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淺淺的界河

一、新中國成立初年，中共高層最初的決策

20世紀40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咕、咕……”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嶺上。撥開密密的亂枝樹葉，我看見一塊不到50平方米的沼澤地。水流，更準確地說是從地下湧出的泉水，在那兒發出輕微的“咕咕”聲……
這便是深圳河 ── 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頭。
深圳河自梧桐山發源，從東北往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37公里，河最寬處75米，最窄處僅為2米，人一躍就可以跳過去。
1898年，中英談判代表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香港新界“租借”給英國，以深圳河作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線。
緊靠著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鎮有沙頭角、羅芳、徑肚、蓮塘、長嶺、深圳鎮等。
緊靠著深圳河南岸的是香港的沙頭角、蓮麻坑、新屋嶺、老鼠嶺、粉嶺等。兩方陸地接界處有開闊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灣是兩地分界。深圳的最東面是南海，兩方的邊界為大鵬灣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葉密的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雖然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法定上它是香港與內地來往的唯一通道，但兩地農民一般不走羅湖橋，他們習慣挽著褲腿，牽著牛、揹著犁越過深圳河，想從哪裡下水就在哪裡下水。沿河兩岸雖然有衛兵巡邏，大都裝作沒看見。
河兩邊的村莊姓氏主要有陳、莊、葉、萬、黃等。沿河兩岸村莊，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說，中方的村莊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莊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兩地的農民常要過河到對岸去插田割禾。
有時收工晚了，過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對方所屬的河邊搭個茅草篷過夜。香港一方，有一個小村叫較寮村，據說就是羅芳村的農民為耕作方便在河對岸建起的。
兩地的人，常是同一個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結親聯姻，常結著親戚。
1949年10月，由陳賡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佔領了廣州後向南挺進，直逼深圳。
河南岸緊張起來。解放軍的目標在哪裡？倫敦弄不清底細。於是兩個精銳師，從南洋群島的叢林調到深港邊境；而一封要求增派軍隊駐守深圳河防線的請示，也很快呈遞到英國首相的長桌上。
然而，情況突然變化，如滾滾洪流南下的數十萬解放軍，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帶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令葉劍英向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傳達命令：為避免引起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部隊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從此，深圳河北岸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深圳河南岸隸屬於英國政府下轄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邊的邊境線上建起了鐵絲網，據守的是精銳的尼泊爾廓爾喀雇傭軍；中方也在深圳河邊設立了檢查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組建的精銳的解放軍公安一○師三○團。

20世紀50年代的羅湖橋頭警備森嚴

據說公安三○團剛來的時候，河邊巡邏的英兵聽見對岸解放軍操純正的北方話，以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邊上來了，香港報紙也好一陣的報道，擔心大軍進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離港的輪船票曾一度緊張。
依照中英雙方的協定，兩地不再允許自由來往了。但習慣了“大家庭”生活的兩岸農民，尤其那些會纏著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嬸大嫂們，是不認甚麼鐵絲網和衝鋒槍的；而習慣了在田埂上鳥雀似的飛跑的小孩們，也從來不問腳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還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報紙登過一張照片：一群深港邊境村落的婦女圍住執槍的英方哨兵，理論要過河，另一群婦女則趁機把粽子從鐵絲網上拋過去。
一開始，邊境上中方與港英方的關係也還不錯。
從鹽田到蛇口，除了沙頭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鐵製的英國小旗插在路上作標誌外，整個深港邊界不設邊界標誌，人員車輛任意出入。由於從沙頭角到深圳開會要走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軍人常把軍帽軍服脫了，到港英方搭公共汽車往文錦渡，繞近路進深圳。港英方警察認出，也不加阻攔。
由於深港兩地的農田互為“插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許給農民辦過界耕作證去港方耕種。並指定了出入路徑：長嶺村的農民通過一條10米長的石橋到香港境內的蓮麻坑村耕作；羅芳村的村民通過河邊的一個檢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嶺耕作；黃貝嶺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嶺，所以同羅芳村村民同經河邊缺口出入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馬草龍、落馬洲，所以村民經深圳河邊檢查哨，下船出入境耕作；羅湖村有田地分佈在港英方的羅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經羅湖橋口出入耕作……
這，便是羅湖橋。
從民國年間廣九線通車起，由於鐵路經過深圳墟，羅湖橋頭成為大陸通往香港的最後一站。
橋中間的木板上，用紅漆劃出的一道線便是邊境線，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分界線：紅線的北邊，站著執槍的中國衛兵；紅線的南邊，站著執槍的大鼻子英國兵。
說起羅湖橋，至少到清代中期，它還只是過河種田的農民用幾株樹搭起來的“樹橋”。清代後期，村人合資修建了石橋。廣九鐵路修建時，中英雙方同意，由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設計建造鐵路橋，橋上設立“出境檢查站”。
當時的出境檢查是怎麼回事呢？

