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中東：中東，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名人推薦：【「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涂豐恩、【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立樵 權威推薦！●依姓名筆畫序排列

郭建龍告訴我們，在這百年的中東，衝突往往不是二分的，不是好與壞，不是左與右，不是東方與西方、保守與前進，也不是遜尼與什葉、或宗教與世俗。這些分類當然都存在，但往往是互相交錯，讓衝突的局面從從敵我雙方演變成了多方角力……我們在東亞看到的衝突，甚至包括臺灣本身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其實與中東之間也有互相呼應之處。──【「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涂豐恩

本書作者...

這裡是貝魯特（Beirut），這裡是地中海東岸的卡薩布蘭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卡薩布蘭卡這座位於北非的城市，由於處於各方勢力角逐的交會點，成了著名的大漩渦，是戰爭雙方情報交換的中心，號稱世界上最複雜的地方。而如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承擔了同樣的角色。
當我到達貝魯特的第一天，我的室友──來自土耳其的馬麥德（Mehmet）就告誡我：「在貝魯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戰爭是永恆。當你來到這裡，就已經走進了沒有覺察的戰爭之中。」
當他對我說這句話時，我們正走在貝魯特的一條小街上。時值2014年5月初，午夜時分，涼風習習，路邊的燈光依然閃耀，兩邊的石頭老房子彷彿來自100年前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時代，雖然破舊，但卻帶著濃郁的歷史感。路上偶爾會有幾個看上去純樸平和的當地人和我們擦肩而過。
但是，馬麥德提醒我，這裡和平的微風只是假象罷了。
真相是：我們所走的街道兩側，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組織」控制區域，這個組織叫真主黨（Hezbollah）。而與我們擦肩而過的人，不管他們是小商小販，還是司機職員，都可能是（或者曾經是、以後是）令人聞風色變的真主黨戰士。
不僅僅是這一條街道，在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充滿了非現實感。在與黎巴嫩接壤的敘利亞和以色列，同時進行著兩場流血的較量。而在貝魯特，各類人等都在緊張地活動著：政客們不安地注視著邊境外的戰爭，難民們等待著家鄉的消息，戰士們試圖越境去打「聖戰」。
全世界的政治勢力也都匯集在這座小小的城市，從西方的美國，到東方的俄羅斯，再到伊朗和什葉派（Shiites）、沙烏地阿拉伯和遜尼派（Sunnis），因為這裡距離戰場最近，也最能體會到戰爭脈搏的所在。
然而，就在各種陰謀和秘計的包圍之下，貝魯特卻保持著繁華如夢。富豪們仍然在豪華的俱樂部醉生夢死，夜總會裡的女郎們仍然在唱著〈玉樹後庭花〉，來自海外的大量勞工日日夜夜為這座不屬於他們的城市而勞作……這一切，即便像我這樣的外來遊客，也可以一覽無餘。
當我走在真主黨控制區的街道上，思索這座複雜的城市時，馬麥德又在一邊說出了他的第二句「名言」：「在黎巴嫩，你永遠不知道人們的真實身分。」

土耳其的馬麥德

其實我也不知道馬麥德的真實身分。
來貝魯特時，我住在一家當地著名的背包客客棧裡。房間裡有三張床，早已住進了兩位年輕人。當我放下包，主動報上名字和國籍時，他們給了我驚人的回答。
「我叫馬麥德，和先知同名。土耳其人。」其中一個高個子青年告訴我。
「我也叫馬麥德，和先知同名。巴基斯坦人。」另一個矮一些、胖一些的光頭說。他年齡不大，30歲上下，大約是由於頭髮稀疏，所以乾脆理成了光頭。
就這樣，我就和兩位馬麥德住在了一起。我甚至一直懷疑他們不叫這個名字，只是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而已。
後來，彷彿為了打消我的疑慮，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名字在拼寫上其實是有區別的：土耳其馬麥德名字的拼法是Mehmet，而巴基斯坦馬麥德的拼法是Mohamed。這兩個名字實質是一樣的，都是和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同名，只是由於使用了不同語言（土耳其語和烏爾都語），在習慣拼法上有些出入。
通過聊天，我還知道他們並不屬於伊斯蘭教的同一個派別：土耳其馬麥德是什葉派，而巴基斯坦馬麥德是遜尼派。於是，在貝魯特，一個什葉派、一個遜尼派和一個中國人住在同一個房間。
但這只是一系列意外的頭一件事。更令我感到意外的，還是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土耳其馬麥德是一位20歲左右的年輕人，身體消瘦，神情嚴肅。他孤身一人從土耳其來到黎巴嫩，是為了進入敘利亞。
2014年，敘利亞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支持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派軍隊和北方的遜尼派反抗力量打得天昏地暗，所有理智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敘利亞的鄰國土耳其也關閉了土敘邊境，避免鄰國的混亂延伸到本國。但馬麥德從土耳其千里迢迢折騰到黎巴嫩，試圖穿越充滿了難民的黎敘邊界，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
為什麼要去敘利亞？他解釋說是為了朝聖。他是一位什葉派教徒，而大馬士革有一些著名的什葉派聖跡在召喚著他。
但從他閃爍其詞的解釋中，我卻讀出了別樣的含意。在和我談話時，他也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對戰爭的渴望，使我確信他去敘利亞不是為了和平，而是想去參戰。
為了說明他的動機，我必須先把敘利亞戰爭的情況做一個簡單介紹。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戰爭，戰爭雙方分別是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控制的政府軍、北方的遜尼派反政府武裝。
對於這次戰爭，世界上做出了不同的解讀。西方主流認為敘利亞戰爭是獨裁和反獨裁的戰爭，總統阿薩德代表了落後的獨裁勢力，而反政府武裝則被看成是民主勢力。
主流的遜尼派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等）看到了推翻什葉派（阿拉維派）統治的機會，支持反叛力量。而以伊朗為主的什葉派國家則毫不猶豫地對阿薩德總統傾囊相助。土耳其是一個以遜尼派為主的國家，也站在了敘利亞總統的對立面上。
但我的室友──土耳其馬麥德雖然是土耳其公民，但在宗教信仰上卻是什葉派，是敘利亞總統的堅定擁躉。當我剛住進客棧，互相介紹完畢，他下一句話就是：「你來自中國，中國是站在總統一邊的。」於是迅速把我當成了朋友。
當然，他的話是有誤解的。當西方國家都改弦更張，反對敘利亞政府、支持反對派時，中國政府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卻從未改變過，於是就被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是支持總統了。
我沒有糾正土耳其馬麥德的話，享受著他的友好和善意。
隨後幾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情況：乘飛機來到黎巴嫩之後，土耳其馬麥德立即坐車前往黎巴嫩和敘利亞的交界地帶，試圖穿越邊境，卻被敘利亞政府軍的士兵攔住了。
他向對方解釋，他來自土耳其，是什葉派朋友。但守衛邊境的政府軍士兵不為所動，他們認為，土耳其政府是敘利亞政府的敵人，所有的土耳其人也都是不可靠的，哪怕他出自什葉派。
在穿越邊境未果後，土耳其馬麥德怏怏不樂地退了回來，回到了貝魯特。之後，他輾轉於貝魯特整整一個月，不斷地到真主黨控制區去打探。黎巴嫩真主黨也是什葉派的武裝集團，當時正在國內招兵買馬，再把士兵送到敘利亞，幫助阿薩德總統打仗。後來，馬麥德帶我去真主黨控制區遊蕩，讓我看街道上懸掛的一張張大幅照片，並告訴我，真主黨在當地招了很多年輕人，運送到邊境那邊幫助敘利亞政府打仗。每一個年輕人報名後，真主黨就會在他的家門前懸掛一張照片，以示光榮。照片如同一面面旗幟在風中飄蕩，年輕的生命好奇地望著外面的世界，他們的軀殼卻已經被送往了上百公里之外的戰場上。
土耳其馬麥德沒有說他為什麼去打探，也沒有說他為什麼不回家。我想：他是在等待著機會，好再次前往戰場。
直到我離開那個國家，他仍然在貝魯特的小客棧裡等待著……

