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問題
從事都市計畫工作總是從一個城市治理的計畫範圍內著手，不論是判讀相關的資訊或是到現地探勘，都不算是太複雜的事。但是進行都市研究則會遭遇到比較不同的問題，特別是當「發展」這個帶有時間意涵的字眼被考慮進來，研究的範圍會一再改變，就不再是一個固定的地理疆域（territory）；而是需要看探討的問題核心有哪些空間面向來決定它。因為這樣的理由，所以筆者在這裡的寫作總是將「城市」（city）與「都市」（urban）區分出來。City，根據社會學者Rob Shields的說法，通常是指以前由城牆所圍圈起來的治理範圍，而現今的行政區劃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無形的城牆。urban這個字眼則是代表一種都市生活的範圍，特別是反映在Louis Wirth所提到的“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都市是一種生活方式）。
關於「都市」與規劃設計的討論，更可以追溯到Ildefons Cerdà在1859年時規劃巴塞隆納城的擴張計畫所創建出來的「都市化」（urbanization）這個字眼；也就是說，當一定地理範圍內的生活人事擴張到更大的範圍時，那種現象就是「都市化」。19世紀的巴塞隆納發展情狀與它的擴張計畫可以被看成是「都市問題」討論的濫觴。當時，位於伊比利半島東北部的加泰隆尼亞（Catalunya）在選擇與哈布斯堡（Habsburg）或是波本（Bourbon）結盟時選錯了邊，結果首都巴塞隆納被西班牙佔領統治，並被建築了一道堅固到拆了12年才完工的圍牆困在裡面。這座由佛拉芒軍事工程師Prosper Verboom所設計的城堡，以高牆和壕溝從海港建立起一個直徑1.25公里（當時的火礟射程）的半圓，涵蓋了61%的行政區域，使得城裡的市民生活在一個堅牢的軍事堡壘內，不易向外擴張。當時巴塞隆納的人口密度是865人/公頃，是西班牙所統治地區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再加上飲用水的補給情況惡劣與排水系統不良，在1834、1854、1864和1870年各有大瘟疫散播發生，每次都死掉了3%的人口。這個時期的「都市問題」，可以說是治理疆域的範圍和它的工程技術必須克服人口增長與居民生活需求所構成的「都市化」問題。
知識論轉向
伴隨著「都市化」的概念產生，所謂的「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這個概念很快地引發不少爭論。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在1970年代出版了同名的書，他問道：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原鄉村地區幾乎已經都都市化了，而城市地區也開始充滿了綠意的地景（鄉村化？），造成所謂的「都市」地理範圍不易確認，使得「都市問題」的定義變成了一個認知論的問題。在「都市化」不斷蔓延到各種人類居所的時代，特意區分城市與鄉村的界線應該已不具普遍的意義；Castells認為這時的「都市問題」應該是與構成合宜的都市生活整備工作息息相關的，像是住宅與公共設施充分提供這種「集體消費」的需求才是問題」的核心。於是，都市生活的圓滿與否變成「都市問題」的界定關鍵，而地理範圍就只是改善工程的最適化或者最大化的考慮。這樣的轉向使得規劃的範圍與治理的疆域不見得能夠完全重疊，不同的科技觀點就會造成各自的施工所需要的不一樣的範圍界定。
隨著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變化，建築史學者M. Christine Boyer在這個世紀初再度提問所謂的「新都市問題」，追究的仍然是「都市」的定義問題。她引用Castells後來提出的兩種空間——流動的空間（space of flows）和場所的空間（space of places）來做對照，提出在現今的全球化人流、物流、金流和資訊流的趨勢下，「都市」的地理範圍在規劃或是在研究時又該如何界定才能夠掌握到重點核心？設若一項都市計畫不能夠解決所有都市生活的相關問題，我們在都市論述時將如何標示出「都市」的所在。Boyer後來轉向支持義大利建築師Stephano Boeri所提倡的用eclectic atlas（不拘一格的地圖）來圈定「都市問題」的範圍；她指的是，只有和討論主題相關的地點才需要被納入與顯示在規劃範圍內。這個「不拘一格的地圖」所呼籲的，在許多面向上都和這裡的書寫內容相呼應。也就是說，筆者在這裡所提出的一些「都市問題」的討論並不是落在同一個空間範圍內，更不用說，它們會適用於再現（represent）現今的所有城市。
本書的內容安排
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由筆者為《台灣建築》專業雜誌撰寫的專欄文章所改寫再加上一些演講稿文字所組合而成；大約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範圍界定的討論，此部分的思考與論述原則大抵上都是受到心理學家David E. Leary（1995）的〈命名與認知：給未知的東西以形式〉這篇文章所啟發。在這篇文章中，Leary提到「命名」總是構成我們知識累積的開始，由一個概念的名稱帶給我們去做類比式的相似經驗累積，再經由歸納與比較，形成了一個概念的定義範圍。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一種「類比的都市論述」（analogical urbanism）；它所強調的是那些類比的相似經驗為哪些人所擁有，而不是相似的空間範圍。例如，這本書中所提到的〈弱勢城市〉和〈走莖城市〉就是約略在這種前提下所寫成。另外一種是以相似的空間形構作為寫作的辭格（figure），來探討空間元素組成的方式會造成什麼樣的都市生活可能；例如，〈多孔隙城市〉、〈網絡城市〉和〈拓樸城市〉都是立論在這個原則。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偏重在構成都市生活空間的討論；在這部分，演化的觀點被特別強調。筆者選擇了哲學家Peter Sloterdijk的「支援的生態」（supporting ecology）這個概念來說明觀察都市空間形構的演變法則，那就是它首先有一個「內部」（interior）與支援這個「內部」存在的生態；其次，循著系統理論的說法，維持這個「內部」的穩定平衡必須依賴著一種「運作的封閉」（operational closure）來監視著外在「生態」的發展，以及調節「內部」的整合需求來求生存。因此，一個「都市生活」範圍的延續性便是由這種「自組織」（autopoiesis）和「基因形變過程」（morphogenetic processes）所造成。「運作的封閉」和「自組織」都是常見於複雜調節系統理論的概念，智利的生物學家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最早提出這個觀念，至於「基因形變過程」的概念，基本上是採取法國哲學家Gilles Deleuze的思想基礎，探討「流形」（multiplicity）或是「裝組」（assemblage）的形成過程。
這幾個跨學門的概念被用在這裡，都是在說明「都市」的範圍與內容常常是隨著演化需求而發展出來的，並不是像「城市」那麼固定。但是，原先存在於城市裡的基礎結構（在此所指的是建成環境的基礎結構、人們因應規則的生活慣習與模式和一些對於建成環境元素中的集體記憶）卻會影響論述者的認知及因應變化所產生的規劃改革方向。所以，在這部分收錄的文章大抵是在談論既成的城市內部可能影響未來複雜調節的可能；包括〈內部與生態〉、〈都市生活輔具的秘密生命〉、〈流動的城市〉、〈關鍵量〉、〈社會時間與城市保存〉與〈追逐形式的城市思辨〉等篇。
第三部分是結尾，如同〈比較城市論述的意義與目的〉所闡述；另外筆者加上一篇新寫的文字〈變成城市〉作為對於未來都市生活與其實質空間的瞻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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