20世紀50年代香港明信片上呈現出的深港海關，河上搭起的棚下是兩地交界處。

橋北邊的中方有兩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簡陋，以致你可能誤以為是某個單位的員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著堂堂中華民國實施管理出入境事務的“深圳海關”。
當然，平時出入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關”面向著羅湖橋，平房中有一個窗口，窗口邊貼有一張白紙，白紙上面有人用毛筆工整地寫了四個字：“出入檢查”。南來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華民國海關人員檢查。
那年頭，細心的檢查員，會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應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細心的，看也不看，舉著一個大大的紅印，在你的證件上“啪”地一聲蓋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對來說，港英方的檢查要嚴格得多，除了檢查來者的出境證件外，還要檢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沒有攜帶違禁品。
火車過橋則比較麻煩，雙方的火車頭是不能越過那條紅漆分界線的。只能開到紅漆線後，一方把火車頭卸下來，對方在另一頭接上一個車頭，把車拉走。
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期，邊境檢查突然放寬了，幾乎不需要證件就可放人過關，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陸一個巨大的政治變化發生了。
1949年，蔣介石被中國共產黨打敗，倉皇退往台灣。出於對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害怕”或者“擔心”，成千上萬的不願在共產社會中生活，又來不及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去的大陸百姓，潮水般地湧向羅湖橋，企圖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漲水，1949年的下半年羅湖橋頭突然變得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據當時香港的報紙記載，最高峰時，每天過境的人數不下十萬。
共產黨政權來得太突然，群眾成千上萬湧來。港英政府手足無措，生怕香港“漲水”。
怎麼才又“人道”，又不會“水浸”呢？
港英警方臨時訂了個奇怪的“過橋標準” ── 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人則不可以。
港報這樣描述“奇怪的標準”：“難民”們牽兒帶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羅湖橋。先檢查車票，看行李，英方海關人員（不一定是英國人）眼睛瞟過來，看看你的皮膚、長相，判斷一下像不像廣東人。然後問你：“邊度？”（粵語：“去哪裡”）如果你能答得上：“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廣東人，讓你過去。要回答不上的，便從隊伍中拉出來，推回到橋那邊去！
我的堂兄陳秉卓，原國民黨的一位軍官，就是這樣被港英方人員從隊伍中拉出來的。
過橋受限制了，一些非廣東籍的“逃難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徑來。
這也許就產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國民黨少校堂兄對我這樣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會說廣東話，只好離開橋上的隊伍往深圳鎮裡頭走。那時羅湖橋邊上的街道兩邊，都搭著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說是旅店，專門接納從內地跑來深圳等候過香港的人。我有個朋友介紹的朋友住在鎮上，他把我領到一間木板房子裡頭，貼著耳朵告訴我，晚上就在這房子裡坐著等，哪兒都別去，會有人來找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逃往香港的人員受到港英方限制。

