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幫助我們活在當下的自我意識
曾經有個男孩在學校表現突出，直到進入大學後也一直維持好表現，就在大二即將結束的某天，他一早出門考試，卻從此消失──二十四小時之後，男孩被發現正四處遊蕩、徹底迷失──他不僅不知道自己身在哪個城市，而是失去人生方向，沒有存在感。過去二十年間他打造出精巧又成功的面具，一直躲在它背後生活，那個真實的、會感到需求的自我已經變得透明。但問題不只是忘記自己出生證明上的名字等諸多社會訊息，男孩還忘卻了他身為人類的身分。
要是身分意識薄弱、自我認同不高，親身體驗當下生活將更不容易。若是不清楚自己是誰，人們常常像演戲一樣以「好像」是自己的身分過活，發展出可能招致自我毀滅的處事方法：由於感覺不到確切真實的東西，你可能透過遊戲人間（這有時會與有趣的性格混淆），或是得到種種成就尋求身分認同、創造生命意義；又或者，你開始塞滿行程讓生活過度繁忙，藉由建構出的自我分散注意力，讓自己不再空虛──這種情況可能會被當成個性活潑，表面看似情緒健康，但這個身份其實只是幌子──你並沒有活在當下。
▍為什麼自我意識有強弱之分
自我意識的強弱取決於一歲以前照護者對嬰兒需求的回應。當然，社會認同受國籍、家庭背景和性別影響，雖然聽來不可思議，但身分內涵源自我們最早期的人際關係。一歲以前，大家的人生經驗只想滿足身體所需、非常原始，並不受語言的制約。存在可能只是從肚子餓到吃飽、從寒冷到溫暖、從感覺沒人愛到被愛的過程；這個階段的愛透過滿足生理需求來表示，內部和外部、自我和非我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寶寶吸吮奶瓶和乳房卻不明白牛奶是什麼，只感受到需求以及得到與否；這時我們脆弱得連坐都坐不起來，更遑論用言語表達願望，實在是無力到令人難受。
剛出生的孩子完全仰賴照顧者的同理心得到所需，從這點看來英國心理分析學家唐納德‧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言無誤：「根本沒有所謂嬰兒可言。」嬰兒只有需求被滿足之後才算真正存在；唯有在幾個月內無數次被滿足，他們才有可能超越被動狀態，透過生理反應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麼。透過這類的知覺以及照顧者的笑容、哄勸以及其他各類互動，嬰兒的自我意識慢慢顯現，開始回饋給照顧者有趣的反應，建立兩人獨有、陌生人永遠無法插手的日常活動──這種歡樂的親密關係也將奠定孩子未來饒富趣味、真誠又活潑的個性，使他們面對逆境時仍保有情緒健康。
看看來自上海的四十九歲男性喬治（George）：二○○四年，我在那裡待了一個月、訪問了大約四十位居民，只有他一個人小時候由母親親自照顧，其他人幾乎都由祖母或托兒所帶大好讓年輕力壯的母親得以出外工作。不過喬治的母親放棄工作，無時無刻待在他身邊，非常慈愛。這讓他擁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面對將來的種種。
喬治的父親酗酒成性，母親非常討厭他這樣不務正業，即使以一九五○年代的中國標準來看他們還是很窮。家裡經常挨餓，同學都嘲笑喬治沒有鞋子穿、沒有午餐吃；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他的母親非常重視學校，父親則是鄙視學習。
十九歲時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喬治被派遣為挖灌溉溝渠、開墾土地的工人。他和其他夥伴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從宿舍走一小時到工作現場，開始挖掘、運送土壤；大家分別來自不同省份，並不習慣這樣的身體勞動。由於污泥濕滑他們經常還得赤腳工作，冬季氣候更是嚴寒難耐；工人不停挖掘、搬運直到中午吃飯，接著再回去工作，下午五點才起步長途跋涉回家。
