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機四伏
論及大清帝國的前期，乾隆確實留下確實豐碩的成果，但這裡卻飽含著苦澀酸辣的味道：乾隆本人的鋪張揮霍、官場大面積的腐敗、頻繁用兵的巨額消耗、文字之獄的紛繁嚴酷，從而導致了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這些與乾隆遺產是密不可分的。
不論是燦爛的成果，還是其中苦澀酸辣的成分，都是理性的認識，但在這之中，卻有一個是鮮明的、具體的人物，那就是在清代宮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和珅。
乾隆似乎疏忽了這個對他無限忠誠的奴才，臨終時沒對和珅的日後的生路做出什麼安排和交代，他一定不會料到，自己剛一閉眼，和珅的命運就發生了戲劇性的突變。
一、和珅跌倒
談到乾隆寸權不放，嘉慶俯首貼耳。因此實際上，朝廷仍然只有一個皇帝，嘉慶只不過是乾隆的影子而已。
乾隆晚年是何種狀態？一是健忘，總是忘記已經說過的話，便嘮叨個沒完。二是身體衰竭，手總是不住地顫抖，握不住筆；嘴呢，話說不清楚，常常需要由和珅來翻譯。三是糊塗，裡外不分，明明有親兒子朝夕陪伴在身邊，他卻事事吩咐和珅去做，不讓兒子插手。
因此朝廷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和珅操縱著父子兩代皇帝！
和珅最硬的一手，是把軍機處控制在自己手中。大臣們呈給皇帝的奏章，一律交軍機處，和珅先行審閱，然後斟酌情形，決定哪些奏知太上皇，哪些扣壓；而太上皇的意旨，也一律由和珅傳達。就是說，下情上達，上意下傳，全靠和珅這個「中轉站」，這樣，和珅的「私貨」便遊刃有餘地夾帶於其中了，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把臣下的奏章改頭換面地告訴乾隆，又可以假傳聖旨欺蒙百官。如此格局，哪個大臣敢招惹和珅？
和珅的膽子之大，可以從下面這件事看出。乾隆五十四年，文淵閣大學士孫士毅與和珅一起在軍機處值房上班，和珅偶然發現孫士毅手裡拿著一個小玩物，就問他所持何物，孫士毅說是鼻煙壺。和珅接過來一看，竟是珍珠所製，極其精緻，就要求孫士毅送給他。孫士毅說，這是呈獻給皇上的，已登記在冊上報。但沒過幾天，孫士毅卻發現和珅手裡拿著那個鼻煙壺。和珅得意地問孫士毅：「這個鼻煙壺比前幾天呈獻給皇帝的那一個如何？」孫士毅仔細一看，就是那一個，不禁驚訝萬分，他想，和珅膽子再大，也不敢截留呈獻給皇帝的東西，肯定是獻給皇帝之後，皇帝又賜給他的。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根本沒有這回事。
更離奇的是，和珅不但是乾隆與大臣們的中轉站，而且也是乾隆與嘉慶的中轉站。乾隆出巡，總讓嘉慶陪同，但御前行列中的隨從只能是和珅，他可以隨時得到乾隆的耳提面命，而嘉慶則離得遠遠的。即使嘉慶與和珅都在乾隆身邊，和珅也絕對擁有對乾隆話語的傳達權甚至解釋權。一次，乾隆單獨召見和珅，嘉慶在一旁侍坐。乾隆雙目緊閉，問道：「其人是何姓名？」和珅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又閉上眼，喃喃自語。兩人退出後，嘉慶問和珅，太上皇所說何事？和珅答：「太上皇念的是西域咒語，其人雖在千里之外，也必定無疾而死，徐天德、苟文明是四川白蓮教的首領，太上皇肯定在詛咒他們。」嘉慶聽了，嚇得瞠目結舌。第一，是感慨和珅比他這個做兒子的更受太上皇的信賴；第二，倘若得罪了和珅，和珅就會假借太上皇的名義來陷害他這個皇帝。