巴基斯坦的馬麥德

與土耳其馬麥德的笨拙和不成熟相比，巴基斯坦馬麥德更加熟練地解讀著世界，顯得更神秘莫測。直到我離開黎巴嫩一個多月後，當遠方的伊拉克再次陷入戰火，被一個叫做ISIS（「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r of Irag and al-Sham）的組織撕扯得粉碎時，我回想起他圓圓的臉蛋和狡猾的眼睛，才模糊地猜到了他的身分：ISIS 的吉哈德（Jihad，「聖戰」）戰士。他來到貝魯特，就是為了去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交界地帶打仗的。
如果土耳其馬麥德真的越過邊境去參戰了，進攻的對象之一就是巴基斯坦馬麥德。在貝魯特旅館的室友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敵，這個猜測曾讓我在睡夢中驚醒。
但這就是貝魯特，卡薩布蘭卡的影子。這不是電影，而是我親歷的真實。

巴基斯坦馬麥德是一位遜尼派教徒。他自稱是巴基斯坦人，一口超級流利的英語讓我羡慕不已。直到臨走前一天，我才看到他實際持有的是丹麥護照，準確地說，他應該是巴裔丹麥人。
他的性格還帶著印度次大陸的特徵：愛爭論，不容置疑。
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把愛辯論當作印度人的主要特徵之一。不過，我要補充一點：印度（巴基斯坦）人雖然愛辯論，卻並不喪失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辯論並非總是劍拔弩張，而是在緊張嚴密之餘又時不時讓人笑出聲來。
比如，有一天，巴基斯坦馬麥德給我講解伊斯蘭教知識，講著講著，突然愣住了，一雙圓眼死死地盯住我的臉，彷彿被某種新奇的東西牢牢抓住了，過了一會兒悠悠地說：「有沒有人告訴你，你的臉竟然不對稱，你的兩隻眼睛一隻大一隻小，一個高一個低。你怎麼長成了這樣？」
在我們大笑之餘，他卻又突然呆住了，等回過神來，再繼續剛才中斷的話題，給我講伊斯蘭世界的各個法學學派。
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作為嚴格的遜尼派教徒的巴基斯坦馬麥德並不避諱聲色場合。比如那天他把嚴肅的知識塞給我之後，就拍拍屁股站起來，決定去貝魯特的情色場裡看一看。
在這個題目上，兩個馬麥德也總能取得一致，他們把我晾在一邊，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語眉飛色舞地交談著。兩人的母語分別是土耳其語和烏爾都語，但他們只能用英語和阿拉伯語交談。
那天，等巴基斯坦馬麥德一走出房間，土耳其馬麥德立刻得意地對我說：「看，你終於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早結婚了吧？因為可以遊戲人生。」
當晚，巴基斯坦馬麥德回來後，我詢問他結果怎樣，他已經恢復了平日裡懶散的鎮定。他點頭示意已經去過……但是，「你以為我是去找女人？」他反問我，「不，我只想更加了解真實的貝魯特……」

和我們一起待了幾天後，巴基斯坦馬麥德最先離開。臨走前，他告訴我，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伊拉克。我善意地提醒他：「伊拉克並不安全，你可千萬小心。」
「不安全？」他狡黠地笑著問道，過了一會兒，又覺得需要解釋兩句，「我去的是伊拉克北部，那兒對遜尼派來說是安全的好地方。」
「去多久？」
他突然陷入了沉默，許久，才悠悠地說了一句：「我決定不了……也許……很久……（It's not decided by me...very long...maybe...）」話似乎沒有說完，他聳了聳眉毛，下嘴唇外翻……這就是他臨走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他離開後，我就失去了和他的聯繫，無論他留的郵箱還是臉書（Facebook），都找不到他。他在這個世界上似乎並沒有存在過。
一個月後，傳來了遜尼派「聖戰」組織ISIS從敘利亞越過邊境占領了伊拉克北部的消息。這個組織曾經屬於基地組織（Al Qaeda）的一部分，後來從基地組織中分離出來。ISIS裡充滿了大量外國武裝分子，他們從歐洲經過土耳其、約旦、黎巴嫩進入敘利亞和伊拉克地區，開展「聖戰」。
我突然絕望地意識到：巴基斯坦馬麥德就屬於這個集團，他流利的英語、丹麥護照、對世界的見解、對人的狡猾，都留下了太多的線索，但我在當時絲毫猜不透。

事實上，在去黎巴嫩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ISIS這個組織，也沒有想到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中的成分有這麼複雜。
正是我的另一位室友土耳其馬麥德第一次提醒我，在西方和沙烏地支持的敘利亞反對派中，充滿了大量基地組織的人。他認為這很荒唐，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擊基地組織，但在敘利亞，美國為了打擊總統阿薩德，卻把武器送給基地組織。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美國人和以色列支援的叛亂分子都是基地組織的人！你難道不知道，有多少基地分子正從四面八方趕到敘利亞？」
他說這話後不到一個月，ISIS突然從沒沒無聞變成了世界頭條，我才意識到土耳其馬麥德說的是對的。在這之前，ISIS已經占據了大片的地盤，把敘利亞北方的溫和反對派邊緣化了。實際上，在幾個月前，他們屠殺平民的視頻已經在網路上四處流傳，世界卻扭過臉去裝作沒有看見。
在土耳其馬麥德向我訴說這一切的時候，巴基斯坦馬麥德總是坐在床上靜靜地聽著，既不插話也不反駁，我們誰都無法猜透他的身分。
最終還是土耳其馬麥德的那句話──在黎巴嫩，你永遠不知道人們的真實身分。
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人們可能是敵人，但在他們相處時又表現出善意，直到分開後進入各自的戰爭角色。