即便經歷許多痛苦，喬治還是努力聽收音機學習英語（共產黨當時有播送語言課程），並設法閱讀各種小說；文革結束後他上了大學並開啟成功的商業生涯。不過最令人吃驚的還是他散發出來的好情緒。
雖然已經四十九歲，喬治頭髮烏黑依舊，只有肚子微微突出；他十分吸引人，熱情、個性有趣也懂得別人的幽默。中國人往往不太流露真情且經常顯得冷靜平穩，但他卻像個義大利人那般一邊說話一邊揮舞手臂，講到毛澤東政權的荒唐事蹟音高甚至能跟女低音相當；有時候他也會臉色暗淡、布滿絕望，音色像個哀悼愛人自殺的男高音。喬治對於中國歷史社會有著自己獨特的觀點，見解深入成熟，但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還是對我的意見充滿好奇，是個很好的傾聽者；除此之外，和他吃飯也非常有趣，他有著說不完的好笑故事，很友善，而且僅僅因為活著感到興奮。他的自我意識建立了這一切，並輕鬆地避開了要是沒有母親照顧將壓在身上的不幸。
▍用以逃避現實的解離症狀（Dissociation）
喬治的例子清楚地證明缺乏親切的關懷將導致自我意識減弱。早在一九四○年代人們便注意到沒有人情味的機構將導致孤兒身心受創（此症狀英文稱作：hospitalism）：孩子們嗜睡、無法發展出最基本的社會和心理技能，也非常容易遭受感染、患上疾病。如果孤兒院鼓勵孩子與照顧者互動，他們將來大都能擁有更理想的生活。被忽視的嬰兒患病不是因為沒有嬰兒床呵護、缺乏玩具和外來刺激，或者單純沒了母親，問題在於有沒有人與寶寶熟悉，並了解他們的具體需求、能力、特質和弱點。
在育幼機構中至少有一半的男性、三分之一的女性培養不出完整的性格，孩子越小開始經歷差勁的成長經驗，所暴露的風險越高。然而，要是被沒有同理心的父母帶大，小孩仍然可能性格缺失：研究員約翰‧小川（John Ogawa）等人為了試驗幼年的不良照顧與將來的生活問題是否相關，持續追蹤一百六十八名兒童自出生至十九歲的生活，並測量他們接受的護理質量──被選出來的父母一開始就屬於虐待兒童的高危險群。研究最終成功判定父母對幼兒的照顧和解離症狀之間的關聯。
解離症狀是自我意識淡薄的一項重要指標，它常常使人們發展出各種失憶策略以逃避痛苦的現實，比如不去注意、遺忘或拒絕承認某些事物；這些患者也經常藉由沉浸在幻想或現實的某處逃避當下，比如像催眠般凝視壁紙上的圖樣，或是當著他人的面消失在想像世界。有時候他們會經歷人格解體，與自己的身體和知覺感受斷開聯繫，彷彿生活事件都由第三方所經歷；在最極端狀況下患者甚至有可能發展出不同的人格以便逃離現實。（這有時是精神分裂的前兆，病患真的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或者其他人。）
小川指出，人在兩歲前所受的疏忽或虐待程度能夠預測他十七年後是否會受解離症狀所苦，儘管在幼年和十九歲之間有無數種其他因素干預人格的測量，影響仍舊存在。那些只在幼兒期過後（兩歲到四歲之間，或者童年的中、後期）才遭受不良對待的樣本在十九歲時受解離困擾的比率明顯下降：越早受苦越有可能出現解離症狀。遺傳顯然沒有影響，寶寶在剛出生到三個月之內的性情並不等同他將來的樣貌。
小川另外還點出，若是孩子因為受到關愛早早發展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更能夠面對未來的創傷，出現疏離症狀的可能性也比較低；相比之下，那些不確定自己是誰、自我意識薄弱的孩子面對既不強烈也不頻繁的挫折就可能被擊倒，開始質疑自己、質疑現實。因為心理脆弱，他們容易無法忍受現實進而逃離當下，像喬治一樣心理比較強健的孩子卻能夠無論甘苦保持自我。另外一項研究顯示，在一歲之前，要是母親持續保持敏銳，提供關愛的照顧，孩子長到二十二歲時比較能夠理解自己的內心活動，也更尊重他人的自主。
