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歷史再啟蒙之必要
人類所看見的，大部分是他們想看的；人類所記錄的，也只是那些他們認為重要的事。
英國歷史學家 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
英國歷史學家 詹京斯（Keith Jenkins）
歷史指一種往往虛假的紀錄，且記錄的大多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美國記者與諷刺小說家 比爾斯（Ambrose Bierce）
歐洲最終在十六世紀走出中古時期，絕對堪稱人類史轉捩點「之一」。
對一般人來說，幾乎可謂常識的歷史「事實」是，自此之後，由於歐洲（其實主要只是西歐一隅）推動了全球性擴張，再加上隨後爆發之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能量，雖然結果未必全然正面（由近年來層出不窮、幾乎讓人束手無策的環境災難便不難明白），歷經數百年跳躍式發展，無論食衣住行乃至育樂，今日人類的生活面貌與內涵在種種不斷推陳出新之工業化產品的加持之下，確實看似遠遠比過往更加進步、便利。回到歷史本身，若由今日轉頭看過去，至少相對於近代之前一度遭逢的生存窘境，歐洲最後終究苦盡甘來，甚至登峰造極成為世界文明中心。對此，的確很難不讓人發出以「奇蹟」為名的衷心讚嘆！
關鍵是，歷史發展總有來由，歐洲的奇蹟又從何而來呢？個人認為，若想深入理解此一過程，「動靜之間」或許是最佳描述。
作為十九世紀末法國象徵主義主要代表，瓦勒里曾非常恰當地勾勒說道，我們今日所瞭解之嚴格地理定義下的歐洲，在整個中世紀裏不過是「亞洲的大半島」，面積僅僅佔全球陸地不到百分之七，人煙相當稀少。而且由於羅馬帝國衰落與中亞游牧蠻族入侵導致政治分崩離析，再加上十四世紀小冰河期降臨與黑死病肆虐的雙重自然打擊，以及此際伊斯蘭世界正處於鼎盛狀態帶來的沉重壓力，跟東方（至少是鄂圖曼帝國，也可包括更遙遠的蒙兀兒帝國與明朝）相較之下，歐洲（或更精確說是西歐）顯然相對萎靡不振，甚或看來前途茫茫無望。
無論如何，最終結果並非如此。
關於在此之後的「歐洲崛起」過程，史學界已經談得太多了，無需贅述。只不過其中有處地方，個人不能不提些商榷。
正如歐洲後來成功飛躍，並在十九世紀睥睨天下時所得的斷語一般，世界其他地方對其來說都是「野蠻」的。對歐洲人來說，「落後」乃是形容此種野蠻的慣語，至於「停滯」不前，則被認定是造成長期落後的原因。相對地，「文明」與「進步」既是歐洲自認為有別於他者的顯著差異，得以成功擺脫停滯，不啻是創造此一奇蹟般輝煌成就的關鍵。進一步來說，歐洲的成功來自它更具「動態」的特徵，而其餘地方因各種緣故以致陷入靜止不動（例如，此乃多數人對十九世紀初中國的刻板印象），則是它們最終被歐洲遠遠拋後的理由所在。
問題是，如同歐洲人自己也無法否認的，現在也就罷了，若重回中世紀，歐洲也曾如一灘死水般寂然無聲，跟他們描繪的「其他落後地區」毫無二致。那麼，歐洲究竟是如何獨自擺脫長期停滯困境的？
從某個角度來說，停滯雖是個現實，但本非常態。
雖然不想掉入進步主義的窠臼，人類歷史看來的確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至於中古歐洲曾經出現的原地踏步現象，一方面來自西元五世紀至九世紀封建主義浪潮所建構的一個靜態農業社會，而基督教世界隨之降臨，則鞏固了此種定格狀態。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貝克指出的，直到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浪潮來臨前，歐洲的世界模式大體是由教會透過神話加工所形成，目的乃努力將某種宗教權威強加於不僅孤立且處於無政府狀態的西歐社會上。根據教會的正統描述，人生「不過是由上帝透過一項合理計畫寫就的通俗劇，各人既一致也不容挑戰」。正是這種被強加的「一致性」想法（也就是大家都一樣），既抹去了差異的存在，在無需透過創意來滿足差異需求的情況下，生活自然是日復一日、一成不變。