到底是乾隆有所佈置，還是和珅自作主張，史無記載，反正和珅放肆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在嘉慶身邊安插了密探，時時監督著嘉慶的言行。除了太監、護軍以外，他還讓自己的老師吳省蘭專門為嘉慶抄錄詩稿。嘉慶心知肚明，卻不言語，在乾隆歸政的三年裡，嘉慶寫了將近兩千首詩，內容不是祈禱風調雨順，就是感戴父皇教誨之恩，還有些是寫景詠物的即興之作，和珅從中抓不住任何把柄。
在乾隆歸政的三年裡，嘉慶的日子可以說是如履薄冰，惴惴小心。乾隆對他的態度來自於和珅，因此在和珅面前，嘉慶也顯得格外謹慎，神情客氣而謙遜，尊稱和珅為「相公」。和珅也常以政事來請示嘉慶，嘉慶卻從不發表任何意見，說：「惟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甚至有事要請示乾隆時，嘉慶也不親自去，而是鄭重其事地拜託和珅代為轉奏。對此，有的大臣反對，說皇帝向太上皇奏事是理所當然的，讓臣下轉奏，違背程序。嘉慶卻說：「你等有所不知，朕以後還要依靠和珅相公治理國務，哪能輕視薄待他呢？」不必說，平日對和珅的劣行，嘉慶儘管看在眼裡，卻只能裝瞎作聾。
嘉慶似乎覺得這樣做仍然不夠安全，便進一步埋藏自己，隱沒自己。嘉慶被冊封為皇太子之前，和珅先得到了消息，就送給他一柄玉如意，當時顒琰（嘉慶）對和珅這種趨炎附勢的嘴臉是很反感的，但他先後寫了四首詩來頌贊這柄玉如意，其實都是寫給和珅看的。
順治帝吃過多爾袞的窩憋氣，康熙帝吃過鼇拜的窩憋氣，但都是因為他們年幼，沒有能力跟權臣對抗，而嘉慶，一個將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如此懼怕大臣，甚至煞費苦心地討好大臣，實乃亙古罕見。但這也正是嘉慶的聰明所在。
儘管嘉慶百般小心，還是出了岔子，乾隆調兩廣總督朱珪回京做大學士，朱珪是嘉慶的老師，嘉慶就給朱珪寫了一首詩，表示祝賀。但這首詩被和珅發現了，立即報告乾隆，並說「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大為惱怒，改變了主意，將朱珪降調為安徽巡撫，嘉慶也差一點因此而獲罪。嘉慶這個皇帝做得真是不容易！
彼時《紅樓夢》已經問世了，不知道和珅是否從中看到「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之語，總之，聰明絕頂的和珅忘了給自己留條後路。民諺有云「屎殼郎拴在鞭梢上，只知道騰雲駕霧，不知道死在眼前。」用在和珅身上，最恰當不過。
在這件事上，和珅的兒媳和孝固倫公主（嘉慶的妹妹）都比她的公公聰明，她預感到和珅的下場不會好，就對丈夫豐紳殷德說：「你父親的賄名越來越大，我很擔憂，將來我們要受牽連的。」事情不幸被和孝固倫公主言中。
嘉慶三年冬，太上皇乾隆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常患感冒，每次痊癒，體力都大不如前，「飲食漸減，視聽不能如常，老態頓增」。嘉慶四年正月初一，嘉慶率眾臣在乾清宮向太上皇行慶賀大禮，乾隆勉強地坐在龍椅上，接受朝拜。第二天病倒，初三上午，便駕鶴歸西了。
嘉慶宣佈，由和珅和他的同黨福長安主持一切喪葬事宜，在殯殿晝夜值班，不得擅自離開，同時革去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之職。
