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體戰爭的本質
我並不打算撰寫一本關於戰爭理論方面的書。
對我而言，戰爭理論是陌生的。而且，我多次說過，我是一切理論的敵人。在我看來，戰爭是真真實實存在的東西，是一個民族生活中最嚴肅的現實。事實上，我要說的就是這個問題，不過，我並沒有打算重複那些婦孺皆知的東西。
由於這本書的讀者定位是全體人民，所以我重點研究的是人民在這個問題上所不熟悉的種種。民族生存鬥爭（Lebenskampf）的本質是全體人民必須要瞭解的大事情。但是，他們獲得這方面的知識並不需要通過閱讀浩瀚如海的戰爭教科書，而只需要簡明易懂的解說就足夠了。
在此要做一下聲明，我在這方面所講述的，純屬個人最為重要的戰爭經驗，而不是像某些國家猜度的那樣，是什麼官方言論。
大約一百年前，戰爭理論大師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一七八○年至一八三一年）就對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一七一二年至一七八六年）和拿破崙時代（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間）的戰爭經驗做了深入的研究，寫成了《戰爭論》（On War）一書。該書認為：戰爭是迫使敵人屈從我方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這點完全正確。在研究為達到這個戰爭目的而採取的手段時，克勞塞維茨只考慮通過會戰和戰鬥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這點成為進行戰爭毋庸置疑的原則，也成了總體戰領導者的首要任務。
因此，克勞塞維茨這個在戰場上消滅敵軍的觀點，勢必具有深遠的意義。對此，希里芬將軍（Alfred von Schlieffen，一八三三年至一九一三年）在一九○五年《戰爭論》再版前言中，也做了中肯貼切的論述。而我也對此深表贊同。
但是，我想說，這部書縱然是經典著作，但它是過去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已跟今天的情況脫節，甚至可以說，《戰爭論》會擾亂人們的思想，使人們誤入歧途。
克勞塞維茨說的「戰爭的多種多樣性」的那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對於「戰爭的多種多樣性」，克勞塞維茨這樣寫道：
戰爭的動機越大、越強，戰爭和整個民族生存的關係就越大；戰前的局勢越緊張，戰爭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態，一切就越是為了擊垮敵人，政治目的和戰爭目標就更加一致，戰爭看起來就越是純軍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戰爭的動機越弱，局勢越不緊張，政治規定的方向同戰爭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趨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戰爭離它的自然趨向就越遠，政治目的同抽象的戰爭目標之間的差別就越大，戰爭看起來就越像是政治的。
緊接著，克勞塞維茨又進一步探討形成戰爭的新特性的原因：
雖然戰爭在本質上和形式上發生重大變化，雖然這些變化讓戰爭更趨向於其絕對形態，但這些變化並非是因為法國政府已擺脫了政治的束縛而產生的，而是因為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和全歐洲引起了政治上的改變而產生的。改變了的政治為戰爭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導致戰爭產生了在其他情況下難以想像的巨大威力。
在克勞塞維茨生活的那個時代，政府首腦無視民眾意願而發動的「政府戰」（Kabinettskrieg），即政府依靠軍隊進行的戰爭已經蕩然無存了。當時所說的民眾參與戰爭，往往是指民眾交納稅款，或者因為部隊的行軍、宿營和作戰而直接受到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則改變了戰爭的形式，將人民力量直接吸納到戰場上，只不過當時並未徹底形成像克勞塞維茨說的「抽象的」或「純粹的」形態。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年的戰爭，法國雖然在甘必達（Léon Gambetta）領導下顯得生機勃勃，並獲得了全民的同情，但是它依舊沒能闡明戰爭的本質。