在貝魯特，沒有真相

巴基斯坦馬麥德是個愛思考的人，他曾經問我：「為什麼中國人不如美國人有創造力？」
我按照標準答案回答：「這是制度原因。中國人每個個體都不比美國人差，但制度和社會因素限制了他們的創造力，讓他們達不到本來應該達到的高度。」
我的回答讓他很不滿意。「看，這是美國人準備好的答案，偷偷塞給你。」他不容反駁地說，「既然你說美國制度好，那麼，你給我舉幾個例子，中國人去了美國後，又做出了什麼類似於賈伯斯那樣的成就？」他特別提到了剛剛去世不久的賈伯斯。
我告訴他，許多中國人到美國後獲得了諾貝爾獎。但他擺了擺手：「多少個諾貝爾獎都沒有用。我說的是真正的創造力，直接影響人類文明的，記住──賈伯斯。」
我想了半天，舉出來兩個例子：一個是華人何大一（David Ho）發明的治療愛滋病的雞尾酒療法，將愛滋病變成了類似於高血壓、糖尿病的慢性病，減輕了對人類的損害程度；另一個是旅美臺灣人建立的視頻網站，人們可以用它便利地在全世界範圍內分享視頻。他對第一個例子沒有說什麼，但對第二個例子表示了認可，看來他對視頻網站的印象很深刻。
「但畢竟例子還是太少了，對嗎？除了這兩個，你也舉不出更多來了。」他反問道。
我不得不承認。
巴基斯坦人繼續說道：「聽你說過之後，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也許中國已經很強大了，但中國根本沒有能力領導世界。中國人的某些缺陷，比如創造力不足，讓中國不可能領導。」
我想繼續反駁，因為他的話帶著人種歧視的成分：他認為缺陷在中國人種本身，而不是制度，但他已經不再想聽我的辯解了。
巴基斯坦馬麥德對於任何可能被解讀為西方思想的觀點都極其敏感，只要認為我的觀點來自西方，就會毫不猶豫地反駁：「西方的觀點永遠只適用於西方，既然這裡是伊斯蘭的土地，就不要指望他們的東西能用在這兒。」
「比如，你來之前，所接受的關於黎巴嫩和貝魯特的消息大都來自於西方的新聞報導，」他舉例說，「但那都是錯的。在貝魯特，沒有真相。除非你自己去觀察和思考。」
從那天開始，他決定帶我去看更加真實的黎巴嫩。這個小小的地方就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縮影，所有的問題都在這裡有所反映，而所有混亂也都可以看到。
除了巴基斯坦馬麥德之外，土耳其馬麥德也在努力把他眼中的貝魯特展現給我。出乎意料的是，他們雖然出身於不同的教派，這兩個教派在政治和軍事上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但兩位馬麥德看待世界的大部分觀點卻驚人的一致。
我把他們的看法綜合起來，形成了伊斯蘭世界整體上對黎巴嫩的認知，並擴展到對整個中東、世界的看法。

從2011年興起的伊斯蘭革命（又稱茉莉花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影響了許多國家，從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到亞洲的敘利亞、葉門，還有一直處於戰亂之中的伊拉克。
在這一輪混亂中，黎巴嫩雖然也不夠穩定，但卻幸運地保持了大體上的和平。但兩位馬麥德不這麼認為，他們要讓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亂、不公平的現實。這些現實證明了所謂的和平只是戰亂中的短暫停頓。
巴基斯坦馬麥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華和奢侈。
當一個旅行者剛到這裡，都會吃驚於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館位於貝魯特最為繁華的市中心地區（Downtown），這裡有著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業區（Beirut Souks）。
這片商業區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個區都要有格調得多，充斥著酒吧和各種奢侈店，到了晚間，眾多的俊男靚女穿著正式或者暴露的服裝在街邊坐下，邊吸煙邊喝酒，欣賞著樂隊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廣告旁，就是嚴肅雄偉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個伊斯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反而像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
這裡的人們穿著也最開放， 在街頭能夠看到，有的女孩子還戴頭巾，有的女孩子不僅不戴，還穿著超短裙，彷彿她們生活在紐約和巴黎，而不是中東。
但這還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馬麥德帶我出入各種各樣的高檔場所，從門口保安林立的高檔飯店，到專門為富人遊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裡停滿了眾多奢華船隻，都屬於黎巴嫩的富豪們。
在海邊的汽車商店裡，有著以美元計價的保時捷、法拉利。距離汽車店不遠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馬麥德隨便指著一塊毛毯詢問價格，漂亮的售貨小姐熟練地用英語和我們交談，隨手翻開毛毯露出價格牌，竟然是令人咋舌的30多萬美元，數字有零有整，精確到個位。在我驚歎於這些富人的奢華時，巴基斯坦馬麥德卻遊刃有餘地詢問著毛毯的產地是伊斯法罕還是設拉子，並對毛毯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看到這一切的繁華，你能夠想像這是一個頻繁發生戰亂的國家嗎？」從店裡出來後，巴基斯坦馬麥德問我。我回答：「想像不出。」
「那麼再跟我來看。」他拉著我的手，隨意地走到了大街上，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卻仍然從海外招收大量的勞工來做低級工作，這位黑人保安顯然就是勞務輸入人員。巴基斯坦馬麥德混雜著英語和阿拉伯語與保安攀談起來。這位黑人保安來自非洲中北部的一個國家查德（Chad）。「你的工資是多少？」巴基斯坦馬麥德突然直截了當地問道。
「400美元，先生，400美元。」查德人畢恭畢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從早上6點站崗到晚上10點，不准坐，也沒有休息時間，吃飯時間要自己擠，但他對400美元工資非常滿意。
來黎巴嫩務工的人員大都來自於南亞、東南亞、北非、東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來的女僕，工資是200美元（中東國家女工工資偏低），衣索比亞來的掃地工300美元。印度來的店員掙得多一些，500美元，因為店員被認為是一種智力工作。
「看，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富豪們一擲千金去購買毛毯，卻只肯給女工200美元一個月。他們買一張毛毯的錢就可以把兩個女工的一輩子都包下來！土生土長的黎巴嫩人寧可失業閒著，也不做這些低級活兒。富人們從國外招收大量的勞工，這些勞工為了掙那一點兒錢，甚至連最基本的權利都要放棄。」巴基斯坦馬麥德憤憤不平地說。這一刻，他比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更加充足。
比如，婦女最基本的權利是生育權，但是，黎巴嫩政府規定，任何一個來務工的外國婦女都必須放棄懷孕權。不管是與合法的丈夫，還是與主人發生關係，婦女只要懷孕，就立即喪失一切權利，被遣送出境。
黎巴嫩人對勞工的態度，國際社會到最後看不下去了。他們印刷了不少指導小冊子，告訴勞工們如何在卑微的境地使用一些維權的手段。巴基斯坦馬麥德就送給我一本這種小冊子，書的封底顯示，資助這個專案的機構除了世界勞工組織阿拉伯國家分部之外，竟然還包括歐盟和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著的機構。
「這就是黎巴嫩富裕的一面。」巴基斯坦馬麥德總結說。黎巴嫩之所以這麼富裕，還來自於內戰遺產。在20世紀7、80年代，黎巴嫩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大量的黎巴嫩人逃出了自己的國家，在海外居住的黎巴嫩人比國內的還要多。這些黎巴嫩人經過奮鬥，大都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黎巴嫩和平之後，許多人都選擇長期或者短期回國居住，將大量的資本傾注在這個方圓只有10000平方公里的小國，加上黎巴嫩政府集中資本打造，於是形成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富人區。
「但如果你認為黎巴嫩只有富人，那就錯了一千遍了。」巴基斯坦馬麥德說道。

