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香港（研究）作為方法／朱耀偉（節錄）
「最後一代」？
「最後一代」是近年香港社會的熱門議題，從「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到「最後一代香港人」，這邊廂香港文化人逼不得已要出走，那邊廂政客高呼不甘做最後一代香港人的要站起來，葉葉知秋。前任特首曾蔭權在其《2007－08年度施政報告》提出「新香港人」的說法，警醒香港人應去除小島心態，要用整個國家的視野去看香港：「香港必將繼續為國家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也將為保持香港自身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其實香港人多年來皆被引導相信一種補償邏輯：人們沒有政治權力，唯有以經濟成就作補償。過去數年間的社會分化和中港矛盾，已經證明空洞的「新香港人」不能蒙混過關。香港人身份認同從來不是由上而下形成的，反而是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當中香港文化一直起着關鍵作用。問題是回歸不過十數載，香港經濟不得不依賴內地，以往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流行文化亦已江河日下。有人會說香港電影早變成中國電影，粵語流行曲亦已「那邊見」了。2011年底，香港無綫電視近年罕有地口碑甚佳的劇集《天與地》中，資深唱片騎師Dr. Dylan一句「這個城市快將死亡，你知道嗎？」（“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激出千重浪，觸動了不少香港人的神經，也濺起了本土意識的浪花。到2012年底更有流行樂壇頒獎禮以「土炮起來」為主題，可惜榮獲生力軍女歌手金獎的竟是台灣歌手陳芳語，聞者無不嘩然。難道本土流行文化也已到最後一代？
其實「香港ＸＸ已死」之類的說法已流行多時，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早在1995年便說「香港已死」，同年《明報月刊》也有「香港電影之死」的專號。Beyond樂隊主音黄家駒曾說香港根本沒有樂壇，著名填詞人黄霑的博士論文亦認定香港粵語流行音樂工業在九七回歸後已壽終正寢。隨便拿「香港樂壇」來「谷歌」一下，其中兩個最常見的相關詞便是「死亡」與「沒落」，難怪近日又有專欄作家狠批香港樂壇已死。齊澤克（Slavoj Žižek）《活在終結時代》（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一書，或可為多年來一直面對前無去路的困境的香港文化帶來啟示。作者借用瑞士心理學家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說法，說明絕症患者面對死亡時心態轉變的五個階段：否定（denial）、憤怒（anger）、講價（bargaining）、抑鬱（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對已經多年面對死亡的香港文化而言，也許這刻已是時候接受活在終結時代的現實。一直支持香港本土電影的導演彭浩翔也許亦有同感，死亡符號在其不再低俗的電影《香港仔》（2014）中幾乎無處不在：墳場、破地獄、燒衣、殭屍片等等。戲中有言，生活就是「吸氣，忍住，呼氣」。2014年3月，彭浩翔在第三十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對談環節中亦說：「《香港仔》是香港故事的開端」。換句話說，死亡符象乃用來凸顯生命意涵。
香港故事@終結時代
香港「死亡」之前，其故事也不見得易講。也斯早就提出了後來經常為人引用的問題：「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呂大樂也同意：「香港故事不易講。」原因很多，一言難盡。誠如周蕾所言，香港人多年來被引導相信一種「補償邏輯」：人們沒有政治權力，唯有以經濟成就作補償。換言之，香港除了經濟外便沒有什麼好講。呂大樂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亦特闢一章「殖民冷經驗」，探論普遍市民的生活經驗在殖民統治下的疏離感。在回歸以前，香港的「夾縫性」（in-between-ness）令香港文化可以在中西之間靈活地自我書寫，香港人在現實生活所經驗到的疏離感，也會給他們一種不東不西的文化活力，不但可以混雜不同文化，亦可按不同角度解析中西論述。然而，無論中西文化交流之旅的說法如何動聽，香港一直以來被視作文化沙漠，普遍得就連香港人自己也信以為真。對此，阿巴斯（Ackbar Abbas）曾經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來說明九七前香港不少人對明明存在的香港文化視而不見。
同樣叫人憂心的是，學界情況也日趨惡劣，誠如德里克（Arif Dirlik）在〈跨國化與大學：全球現代性的視點〉（“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所言，「跨國化」根本的改變了大學提供與公民身份息息相關的課程的本土責任，亦令課程向能夠吸引非本地學生和有市場價值的學科傾斜，大學教育的運作與跨國企業並無兩樣。近年本土年輕學者愈覺遠景難現，有心進研究院者亦感前無去路。現在愈來愈少香港學生能晉身研究院，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本地學生覺得要與內地學生競爭，單就履歷就覺得難以取勝，自然打消報讀研究院的念頭；另一方面就算取得博士學位，找工作也比我們那個年代難得多，就算有工作也是單純的教職，不是研究職系（professorial track）。另外，香港研究也要面對大環境的難處。