也許，這就是停滯的來源。
就這樣，歐洲無視於其他地方（例如伊斯蘭鄰居）的「進步」，在羅馬帝國陡然崩解後，突然停下腳步數百年之久，直到十六世紀才又動了起來。
面對數世紀以來將「禁欲」無限上綱，對好奇心與個性設下重重限制，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雖啟動了某種變化的開端，慢慢將歐洲人的注意力從一堆不知所云、由反覆修辭堆砌的形而上倫理教條，轉向周遭更日常、複雜且充滿多樣化的真實物質世界，但要讓整個社會來個大轉彎談何容易？例如直到十七世紀中葉，一位耶穌會教士依舊在一六二四年的公開發言中強調，「信仰必須居於一切原則之上，……凡是上帝的話語均不得檢證，……哲學家唯一必須做的事情，就是反對與信仰相反的事物。」由此可見，停滯的出現固然其來有自，若想推動歐洲重新繼續向前，首先絕對是一項極其艱鉅的思想工程。
可以這麼說，文藝復興所引進的「異元素」（不同於蠻族封建傳統與基督教會的先驗性社會秩序理論，而是帶有更多理性色彩之古希臘學說），不過是為衝破由教會建構之理性枷鎖提供了必要的初步鋪墊而已，在此後兩三百年，由接踵而至的啟蒙運動拋出一把又一把解放思考的鎖匙，遲滯已久的歷史巨輪才終於重新轉動起來。
先有想法的徹底突破，導致改變的行動才可能發生。
正所謂知易行難，想徹底改變大家的想法絕非易事，何況所有被企圖改變的既定想法，往往都受到各式各樣主流論述、法律制度與社會習俗層層疊疊緊密「保護」。控制力道愈大，突破當然更困難。關鍵是既需足夠隱晦以逃避管制者查緝，同時又得一針見血且通俗易懂，以便激起更多公眾的興趣，俟機爭取廣泛支持。正因如此，即便同時存在諸如培根、牛頓和笛卡兒等人闡釋理性之科學論著，以及公開揭櫫希望「改變人們思維方式」之宏大目標，由狄德羅等人埋首編纂的大部頭《百科全書》，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更輕薄易讀、也更容易逃避官方查緝的小冊子（booklet & pamphlet），不啻扮演了不容忽視的關鍵推手。
這些具高度批判性的思想作品，多半以小開本印刷以便於攜帶流傳，至於混雜格言體與論證體，跳躍、中斷、碎解的書寫都能被允許包容的大綱形式，亦往往具有獨特的說服魅力。例如目前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便藏有近兩千本，大部分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祕密出版（尤其在大革命前後）的小冊子。非但拿破崙也在一七九三年發表過名為《博蓋爾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的短篇論述，宣傳並支持由雅各賓派領導的革命運動，最著名的作家當屬伏爾泰了，他以數種化名和匿稱在歐洲各地流傳的作品，不啻為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提供了最為堅實充沛、直擊人心的思想論述能量。例如，狄德羅便曾如此恭維形容伏爾泰的文采：「……比起一般歷史學家僅僅單純地講述事實，他所講述的事實，的確激起大家對謊言、無知、虛偽、迷信和暴政的強烈憎恨。」在歐陸之外，更別提潘恩以一本薄薄數十頁的《常識》（Common Sense），居然促成了美利堅殖民地的獨立大業，不能不說是曠世奇功。
值得注意的是，重新解讀歷史，往往是歐洲啟蒙者著力最深之處。
當然，這絕不容易。事實是，儘管人類記錄歷史的經驗淵遠流長，但正如周知，在浩瀚如海之各種既存歷史資料當中，內容大多僅聚焦於一個小小角落（亦即政治金字塔的最頂端），與社會中多數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尤有甚者，歷史書寫更長期被政治力壟斷（或設法壟斷），私家著述經常遭到刻意漠視貶抑，甚至「必要時」一火焚之，在此情況下，一般人有機會看到「真相」嗎？抑或得如何才能發掘出歷史的真相？然後藉由理解真相引導人們繼續（且正確地）向前？