月之黑暗面

對於黎巴嫩貧窮的一面，是由土耳其馬麥德帶我去了解的。當我們從富裕的市中心區（Downtown）走向南邊的平民區時，黎巴嫩又變成了另一個模樣。豪華的酒店和樓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狹窄的街巷、骯髒的路面、破舊的樓房，幾十年內戰的痕跡都一一出現在眼前。
如果再往南走，從首都貝魯特去南方的城市泰爾（Tyre），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兒有著黎巴嫩最大的難民營，難民來自巴勒斯坦。在難民營大門口，員警把守著入口，禁止外人出入。泰爾的貧民區街道上仍然懸掛著眾多大幅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畫像。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領導人，已經死了十年，但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旗幟人物。
從1948年以來，在以色列的驅逐下，大量的難民從巴勒斯坦來到了黎巴嫩。幾十年後，難民們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但他們仍然過著骯髒貧窮的生活，無法享受良好的教育和公平的環境。黎巴嫩的富豪們在貝魯特享受著奢華的生活，卻無視逃難的人們在難民營中死掉。
按照兩位馬麥德的看法，黎巴嫩政府不是無法吸收難民，而是不想這麼做。他們故意把難民區分開，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種族隔離」。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要隔離難民，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宗教和人口結構。這個國家有著世界上最複雜的宗教結構。在建國之初，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這個國家幾乎勢力相當。黎巴嫩的基督教屬於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叫馬龍派（Maronite）。而伊斯蘭教也分成了好幾派：遜尼派與什葉派平分秋色。另外，還有一個當地特殊的教派：與世無爭的德魯茲派（Durze）。
黎巴嫩建國時，基督徒大約占了一半，穆斯林占了人口的另一半，人口的勢均力敵在政治上也產生了一種平衡，基督徒的比重稍微重一點。如果將大量擁入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屬於伊斯蘭遜尼派）吸納，那麼黎巴嫩的人口結構勢必向伊斯蘭教徒傾斜，這是基督徒不願看到的。所以，政府寧可裝作看不見難民問題，將他們隔離起來。
但這種隔離又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70年代，當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入黎巴嫩之後，展開了武裝鬥爭。巴解組織不僅要打擊以色列，還要和黎巴嫩政府作對。黎巴嫩政府突然發現，根本沒有辦法控制這些無孔不入的游擊隊。於是，黎巴嫩逐漸解體了。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當不堪巴解組織騷擾的以色列終於決定動用武力入侵黎巴嫩時，這個國家更加碎片化：巴解組織、以色列、政府軍亂成一鍋粥。黎巴嫩的鄰國敘利亞也參與進來，形成了一派勢力。
另外，另一派更加強硬的勢力也在形成：真主黨。當以色列人、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都有著本派的代理人時，作為國內少數派的什葉派也決定尋求自己的勢力。他們依靠伊朗的幫助，組建了一支令人談之色變的武裝部隊──真主黨武裝。他們人數雖然有限，但卻依靠著不要命的作風贏得了地位，甚至超過了政府軍的風頭。
即便黎巴嫩內戰停止，真主黨仍然拒絕交出武器融入政府軍。他們雖然作為一個政黨參與到黎巴嫩政治之中，卻又保留著獨立的軍隊。
當黎巴嫩內戰結束後，巴解組織也已經回到巴勒斯坦執政去了，人們才發現，清洗完一地雞毛，身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仍然生活在極度貧窮之中。
巴基斯坦馬麥德甚至譴責黎巴嫩政府拿難民問題做生意：由於難民的存在，國際社會給予黎巴嫩不少的援助。這些援助中有一部分被黎巴嫩政府挪用去蓋高檔的商業區，補貼了本來已經很富裕的人們，維持了政府的運轉，以便在將來向國際社會索要更多的援助。
「你認為現在黎巴嫩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嗎？」事後，土耳其馬麥德再次問道。
在兩位穆斯林看來，黎巴嫩的戰爭不會結束，就像中東的戰爭不會結束一樣。一個國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有著大批的難民，宗教問題、政治問題都越來越突出，鄰國在打仗，戰爭就不會遠去。
當我們站在貝魯特富人區的燈火通明中時，旁邊就是手持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士兵，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而在不遠處的藍頂清真寺旁邊，則是停放前總理哈里里（Rafic Hariri）靈柩的帳篷。哈里里就是貝魯特富人區的主要開發者。在黎巴嫩內戰時期，這位幸運兒跑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成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座上賓，依靠給國王做工程大發橫財。由於有沙烏地阿拉伯的撐腰，他組織了結束內戰的和平談判，並擔任了新黎巴嫩政府的第一任總理。在總理任上，為了建設新黎巴嫩，他主持開發了這片著名的商業區，本人也變得更加富有。2005年情人節那一天，已經不再擔任總理的哈里里被刺殺。他的死亡引起了一場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從內戰時期就駐紮在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軍隊撤走了。只是，哈里里被刺殺十年後，其靈柩仍然被臨時停放在那兒。誰刺殺了他，至今仍然是一片迷霧。
在北方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敘利亞內戰曾引起了一場騷動。在我到達的黎波里時，騷動剛剛恢復平靜不久，街道上還滿是裝甲車。作為全城制高點的城堡曾經充斥著遊人，如今卻被軍隊占領；城堡內的博物館也早早撤出了文物；城牆上的古代射擊孔邊，堆著沙袋和瞭望鏡。在城市中，人們的生活依舊，卻又帶著被戰爭和衝突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痕跡。他們誰也說不清，何時衝突又將重啟。
在黎巴嫩東部，敘利亞的戰亂又帶來了另一波難民潮，黎巴嫩政府在想方設法地堵截著這些難民。當我坐車從貝卡谷地（Bekaa Valley）回首都貝魯特時，由於谷地處於黎敘邊境方向，一路上軍車眾多，哨卡林立，士兵的檢查一道接一道。
黎巴嫩的遜尼派、什葉派都在爭相把自願者送往鄰國的戰場。在東部，極端組織的人員不斷地從敘利亞越境，騷擾和襲擊黎巴嫩的人民。
「這就是你看到的景象，」土耳其馬麥德總結說，「一個戰爭永遠不會結束的國家，四處是軍隊，沒有人有安全感，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作好隨時走人的準備。」
接著，他又舉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要說這個國家的人，就是在黎巴嫩工作的聯合國人員都知道局勢。他們裝作在這裡維持著和平，可是，在貝魯特的港口裡隨時都停著一艘美國軍艦，一旦有事情發生，聯合國的人就坐著這艘船逃走。他們只會在和平的時期來維持和平。」
巴基斯坦馬麥德帶我去看過那艘軍艦，它如同一頭灰濛濛的怪獸停泊在港口，望著這個複雜的國家。
「這個國家從長期來看，是維持不下去的。這是個失敗的國家，處於一個失敗的中東。」巴基斯坦馬麥德總結說。在他看來，除了黎巴嫩之外，敘利亞、伊拉克、埃及等無疑也都是失敗的國家樣本，整個地區都是失敗的。
什麼是成功的國家？
他們都沒有明言。但也許，兩人都試圖按照各自的理想尋找所謂的成功。土耳其馬麥德試圖推廣什葉派信仰，而巴基斯坦馬麥德妄圖用一種中世紀的教法國家（ISIS）來取代那些他認為失敗的國家。
人們建立那些稀奇古怪的政權，往往不是因為他們本性邪惡，而是因為他們對現實不滿，並擁有強烈的自信，以為能夠改造世界，讓世界更好。但大部分時候，他們留下的只是狂妄和災難。
每當看到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燒殺擄掠的新聞時，我都會想起巴基斯坦馬麥德自信的眼神。