而這種戰爭形式對我們而言，依舊是陌生的。我們只能說，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戰爭中，普魯士對在法國出現的這種新戰爭形式手足無措。對普魯士而言，戰爭是軍隊的事情，與民眾沒有直接的關係。此時的戰爭依舊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本性的學說範圍之內。
但是，世界大戰和近一五○年的所有戰爭相比，卻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徵。不但參戰國軍隊在戰場上廝殺，就連參戰國的民眾也參與其中。於是，戰爭變成了人民的戰爭，它讓人民陷入戰爭的危險之中。對於這場戰爭，我在《我的戰爭回憶錄》（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1918）一書中這樣寫道：
跟以往相比，雖然武裝力量和作戰兵器更加強大，但是陸軍和海軍的作戰仍一如從前。另一方面，人民傾盡全力支援戰爭，作為軍隊的後盾，給軍隊以鼓舞和支持，這個特點在近年的所有戰爭中都表現得更加明顯……。
在當前的戰爭中，軍隊和人民已經融為一體，想要分清哪些屬於陸海軍的範圍，哪些屬於人民的範圍，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人民戰爭（Volkakrieg）真正體現出它的字面含義。
世界強國匯聚人民的力量進行相互對抗。它們在進行陸戰和海戰的同時，也對敵國人民的肉體和精神進行攻擊，以期達到瓦解敵國人民精神、癱瘓其生命的目的。
從總體戰上看，戰爭不單單是軍隊的事情，而且是直接與參戰國的每個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關。
總體戰的出現至少包含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猶太民族和羅馬教廷欲圖伸張權力，表現在削弱各民族和鎮壓反抗者的勃勃野心；二是義務兵役制度的出現及使用殺傷力逐漸增強的武器裝備。
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的多種多樣性時代已成為歷史，總體戰卻隨著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而深入人民的生活。比如，隨著飛機性能的改善和數量的增加，它不僅能執行投擲各類炸彈的任務，還能夠向居民散發傳單和其他心戰文宣。比如，無線電設備，隨著其性能的改善和數量的增加，可以執行向敵方進行宣傳的任務。
這種變化多種多樣，舉不勝舉。世界大戰中，由於敵軍作戰區域縱深的正面有數百公里寬，以至於在該區域內的居民被捲入戰爭。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戰場，從現實意義上說，它早已擴展到作戰國的全部疆域。
在這樣的戰爭中，軍隊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戰爭帶來的痛苦，而且還間接受到糧食禁運和宣傳戰等活動的影響。這種情況跟戰史中所描述的被圍困在要塞中的居民一樣，他們最終會因為戰爭的折磨和為生活所迫而棄城投降。
因此，總體戰不僅針對軍隊，也直接針對人民。這是無情的和真實的現實，每個國家都會用各類作戰手段來為該現實服務。如果用一句老話具體地描述總體戰，那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則最合適不過了。如此一來，總體戰的所有參戰國的民眾將承受巨大的精神負擔。
但是，戰爭不會輕易爆發，只有在整個民族的生存遭遇真正的威脅、全民眾志成、城決心投入戰爭時，總體戰才會付諸實踐。這一特點是由總體戰本質所決定的。
以前那種戰爭，即政府無視民眾意願，以及為實現有限的政治目標而進行的戰爭，早已成為歷史。與總體戰相比，這種戰爭與其說是維護民族生存的道義戰爭，不如說是純粹的強盜戰爭。
在「殖民地戰爭」中，侵略者憑藉船堅砲利、訓練有素的部隊可以輕而易舉地滅掉一個民族或者部族，被侵略者則因為生存遭到威脅而被迫反擊。對於被侵略者而言，這種戰爭更具有總體戰的性質，因為他們是為了道義而戰。
除了這點，可以說，殖民地戰爭是最不道德的戰爭，甚至配不上「戰爭」這個崇高、莊重的名詞。因為殖民地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維護民族生存而進行的，而是完全出於利慾。
如果我們對總體戰的特性進行深入研究，那麼便能得出意義深遠的結論。從克勞塞維茨至今的一百多年，戰爭的本質早已發生變化，政治與戰爭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我認為或許是政治本身先發生了變化。
結合我在上面引用《戰爭論》的引文可以發現，克勞塞維茨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戰爭與政治兩者之間的關係。當時，他只關注所謂的對外政策，即處理國家間相互關係、宣戰和媾和等問題，而忽視了另外一種「政治」。克勞塞維茨認為對外政策的意義遠遠高於戰爭的意義。儘管他對統帥做了一定的評價，但他依舊認為，戰爭和統帥都是緊密依賴於對外政策的。