清末民初大學問家胡適之在他的《文選》中，曾有這麼一段諄諄勸勉：「……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確實，在歐洲發起啟蒙浪潮以來的幾百年間，此地人們雖拼命掙扎、步履蹣跚地走出教會的思想束縛以及由君權神授觀念主導的皇民化主義，卻隨即陷入從左到右、各種意識形態論戰的泥沼裏，任人引導擺盪，無所適從，彷彿「才剛出虎穴，又進了狼窩」；一九三○年代的法西斯狂飆固然害人不淺，近年來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何嘗不無誤導之嫌？至於如何得以撥雲見物，重拾理性，以助己助人走上歷史正道，挽狂瀾於既倒，既是當務之急，或也是此刻最應該努力的方向。
如同歐洲一般，若想繼續轉動歷史巨輪，不斷地「再啟蒙」永遠重要。
只不過，關鍵雖是重新解讀歷史，但究竟該怎麼做？挑戰又在何處？
寫作《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赫胥黎曾意味深遠地說道：「歷史告誡我們，任何一項新的真理，總在開始時被視為異端，最後終究成為迷信，這就是它們的命運。」詹京斯在《歷史的再思考》書中則提及，「歷史乃一種移動地、有問題的論述，往往由具當下心態者所創造」，因此歷史家「凝視的方向改變，觀點不同，新的解讀便可能隨之出現」，在意識形態（尤其現代民族主義）的強大影響下，一個「歷史是什麼」的單純問題，往往成為「歷史是為了誰」的主觀產物。其結果是，歷史還不是歷史，更依舊無法跳脫權力者的手掌心。
這就是歷史的兩面性：既可能是個凝視俯瞰著人類的巍巍長者（如赫胥黎語），也或許不過是個僅能無奈受人擺弄的思想工具罷了。
只有將歷史還給歷史，歷史才能是歷史。話雖饒舌，真意如此。
弔詭的是，儘管自十六世紀以來，前仆後繼的歐洲啟蒙者不斷嘗試去反思、衝撞並重塑主流歷史論述，不僅成就斐然，結果也不容否定，但依個人淺見，至少以下幾點還是可疑、且可以繼續思索的。
首先，當然是所謂「歐洲（西方）中心說」了。
有關在歐洲崛起之前，東方與西方文明究竟孰優孰劣這個無聊的議題，由於不存在適當對比數據或代表案例，在此暫不武斷論述，但無可否認，當前世界史（或人類文明史）的主流論述，基本上就是透過「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西歐→世界」的道統順序，讓歐洲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一方面被視為偉大文明的命定傳承者，亦肩負著繼續傳播此等文明的神聖負擔。當然，若堅持前述論點，至少得秉持如同孔子「筆刪春秋」般的勇氣，但歷史畢竟不能空口說白話，因此，歐洲學者也常試著援引考古人類學成果做為「科學」佐證，不過，結果往往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則稍嫌不足，殊不見足以推翻歷史成見的新考古成就仍不斷出土，既然明顯還有很大的資料累積空間，難解之謎不勝枚舉，何以急於定論呢？
其次，是「現代中心說」。
眾所周知，西方學者論史常以「上古－中古－現代」三段論做區分標準；若更細分些，在上古之前還可加上「遠古」，在現代之後尚可論及「當代」，如此就是五段了。這種分法表面上看似合理，其實是前述歐洲中心說的進一步理論包裝，如同上世紀末的「歷史終結論」，以進步主義鋪墊，重點僅在宣揚歐洲文明再也無法被超越的終極價值。但反駁這樣的論述實在太容易，舉例來說吧，譬如中古一般指五世紀到十五世紀，大約一千年左右的歷史階段，如此「縱深」今日看來或許合理，若稍稍誇張一點，就說一千年後吧，屆時現代（現在）還是現代嗎？中古豈不應改稱上古？可若中古因時代更久遠而改稱了上古，新的「中古」定義又是甚麼？
第三，是「價值中心說」。