那一地的中東碎片

巴基斯坦馬麥德有一點是正確的：黎巴嫩只是一個樣本而已，而中東的許多國家都可以作為下一個樣本。每個國家的歷程都不相同，卻又都經歷著艱辛和眼淚，在巨大的顛簸中消耗著無謂的生命。
如果看得更遠一點，也許現在的混亂在百年前就已經注定。
在一百多年前，名義上統治中東的是另一個虛弱的超級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圖曼帝國被擊得粉碎，散落成無數的碎片，這個地區就注定要擁有無數的紛爭。
20世紀初期，伴隨著鄂圖曼帝國的解體，在世界上還流行著三種影響未來的政治思想：
一種叫做民族自決。任何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全民公決的形式來決定本民族的前途，這就給眾多的民族國家打開了通道，也是阿拉伯國家脫離土耳其統治的理論基礎。
第二種叫做比例代表選舉。這是西方民主的基礎之一，在新建立的民族國家中將或多或少地引入這種政治形式。
第三種是國界的無限加強和通關制度的正規化。
這三種政治思想中，前兩種都有很大的進步性，但第三種是巨大的退步。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憶錄裡，曾經滿懷深情地懷念著舊時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們的遷徙要自由得多，一個人不需要護照也可以周遊列國，或者選擇居住地。但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世界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加上福利國家理論的盛行，各國紛紛採取保護措施來阻礙人們的自由遷徙，茨威格在世界上自由居住的夢想變得遙不可及。
雖然前兩種思想帶有很大進步性，但這三種思想的內部是有衝突的。
比如，以現在的伊拉克為例，伊拉克的東北部山區居住著庫德人（Kurds），其餘的北部地方居住著該國的少數派遜尼派，南部則是什葉派的大本營。如果按照民族自決原則，各個地方的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麼伊拉克將一分為三，成為三個國家，統一的伊拉克就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是伊拉克的大部分國民本身，還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都沒有做好準備讓伊拉克分裂成三個國家。
如果要把伊拉克維持在一個國家之內，就牽扯到比例代表選舉問題。由於什葉派在人口上占了多數，依靠選舉上臺的伊拉克政府勢必為什葉派所控制。在缺乏足夠制衡的情況下，什葉派政府勢必會制定對什葉派有利卻可能損害另外兩派的政策，造成多數人的暴政。
同時，根據第三種政治思想，即便是伊拉克的少數派，也並沒有權利移居他國，只能被限制在國境以內，在不斷的暴力事件中苦熬時日。
那麼，對伊拉克現在的局勢，誰應該負責呢？
有人認為是前獨裁者薩達姆，有人認為是外來勢力。他們都有道理。薩達姆出身於少數派遜尼派，建立的政權以壓榨什葉派和庫德人為基礎，使得民族間的矛盾沒有和解的趨勢，是伊拉克亂局的原因之一。而外人過於理想化的行動更加速了局勢的混亂，他們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卻無力建設起另一套穩定的制度，很難將三大派別融合在一起。

當我們不斷地強調伊拉克的主權完整時，另一個事實是：伊拉克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人為製造的產物。它是鄂圖曼帝國解體後，在帝國碎片基礎上，國際社會強行塑造出來的國家之一。由於塑造時考慮得過於簡單，留下了無數的問題，導致了現在的衝突。
不管是隱形戰爭的黎巴嫩，還是顯性戰爭中的伊拉克、敘利亞，或者是衝突不斷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一百多年前人為製造的產物。
可以說，現在中東的衝突是一次強震過後的餘震。那次強震就是鄂圖曼帝國的解體。一個帝國被擊碎成許多小的碎片，隨之而來的不穩定結構一直持續到今天，並不時發生規模巨大的餘震。
在貝魯特這個新卡薩布蘭卡，和兩位馬麥德相處的日子，讓我理解了中東問題的複雜性，也讓我看到了那無窮無盡的思想戰爭：遜尼派、什葉派、溫和派、極端派，他們各自站在本方的立場上來解讀著世界，缺乏統一的基礎，更無法理解對方的立場。這裡充斥著喧囂和吵鬧，理性與和解卻時常缺席。這裡只有表面的和平，卻找不到真實的出路。
兩位馬麥德在我面前表現得彬彬有禮，對世界充滿了熱愛和思考，然而回轉過身，卻選擇了敵對和戰爭。