和珅失勢，百官的彈劾奏摺紛紛送到嘉慶眼前，就在乾隆死後的第六天，嘉慶將和珅賜死，家產籍沒，為他羅列了二十條罪狀：目無君上、耽擱奏報、把持戶部大權、將已遣出宮的女子娶為次妻、住宅模仿皇宮、開設當鋪和錢店等等。嘉慶被冊封為皇太子時，和珅提前得知消息，就送給嘉慶一柄玉如意，這是和珅二十大罪狀的第一條，罪名是「漏泄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這恐怕是和珅連做夢都沒想到的。
和珅到底有多少家產呢？說法很亂，有的認為是一千萬兩，有的說是兩萬兩千萬兩，《清稗類鈔》說有八億兩。實際上，這真是一筆算不清的賬，這裡我們引用清末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所提供的詳細數位，他在《庸庵全集》一書中列出了「查抄和珅家產清單」：房屋三千間，田地八千頃，銀鋪四十二處，當鋪七十五處，赤金六萬兩，純金元寶一百個，小銀元寶五萬六千個，銀錠九百萬個，洋錢五萬八千元，制錢一百五十萬文，銅錢一百五十萬文，吉林人參六百餘斤，玉如意一千兩百餘柄，珍珠手串兩百三十串，桂圓大小的珍珠十粒，大紅寶石十塊，大藍寶石四十塊，銀碗四十桌，三尺多高的珊瑚樹十一棵，綾羅綢緞一萬四千三百匹，毛呢嗶嘰兩萬板，狐皮五百五十張，貂皮五百八十張，各種粗細皮五萬六千張，銅器和錫器三十六萬件，名貴瓷器十萬餘件，鏤金八寶炕床二十四張，西洋座鐘四百六十座。
查抄時，曾把和珅的家產編號，共一○九號，其中有二十六號估價兩萬六千四百萬兩白銀，另外的八十三號沒有精確估價，推算數字為八億餘兩，那麼與已估價的二十六號相加，和珅的家產總值應為十一億兩。
乾隆朝每年的國庫收入約六千萬兩，十一億兩，相當於十六年的國庫收入，這是和珅當政二十五年的積蓄。
有人認為，這個數字是不可能的，哪能政府的收入全進了個人的腰包？這種推算把和珅的斂財手段太簡單化了，好像他只會從國庫裡掏銀子似的。實際上，和珅的斂財之道是全方位的，除了貪污、受賄、截留、敲詐這些非法手段外，還有合法管道，比如開設銀鋪和當鋪，乃是一筆巨大的進項。還有一種手段，那就是勒貢。乾隆一刻也不停地到處巡遊，和珅又是盡人皆知的「二皇帝」，所以勒貢是最便宜不過的（上一章我們已經做過介紹），勒貢說不上是合法還是非法，因為納貢者心甘情願，乾隆裝聾作啞，和珅從中得利。或許，和珅還有我們所不知曉的生財之路。和珅倒臺，他的黨羽們一個個如喪家之犬，惴惴其栗，生怕牽扯到自己身上，有的連忙遞上奏摺彈劾和珅，以求自保。嘉慶為了不使事態擴大，鬧得人心不穩，便降詔說明只懲處和珅，不再株連他人。因此，和珅之案雖然轟動朝野，卻沒有引起官場的混亂。
二、整頓朝綱
究竟是出於對乾隆奢侈揮霍作風的刻意糾正，還是國庫被乾隆折騰窮了而不得已？難作分解，總之，嘉慶的執政原則與乾隆截然相反，是崇尚節儉的。他說：「儉為美德，貴乎有節。天地有節，則四時流行；王者有節，則庶民藏富。」他把「庶民藏富」當作「王者有節」的目的，也當作結果，是很中肯的，也是難能可貴的。關心百姓生計，是嘉慶一貫的思想傾向，他在詩中寫道：「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流露的是真情實感，尤其是中間四句，顯示出濃厚的仁愛之心。在他六十歲大壽時，諭令豁免全國歷年地丁正賦民欠及因災緩徵錢糧，總共兩千七百萬兩，這個數字相當於政府大半年的正賦，可見他是下了很大決心的。