接續前言，其實歐洲慣用的歷史分段，並非僅僅基於分析便利性去客觀進行切割罷了，從主觀層面看來，分段的真正意義在於凸顯或暗示著人類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與特徵，從而再次確認歐洲的領導性。例如自十九世紀以降，深深影響思想界的「維多利亞史觀」，便將歐洲（或人類）歷史進程看成一段「自由」的發展成長史，至今都將「自由」視為不可顛撲的普世價值。可笑的是，歐洲雖在十六世紀藉由啟蒙推翻基督教會設下的「單一人生」，重新賦予或找回個體獨特性，如今卻試圖將「單一人類」或「一個世界」價值套進主流歷史觀當中，這種開倒車做法既荒謬也讓人瞠目結舌。
最後，是「經濟中心說」。
根據長期普遍的經驗，過度重視選擇性之政治史，固然是過去治史之明顯缺失，如今奉行經濟至上概念亦無異矯枉過正。當然，從單單重視政治到往經濟傾斜，或許是思想調整過程中的必要擺盪，未必完全不能接受，但此種反向跳躍其實再次顯示了歷史為人作嫁的服務性角色，只不過服務對象從過去的封建君王，如今轉向當道之資本主義體系與資本家罷了。
說到底，論史絕非易事，更不可能是寥寥幾行文字可說明。作為本書開端，話說至此，或許是多了，還是把更多思辯空間留給後面的討論吧。
我同意心理學家梅伊的看法，長期以來，「透過深入地意識歷史，人類得以脫離自己的過去，由此達到一定程度的自由，以修正歷史對自己的影響，從而在受歷史形塑同時，也擁有改造歷史的能力。」這種觀點或許太樂觀正面了些，不過，偶爾鼓勵一下自己又有何妨？
最後，在這本小小的嘗試中，個人除試圖爬梳早已被迷思化的歐洲近代史，重新追溯那一段看似人盡皆知，卻又處處讓人不禁存疑的歷程之外，書名「遠西」，乃因我們這兒過去老被叫成「遠東」，由此反看回去罷了，純粹是種文字戲謔；其次，必須先說明的是，本書雖設法重新解讀歷史，但受限篇幅，重點並非放在理清史料亂麻，而是試圖拋磚引玉，從挑戰若干既定觀念下手，衷心期盼能「以史為鏡」，幫助各位（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瞭解：眼下這個無疑由歐洲所創造的「世界」，究竟因何而來？未來又可能帶領人類朝向哪裏去？
維多利亞的陰影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的野心很大，他們不僅夢想著統治世界，還要救贖這個世界。
英國歷史學家 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一天當中，再也沒有比下午茶時間更讓人高興的了。
旅居英國的美國作家 詹姆斯（Henry James）
若說維多利亞女王就等於十九世紀的歐洲，也許並不誇張。
一八一九年出生，一八三七年登基，最終於一九○一年去世，完整頭銜是「奉天承運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信仰的守護者，印度女皇」的維多利亞女王，她那幾乎橫跨一整個世紀、乃英國迄今在位最久君主的璀璨人生，不僅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在英國人民眼中乃是國家繁榮昌盛臻於頂峰的縮影與象徵，除英國王室嫡系外，包括外孫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分任希臘、芬蘭、挪威、羅馬尼亞、俄羅斯（末代皇后）與西班牙王后的外孫女，外曾孫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等，由於後代在歐陸各地開枝散葉，也讓她贏得「歐洲祖母」的崇高稱號。