為了更好地證明這點，我們再來看看《戰爭論》的一段話：
由此可見，戰爭不單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續，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種特殊手段。軍事藝術可以在整體面要求政治方針和政治意圖不與該手段相矛盾，統帥在現實狀況也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且提出這樣的要求並非無關緊要。但是，不管這樣的要求在哪種情況下對政治意圖的影響如何，我們只能將它當成對政治意圖的修改，因為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沒有目的的手段永遠是不可想像的。
在另一處，克勞塞維茨這樣說道：
我們再強調一遍：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所以，從戰爭主要方面來說，戰爭就是政治，政治在這裡以劍代筆，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
或許克勞塞維茨也對自己過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觀點產生懷疑。他在另一處認為戰爭不僅關係到外交政策，還涉及一個國家的全部政策，儘管他沒有觸及事情的本質。他這樣說道：
這種情況（即政治期待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們的性質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時常發生，於是，人們就感覺到進行政治交往時必須對軍事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進行政治交往」不但要瞭解戰爭本質，讓對外政策服務於作戰需要，而且須首先瞭解由戰爭本質衍生出哪些與民族生存各個領域有關的任務，以留待政治去完成。最為重要的是，對於該問題，不但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且要將它作為民族的共同財富而倍加維護，使之代代相傳。
在世界大戰前和大戰期間，政府、官員和人民乃至許多軍官，因為克勞塞維茨的學說，而對這個現實問題沒有充分的瞭解。政府和官員不知道戰爭已經給政治賦予全新的意義，人民也不知道戰爭正向和將向他們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世界大戰中，政治原本的任務之一是起碼要促進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為人民的生活形態服務。而人民則應當眾志成城，團結一致，作為軍隊的強大後盾，甚至不惜付出性命。
在《我的戰爭回憶錄》中，我闡述了人民的這種生活形態和這種政治所依據的基礎。我認為，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應當被特別強調的東西，它是戰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卻一點都沒有提及。
對此，當我在比利時呂鐵希（Lüttich）作戰的頭幾天就頗有感觸，我這樣寫道：
這場世界大戰和人民戰爭向我們德國人提出了異乎尋常的要求，給德國人帶來了沉重負擔。如果我們要贏得這場戰爭，我們每個人都要傾盡所有，不遺餘力，奉獻一切。我們一定要瞭解世界大戰和人民戰爭的真正含義，一定要把生活的困苦和敵人對我們發動、從表面上不容易察覺、但實際卻具有巨大威脅的宣傳攻勢置之度外，必須工作和戰鬥到流盡最後一滴血汗，始終保持高昂的戰鬥意志和必勝的信念。
這是一個嚴酷但卻是絕對必要的要求。
陸軍和海軍，就像德國土地上的橡樹一樣，深深地扎根於祖國。他們依靠國土生存，從中汲取力量。他們不能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們可以依靠國民給予精神和物質力量以及人員補充參加戰鬥。
正是靠著這種力量的支持，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戰爭中忘我地戰鬥，以期獲得勝利。有這樣的軍隊，我們便能夠保障德國的最後勝利。正是依靠這支軍隊，祖國才能進行這場影響整個世界的大規模戰爭。至於同盟國的援助，以及根據戰時法規對被佔領土地的資源利用，則都是次要因素。
陸軍和海軍一定要不斷地從祖國獲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員和作戰物資，並借此保持其戰鬥力。
