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龍生龍，還是歹竹出好筍？（節選）
․反社會人格是「疾病」還是「障礙」？
「犯罪會遺傳」這假設肯定比依存症與精神疾病更令人難以接受，因為這無疑是歧視犯罪者的孩子。然而，始終不承認犯罪與遺傳有關的社會，有時會發生極為殘酷的事。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就讀長崎縣佐世保市某所公立高中的女學生，被班上女同學誘至家中勒斃後，還被砍下遺體的頭部與左手腕。行兇的女學生接受偵訊時，只是淡淡地供稱：「想看看人體內部是什麼模樣」、「想殺人、分屍」，絲毫未見悔意。
行兇女學生成長於富裕家庭，父親是當地非常知名的律師，但她國中三年級時，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再婚後，父女關係惡化。殺人事件發生約莫五個月前，她持金屬球棒毆打睡夢中的父親，導致父親頭蓋骨凹陷，身負重傷。後來父親讓女兒獨居，而她住的地方便成了行兇現場。
根據近代刑法，犯罪一事為犯罪者本身應負的責任，禁止溯及家族以及共同體負連帶責任。精神障礙等無法自負責任的情形，則予以免除刑責，裁定由精神病院收容。
然而，以這樣「罪與罰」的準則看待未成年的重大犯罪事件，便出現許多矛盾。
除非犯罪者被認定腦部病變、精神異常，否則行兇原因都會被歸咎於與環境有關。若是成人犯罪者，可依自己的意思選擇環境，但未成年者無法對自己負完全責任，所以只能追究父母的監護之責，別無他法。這般理論的意思是，孩子的環境是父母給予的，亦即父母的教養方式引發犯罪行為。
事實上，事後有許多「有識之士」認為少女之所以犯下滔天大罪，是因為母親去世後，怨恨父親與年輕女性交往、再婚的緣故，甚至提及讓少女獨自生活，與家人分開所產生的「孤獨感」，也是引發殺機的原因。
這位女學生的成績很優秀，但她從小學開始便出現解剖貓，或是在貓食混入異物等不尋常行為。事件發生後，有人供述：「她從國中開始就想殺人。」雖說母親去世一事讓她的身心狀況更糟，但以金屬球棒襲擊睡夢中的父親，顯然是脫序行為。
雖然妻子離世後，與別的女性交往並非犯罪，不明事理的外人也不該以道德論罪，但那些探究教養方式成為犯罪原因的人士，勢必暗批女學生的父親：「要是你沒有再婚，和女兒住在一起，更加愛她、對待她，就不會發生這種事。」那麼，父母面對行為如此異常的孩子究竟能做些什麼？
媒體之所以追究父母的責任，不是基於考量孩子的人權，而是一旦發生不好的事，人們會無意識地探究因果關係，然後設法排除原因。正因為有些人無法忍受沒有任何理由的不尋常犯罪，內心深感不安，所以孩子（未成年者）免責的話，父母便成了犧牲品。
現代精神醫學將有可能引發犯罪行為的精神障礙，稱為「反社會人格障礙」。雖說如此，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有一些狡詐、殘酷之人，若是輕率地將他們的人格特質視為必須治療的「疾病」，如此一來便與刑法規制的責任能力有所抵觸，衍生出棘手問題，所以只好將這樣的人格特質曖昧地視為「障礙」。問題是，任誰看來，他們都是「行為異常」之人。
英國曾以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出生的五千對雙胞胎為對象，進行反社會傾向遺傳率的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性格「冷漠無情」孩子的遺傳率為三○％，剩下的七○％來自環境影響，這裡所說的「環境」當然包括教養方式，所以這項調查結果合乎一般人的認知。
研究人員又試著抽樣被老師認為「無法教化」，亦即高度反社會傾向的孩子。
研究結果十分衝擊人心。
在犯罪心理學上被歸類為心理變態者的孩子，其遺傳率高達81％，環境影響卻不到兩成，而且環境指的不是教養方式，而是來自同儕關係之類「非共有環境」的影響【4】。
倘若這項研究結果屬實，便能說明父母面對孩子的極端異常行為，可說束手無策。父母要被追究的「責任」，就是自己偶然具有這樣的基因，並遺傳給孩子。