在與兩位馬麥德相處的時間裡，我對中東問題的思考也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在遇到他們之前，我想借著旅行寫一本關於中東數千年歷史的書。不管是土耳其的希臘人遺址，還是黎巴嫩的羅馬人遺跡，都那麼美麗無瑕。如果用優美的語言將美好的風景串起來，該是多麼幽雅和寧靜。在地中海邊喝杯咖啡望著碧藍的海水，在沙漠綠洲的椰棗樹下乘涼，在古埃及的神廟和佩特拉（Petra）的石門前徘徊，或者在尼羅河裡泛舟……
但遇到他們之後，古代的雕像和神廟在我心中迅速模糊了，中東給我最深的觸動，變成了永恆的傷疤和無止境的亂世，也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了解了他們的信仰、生存、磨難和希望。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那些古代的遺跡，而是現代的走向。
我想了解過去中東各地巨大的不平衡是怎麼產生的，也想了解今天的做法是否有助於解開亂局，更想猜測未來的走向──人們能否尋找到和平、文明與繁榮。
在見到他們之前，我在土耳其遊歷，尋找那個昔日帝國的影子。和他們分別後，我去了約旦、埃及，繼續尋找碎片中的影像，繼續觀察和記錄這片悲劇土地上的人和事。
為了尋找那不可能完全得到的真相，這本書首先聚焦於一百多年前的那次大崩潰。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時，散落了一地的碎片，目前中東地區幾乎所有的國家都來自於這些碎片，現代中東的亂局由此發端。
在第二章，敘述了土耳其被瓜分之後，如何在國父阿塔圖克（Ataturk）的領導下完成自救，轉向西化和現代化。雖然土耳其馬麥德不喜歡自己國家的政治，但土耳其是唯一擺脫了宗教對政治的束縛，建立起民主憲政體制的鄂圖曼領土。土耳其的經驗也告訴人們，在伊斯蘭的世界裡，依然有一條路通向和平與繁榮。
土耳其成功完成轉型的同時，中東其餘國家卻由於政治的不成熟、宗教問題過於複雜，陷入一片混亂。
在這些問題中，有三大問題最為突出。
當各國獨立後，首先出現的問題是統治者們進行領土擴張和試圖統一中東的衝動。紹德家族（House of Saud）、哈希姆家族（Banu Hashim）以及以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為代表的中東世俗派政權，都想以本派為中心建立中東秩序。他們合縱連橫，此消彼長，到最後，所有的合併努力都宣告破產，只留下了更加破碎的局勢和更激進化的社會。這也是本書第三章的主題。
20世紀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深刻地影響了中東的政治氣候。為了趕走猶太人，中東的伊斯蘭國家進行了大聯合，但在衝突中的無能、瓜分土地時的貪婪、對難民問題的推諉，卻又讓這些國家變得彼此離心，成了傷疤。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也成了爛瘡，點燃了約旦和黎巴嫩內部的社會問題，形成了軍事衝突。本書的第四章就敘述了阿以衝突的3000年恩怨。
第五章敘述貫穿中東的第三大問題──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千年衝突。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後，什葉派在中東的實力逐漸增加，並影響到其他國家的什葉派勢力。從黎巴嫩的真主黨，到敘利亞的阿薩德，都受到了伊朗的幫助。教派問題也是伊拉克與伊朗兩伊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兩伊戰爭也是伊拉克陷入一系列軍事衝突的源頭。與伊朗衝突時，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雖然獲得了全球性的支持，但在本國和國際上積累的巨大失衡，又讓他如同一匹被滾動的車輪拖垮的馬，發動了對科威特的入侵，將伊拉克綁上解體的軌道。
當這個地區越來越失衡，宗教勢力卻在對現實不滿的同時，致力於通過教法統治找回遠古的榮光。本書的第六章追溯了從穆斯林兄弟會（Muslin Brotherhood）到哈馬斯（Hamas）、基地組織、「伊斯蘭國」（ISIS）這四代宗教激進組織的演化過程。
2011年的伊斯蘭革命讓人們再次把目光移回了中東地區。這次革命給人以巨大的希望，卻又帶來了更大的失落。本書的最後兩章追溯了埃及和敘利亞革命的來龍去脈。
在埃及，人民有力量推翻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獨裁統治，卻沒有力量建立另一套穩定的政治結構，導致了宗教勢力的上臺。宗教勢力與世俗的衝突導致了另一位強人政治再次回歸。
而在敘利亞，民主運動更使教派衝突複雜地混合在一起，導致了一場極端勢力崛起的大變局。
這兩場運動表現了中東這個最複雜地區帶給世人的困惑，給未來的政治走向增加了不確定。
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通過我的走訪和觀察，了解中東問題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但本書並不贊同把中東問題歸結為一、兩個簡單的範式。宗教矛盾、民主問題、經濟原因，都無法簡單地解釋中東發生的一切。我能做的，只是將觀察和分析擺在讀者的面前，讓讀者了解一個社會真實的景象，並有所思考。
畢竟，這裡曾經是世界的中心，這裡也糾纏著最複雜的情感……

這裡是貝魯特（Beirut），這裡是地中海東岸的卡薩布蘭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卡薩布蘭卡這座位於北非的城市，由於處於各方勢力角逐的交會點，成了著名的大漩渦，是戰爭雙方情報交換的中心，號稱世界上最複雜的地方。而如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承擔了同樣的角色。
當我到達貝魯特的第一天，我的室友──來自土耳其的馬麥德（Mehmet）就告誡我：「在貝魯特，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戰爭是永恆。當你來到這裡，就已經走進了沒有覺察的戰爭之中。」
當他對我說這句話時，我們正走在貝魯特的一條小街上。時值2014年5月初，午夜時分，涼...