當然，幼兒時期的嚴重虐待會大大提高自我意識淡薄的風險。根據二十三種不同的研究，現在普遍認定精神分裂患者至少有一半以上曾在童年遭受虐待──特別是性虐待，這種暴力會阻礙大腦發育，比如幼年遭受性虐待的女孩就比普通女孩少去五％的重要腦部構造（例如海馬體）。越早受到虐待、虐待者與本人越親近（家人造成的傷害會非常嚴重）、虐待的形式越極端（侵入式性行為最是嚴重），患者發展出的分裂人格數量越多，自我傷害的症狀也更加顯著。雖然在幼年時期中照護狀態如能好轉，就能讓患者培養出部分的好情緒，暴力仍然是造成自我意識薄弱的一項獨立因素。
▍受到關愛有助建立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薄弱對情緒健康的傷害很大，但幸好不一定是永久的傷痕。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名叫亨利（Henry）的美國人，他的母親相信自己是英國女王，在亨利還是寶寶的時候也沒能給予足夠的關注。他的家庭就像瘋狂的培養皿。
或許因為戰爭造成的創傷後壓力症候，與他們同住的叔叔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結束，他會痛打亨利、往他的眼睛裡揉鹽巴（也會攻擊亞裔的郵差，以為他是日本軍人）；亨利的哥哥半夜會發出怪異的嚎叫、披著白色床單、用火把抵著下巴、手持切肉刀，冒充瘋狂屠夫的鬼魂把五歲的亨利嚇醒，還覺得非常有趣。被安置在兒童之家後，亨利雖然因為逃離家庭鬆了一口氣，卻反而在安置機構體驗到極端的貧困和新一輪的身體虐待。
長成少年後他回到小時候那個瘋狂的家，（非常情有可原的）開始生出妄想。亨利的腦袋裡出現各種聲音，試圖說服他必須購買槍支、殺死越多人越好；有趣的是，他的自我意識足以抵抗這些聲音，他與聲音達成一項交易、希望自己不要大開殺戒：只在中了彩卷之後才會動手。不幸的是亨利竟然中獎了──但是領到幾千元之後他依舊沒有行動，而是設下新的條件。
當時亨利以為廣播的其中一個頻道是上帝在對他說話、另一台則是撒旦的聲音。他又與自己訂下協議，假如撒旦台播出〈又一個人倒下〉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這首歌就會動手。當歌曲真的播出後，他再也無法克制，輕而易舉地購入各種危險武器（走進一家槍枝販賣店告訴他們「我想要子彈最多的一把」──簡單到令人吃驚），很有意思地，就算如此亨利的自我意識還是強到讓他選擇較為健康的選項：他沒有砲轟附近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反而衝進家裡，殺死母親、叔叔和哥哥。雖然謀殺絕對不算是好情緒的指標，但只要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這起案件仍然反映一定的情緒健康：家庭背景是亨利發瘋的緣由，從情緒健康的角度看來，比起隨機的路人，瘋狂的家人相較的確是比較恰當的目標。
亨利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健康的情緒狀態。當時約在案件發生的十年以後，他接受頂尖的精神治療，沒有被藥物影響太深、說話始終冷靜清晰；他極具洞察力，雖然故事沉重卻還是以風趣的話語和黑色幽默敘述完整──提及兒童之家，他生動地道出主任如何在社工面前把機構說得天花亂墜、是多麼充滿愛心的安全環境，社工一離開卻轉身變成可怕的怪物。亨利的溝通技巧十分純熟，沒有因為我有些笨拙的敏感問題而不耐煩，反而總在適當的時機溫柔地告訴我我想要的答案。