嘉慶做皇子時，曾隨父親乾隆巡遊江南，繼位後，數次巡幸盛京、熱河等地，但未能再巡遊江南，整體來看，他比乾隆的巡遊活動要少得多。嘉慶十年九月，嘉慶巡遊盛京返京途中，大臣吳熊光說：「皇上此次巡遊，是追尋祖宗業跡，風景何足言耶？」嘉慶反駁道：「你是蘇州人，那裡我去過，風景是無與倫比的。」吳熊光說：「皇上看到的，只不過是剪綵為花，那名勝虎丘，其實是一座大墳堆。」嘉慶說：「那麼為什麼皇考（乾隆）六下江南？」吳熊光急忙叩頭謝罪，但仍然勸道：「皇上至孝，臣從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蒙御『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勸止，必無以對朕。」吳熊光引用乾隆後悔六次南巡的話來勸諫嘉慶，是很有力量的，其實也符合嘉慶節儉的思想。
嘉慶相信榜樣的力量，他認為，「君心正，天下莫不歸於正」，「君臨天下，莫先修己。修己斯能治人，其效捷如影響」。因此他以身作則，「朕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比如，他諭令臣下禁呈寶物。清朝官場有進呈禮物的舊俗，逢慶典佳節，大臣向皇帝獻禮，下級給上級獻禮，嘉慶決定煞住這一不良風氣。就在他處置和珅的第二天，他得知去年年底從葉爾羌採得一塊重達數百斤的大玉石正在向京師運送，就當即下令將玉石就地拋棄，不必送京。這年，福州將軍慶霖違例進獻寶物，兵部將其革職，嘉慶念其初犯，改為革職留任。
嘉慶四年五月，嘉慶諭令各省督撫不准自養戲班。嘉慶十四年，他五十壽辰時，提前一年就通令各省不准進獻珍寶。嘉慶十六年，御史景德為了討好嘉慶，便奏請萬壽節期間在京城演劇十日，結果遭到嘉慶的嚴厲批駁，並將景德革職。對端午、中秋等節日，嘉慶也一貫強調從簡，反對鋪張。他親政的當年，就下達諭令，「中秋節貢永遠停止」。而端午節，只有在天降甘霖的情況下，才允許休假一日，否則照常值班。嘉慶十二年春，久旱不雨，結果一些王公大臣依然入圓明園慶節，嘉慶大怒，給了他們扣發薪俸的懲罰。經過嘉慶的不懈努力，乾隆朝遺留下來的奢靡之風被煞住了。
與尚儉相聯繫的，是勤政。清代的皇帝多有勤政的作風，這一點嘉慶繼承了祖輩的傳統。他說：「從來治世之君未有不勤，亂世之主未有不怠，勤則治，怠則亂……何可不勤？何敢不勤？又何忍不勤乎？」嘉慶執政二十五年，始終「夙夜憂勤」，「孜孜圖治，不敢暇逸」。他多次對臣下不及時呈送奏摺而進行斥責，嘉慶十三年，皇子綿甯喜得貴子，內閣便兩天不進奏章，對這種迎合行為，嘉慶十分不滿，提出批評。不幾天，大臣們又因端午節而不呈奏章，嘉慶更是惱火，再次加以申斥。
再進一步，嘉慶強調實政，強調踏踏實實辦事，不浮誇，不弄虛作假。嘉慶二年七月，京城大雨，永定河水漲，南北兩堤各決口三百餘丈，當時嘉慶正在熱河行宮侍奉太上皇乾隆，他立即命地方官員據實奏聞，可是得到的奏報卻是「微雨沾灑，時斷時續」，嘉慶斷定這些官員有意掩蓋災情，心存粉飾，因為熱河天降傾盆大雨，近在咫尺的北京怎麼會是「微雨沾灑」呢？再一調查，果然災情嚴重，為此，嘉慶將奏報不實的留京大臣、順天府尹、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均交刑部議處。
嘉慶五年，雲南發生了水災，淹死三十二人，受災農民三千四百多人，剛卸任的雲南巡撫江蘭隱瞞災情，謊稱莊稼豐收，被新任巡撫初彭齡參劾，嘉慶將江蘭革職，勒令返回原籍。嘉慶九年，京畿出現蝗災，嘉慶命各地官員督捕，後來直隸總督顏檢奏稱，「現已撲捕淨盡，並稱飛蝗不傷禾稼，惟食青草」。嘉慶派人調查，則田禾已給蝗蟲吃掉了十分之四。事後，他嚴肅地批評了顏檢。