在這個無可匹敵的偉大時代中，英國人為自己勾勒的世界圖像是：「北美洲和俄羅斯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澳大利亞和西亞有我們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運來它的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往倫敦流散，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及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至於我們早就在美國南部栽植的棉花地，現在則正向地球所有的溫暖區域擴展中。」
除此之外，風靡該時代歐洲上流社會女性，大量運用蕾絲細紗、荷葉邊、蝴蝶結與抽褶等設計元素，華麗又含蓄的「維多利亞式」柔美服飾風格，以及透過精緻巧手技藝呈現華麗感，到處佈滿羽毛裝飾刻紋、桂冠葉及層層捲繞柱頭雕刻、細羅馬柱、多角型邊間結構，且色彩豐富鮮豔的「維多利亞式」建築，事實上，也是一般人心目中所自然投射出來的歐洲盛世印象。
在此時期，英國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工業生產能力比起全世界總和還要大，充盈有餘的經濟生活也帶來安逸享樂的社會生活習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所謂「下午茶」。
據說在一八四○年左右，由於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女士每到下午時刻就感到意興闌珊，但因距離穿著正式、禮節繁複的晚餐還有段時間，為打發無聊光陰，於是請女僕準備了烤麵包、奶油以及當時正開始流行的中國茶，邀請幾位知心好友同享輕鬆愜意的午後時光，沒想到瞬時在貴族社交圈內蔚爲風尚，名媛仕女趨之若鶩，直到今日，已儼然形成一種英國式優雅自在文化的象徵。
如果有人問及，女王究竟作了些什麼，得以讓英國偉大至此，答案可能既讓我們瞠目結舌，但又感到高度的熟悉，亦即「什麼都不做」，也就是「無為」。英國歷史學家席利曾以一句奧妙但極富哲理的話來形容：「其實，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時刻下誕生的。」
或許還真有那麼一點道理呢。
無論如何，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迎來了它巔峰時期的最高代表作，亦即「萬國博覽會」。至於在會場中最光芒四射的，自然非「水晶宮」莫屬。
在英國結束與清朝的鴉片戰爭，簽署《南京條約》後的第九年，同時也是洪秀全自稱「天王」的一個半月後，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萬國博覽會在倫敦海德公園正式盛大揭幕。表面上目的是慶祝並展示現代工業科技與設計的新興潮流，實則是藉此表現英國此刻技冠群雄、傲視全球的輝煌成就，一方面滿足其自負與炫耀的心理，更重要者，則是將其轉換為內部統治威望，以便控制由於階級分化對立嚴重而日趨紛擾不安的社會現實。對此，我們稍後一些再談。
還是先看看水晶宮吧。
在一九三六年遭祝融焚毀之前，這座由園藝師帕克斯頓設計，有三層樓高度，使用了八萬四千平方公尺玻璃、三千三百根鐵柱與兩千三百條鋼樑搭蓋，佔地達七萬四千平方公尺，通體寬敞明亮的龐然巨物，無疑是該世紀英國人，甚至是全歐洲最重要的共同記憶。除了遠遠超越當時思考層次的建築設計理念外，內部陳設亦相當可觀，不僅有總計高達一萬兩千枚的噴泉口，源源不斷將十二萬加侖的水送至遍佈水晶宮內無數的小瀑布以及兩座各七十六公尺高的巨型噴泉外，一對實體大小的恐龍模型（儘管比例不太正確）也是吸睛焦點所在。