【推薦序】
散落百年的中東碎片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立樵

本書看似作者郭建龍在中東的經歷，但其實整本書讀來卻覺得他視野寬闊，還有相當程度的歷史關懷。
目前在中文世界裡探討當代中東議題的著作，多呈現出中東地區的亂象，諸多作者就算深入當地做採訪，也都帶有特定立場去訪談特定對象，呈現給讀者的中東不外乎是「動盪」、「戰爭」、「革命」、「暴政」、「貧窮」、「腐敗」這些面貌。然而，這麼廣大的中東地區就只有這些層面可以觀察嗎？而這是我們觀察中東所應有的角度與途徑嗎？
當下人們談論的中東，其實是個一百年前剛出生的小嬰兒。近代以來的中東，並沒有相當複雜，大致就是伊朗與鄂圖曼帝國。人們熟知的千年古國埃及，那時候屬於鄂圖曼帝國；阿拉伯半島，也屬於鄂圖曼。伊拉克、敘利亞、約旦在20世紀一次大戰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歐洲國家進入中東之後，因為彼此勢力範圍之爭奪，導致伊朗與鄂圖曼都失去了自身發展的自主性。伊鄂兩國並非沒有作為，更不是許多史家所稱的孱弱病夫，其實伊鄂就是太有作為、太會捍衛自身權益了，影響到歐洲強權的利益分配，免不了就是得打一場硬仗。伊朗與鄂圖曼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絕對沒有問題，但受制於軍事方面相對劣勢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的「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就是伊朗與鄂圖曼無法承受的壓力了。
一次大戰期間，英法兩方在1916年簽署了《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將鄂圖曼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一分為二，便是往後災難的開始。阿拉伯地區的哈希姆（Hashmite）家族原本希望藉由英國的力量打垮鄂圖曼，然後建立阿拉伯王國，結果換來的卻是這一場英俄的分贓。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讓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獲得強權支持，更加大膽進入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擠壓了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與資源。一戰結束之後，戰勝國瓜分了鄂圖曼，也透過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委任託管」（mandate），讓英法兩國名正言順接收了美索不達米亞。現在國際新聞常上榜的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也就在之後逐漸由地理名詞轉變成現代形式的國家。
一戰的戰勝國雖然獲得了中東世界，但卻帶來了百年以來沒能解決的問題，以阿衝突就是最直接的例子。阿拉伯國家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後，捲入了多次與以色列的戰爭，至今在西岸（West Bank）與加薩（Gaza）的巴勒斯坦人仍在奮鬥中。而二戰結束之後，冷戰的兩個主角，美國與蘇聯，立即在中東展開了爭奪合作夥伴的行動。美國在50年代初期爭取到了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的同意，成為圍堵蘇俄共產勢力的防線，而蘇俄在同一時期也擁有埃及與敘利亞。中東這個區塊深受美蘇冷戰的影響，很多混亂的情況或者不穩定的政局，多是因為外來壓力所導致。
本書作者帶給讀者的就是這一段百年歷史，當中東世界被西方勢力切割成一張張碎片之後，沒人能夠再撿起碎片，強權也只會用自身標準去做重整，越整越沒條理，就形成現在一副混亂的面貌。
然而，主流的觀察角度卻完全摒棄歷史層面之理解。太多有關當代中東局勢的評論與分析，都只著眼於當代問題。當人們未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質時，最常見的就是把問題歸咎於宗教，人們像是戴上「宗教」這副有色眼鏡來看中東。例如，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之間的對立關係，許多評論直接導入千年以來遜尼派（Sunni）與什葉派（Shiite）的糾葛，彷彿21世紀的問題都源自於7世紀穆罕默德去世前未說明誰是他的繼承者所導致。但沙烏地阿拉伯於1933年才建立，與伊朗一樣都跟美國友好。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成了反美國家之後，才出現沙烏地與伊朗交惡的關係。沙伊之間對立的問題，最大的因素還是因為美國的關係。只談宗教的話，怎能解釋這些情況？而多數國家都是遜尼派國家，可是埃及政府打壓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約旦打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這些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比起對什葉派衝突的比例來得高很多。只談宗教，一樣也不能解釋這些情況。我們一味從既有的印象與表象來理解中東問題，卻忽略了事件發展的根源與本質。
此外，專制腐敗、社會動盪、貧富不均是另一個批判中東國家常見的立場，但這幾乎討論不出任何結果。在任何國家之中，只要人們觀察的採樣對象都是反政府人士的話，我們一定輕易地能取得「專制腐敗」、「貧富不均」、「社會動盪」這些反對意見，絕無例外。我們可能因為得到一百個反政府的意見而興奮不已，但也別忘了我們可能沒發現另外有一萬個支持政府的意見。這樣的話，我們該怎麼評判？不看歷史，只看當代事件的表象，讀者的視野就受到鏡頭局限，觀念也受局限，儘管到了當地也只想要找平常看到的那些面向。儘管本書作者也都提到這些事情，但他有大量的歷史陳述，將過去與現在連結起來，讓讀者能知道這些事情背後的意涵。
很多負面的事情固然都是事實，但卻不是我們理解中東的出發點。我們該注意的，是長期以來主流國際社會施予壓力後遺留的問題，逼得當地人必須做激烈的反應。諷刺的是，最後中東國家對於外來壓力的反擊，不僅沒能取得成果，還遭受到主流輿論之批判。
本書作者的走訪與觀察，並未落入主流觀念的窠臼之中，反而從歷史觀察的制高點，帶領讀者往下進入近一百年來這個破碎中東的核心深處，而且史觀正確，批判西方強權的蠻橫無理也頗有力道。然而，可惜的是，這散落百年的中東碎片，無論哪種方式的關懷，在外來壓力還未離去之下，還不知道要有多少個百年才能有平靜的時刻。