因為提倡實政，所以嘉慶反對祥瑞之類的謬說。嘉慶四年，欽天監奏稱：四月初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是嘉祥之兆，嘉慶立即反駁道：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眾星交流如織，這樣的凶兆，欽天監卻未奏聞。又批評說，此等鋪陳，侈言祥瑞，近於驕泰，實為朕所不取。果然，那以後，臣下「毋敢以『祥瑞』二字附會登聞」。
嘉慶像他的先輩一樣，重視整頓官場的風氣，曾經指出「整飭吏治，以清廉為本」，因此，懲治貪官是他執政的要務。
嘉慶六年，嘉慶嚴厲懲處了貴州巡撫伊桑阿。伊桑阿在乾隆朝任山西巡撫，因性情粗暴而被罷職，嘉慶親政後，他表示悔改，嘉慶讓他補了貴州巡撫之缺，但他舊習未改，不但肆意謾罵屬員，而且拆改衙門，添房數十間，耗銀六千多兩，又以養廉不足為名，勒索屬員，再後來又虛報戰功。嘉慶降旨將他處以絞刑。
嘉慶十一年，大臣裘行簡奏報說，直隸銀庫歷年收入銀兩數目不清，地丁錢糧、耗羨、雜稅等均有虛收的情況。經調查審訊得知，自嘉慶元年至十一年，司書王麗南夥同他人私刻印章、挖改公文、抵冒分肥，總共侵吞直隸二十四縣的銀錢達三十一萬兩。嘉慶得知，怒不可遏，怒斥王麗南等「目無法紀，至於此極，實堪令人髮指」，將其判為斬刑。處決王麗南時，嘉慶特令保定省城各衙門書吏前往刑場觀看，以便使他們「共相敬畏，不致再蹈刑章」，與此案有關的一干官員，也受到了相應的懲處。
嘉慶十四年，嘉慶將刑部侍郎、欽差大臣廣興處以絞刑。案情如下：廣興曾因首劾和珅有功，很受嘉慶重用，但因他暴戾恣睢，勒索地方大員而遭到山東巡撫吉綸等官員的參劾，嘉慶將他革職拿問，廣興只承認自己受賄一千兩，但查抄結果卻出人意料，現銀及借出的存賬銀七千餘兩，存放帳局銀三萬七千兩，洋呢羽緞千餘件等等。後據廣興交代，他曾先後接受署河南巡撫阮元、河南布政使齊布森、山東巡撫長齡的賄賂，嘉慶將這三個行賄者降四級留任。
嘉慶十四年五月，又發生了一起貪官殺清官的惡性案件。報案人是山東即墨縣人李清泰，其侄是新科進士、候補知縣李毓昌，不久前奉命到江蘇山陽縣查賑，應知縣王伸漢之邀請，前往縣衙赴宴，當晚回到居所，便自縊而死。屍體及遺物運回即墨後，李清泰發現箱內的皮衣有血跡，便心生疑竇，自行開棺檢驗，又發現屍體青黑，斷定是中毒身亡。李清泰覺得事情很嚴重，就特地趕到京城來報案。
都察院立即上奏嘉慶，嘉慶認為此案必有冤情，應予昭雪，以慰孤魂，他特命兩江總督鐵保將王伸漢及涉案人員押送至京，由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理；又命山東巡撫將李毓昌屍體運至省城仔細檢驗。經過審訊和驗屍，案件的真相弄清了。
上一年秋天，黃河決口，山陽縣水災嚴重，百姓因房屋倒塌而流離失所。嘉慶下令撥國庫錢糧救濟災民，兩江總督鐵保派李毓昌前往山陽縣督察賑銀發放事宜。李毓昌到了山陽縣，盡職盡責，調集戶口清冊逐一核對，結果發現百姓所收錢糧與朝廷發放錢糧嚴重不符，斷定知縣王伸漢有貪污行為，於是草擬奏章，準備上報朝廷。王伸漢得知消息，心生恐懼，遂派人送二萬兩銀子給李毓昌，被李拒絕。王伸漢與屬下包祥密議對策，以重金收買了李毓昌的隨行人員李祥、顧祥和馬連升。然後在縣衙宴請李毓昌，宴罷，李毓昌回到寓所，李祥在茶水裡放了砒霜，為李毓昌解酒。藥性發作後，他又用繩索將李毓昌勒死，懸掛在屋樑上。王伸漢得知李毓昌已死，就買通了知府王轂，以李毓昌自縊身亡上報，兩江總督鐵保輕信了。