在將近六個月的展期當中，共有三十四國參加博覽會，共同展示了一萬三千件以上各式最新工業製品，例如軌道蒸汽牽引機、高速輪船、起重機以及來自美國的收割機等，吸引了六百二十萬人次的觀眾，包括上百萬外國遊客，估計收入淨賺達十八萬六千英鎊。儘管《泰晤士報》所稱「這是自創世紀以來，全世界各族群首度為了同一目的而動員起來」，不無溢美之詞（所謂全世界其實主要就是歐洲），但在法國拿破崙三世隨即於一八五五年接力舉辦後，已經讓它成為強國指標。甚至連清末梁啟超在他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也把中國舉辦萬國博覽會作為成功復興的象徵，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據說，在開幕典禮目眩神迷與超現實氛圍的感染之下，維多利亞女王不禁喃喃自語道：「榮光，榮光呀，無盡的榮光！」的確，風華絕代的大英帝國，此刻正站在其歷史的最高點上，而且離下坡路還有一段距離，自我讚嘆確實難免。只不過，在璀燦奪目的光芒背後，還有什麼呢？
博覽會閉幕三年多後，一八五五年，一列裝載運往克里米亞戰場英軍薪餉，在嚴密監控下從倫敦橋車站出發的火車，匪夷所思地遭到搶劫，既為當時人們帶來震撼與茶餘飯後的聊天題材。美國作家克萊頓也以此真實案件為靈感，寫出《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一書，其精彩處並不單單在縝密鋪陳犯罪細節，更重要的是，他藉此栩栩如生地重現了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社會氛圍，特別是在倫敦這座超級大都會摩登繁榮、光鮮亮麗的景象之外，在終日陽光不進的陰冷小巷弄裏，下層百姓的貧苦悲情，以及伴隨著腐敗不斷滋長，愈發光怪陸離的地下犯罪網絡。難怪歷史學家佩克斯頓忍不住感嘆說：「城市，是歐洲人所創造物品中最壯麗，但也最汙穢的一個。」
在維多利亞時代，無論是貴族式莊園生活與農民破敗的茅屋草房，抑或工廠主的舒適生活享受與失業工人絕望的生存掙扎，階級對比的強烈感，無疑已讓英國成為一個同時存在天堂與地獄的奇特國家，甚至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也曾公開宣稱，英國乃是個擁有「兩個民族」的國家。在所謂民主制度之下，英國合格選民總數不到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寡頭貴族利用賄選來操縱選舉相當普遍，當然罔顧民生需求。更甚者，就在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一年舉辦倫敦博覽會的四年當中，在愛爾蘭便有超過百萬人在饑荒中喪生，從而讓維多利亞在此被譏稱「饑荒女王」，成為博覽會背後揮之不去的陰影，同時種下日後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根源。
在蕭伯納《人與超人》這部諷刺小說中就有這麼一段描述：當富有的愛爾蘭裔美國人馬龍先生告訴其英國籍媳婦維歐蕾，他的父親死於「黑色四十七」（亦即一八四七年大饑荒）時，維歐蕾問道：「您是說饑荒嗎？」馬龍先生的回答是：「不，是餓死，那時國家的糧食很充裕，而且還能出口，哪來的饑荒呀！」當代英國評論家伊格頓也證明了這個觀點：「我們可以合理認為，愛爾蘭人民並非因糧食短缺以致餓死，而是因為他們多半沒有錢買糧食；就英國整體而言，糧食是充足的，但他們伸手難及。」受制於商人階級的政治操作與遊說壓力，英國政府不僅沒有援引往例下令禁止愛爾蘭糧食出口，相對地，面對大量透過此地港口轉運到英格蘭的糧食，貧窮的愛爾蘭人民也根本買不起。結果是，在英國政府的冷漠以對與消極不作為之下，包括被迫外移的一百五十萬人在內，愛爾蘭共減少了四分之一人口，甚至直到今天為止，也都還沒有回復到饑荒前的人口總數。
類似的「階級意識殺人事件」並不只發生在作為附庸的愛爾蘭，即便在天子腳下的倫敦，貧富對比也一目瞭然。城市的東區與西區逐漸發展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西邊是富豪宅邸與名品商店林立的上流社會，至於東部則到處貧窮髒亂，不時爆發工會組織的抗議活動。