大約後半夜吧，我看看錶，正是三點，聽見有人用兩個手指頭輕輕敲門。我把門開了一道縫，進來一個三十多歲漁民模樣的人。也不說話 ── 不過說廣東話我也不會懂的，用兩個手指頭在我眼前㨪了一下，然後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錢。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裡按了兩根金條，他就把手掌朝門外搖了兩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這簡直就像幹間諜工作的呀。外頭黑黝黝的，甚麼也看不清。我跟著他，經過了一條好像是鋪著石板的街道，又轉了幾道彎，前面便出現了一片蘆葦。穿過蘆葦叢，我便聽見水聲，面前是一條河。我想，這大概就是人家說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現在的河面寬，因為能行船嘛。蘆葦也比現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邊上輕輕拍了一下手掌，蘆葦裡就慢慢穿出一條船來。
那人在我背上趕緊拍了兩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還想回頭說甚麼感激的話，他已經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邊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撐船的 ── 我這才看清原來是個女人 ── 立起身來告訴我，說我沒事了，因為水是屬港英地界，共產黨沒法抓你了……
我就這樣偷渡到了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年，政府對於羅湖橋如此“放寬”，究竟是甚麼原因？
這是同當時毛、周對國內形勢的考慮分不開的。
20世紀40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大陸財政拮据，糧食、生活物資的供應都趨緊張。軍政人員數目一度突破了900萬，政府要養活的從國民黨政府手中接收過來的舊人員就高達數百萬。另外，一些國民黨軍隊殘餘上山藏匿頑抗，放火，殺害共產黨幹部，嚴重影響新政權的穩定和國內的治安。
讓一些依然留戀蔣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節省財政開支，又有利於國內秩序。所以，中國政府採取了最體面的做法：從羅湖橋放人。
從1947年到1950年，究竟有多少所謂的“大陸難民”通過“對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計總數達200萬人之多。
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資本家，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有躲避共產黨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紳，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像唐炳源、王雲程、榮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從內地逃到香港的。
20世紀50年代，在香港的調景嶺和摩星嶺的山頭上，曾出現大批數里相連的木屋，據說就是大陸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後來很長一段時期，“每年10月10日（國民黨政府的雙十節），這裡就變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風景”。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飯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國家，換來了一時的安寧。

20多年前的尋找

一、發現徑肚村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有歷史學者告訴我說，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的空曠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與元軍最後決戰的古戰場。我想他一定是搞錯了。我記得“崖山之役”發生在海上，從福建逃來的南宋皇帝，帶著軍民在深圳的大鵬半島登陸後，因為害怕在陸上遇到追趕的元軍，於是從海上繞道走，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墟。
而頑固的老頭言之鑿鑿，說是南宋的軍隊大敗之後，小皇帝是由人抱著沿深圳墟東北的一條小徑逃跑的，倉皇中還把一條護肚的錦帕失落在小徑上，所以深圳墟東北的那個小村子後來就叫做“徑肚”。
真是這樣的嗎？
打開那本20世紀70年代印製的深圳市寶安縣地圖，上面清清楚楚記錄著深圳東部各個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沒錯 ── 徑肚，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就貼在蜿蜒的深圳河邊上。而且，現在從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共汽車有一個站就叫“徑肚”。