嘉慶親自對此案作出判決：李毓昌為官清廉，特賞加知府銜，並採石勒碑以紀其功；鐵保昏聵糊塗，革職發往烏魯木齊贖罪；王伸漢處斬立決；王轂處絞刑；王伸漢的僕人包祥處斬；李毓昌的家人李祥、顧祥、馬連升賣主求財，凌遲處死，其中李祥行刑後摘其心祭奠李毓昌亡靈。
以上案例，是嘉慶處理得比較得當的。但整體看來，嘉慶雖然在整頓朝綱方面做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但他有一個嚴重的失誤，那就是手段太鬆軟，沒有力度，他的主張是「徐徐辦理，自有成效」，缺乏雍正那種雷厲風行的氣魄。在方法上，重號召，輕法規；重告誡，輕處置；重身教，輕刑律。號召、告誡固然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這不是治國之根本，沒有落實措施，就成了空談；至於身教，臣下可以效法，也可以漠然視之。
對於犯罪者，處置的寬嚴尺度是一門學問。前面說過，康熙尚寬，雍正尚嚴，乾隆又尚寬，到了嘉慶，就更寬，乃至到了疲軟的程度。比如，嘉慶處置和珅沒有搞株連，沒有搞人人過關，這是對的，但僅處置和珅一人，就將和珅的死黨、作惡情節嚴重的人，輕易地放過了。福長安作為和珅的同案犯，先是判為「斬決」，不久改為「監侯」，再往後是「加恩釋放」，賞還家產，再後來竟累遷至正黃旗滿洲副都統。再如，湖廣總督景安，是和珅的族孫，任意亂支官項，致使吏治混亂，百姓流離；又亂殺良民，虛報剿逆之功。此等劣官，理應嚴懲，嘉慶卻格外開恩，讓他赴四川負責「至關緊要」的軍需。又如，陜西巡撫秦承恩負有堵剿之責，由於因循畏縮，且未能撫恤難民，嘉慶為之震怒，將他革職逮京，查抄家產，刑部判處斬監候，但後來卻莫名其妙地將他加恩釋放了。
嘉慶這樣做，實際上助長了貪官的僥倖心理，也為日後的不法行為開了方便之門。他執政期間，確實查獲了許多案子，但從他對案犯的處理來看，都過於寬鬆，因而起不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縱容了犯罪。
如果說嘉慶對違法貪官僅僅是處理太寬鬆，因而縱容了犯罪，那麼對各地庫帑的虧空，他的態度簡直到了糊塗昏聵、是非不分的程度。本來，解決這個問題，雍正早就有成熟的經驗：定期稽查，限期補足，不得苛派，期滿不完者，即行嚴懲。嘉慶卻說：百姓富足，君王豈能不足？罰銀之事，朕必不為，各官勉慎為之。他居然把官員侵蝕庫帑說成是百姓富足，把清查庫帑看成是與民爭利，真令人大惑不解！嘉慶十四年，安徽巡撫董教增奏稱，安徽各州縣虧空一百八十餘萬兩，嘉慶沒有追查任何人的責任，卻號召官員們今後要「加倍儉約」。
直到嘉慶十九年，嘉慶才不得不對此採取稍微強硬的措施。署理江蘇巡撫初彭齡奏稱：嘉慶六年岳起任巡撫時，該省虧空三十餘萬兩，如每年補三、四萬，早就應該補齊了；但張師誠任期內，虧空卻增至七十餘萬兩；慶保任期內，增至三百一十八萬兩，比岳起時增加了十幾倍。經查實，常熟縣知縣黃鶴虧欠八萬兩，將其正法。但誰都明白，八萬只是三百一十八萬的小零頭，知縣處死了，更多的督撫大員們卻逍遙法外！
不過，嘉慶後來頒佈了嚴懲貪污的規定：虧欠一萬以上者，革職拿問，判斬監候；兩萬以上者，擬斬決。所虧銀數如數限期繳回，貸其一死；逾限不完，立即處斬。
從總體上看，嘉慶缺乏懲治貪污腐敗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他當政時期，官場要比前幾朝更加混亂和無序。
在財政方面，嘉慶犯了一個嚴重錯誤：禁止開礦。礦禁是清朝皇帝的一貫政策，但康熙、雍正、乾隆在實行礦禁是都不是全面、絕對的，都有所鬆動，特別是乾隆，鬆動幅度比較大。但到了嘉慶時期，反而全面實行礦禁了，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倒退。