狄更斯曾如此形容：「倫敦以東，在拉特克利夫與斯特普尼的交界，鄰近汙濁的泰晤士河，這裏的街道、死巷與窄巷有如一座髒汙鄙陋的迷宮，居住其中的部族若非完全沒有就業機會，就是偶爾才有零工可做，但他們畢竟存在。」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探案》中也有如下描述：「我們穿過倫敦最繁華的地區，這裏有許多豪華旅館、戲院、商業區、圖書館、文化中心與碼頭，最後到達河邊的貧民區，擁擠的房舍、汙穢不堪的街道，就像所有被歐洲遺棄的人都聚在這兒一般。」至於偵探手下那些光著腳丫子、衣衫襤褸，在街頭流浪的「貝克街小隊」，不但是下層社會兒童的生動寫照，甚至於，能在街上自由流浪已經是了不起的幸福日子了。
事實上，不僅早在一八八○年代便有人以「地獄深淵」（the abyss）來形容倫敦東區高度反差的景況，或許為了「不負其名」，美國文學家傑克倫敦也在一九○二年來了趟倫敦紀實之旅，在他眼中，「倫敦東區根本是一具龐大的殺人機器」，「想避開街上的貧苦生活景象是不可能的，無論置身何處，隨意走個五分鐘就可以看到貧民窟」，收容所前永遠大排長龍，到處都有窮困潦倒的流浪漢直接從地上撿拾食物殘渣充飢，「事發地點就在世界歷史上最富足強盛帝國的首都中」。誠如他所直言：「我所看見的大多是不好的生活，但別忘了，這裏試圖描寫刻劃的，乃是向來被視為美好年代的一段歷史時期。」我的用意跟他有點類似。此處想挑戰並修正的，不過是以往對十九世紀英國乃至整個歐洲一面倒的正面敘述罷了。事實上，儘管存在明顯發展瑕疵，比起同時期其他國家，英國「相對地」富足壯大仍無庸置疑。
但若不能看清此刻真相，便根本無法解釋或理解後來一連串大變局的爆發。
進一步來說，支撐帝國榮光的，乃英國所創造的「血汗工廠」原型。
我常想，所謂工業革命的真相是什麼呢？且不論它到底能創造多少豐厚的利潤，募集足夠的勞動力乃必要的前提。
前面曾提及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既創造無數失去自耕地，被迫輾轉漂泊到城市邊緣的失業者，也提供填補最初勞力缺口的最自然來源。不過，這批農民不一定有意願到工廠勞作，另方面，資本家也未必願意提供合理的薪資來吸引他們，於是被迫外出貼補家用的弱勢婦女與兒童，便成為工業革命的第一批犧牲品，尤其是無家可歸的孤兒。蘭迪斯便曾如此自問自答：「究竟工廠主要到哪兒找勞動力呢？當然是去找那些不懂得說不的人，在英國，答案便是童工，……還有未婚女性。」
與維多利亞眼中的「榮光」截然相反，許多出身貧苦的兒童自四、五歲起，便被迫在救濟院、工廠或習藝所等地做苦工，工時經常長達難以想像的十六小時以上。不僅如此，奠定近代英國棉紡業機械化基礎，也是滾紡機發明人之一的魏雅特，還曾經公開宣揚採用新機器的優點在於，「原本僱用上百名紡織工的布商，可以辭退其中最優秀的三十名，只要再補上十名羸弱者或兒童就行了。」誇張的是，英國首席檢察官居然接受他的主張，並在批准其專利時註明：「連五、六歲小孩都能操作。」在這種「制度殺人」的惡劣環境下，當時英國童工平均壽命往往不到十七歲。
在一股「向錢看」風潮下，英國的社會發展愈來愈扭曲不堪。例如，作為旁觀者的傑克倫敦（雖然美國也未必好到哪裏去）便感嘆道：「對一個公開提倡物質主義，以私有財產制立國，絲毫不重視靈魂的文明國家來說，財產的重要性當然重於靈魂，也因此侵犯財產的罪竟遠比侵犯人身自由嚴重許多。」
表面上，英國政府似乎還沒冷血到假裝什麼都看不到，例如一八三三年通過的工廠法修正案，便禁止僱用九歲到十三歲童工，一八四二年的礦場法明令禁止婦女與十歲以下童工在礦坑工作（十歲以上就可以），一八四七年再度修正工廠法，要求不得讓十八歲以下童工與女工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三年後又進一步規定，女工及兒童不准在夜間工作。只不過，童工終究還是個被普遍接受的社會現象，至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當然絕也不是中國社會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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