在訪問過程中我得到一項很重要的資訊：原來，母親並不是照顧他的唯一一人，在她精神狀況不夠穩定的時候，一位充滿愛心的親戚接手了帶孩子的工作。這解釋了他為何擁有這樣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各種可怕的打擊下仍然能抓住部分的現實。
我不知道亨利現在身處何方（採訪於一九八八年進行），但我篤定他已經變成社會上一位有建設性的成員，擁有好情緒，並持續將其發揚光大。大部分在嬰兒時期被忽視、長大後受虐待的孩子無法和亨利一樣是因為他們沒有充滿關愛、對自己需求有所回應的照顧者，那其實極少出現在這類家庭當中：假如父母雙雙嚴重心理失常，孩子在各個成長階段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不當的對待，他們如此一來將變得沒有依傍，也找不到片段的自我可以收集起來以建立整體意識。雖然事後密集又有技巧的療程能夠幫助他們重建部分的自我，但很少有人能夠支付完整療程的費用，傳統的精神機構（或監獄）也不提供這種服務。幸好接受治療不是解決自我意識薄弱的唯一方法。
▍如何對抗薄弱的自我意識
幾乎所有耗費精力的活動──需要投入時間和注意力的計畫或嗜好──都能夠用來對抗薄弱的自我。有些活動特別能夠帶來好情緒，不過很可惜，最常見的幾種活動常常毫無幫助又招致自我毀滅──為了應付和去解決完全是不一樣的兩回事。
使用藥物能夠使思想專注、給身體帶來極大的快感，解決嬰兒時期造成的電子化學失調，就體驗而言，注射海洛因與嬰兒被餵食之後的感覺其實十分相似。毒品比不作反應或情緒不穩的母親更為可靠，它們往往能夠立刻提供強大的情感慰藉；藥物給人活下去的理由，也就是自我意識淡薄的人不斷在尋找的東西──就像搖滾樂團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的歌曲〈海洛因〉（Heroin）中所唱。許多故事紀錄著毒品和用來買毒的金錢到手感覺多麼具有意義、多麼令人安心──就像地下絲絨的〈等待那個人〉（Waiting for the Man）那樣，但很可惜的這往往伴隨著犯罪：年輕的女性出賣身體，男性則學會偷竊。
然而，努力工作和傑出的成就一樣也有助建立自我，而且跟海洛因同樣讓人上癮，使得體內電子化學產生變化、補償嬰兒時期的缺失：我採訪過上百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名人，他們真的都藉由追求成功彌補幼時的無力感和自我價值低落。執行大筆的金融交易或在龐大的觀眾面前表演時，體內所湧現的皮質醇的確能夠帶來「有意義」的感覺；被順從的部下奉承或被粉絲們崇拜同樣能夠使大腦大量生出多巴胺和催產素等物質。
成功的人經常操作虛假的自我，這樣卻只是造成不斷的孤獨循環。越是成功、越多人就會和建構的角色產生共鳴。以藝術家們來說，當陌生人在街上對自己指指點點或走上前來問：「你是某某某嗎？」，他們的自尊心會暫時飆高，也被點醒自己是誰。不過很多人卻從來沒有逃離那種迷失感──就跟章節一開始那個男孩一樣，在街上遊蕩，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這些小時候自覺像透明人的名人因為被認出來暫時獲得身分，但是如此稍縱即逝的自我意識卻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他們只會漸漸混淆真實的自我與創造出來的角色。身邊親近的人物要不開始疏遠──抱怨帶著明星光環的丈夫、妻子或兄弟姐妹不再是當初那個的人，要不開始認同那個出名的人物。
頂尖的商場好手常常也有類似的經驗，只是牽涉其中的是組織內部同仁和業界人士；他們往往私生活有限，與家人朋友的相處時間短暫，幾乎所有社會交流都侷限於公司。部下們迎合他們虛假的自我，從來不會起身挑戰，商業鉅子們因此漸漸丟失真實的自我。