嘉慶之所以比他的前輩表現得更為極端，大約有三個原因：其一，是牢固的農本思想，如同他在詩中寫的：「為政先崇本，農桑衣食源。」嘉慶對重農作了狹隘的理解，因而堵塞了其他發展經濟的管道。其二，嘉慶的時代比前朝更加動盪不安，白蓮教起義、苗民起義，鬧得天翻地覆，因此他更容易相信「開礦聚盜」的說法，他說：「以謀利之事，聚遊手之民，生釁滋事，勢所必然。」其三，嘉慶畢竟是平庸皇帝，守成皇帝，沒有開創精神，甚至膽小怕事。
除了實行礦禁，嘉慶還嚴禁內地民人出關墾荒。禁止出關墾荒，從順治朝就開始了，這是順治的一大弊政，嘉慶偏偏就繼承了這一弊政。不同的是，前幾朝禁令實行得不嚴格，「闖關東」的人始終沒有停止，而到了嘉慶，卻三令五申地下令禁止，將前朝的弊政發展到極端。
嘉慶不明白，他的王朝與前輩不一樣了，除了社會（尤其是官場）積弊空前加深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人口膨脹。康熙年間，全國人口約一‧五億，乾隆末年，為二‧八億，到嘉慶年間，達到三‧五億。人口劇增，而耕地面積卻是相對穩定的，乾隆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七百○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二頃，到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五千兩百五十一頃，雖然增加了，但是增加的數目不多。這樣，人均耕地面積就縮小了。據統計，乾隆十八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六‧八九畝，嘉慶十七年為一‧九五畝。於是，吃飯就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被有識之士洪亮吉注意到了，他提出了卓越的見解：人口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比如一人有屋十間，地十頃，很寬裕；娶妻後，仍寬餘。以生三個孩子計算，到第三代娶妻後，就不下二十人了。於是，就出現了如下情況：「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收徒之館不加增……戶口既十倍於前，遊手好閒者更十倍於前。」洪亮吉看到了一個嚴酷的現實：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物質財富的增長速度。這是一項了不起的發現！
養活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按洪亮吉的說法，是四畝地，大概是根據當時農業生產水準作出的估計，但嘉慶十七年，人均土地只有一‧九五畝了。怎麼辦？除了通過墾荒擴大耕地面積以外，那就是開通新的經濟路子，但嘉慶偏偏在這一緊迫的歷史關頭，禁止出關墾荒，禁止開採礦物。這一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策是極小器、又極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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