學生若要考取研究院，很多時候不會研究香港，因為研究香港的論文較難發表，多數轉而研究中國或亞洲的問題。有時要發表研究香港的文章，都會被期刊質疑為何要研究香港。這些都驅使這代香港研究學者面臨成為「最後一代」的危機。本土學生苦無向上流動的機會，已經身在學院者亦感前路難行。近年不少年輕本土學者被迫主力授課，根本沒時間做研究寫論文，難以轉到可以教研並重的職位。較幸運者亦要面對出版的壓力，而出版又必然要國際化才獲認可。2013年初告別人間滋味的著名作家兼學者也斯，多年來在學院內外大力推動香港文學及文化，而他生前任教的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撰文悼念，透露其遺願是一直被邊緣化的香港文學可以得到平反。本土文學及文化在學院一直被邊緣化，九十年代得力於也斯及其他學者，在學院才稍受重視。香港常被批評為沒有文化的經濟城市，也斯以其創作及研究拆解這個「逆向幻覺」的迷思，讓我們看到一直存在但被人視而不見的本土文化。可惜，在國際化旗幟下，國族化的陰影中，香港本土研究續陷困境。若把也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這個問題放在今日香港學院，其中一個原因應是本土研究被「國際」期刊與「中國」議題雙重邊緣化。
國際化是大趨勢，但國際化到底是或不是什麼的問題卻弔詭的不能深究。城市的國際化是夷平舊區興建商場然後傾銷高價商品；文藝的國際化是以文化區大型場館招攬國際名牌，本土樂團則留在工廠大廈甚至天橋底；學術研究的國際化關心的只是論文的語言及出版地而不是水平，學院的國際化則被簡化為教員和學生的種族和國籍，並非更重要的學術訓練和視野。國際化幾乎等於英文化，研究成果要在英文學術期刊發表才夠國際方算學術，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國際化」多年來不斷困擾非西方學者，問題當然並不限於香港，且在此借鑑台灣本土學者的例子：「中文期刊就不可能為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所接納，中文論文更不可能刊登在任何SSCI所屬期刊之上，當然不符合西方社會需求的台灣本土研究議題，也必然較困難通過SSCI期刊的審查，因此以SSCI期刊論文刊登數量來評量本土研究的價值，是不客觀也不合理的……」香港的本土學者則有此問：「最好的出口、次貨留港。香港的學者，要生存，就要把論文做到具有國際水平和出口國際，放棄在本土出版的機會……為什麼香港的學者，要生存就要放棄自己生活的本土？」其實近年內地大學也紛紛高喊「國際化」的口號，難怪連著名北大學者陳平原也嘆道：「大學的一大特點，在於需要『接地氣』，無法像工廠那樣，引進整套設備；即便順利引進，組裝起來後，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於此，對眼下鋪天蓋地、不容置疑的『國際化』論述，我頗為擔憂。」眾所周知，香港學術研究資源已經非常短缺，既然要把有限資源投放在國際化論述，本土議題自然無人關注，誠如上引台灣學者所說，「以西方社會主流議題從事研究，並以英文撰寫研究成果，刊登在台灣沒幾人會看的西方期刊上」，情況實在令人氣餒。以英文寫香港本土文化已經隔了一重，另一大問題是近年中國崛起，國際期刊紛紛把焦點放在中國，研究題目亦因此不免內地化。要在英文國際期刊佔一席位，談中國自然比論香港容易得多，本土香港學者為了要有可以出口國際的研究成果，結果不但國際學界視線轉移到中國，本土香港學者也難免要北望神州。沒有新一代本土學者承傳，現有研究又被迫轉向，本土研究的情況又叫我想起《活在終結時代》。齊澤克認為全球資本主義本身已邁向「啟示式的零點」（apocalyptic zeropoint），餘年已是「無可逆轉」，眼前無路又不能想回頭，倒不如思考如何活在終結時代，怎樣尋找基進的另類選擇，繼續把香港故事說下去。
回歸之前，還可用殖民的角度論述香港的問題，但回歸以後，關於如何論述香港的情況不但沒有改變，還叫人有每況愈下之嘆。「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今日香港更或已經分裂，但就算「血淋淋的一撕兩段」，香港故事還是要說下去。幸好陳冠中在〈香港未完成的實驗〉中說過：「香港的故事比較好說」，比較好說的原因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用經典的史詩角度，什麼也沒有發生，屬於那種『流徙後，他們過了一段安樂日子』，或童話裏的靜止式結局：『從此之後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皆屬不加細述的部分。」香港故事難說，但對陳冠中而言，香港不但有故事，還可以作為方法。「香港作為方法」說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視混雜為美，以及由此而來，那種「沒有原味便是港味」的本地性：「別地方可以炫耀原味—當然原味這玩意本身是值得懷疑的—香港早就沒有原味，只有混雜，但這混雜卻成了正宗港味，成了香港的特色甚至優勢」。要以香港作為方法，在探析本地性和混雜之前，有需要先從「作為方法」開始。
以「作為方法」作為方法
驟眼看來，「香港作為方法」與「亞洲作為方法」和「中國作為方法」關係密切，但提出此說的陳冠中一開始便指出它們貌同實異：「不同於之前日本學者提出的亞洲作為方法和中國作為方法，後兩者是要思想史學界要擺脫西方定義下的現代，但我這裏說的香港作為方法完全是指屬於全球化時代一種進行中的現代，但卻以強頑的本地性—這個本地本身又是個多元的中心──豐富了大家對全球化的理解，做了一次長達50年的示範。」陳冠中的「香港作為方法」固然有其特點，但且讓我由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說起，在此以「作為方法」作為方法，有助我們釐清論題的核心。