見鬼，難道史載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話？
我一定要到那個甚麼徑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條鬼才知道的小徑，看到底是不是史書出了問題。
於是我帶了地圖，騎上“笨驢” ── 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寶貝單車上路了。
這是20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準確地說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時光。
遠處響著振動地皮的打樁聲。深圳城裡正在轟轟烈烈搞經濟特區的大建設，國貿大廈正在拔地而起，滿街塵土飛揚。我卻跑到深圳河邊去探古，似乎有點不合時宜。
腳下是從深圳墟通向沙頭角的一條鵝卵石公路。貼著深港的邊境線蜿蜒向深圳墟的東面伸去。“笨驢”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東㨪西㨪著，簡直要把主人“㨪”下來。
在一塊寫著“邊防禁區”的木牌前下了單車，一支木杆攔住了路。路邊孤零零立著的矮小磚房，想來就是著名的“長嶺邊防哨所”。這裡就是邊防禁區了。當年這寂寞的邊防哨所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羅湖區行人如織豪華氣派的“蘭亭豪苑”附近。
哨所裡走出一個端著衝鋒槍的邊防軍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記者證拿過去端詳一陣，又拿了進屋去，同裡頭一個年紀稍大的軍人商量甚麼。
不久，哨兵揮手，表示我可以進入邊防禁區了。那年頭，一個黨報的記者是挺吃香的。
於是，我來到一片廣闊的田地，開始打量那塊被史學家稱為“戰場”的地方。
其實這兒就是香港的山脈和深圳的山脈之間形成的一片開闊地。沒錯，地勢平坦，三千元軍和他們的馬隊足可以展開慣用的弧形陣勢。
我在四周尋找著，沿著宋軍退敗時可能選擇的路徑。希望在小路上發現點甚麼，比如一片馬甲、一截兵器甚麼的。
深圳河在身邊的蘆葦叢中無聲地流淌，只有隔著鐵絲網，在離我三十米處豎著英國旗的碉堡上，傳來執槍走動的英國兵沉重的皮鞋聲。
那位英國大兵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對我做了一個鬼臉 ── 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過去……
難道700多年前南宋與元軍的最後決戰，真的就發生在這裡？
我睜大了眼睛注視地面。沒有啊，甚麼戰鬥痕跡也沒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開地圖，手指沿著深圳河邊上一個個地名找：蓮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羅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圖上的方位，在長嶺村邊，蓮塘村偏南，也就是在這條小河靠北一點的地方，應該就是徑肚村了。
我真糊塗，此刻，它不就應該在我的腳下嗎？
可是，哪兒是徑肚？哪有甚麼徑肚村？我跺跺腳，身邊除了鬆軟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和從深圳河上吹過來的風拂動蘆葦的聲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錯了，還是地圖錯了？我開始懷疑頑固老頭的說法了。
我沿著河邊的山地往蘆葦深處走去……走近河邊，扒開蘆葦。
啊，那是甚麼？
在長滿野草的一條荒蕪小道邊，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東西，蹲下身去看時，發現那是一些磚瓦的殘片。
沒錯，這兒的確有一個村落。
接著，我撥開密密的蘆葦，終於看到路邊上幾截殘破的土牆。
對了，徑肚！這裡就是徑肚村！
“喂 ── 有人嗎？”我把雙手做成話筒大聲喊。
四周除了風吹動蘆葦的“沙沙”聲和深圳河在轉彎處沖擊石頭的“嘩嘩”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我明白了：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調查深圳（寶安縣）歷史時，翻看的那些蒙著厚厚灰塵的案卷。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那中間記載著的，深圳河邊上幾十年前發生的一段歷史 ── 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我記得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難道這蘆葦叢中、這朝霞掩映下的斷壁殘垣，就是當年因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幾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
甚麼“崖山之役”，甚麼“徑肚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 ── 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饑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市（縣），實際人數超過了百萬！