關於上述提及的女學生殺人分屍事件，遺憾的是，女學生的父親於案發兩個月後，也就是十月五日於家中上吊自殺。
04、性暴力是演化下的產物（節選）
․猜忌心主使丈夫性侵妻子
男性（人類）一進入青春期，往往為了追求心儀的女性而與別人競爭，但這場競爭不可能是公平的勝負之爭，自然無法以道德論斷，而是個體採取各種策略，只為了傳宗接代，留下很多傳承基因的子孫。
這麼一想，便無法否定男性（人類）的性暴力行為，其實和小型公紅毛猩猩一樣，或許也是為了適應環境的一種演化。畢竟在先天不受異性青睞的不利條件下，要是選擇馬上放棄一途，勢必早就被淘汰。
問題是，在男性一方的性暴力逐漸演化的同時，女性一方的對抗策略也應該進化才對。
特霍西爾與帕瑪認為遭到強暴的女性不會感到高潮，或許就是一種對抗策略【30】。女性高潮時，會分泌稱為催情素的性賀爾蒙，促使子宮收縮，就像玻璃吸管般吸取更多精子，但是女性被強暴時不會出現這樣的作用，所以比較不容易受孕。
受害女性當然遭受極大精神衝擊，但也可能出現演化似的適應心態女性一旦被強侵，與被害者有利害關係的男性（尤其是丈夫），除了憤恨強暴犯之外，也憤恨被害的女性，懷疑她是否假裝被強暴，其實是在合意的情況下與別人發生關係，於是丈夫斷絕一切生活資源，致使被害女性無法活下去。因此，被害女性藉由讓丈夫看到自己崩潰痛苦的模樣，試圖消弭另一半的嫉妒與猜疑，女性會演化成這樣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
但這假設必須補強一點，那就是被害者遭受的暴力程度，與心理的痛苦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被害者的身體要是留有被暴力脅迫的證據，亦即遭受強暴的女性在精神方面勢必痛苦難當，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比較容易讓丈夫相信是單方面的施暴行為（並非合意性交）。
特霍西爾與帕瑪更進一步分析，發現就連生下強暴犯之子的女性也可能出現演化似的適應。倘若性選擇（又稱生態選擇、存活選擇）的目的是為了在後代身上留下更多基因，那麼比起公平競爭的個體，會巧妙施以性暴力的個體，或許更能達到繁衍的目的─大部分人閱讀至此，應該覺得心情不太好吧，但這是演化心理學的典型思考方式（關於這段論述的反駁，請參考第10章節）。
以下這樣的說法雖然令人不快，卻可以理解。
近年來，無論是夫妻還是交往很久的情侶之間，也會發生性暴力事件（研究報告顯示在美國，一○～二六％的男女曾在婚姻生活中遭受性暴力）【31】，而且像這樣的性暴力事件，通常都是男性懷疑妻子或情人另結新歡而引起。
為何懷著妒意的男人會侵犯妻子或情人呢？倘若他們的行為「符合演化論」，那麼他們目的就是要將自己的精子射入對方的子宮，因為這麼一來，多少有可能打贏敵人的精子……。
06、人就是會以貌取人（節選）
․花美男連刑責都吃香
大眼、圓臉、寬額頭、小巧的下巴等特徵，被稱為娃娃臉（Baby Face）。如同字面意思，因為長得像天真無邪的嬰兒，所以無論男女只要有張娃娃臉，就會給人純真、率直、柔弱、溫和、正直的印象。
雖然有張娃娃臉有不少好處，但也有吃不開的時候。
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銀行招募櫃臺人員與融資審核人員時，雀屏中選的多是有張成熟面容的男性，而不是娃娃臉的男性。因為成熟面容給人「有果斷力，有時會擺出冷酷態度」等印象，因為申請融資的一方勢必拚命爭取，所以擔心有張娃娃臉的男性會招架不住（這一點似乎日本也一樣）。
畢竟銀行的融資審核人員無論是職等還是薪水，一般都比櫃臺人員高，所以娃娃臉男性光是外表便給人「少了冷酷感」的印象，自然被摒除名單外。
然而，娃娃臉也有好處。
美國有一項針對法庭判決與被告容貌所做的研究，發現不少控告娃娃臉男性詐騙的案子都是敗訴收場。
這項調查三百件訴訟案的研究發現，就算被告遭無實指控，長相成熟的被告被判有罪的比率高達九二％，娃娃臉被告被判有罪的比率卻連一半都不到，只有四五％。即便提出證據，或是考量被告長相俊美、年齡等可能左右判決的因素，這項判決結果還是沒變。
此外，也有關於種族與容貌這種讓人感覺不太舒服的研究。