陳光興於2003年在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發表的同名論文，為「亞洲作為方法」建構了理論框架。「亞洲作為方法」脫胎自竹內好的理論，按孫歌的說法，以中文來說就是「作為方法的亞洲」，意思大概是在亞洲尋找走向世界之路。2006年，陳光興出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一書，正是希望揭示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盲點，突破「西方」文化研究的局限，在在地、亞洲、第三世界和全球的辯證中另闢新徑。正如書名所言，「亞洲作為方法」的重點在於「去帝國」。陳光興多年來從事文化研究，深感邊緣論述無法甩脫西方機制，無可避免變成帝國主義的派生物。後殖民論述一直號稱為弱勢發聲，但若繼續陷於西方學術機器主宰的格局，始終不外服膺於西方論述，不論議題或發聲都難以超脫學術帝國。在全球化年代，這個問題變得更為嚴重，例如在哈德（Michael Hardt）及納格利（Antonio Negri）所說的「帝國」之中，敵人變成自己一部分，去／後殖民更是遙不可及了。面對如此困境，「亞洲作為方法」就是說分手要狠，要決心從西方的陰影走出來回到亞洲，把想像的對象瞄準亞洲國家，揭櫫亞洲文化的多元特性，並以它們互相參照並建立網絡，利用全球化的契機來「去帝國」，讓亞洲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得以自我顯現。「亞洲作為方法」的重點是「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與中介，處於亞洲的各個社會能夠重新開始互相看見」，從而建立相對於國際的「亞際」（inter-Asia）觀念，以多元化的亞際運動拆解帝國的霸權論述。同時，《去帝國》的序言也說得很清楚：這本書要將台灣置於東亞場域來作分析，換句話也可說台灣的主體性是全書的主要出發點（當然，在「亞洲作為方法」的想像框架之中，台灣主體性有必要被置於全球、亞洲、以至兩岸等多重視點之中）。
「亞際論述」自可追溯到竹內好的理論。竹內好的《亞洲主義》指出，明治維新的成功令日本擺脫中國和西方，讓日本重新定位於亞洲，而他自己的研究也是希望以中國為思考的基點，藉此擺脫西方中心的論述框架。若竹內好着力於同質的亞洲以抗衡西方中心主義，溝口雄三的重點則在異質的亞洲。與「亞洲作為方法」遙相呼應，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指出：「亞洲並非是歐洲意識中的東方，而是自立於，或者至少是應該自立於歐洲的另一個世界……是在世界史中擁有存在的理由的獨立的世界」。中國大陸學者葛兆光在重評1990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時便論定，「溝口這裏，日本的中國學，並不是中國之學，而是日本之學，因為這樣一來，中國學就不再僅僅是古典的學問，也不僅僅是中國之學問，而是進入了日本學界的主流，有了自己的問題意識」。溝口雄三的主要貢獻在於將中國思想史研究導向亞洲，並提醒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時候，有必要以多元觀點來考量中國和世界，明白中國是「多」中之「一」，而日本和中國也同樣是「多」中之「一」，因此研究中國亦同時是研究日本，就如竹內好以中國研究者自居，其實關注的同時是日本現代思想史的重要課題。準此，在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中，「作為方法」也可說與中國的主體性為一體之兩面。
按「亞洲作為方法」的理路，去殖民要進一步了解帝國主義的領域，在全球化的新世界格局中考量與亞洲鄰國的關係，並藉此重新省思自身歷史。然而，作為一個「後殖民反常體」，香港所面對的情況不盡相同。香港不但跟亞洲大部分地區一樣，經驗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含混，在回歸之後與內地有着微妙的關係，一方面要保持資本主義的生活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背靠內地。更大的問題是內地不少城市愈來愈資本主義化，從前香港的特色逐漸消減。筆者曾討論過香港的這一困境：1990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論爭到頭來變成了如何闡釋「邊緣」的焦慮，演變為重視第三空間批評和強調第四世界文化（本土的弱勢社群）之爭。當香港面對中國時，它作為「全球」而中國作為「本土」（以全球資本主義而言）；當香港面對西方時，它又作為「本土」抗衡全球；當香港面對台灣時，它又變成了海峽兩岸之間的無身份「中介人」。「亞洲作為方法」着重省思自身歷史，「香港作為方法」與此沒有矛盾，但因一國兩制這前所未有的格局令其面對獨特的問題。羅永生《殖民無間道》按香港的脈絡對「亞洲作為方法」作出重要的補充。書中指出中國曾視西方為進步力量，1949年後對西方在香港和澳門的殖民統治欲拒還迎。再者，香港九七回歸之後，不論西方或中國都希望其功能不變，繼續作為「流動資本的首都」，建構了「急凍香港」的「現狀神話」。羅永生又以《無間道》系列（2002－2003）為主的卧底電影為例，借「勾結式殖民主義」揭示香港華人在殖民論述的共謀關係。香港一方面享受全球（西方）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抗拒西方殖民；一方面急切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另一方面又擔心九七之後失去自主。簡言之，香港的後殖民反霸權矛頭因此一直無法認清目標。香港和台灣關心的都是「殖民者是誰？」、「何時才算後殖民？」、「本土意識是否必要？」等問題，但因香港人並不如台灣人般有統獨之爭，他們所關心的本土身份認同不如台灣般的重視主體性（或如廖朝陽所言的空白主體），亦未有如台灣般直接探析「中國性」的問題，而是在「中國性」的大論述之下談「邊緣」、「他者」、「混雜」的觀念。