【推薦序】
帝國崩塌之後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涂豐恩

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過調查，在臺灣的國際新聞中，究竟都報導了哪些地方的消息。如果按照頻率統計，我猜想中東應該榜上有名。
儘管本地媒體偏好花邊八卦，喜愛輕薄短小，但在中東發生的那些事，恐怕還是很難讓人不投以目光。戰爭、仇恨、革命、死亡，那方土地上所發生的事，用一種另類的方式占據了新聞版面。而在這個屬於社群媒體的年代，令人心碎的細節，更隨著人際網路快速流傳，不斷放大。一年多前，敘利亞小男孩陳屍海灘的照片，讓人記憶猶新；而中東難民在歐洲等地引發的爭議，仍是個正在延燒的議題。
透過那些零碎的片段，我們看到一幅灰暗的景象，我們好似感受到那些動亂與憂傷，彷彿目睹了遠方的戰火與喧囂。但也許我們真正學到的是，借用蘇珊．桑塔格著的書名，如何「旁觀他人之痛苦」。
在這本書中，她這樣寫著：「作為他國災劫的旁觀者，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這經驗是由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種名叫『記者』的特殊專業遊客奉獻給我們的。」
拜新聞所賜，我們看見了那些原本看不見的人與事，但儘管我們對著新聞憐憫嘆息，最後卻也總是選擇轉過身去。桑塔格有些尖銳地寫著：「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因為他人的苦痛太過巨大，所以我們知道，然後遺忘。就像那海灘上的敘利亞男孩，轉眼也就被淹沒在資訊浪潮中。
在《穿越百年中東》一書中，郭建龍也寫苦痛。但他要的不是憐憫，而是理解。正如書名所顯示，他選擇了拉長視角，把支離破碎的新聞，放回了各自的歷史脈絡當中。每一個頭版頭條的新聞報導，每一張怵目驚心的新聞影像，都不只是一天之內發生的事，而是有著背後漫長的累積。這些在背後發生的事，大多為我們所不見，甚至從未曾在媒體上曝光，因為在事件當下，他們看起來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稀鬆平常，也許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衝突，一些偶然發生的事件。唯有在回過頭去看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那些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一一串聯起來，也才能夠看懂，我們眼前的世界是如何在無數的偶然當中，一步一步的形成。這是歷史之所以不同於新聞的地方：不只是告知我們發生了什麼事，還要解說他外在的脈絡與內在的理路。
郭建龍抓住了過去這一百年，這是中東，也是整個世界翻天覆地的時代。如他所說，今日的中東，是當年鄂圖曼帝國崩解之後所留下的滿地碎片。其中的改變如此之巨大，以至於許多人今天幾乎難以想像當年鄂圖曼帝國的榮光。
而在帝國廢墟中重新建立起的世界，是由三個新的規則交織而起，分別是民族自決，比例代表選舉，與國界的無限加強。這三個定義了「現代」的概念，曾經帶給世界上許多的人們無限的希望和巨大的誘惑，讓他們前仆後繼地追求。但在中東，這三個規則間彼此的衝突，竟在之後產生出了無比棘手的難題。郭建龍告訴我們，在這百年的中東，衝突往往不是二分的，不是好與壞，不是左與右，不是東方與西方、保守與前進，也不是遜尼與什葉、或宗教與世俗。這些分類當然都存在，但往往是互相交錯，讓衝突的局面從從敵我雙方演變成了多方角力。
如果鄂圖曼聽來遙遠，那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另一個多數人相對熟悉歷史：清帝國的崩解。不同於鄂圖曼帝國分崩離析的狀態，在清帝國終結之後，原本的版圖大多數先後由兩個現代政權所承接，一直到今天，我們所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仍然透露著當年清帝國的痕跡。
但與中東相同的是，近代中國同樣經歷了從帝國到近代民族國家的劇烈轉換，儘管外貌相似，但本質已經天差地遠。像是同一個人的軀殼，卻換了一個完全不同人的靈魂。比如帝國對於統治疆域之內的族群與文化差異，往往比較寬容──郭建龍在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但在現在國家的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得接受同一種民族身分。而在帝國時代相對寬鬆的邊界問題，到了民族國家時代，更是成為國家之間你死我活的問題。這樣一想，我們在東亞看到的衝突，甚至包括臺灣本身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其實與中東之間也有互相呼應之處。
但郭建龍不是書齋內的歷史學者，他雖然提供了大量的歷史素材，卻也搭配了他在中東的親眼見聞。他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旅行家。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中國的郭建龍，也提供了另一個不同於西方評論家的視角。正如他在書中所提的一個小故事：一個擁護敘利亞政府的土耳其人，一見到他，不由分說地就認定他是同路人，因為西方國家往往反對敘利亞政府，而中國往往又與西方國家的立場不同，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朋友了——當然，現實比這位熱情的土耳其朋友想的要更複雜些，這正是郭建龍一再提醒我們的。
中東複雜的處境，加上許多我們平時陌生的人名與地名，讓閱讀這段歷史時而構成一些挑戰，但這樣的挑戰，或許反過來也映射出了中東所面對的錯綜難題。也許我們不免還是個旁觀者，但《穿越百年中東》提供的豐富材料，能讓我們在對於這些苦難的來源，更多了一分理解。

【推薦序】
散落百年的中東碎片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立樵

本書看似作者郭建龍在中東的經歷，但其實整本書讀來卻覺得他視野寬闊，還有相當程度的歷史關懷。
目前在中文世界裡探討當代中東議題的著作，多呈現出中東地區的亂象，諸多作者就算深入當地做採訪，也都帶有特定立場去訪談特定對象，呈現給讀者的中東不外乎是「動盪」、「戰爭」、「革命」、「暴政」、「貧窮」、「腐敗」這些面貌。然而，這麼廣大的中東地區就只有這些層面可以觀察嗎？而這是我們觀察中東所應有的角度與途徑嗎？
當下人們談論的中東，其實是個一...

引子 貝魯特：卡薩布蘭卡的影子
土耳其的馬麥德
巴基斯坦的馬麥德
在貝魯特，沒有真相
月之黑暗面
那一地的中東碎片

第一章 鄂圖曼：帝國的碎片
伊斯坦堡：又一個羅馬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世界中心的病夫
成為碎片的中東
耶路撒冷：故鄉？他鄉？

第二章 土耳其：阿塔圖克的道路
凱末爾：救國易，管家難
阿塔圖克：現代化的獨裁者
伊諾奴：險灘激流中的掌舵人
土耳其式政變
艾爾多安：保守派的改革者

第三章 國王們和總統們：伊斯蘭的牧羊人
沙烏地阿拉伯：瓦哈卜的旗幟下
哈希姆家族：先知的族裔
在觸到的一瞬化為煙雲
納賽爾：永不失敗的自由軍官
納賽爾的信徒們

第四章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三千年恩怨
耶路撒冷：流亡的人回家了
巴勒斯坦：新流亡者的Nakba
遇見過阿拉法特的老人
黎巴嫩：最複雜的戰爭
貝魯特：華爾滋與大屠殺
中東：充滿了陰謀的世界

第五章 遜尼派與什葉派：流血的兄弟
本是同根生
真主黨：來自阿亞圖拉的幫助
伊拉克與敘利亞：兩個鄰居的不同境遇
兄弟鬩牆的兩伊戰爭
薩達姆：停不下的車輪拖垮了馬

第六章 回歸宗教激進
刺客信條：來自中世紀的宗教激進傳統
慈善的兄弟會
兄弟會：走向地下，走向暴力
「伊扎布特」的全球化擴張
哈馬斯和兄弟會
奧薩馬‧賓‧拉登的煉成
「伊斯蘭國」：第四代的建國夢

第七章 埃及：革命三年後
馬木留克與革命
2011年：有預謀的抗議，無預謀的革命
更多的魚
世俗化、激情和失控
2012年：安拉的勝利
莫爾西：神權遭遇經濟
選錯了方向的執政
2013年：回歸暴力，回歸秩序
2014年：社會變了
回顧革命：進步？退步？
未解之結：穩定、統一和民主

第八章 敘利亞：從革命到宗教戰爭
從難民問題談起
敘利亞：被製造的國家
不自信的政府
阿薩德：強行塑造的民族主義
從宗教矛盾到政治危機
2011年：從和平到暴力
2012年：無理性戰爭
2013年：真主黨來了
2014年：混亂之中的ISIS崛起
合縱的迷局，未了的衝突

後記

引子 貝魯特：卡薩布蘭卡的影子
土耳其的馬麥德
巴基斯坦的馬麥德
在貝魯特，沒有真相
月之黑暗面
那一地的中東碎片

第一章 鄂圖曼：帝國的碎片
伊斯坦堡：又一個羅馬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世界中心的病夫
成為碎片的中東
耶路撒冷：故鄉？他鄉？

第二章 土耳其：阿塔圖克的道路
凱末爾：救國易，管家難
阿塔圖克：現代化的獨裁者
伊諾奴：險灘激流中的掌舵人
土耳其式政變
艾爾多安：保守派的改革者

第三章 國王們和總統們：伊斯蘭的牧羊人
沙烏地阿拉伯：瓦哈卜的旗幟下
哈希姆家族：先知的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