當然，不只有成功的人士才會如此，社會的各階層都有自我意識不足的人。由於過去發生的種種事件，並非每個人都能活躍、機靈地補足薄弱的自我：有些人可能就此得到精神學家所稱的人格障礙，容易對情感反應過度激烈，非常自我中心（自戀），想法瘋狂。這些特質往往會傷害個人生活與職業發展。
這並不是說自我意識較弱的人完全沒有一絲好情緒，他們或許能夠藉由風趣的個性度過很表面的生活，在社交活動時表現得調皮有趣，或者透過模仿創造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們有時可能出現很浮誇的活力大爆發，比如某個同事突然對一個計畫貢獻良多，在其他時候卻幾乎不發一語。這些人可能擁有驚人的洞察力用以觀察別人，由於自己和他人之間的界線較弱，他們或許能夠輕易地看穿人們無意識的思想；雖然偶爾也有能用來審視自己的洞察力，但通常看向自己的能力還是弱了點。同樣地，他們也很難順利進行雙向的交流，要嘛極力證明自己的觀點無誤、設法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要嘛躲起來默不作聲。
大家幾乎都有幾個情緒健康的成分可以用來建立自我，比如風趣活潑的性格就是自我意識薄弱的人很好的著手點。然而，辨別風趣的真偽非常重要。
玩樂是一種「假裝」的狀態，人們喜歡把虛構的場景當成現實。由於幽默感就是因此而生，它也是人類最有價值的屬性之一：無論是在講好玩故事時裝出特定的方言口音，或者任由自己誇大現實捏造出天方夜譚，大家都會十分享受。玩耍的作用在小孩身上最為明顯，那是他們最大的樂趣來源；活潑的個性也與此息息相關，它將「活著」的感受增強，帶來心靈與思想的活躍。然而，當我們離開學校走向成年，玩興很有可能演變成馬基維利式的權力遊戲，而活潑也許會被止不住的談話和活動取代──對於那些需要推銷產品或推銷自己的人而言這可能非常有用，身在藝術圈或者法律界這種要求實際表現的專業領域大概也能有所助益──但這些特質不該被當真。
不過各位還是有可能透過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和好情緒。英國小說家愛德華‧聖奧賓（Edward St Aubyn）的帕特里克‧梅爾羅斯（Patrick Melrose）系列小說就是從可怕的虐待行為中生出經典文學的典範。
梅爾羅斯被患有精神病的父親虐待（作者透露這個角色依據自己的父親寫成），在五本書的系列中始終與匱乏的自我搏鬥。青年時期的梅爾羅斯對毒品嚴重上癮，雖然竭力保持清醒，但腦海中的聲音卻始終揮之不去；脫離藥物以後，他開始沉迷酒精，一直無法控制自己的性行為，在在對伴侶不忠。然而隨著故事一本本的過去，讀者將發現主角的最深層困擾其實和自己的問題相仿，書裡也確實提出許多重要議題：人人都容易機械式地複製自己幼年的經歷或者轉而反抗過去，無論家庭富裕貧窮、無論受到嚴重虐待或只是稍微被忽視，大家都處在相同的困境。故事的結尾頗為振奮人心：聖奧賓給了我們令人感動滿足又非常樂觀的例子尋求獨立。
最有趣的是，他其實有思考過實際寫作對個人發展的幫助；雖然明確表示寫書並非心理治療，他像浮士德 一樣訂下契約，決定要不說出這個故事、要不乾脆自殺。但聖奧賓創作不是為了消除罪惡感，或者要把負面情緒轉移到讀者身上，他純粹想要創造美麗的作品、照亮人們追求自由的路徑。
在評論家的眼裡他成功了。聖奧賓創造了驚人的藝術成就，他文筆精緻、深入探究人性，有豐富的見地。梅爾羅斯發現避免重演自己悲慘童年的唯一方法就是審視本身的行為動機和直覺反應，或許跟他一樣，聖奧賓也找了到某種程度的自我意識。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卻已經緩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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