周蕾說得好，我們應該對『中國性』有疑問意識，但在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研究中，我們看到的主要是「香港」的闡釋問題，可能在以「香港」增補了「中國性」的多元向度之同時已經複製了「中國性」的闡釋焦慮所隱含的暴力，即以香港作為批判中國的時候呈現了闡釋「香港」的焦慮，當中又因而複製了闡釋「中國」的權力關係。換一個角度看，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研究其實與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化論述生產體系掛鈎，對「邊緣」／「本土」的不同詮釋反諷的變成了滿足「邊緣」／「本土」與「中心」／「全球」的論述機制的合法化條件的不同策略。這些不同的策略都可說與「中國性」有微妙的關係，在中國大陸闡釋「中國」、台灣闡釋「本土」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的向度以外，帶出了後殖民研究在文化邊陲所衍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周蕾也指出，香港唯有在「拆解『英國』的同時，也要質詢『中國』這個觀念」，在夾縫之中尋找自我空間，即「第三空間」的可能性。若換用巴巴（Homi K. Bhabha）的話來說，就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含混，殖民／解除殖民和帝國／亞洲之類的二元想像無法深入當中的含混地帶。（陳光興當然不會沒有考量巴巴的論點，詳參第三編「本土／混雜」的引言。）
本書作者簡介
也斯，原名梁秉鈞，著名詩人及學者，曾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講座教授和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香港書展2012「年度作家」。
朱耀偉，現為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香港研究課程教授及總監，研究範圍包括香港文化、流行曲及後殖民論述等。
李歐梵，2004年自美國哈佛大學退休後遷居香港，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香港書展2015「年度作家」。
呂大樂，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現為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及副校長（研究與發展）。
吳俊雄，專注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及社會，常以筆名梁款在報刊上發表流行文化評論，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周蕾，曾任美國布朗大學Andrew W. Mellon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現為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Anne Firor Scott Professor of Literature及文學課程總監。
洛楓，原名陳少紅，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曾獲多過文學藝術獎項，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藝術家獎」（藝術評論）。
馬傑偉，早年曾在媒體與電視台工作，遊走學術與公共領域之間，專研香港影視文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
陳冠中，香港作家，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在台北居住，現居北京。曾任雜誌編輯、電影監製及編劇，香港書展2013「年度作家」。
陳國球，曾任浸會大學中文系主任、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現為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陳清僑，曾任嶺南大學文學院學術事務長、協理副校長（學術）兼教務長，及核心課程及通識教育主任，現為文化研究系教授。
麥高登，原名Gordon Mathews，生於美國，九十年代移居香港，專門研究身份認同、全球文化，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張美君，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研究範圍包括香港文化、視覺文化、城市文化、小說與電影等。
彭麗君，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系教授，研究範圍包括電影、視覺文化、性別、文化經濟及現代性等。
潘國靈，小說作家及文化評論人，大學兼任講師，於多份報章雜誌撰寫專欄，並擔任香港電台節目嘉賓主持。
羅永生，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研究範圍包括殖民地歷史文化、比較社會思想、香港文化研究等。
羅貴祥，現為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香港電影與普及文化、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亞洲主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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