轉向西顧了。我是其中之一。
於是，《八百萬種死法》甫登陸台灣，便即邀來一晤，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