國內的「精神狀態」和「戰鬥意志」一定要處於堅不可摧的狀態。如果精神狀態和戰鬥意志遭到損傷，一定會帶來嚴重後果。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這種危險就越大，困難也會越多，同時，這對增強陸、海軍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日漸急迫起來。
國家一定要為作戰提供最高層級的供給，充分保障人員和物質力量（今天，我認為還要增加精神力量）的無虞。
對於後方而言，這個任務並不輕鬆。後方不但是我們備感自豪的國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許出現任何裂痕），還是純潔豐盈的力量源泉（必須保持長盛不衰）。
只有這樣，我們的陸軍和海軍的精神才會保持高昂，其戰鬥力才會長盛不衰。
人民力量的強大，能夠供給軍隊源源不斷的力量。事實上，人民的力量與軍隊的力量已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軍隊在前線的戰鬥力完全取決於國民的戰鬥力。這就出現了一種史無前例、聞所未聞的局面：國內處於一種為戰爭而工作和生活的情況。政府和首相一定要對這種生活和工作進行指導，使之長久地保持生機勃勃……歷史上沒有任何政府像今天這樣強烈要求全體德國人民團結一致，為德皇而戰……所以，政府的工作和行動對戰爭的勝負具有決定性作用……唯一的結論是：戰鬥力源自於國內，然後在敵人面前才有作戰力之表現。
面對這樣艱巨的任務，政治、政府及人民原本應該在世界大戰的危急時刻完成。但是，在人民因為作戰行動、敵人的糧食禁運和宣傳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時，要想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卻要困難得多。
我認為，未來戰爭一定會在精神、體力和物質力量上，向大眾提出與世界大戰完全不同的挑戰。在將來，軍隊對人民，尤其對人民精神團結的依賴性，一定不會呈向減弱的趨勢，相反，會遠遠超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世界大戰時的程度。
世界大戰期間，敵國始終採取一切手段摧毀德國人民的精神團結。同樣道理，我相信在未來戰爭中，敵人除了消滅我國軍事力量外，也一定會將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團結作為目標。
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在《我的戰爭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這種強有力的作戰手段（攻擊敵人的後方戰線）的威力，我們無時無刻都在親身領受，為何我國就不能利用這種作戰手段呢？敵人使我國人民的精神團結遭到動搖，為什麼我們不去動搖敵國人民的精神團結呢？這種鬥爭應當先從國內開始，經過中立國抵達前線。不過，現實是，德國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對敵國居民進行糧食禁運。
總體戰的本質需要民族的總體力量，因為針對整個民族是總體戰的目標。
在既定現實的影響之下，戰爭本質發生了變化。我認為，按照規律，政治本身將發生變化，政治的任務範圍將隨之擴展，政治必將和總體戰一樣，具備總體戰的特性。
為了使一個民族在總體戰中的力量最大化，政治不但提出維護民族生存力量的口號，而且要極為重視民眾為其生存在各個生活領域（包括精神領域）的需求。
對一個民族的生存而言，戰爭是最大的負擔。所以，總體戰一定要在承平時期就為戰時的民族生存鬥爭做好充足的準備，穩固這種鬥爭的基礎，讓它牢不可破，讓它不會在戰爭的危急時刻發生動搖、出現裂痕，甚至被敵人摧毀。
既然戰爭的本質發生了變化，政治的本質也將會發生變化，那麼二者之間的關係必然隨之發生變化。克勞塞維茨的全部理論都應當被推翻。戰爭和政治都要服務於民族的生存，但戰爭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體現。所以，政治理應為戰爭服務。
國民越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的民族意識就越能得到激勵，進而人民對民族生存條件的認識就會更加清楚、也更為全面。此外，國民對政府那些無視人民意願而爭權奪利的野心和政治手段的洞察力就更加敏銳，就更加會從自己本身產生出一種謀求民族生存和理解總體戰需要的政治性。這種政治性將直接成為民族政治並自願為作戰服務，因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標：維護民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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