鬼村

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那是一場保衛共和國的法紀尊嚴與人民群眾掙脫飢餓煎熬，尋找自由、幸福之間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悠悠三十年，誰的是，誰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過去，唯留下而今的蘆葦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靜悄悄……
鐵面無私的歷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極致的同時，已經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啟動！不正是那一場場殘酷的碰撞，鮮血的迸發，才促使了中國人沉思、覺醒、推動了改革開放的車輪前行嗎？
這，便是歷史，永遠藏著謎底的歷史！
冷風陣陣，蘆葦沙沙，深圳河無語西流……我默然肅立、低頭，祭奠那些在這場歷史的陣痛中，獻出了鮮血和生命的農民、軍人、共產黨員、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在這裡，在這片蘆葦中，他們曾一度不分階級、不分貧賤、不分地域，為了一個共同的追求而親密擁抱……
我不覺熱淚盈眶。
無情的深圳河啊，你輕輕流淌，不慮不憂。你還記得三十年前，你身邊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淚血摻和的辛酸嗎？
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

二、小松樹下的孤墳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那是在幾月之前，羅湖區的某家酒店開業。酒店的總經理親自登門我任職的單位，要求派記者出席，任務輪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熱情，迎賓，嘉賓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詞時，情況起了變化。本來還平靜地站在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的歡迎辭之後，突然捧著演講稿號啕大哭。台下猛然一片寂靜。
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慶開業的典禮上痛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各位嘉賓，”主人稍稍冷靜了一下，嗓音依然帶著哽塞，“請原諒我的失態。我實在是太難抑制住自己，在今天這個地方……”他用腳蹬了蹬鋪展著紅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變得激動起來，“就是在我現在站著的這個位置……”他又哽咽起來，“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當時我還小，他揹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上了，一顆子彈打來……”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聲。
“我沒有辜負他 ── ”他擦了擦眼淚，鎮定了一下。
“不瞞大家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對一家港資工廠採訪之後，一位邱姓香港廠主突然把我拉到一個無人的客廳中：“你是記者嗎？”
我莫名其妙，“當然 ── 當然是。”
“那麼，你有一個記者的良心嗎？”
我又點點頭：“當然，當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記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歷史，你應該記錄下來的，這對我們民族是筆財富。你敢寫嗎？”
他的問話使我為難。那年頭，對於“記錄”是有許多限制的，尤其對於一位黨報的記者來說。
“請你說說是甚麼？”
“逃港 ── 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說，“我親身經歷的事。敢寫嗎？”
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夠不夠分量寫他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敢啊！”我說，“充其量就是丟了這個飯碗吧！”
“那好。你跟我來吧。”
汽車沿著前面說的那條從深圳通往沙頭角的簡易公路往東走。公路崎嶇蜿蜒，進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山路邊下了車。
“看見了嗎？”他指著深圳河南面說。
一片隨著山勢綿延的英軍鐵絲網。
“不對，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樹林，對，那株小松樹的底下。”
我看見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裡是我的哥哥……”
頓時，我發現，這位香港人，眼睛裡湧上來一層白花花的淚水。
“20多年前，我過去了，他沒有過得去。當時，他的腳受傷了。我小，才幾歲，是有人揹著的，他沒有。我一回頭，看見哥哥倒在河裡了。唉 ── ”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沒辦法拉他喲……”
“其他的就不用說了……20年後，我在那邊富了。就又到邊界上來，站在那邊的鐵絲網下，想看看哥哥過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彎了。”他搖著頭，哽咽起來，淚流滿面。
“於是我在河那邊對著河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碑。還好，現在它還在那，看見了嗎？”
我遠遠看去，河對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塊碑，留有紅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遠，字看不清。
“記住，這裡叫閘門山。”他說，“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我們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山谷中吹來了涼涼的山風，拂動我們的頭髮。
迎著山風，我打開筆記本……