美國是個民族大熔爐，有著各種面孔的種族，其中具有寬鼻、厚脣、黝黑膚色等特徵的人，稱為「非裔臉孔」（Afrocentric style）。這種長相與是否為「純種」黑人無關，也不論種族（拉美裔＝從加勒比與中南美來的移民後代也有「非裔臉孔」），這種長相通常被認為是「非裔」。
以下是研究人員針對佛羅里達州的法院判決，而進行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證明，判決並未依種族而有所差異，亦即在同為惡性重大、有前科等條件下，白人與黑人的判刑都一樣。就某種意思來說，證明佛羅里達州的法院尊重自由民主。
然而，比較被這些尊重自由民主的法官判決有罪之人的大頭照，可以預測刑期的長短。在同為惡性重大、有前科的情況下，比起不是非裔臉孔的被告，具有「非裔臉孔」特徵的被告明顯被判得比較重。
還有一項調查費城法院判決紀錄的研究也發現，被告的非裔特徵愈明顯，愈容易被判處死刑（但這是當被害人為白人時）。沒有非裔特徵的被告有二四％被判處死刑，相較於此，具有明顯非裔特徵的被告，被判處死刑的比率竟超過兩倍，高達五八％。
美國的法院不因種族差異而改變刑罰，就某種意思來說是平等的象徵。但另一方面，法官們卻被由容貌推測內在的錯覺囚縛，憑面孔直覺被告很暴力而判處重刑。
足見視覺（外表）深深影響我們對於事物的判斷。
13、基因與環境造成的殘酷真相（節選）
․同仇敵愾是亙古不變的遺傳機制
依據哈里斯的團體社會化論，學校帶給孩子人生的影響，遠比家庭環境來得深刻，雖然像日本這樣均一化的學校制度，看不出有什麼太大的差異，但是在美國會依種族不同，促使學生的行為與成績出現莫大差異。
人們會無意識地依種族搞小團體，雖然這是造成種族歧視的原因，但物以類聚是人類的一大特徵（人類的本性），也是沒辦法的事。
但這裡有個問題，那就是人們會無意識地人格化團體，形塑出和敵對團體截然不同的性格。
好比前述的童軍團實驗，大家都是來自中產階級的白人家庭，只是因為偶然分成兩個團體，便形塑出完全相反的性格，也就不難想像要是分成白人與黑人的團體，勢必導致孩子們的性格更加偏差。
黑人孩子團體有著嚴格原則，其中一項就是不准和白人孩子往來，另一項則是不做白人孩子會做的事。黑人孩子團體極度不屑白人孩子團體的價值觀，最具代表性的價值觀就是「用功讀書，得到好成績。」
調查學校裡有白人也有黑人的學生意識，發現白人孩子認為「黑人不喜歡讀書」，黑人孩子則認為「白人和我們不一樣，都是書呆子」，而這樣的團體印象差異，束縛著智力高的黑人孩子。
住在紐約治安最差的北布朗克斯區，十六歲黑人高中生拉利．安茲的經歷就是最能說明這道理的例子。
拉利一直很想進學校的籃球校隊，但因為成績不好，非但不能參加籃球隊，還成了中輟生。拉利有三個朋友因為捲入毒品凶殺案而殞命，是典型的中輟生悲歌，幸好拉利被選為幫助更生的對象，搬離貧民區。
拉利轉學到新墨西哥州一處小鎮，學生都是出身中產階級白人家庭小孩的高中。兩年後，拉利成為學校籃球隊的王牌主將，成績優秀的他立志上大學。於是從紐約搬來鄉下，喜歡打籃球的一般黑人年輕人成了「球隊英雄」，在團體中占有一席之地，找到自己的棲身之所（因為拉利就像日本職棒或足球聯賽中被視為「球隊救星」的外籍球員，所以他沒有淪為種族歧視的對象）。
後來拉利回到紐約以前住的地方，以往的朋友看到他的模樣都覺得很驚訝，還笑他說話有個口音。原來拉利不但襯衫扣子都有扣好，還操著一口中西部腔。為什麼呢？因為他為了融入新團體，除了學習中產階級白人小孩的言行舉止之外，別無他法。
如果孩子會在團體中形塑自我的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拉利無論性格、行為都產生莫大變化。那麼，為何不大規模實施這種計劃幫助迷途的孩子呢？
理由應該不難明瞭吧。拉利之所以「改變」是因為那所高中只有他一位黑人。
如果有好幾位黑人學生一起搬離貧民區、轉學的話，他們肯定會搞小團體，和白人學生為敵。這時他們選擇的是，當個與中產階級白人文化截然不同的角色─「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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