歷史是由誰推動的？由人民。
20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人民“逼”著“推”出來的！
20年前，在深圳寶安縣採訪時，一位曾經逃過港，後來又被村民們推選為村經濟發展公司總經理的朋友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知道鄧小平為甚麼要在深圳辦經濟特區嗎？”我一時語塞。
是啊，鄧小平為甚麼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龍江，在廣西的憑祥，在吉林的延邊……辦特區，而單單選擇了深圳呢？
可以說，長期以來，歷史對這一涉及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重大問題，記述遠不是明晰的。
──
共產主義曾經描繪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宏偉壯麗的圖景，它曾承諾不僅將給社會帶來平等、公正，而且將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人民群眾帶來比資本主義更為豐富的物質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世紀，社會主義無論在亞洲還是歐洲，都取得了廣泛的勝利。
但是，後來的進程卻使人失望，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未能實現對民眾的承諾。即使僅從經濟發展上看，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也是失敗的。
無論是西方的柏林牆還是東方的三八線，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眾寧可以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也要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跑。
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最樸素的話說就是：“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
這一切，對於那些本書提到的一直在邊境前沿與民眾接觸的有良知的共產黨人：陶鑄、趙紫陽、習仲勳、李富林、寇慶延、方苞、張勳甫、吳南生……可謂洞若觀火，看得清清楚楚。實踐的教育使他們比之其他共產黨人早一步覺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脫離舊的思維，在實踐的引導下，成為20世紀中國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當年，正是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決肚子要吃飯的問題”，逼著共產黨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要政策，提出了開放香港沿邊十四個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為首的寶安縣委再次向廣東省委提出開放沿邊十四個公社和一系列的對港開放政策，得到了陶鑄和習仲勳的支援，並發展為外貿出口基地。實際上，即使在辦特區之前，在深圳（寶安縣）也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眾日趨高漲的“逃港潮”一次次地衝擊著“圍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要求“對港開放”已成為寶安縣的共產黨員、幹部和群眾內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這種要求的強烈推動下，1979年4月，習仲勳、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願望去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提出給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
此時，可以說即使是鄧小平本人，包括鄧的改革開放戰略的直接實施者谷牧等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裡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這些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昇華了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辦特區，先搞一塊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歷史，是沿著這樣一條路發展的，而不是其他：從群眾到領袖，從被迫到自覺，從特區到全國，從群眾要求到理論昇華……一場源起於20世紀下半葉的復興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就這樣一步步推開了！
沒有百萬人用鮮血演繹出的大逃港，歷史，也許還停留在深圳河的蘆葦叢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說，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所以我說：如果將來要給中國現代歷史劃段的話，顯然，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在沿海的寶安縣，而不在內陸！
比起東歐的柏林牆（成功越牆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傷260人）、朝鮮的三八線，發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後歷時30 年的百萬人“大逃港”，時間更長、人數更多、規模更大、情狀更慘烈，對於中國改革者的衝擊和教育也更強烈、更深刻！
可以說，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中，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永遠也無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長期以來，因為種種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歷史卻被深埋著，不能公開。
22年前，當我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創辦經濟特區的歷史，遠不是平日書本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的時候，我就決計補闕它，我相信歷史總有被公開的一天！
我不聲不響地幹著這件事，從醞釀、收集資料，到下筆寫作、完成此書，前後整整22 個年頭。
這本書的創作時間這樣長，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難的是人物的採訪和史料的獲得。
就在三年前，有關群眾外逃的歷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家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就是說，我即使能夠得到寫作材料，採訪到歷史見證人，甚至能夠成書，在這批歷史檔案公開之前，也是不可能公開出版的。
22年中，強烈的使命感讓我一直不願放棄，不斷地準備、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舊村瓦舍、山中小徑，採訪那些逃過港的老農，曾經失去了親人的婦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歐陽東、張樹木、文國祥等一批至今來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後代朋友。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成逃港者，潛入筍崗橋老收容所酷熱、惡臭的監房中，聽逃港者們傾訴對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氣……
當然，有時我也是“不被歡迎者”。就在兩三年前，被採訪的逃港者、被糾纏得甚感為難的檔案管理人員，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我。我理解他們，但我堅信，所有的歷史，包括那些塵封著的檔案總有一天會解密。
這一天終於盼來了。
2007年4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1949 - 1974年的一萬兩千多件檔案，有關群眾逃港事件的內容亦在其中。我於是有了讀到更多歷史資料的機會。這也無異於給我的寫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書，也終於可以公開出版了。
感謝上帝：歷史，不該沉於河底！
即使由於某些原因，本書的歷史只能以文學紀實的方式寫出，但其中的人和歷史事實，皆屬真實可靠，有號可對。
本書能完成創作，還得感謝我採訪過的尊敬的長輩、老師和朋友，從習仲勳、寇慶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寶安縣農民萬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關單位：從深圳市檔案館、寶安區檔案館到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以及席軍、張沫清、潘強恩等一大批熱心支持和關心過我的朋友（包括網上給我以鼓勵的朋友），還有那137名樂意談起他們經歷的朋友。是眾多勇敢地站在歷史良心一邊的人們的幫助，使我終於得以完成此書！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記起，22年中，那些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曾經無私地反思、含淚回憶當年並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寶安縣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李馨亭、周水君、楊譚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看不到我的書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見的未來，這本《大逃港》能給記錄中國當代歷史尤其是記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人們，以一點有價值的參考，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的話，那便是我和我身後的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願了！
──
深圳河邊地下有知的魂靈，現在，你們可以安息了！

陳秉安
2000 年8 月動筆於深圳錦隆花園，
2009 年8 月寫成於深圳蛇口春樹里。

楔子：20多年前的尋找
第一章風雲初變
第一節淺淺的界河
第二節血濺閘門山
第三節深港特工秘密戰——活擒劉立福
第四節荷葉塘故事——一個地主後代的回憶
第五節強扭的瓜不甜——寶安縣的合作化和“退社風”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節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二節三十年牛郎織女：文素巧尋夫
第三節逃港的廣州女大學生
第四節“木腦殼”八次逃港傳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節“六二”大逃港為甚麼會發生
第二節逃港：饑荒中的出路
第三節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
第四節陶鑄下令：把崗哨撤了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響
第一節湧過邊界的洪流
第二節感天動地的華山淚雨
第三節梁成功九龍寨奇遇
第四節暴雨下的冤魂
第五節潮水衝擊之後
第六節全港大審判
第七節從逃港者到“洋參大王”

第五章撫不平的波瀾——深圳河邊的社會主義大教育
第一節北戴河的錯誤判斷
第二節在深圳河邊築起“鐵壁銅牆”
第三節西坑之戰——社會主義陣地的爭奪
第四節“愛”也拴不住的“心”
第五節刑場上的鮮血——老頭與青年殊死血鬥

尾聲：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附
後記

大逃港（增訂本）

大逃港（增訂本）

認識TAAZE

合作提案

顧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