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離、抗議與忠誠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廖　美│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

◇ 經典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何明修│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耿　曙│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校百人計畫」研究員
張鐵志│文化評論人
顧爾德│新新聞周刊總主筆／總編輯

★ 學者推薦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甚至持續到現在）選出一本厚度最薄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可以列為第一。

──廖美，美...

第一章　導言及學說背景

在任何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中，個人、企業與組織一般都會背離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或正常的行為，而走向衰退。不論社會打下的基礎制度有多好，由於各種意外因素，有些行動者的行為達不到預期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社會都必須學會和一些失序及不當的行為共存；但為了避免不當行為一再出現，進而導致全面的衰敗，社會必須能集結自身內部力量，盡可能使那些猶豫蹣跚的行動者回到系統，以維持正常運行所需。本書起初是為了探索這些內部力量在經濟體運行的狀況，但我發現，此處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不僅適用於企業之類的經濟行動者，也可廣泛應用到非經濟組織與情境。

雖然道德家和政治學家一直極為關切如何使個人免於墮落，如何使社會遠離腐敗，如何使政府免於衰退，但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行動者可以挽救的過失（repairable lapses）卻是不大關心。這有兩個理由。首先，經濟學預設經濟行動者即使不是採取中規中矩的理性行為，至少理性的程度也是固定不變。一間企業可能會因供給與需求情況的翻轉而表現惡化，但其利潤極大化（或成長率、或其他任何目標）的意願與能力並未減弱；但這可能也反映出，在供需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喪失了「利潤極大化的態度或能量」。如果採取後者的詮釋角度，就立即產生以下的問題：如何讓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能量回復到原先的水平？但一般來說，都是採取前者的詮釋；如此一來，客觀的供需條件能否反轉，也就更加令人存疑。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基本上假定公司之所以會落後（或超前），都有著「充分的理由」；因此本書的核心概念，也就是隨機且多少可輕易「挽救的過失」，對那些經濟學家的推論來說，就有如天方夜譚了。

經濟學家不關心過失的第二個原因與第一個脫離不了關係。在競爭經濟的傳統模式中，從過失之中恢復元氣並非真的如此重要。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它的市占會由其他企業（包括新公司）補上，生產因素也會由其他企業接手，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全部的資源獲得更妥善的配置。由於有這樣的想法，比起道德主義者或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更能夠看待自己的任何一個病人（例如公司）犯錯；道德主義者深信自己每一個病人（個體）的內在價值，而政治學家則認為自己的病人（國家）獨一無二且無法取代。

我們釐清經濟學家對此毫不在意的原因之後，隨即可以挑戰這些說法的立據。諸如，設想經濟是一種完全競爭的體系，體系內個別公司財富的改變完全取決於比較優勢的基本轉移—這絕對無法代表真實世界的情況。首先，大家都知道真實的世界有獨占、寡占及獨占性競爭的大型王國。其中企業表現的惡化多少可能產生毫無效率且視而不見的死角（permanent pockets）；就像政治學家認為政體內部的廉潔受內鬥、腐敗及死氣沉沉所威脅時，顯然就必須視其為即將來臨的警報。但是，即使在激烈競爭隨處可見之處，對於一時落後的企業是否有機會恢復雄風，經濟學家的漠不關心幾乎說不過去。精確地說，許多在相似條件下與對手相互競爭的企業，其個別企業的財富衰退，很可能只是因為一些隨機的、主觀的因素，這些因素在成本和需求條件的永久性不利變化中是可逆的或可補救的。在此情況下，恢復機制（mechanisms of recuperation）對於避免社會損失及人類困境，能夠發揮最實用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還要再插一句話，這種恢復的機制透過競爭本身就可輕易取得。競爭不就是應該要讓企業保持「戰戰兢兢」嗎？如果企業已經在走下坡，體會到營收日益下滑以及經歷競爭被淘汰出局的威脅，難道不會讓它的管理者鼓足幹勁、努力把企業拉回原本該有的表現嗎？

競爭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恢復機制。然而，本書要證明：（1）競爭這項特殊功能的意涵並未得到充分的闡述；（2）一旦競爭機制不可得，另一個主要的替代機制就會上場，或做為競爭機制的補充發揮作用。

＊　進入「叛離」與「抗議」

本書提出的論點，是從生產可銷售物品給顧客的企業出發；但我們將會發現，這基本上────有時是原則上────可以適用於一些未直接收取金錢而向成員提供服務的組織，像是志願者協會、工會或政黨等等。人們假定，企業或組織的表現將因為一些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太持久的不明與隨機因素而面臨惡化；這些因素阻止企業或組織回復往昔的表現，並讓管理者將注意力與精力集中於此。表現的惡化最典型與最一般的是（也就是企業與其他組織都是如此）反映在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品質上的絕對或相對惡化。 然後，管理者將透過兩條路徑察覺自身的失敗：

（1）有些顧客不再購買企業的產品，或是有些成員退出組織。這是叛離選項（exit option）。因此，收益下降，組織的成員減少────不論導致退出的問題源自何處，管理者都必須設法加以修正。

（2）企業的顧客或組織成員，會直接向管理者或管理者所服從的上級表達自己的不滿，或向任何一位在乎且想聽的人表達自己的抗議。這是抗議選項（voice option）。因此，管理者必須再次想辦法探究顧客與成員不滿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本書其餘的篇幅主要致力於比較分析這兩個選項，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我將探索以下幾個問題：什麼樣的情況下叛離的選項勝過抗議？反之，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抗議的選項勝過叛離？叛離與抗議做為恢復機制，兩個選項的效率孰高孰低？在什麼情況下，兩種選項可以一起發揮作用？何種制度可以讓做為恢復機制的兩種選項充分運作？促使叛離選項充分運作的制度，能夠和設計改善抗議選項運作的制度相容嗎？

＊　惡化空間與經濟思想的遲滯

開始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應當稍稍往後退一步，指出本書所構思的主題，與周邊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思想有何關聯。

我與動物行為學的學生（在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談論靈長類的社會組織，發現像穩定且有效的「領袖」接班這種對人類社會來說相當棘手的問題，在一些猩猩群當中處理起來毫不費力。以下的例子描述一群典型的北非狒狒（Hamadryas Baboons）如何讓一隻雄性領袖來統率：

「即將成年的雄狒狒偷偷把小雌狒從母親那兒帶走，並對牠們百般呵護。小雌狒受到嚴格的控制，三番兩次地被銜回來，訓練不要逃跑。……在這個階段，還不會有「交配」的行為，雌狒還得要兩三年才到「生兒育女」的年齡，⋯⋯年輕的雄狒日漸發育成熟，群裡的老大也逐漸衰老，少壯派開始醞釀群體的遷移計畫，雖然最終的遷徒方向還是老狒狒說了算。雄雌兩性間建立了一種十分複雜的關係，一路上彼此扶持，相互「通報」，並且合作率領整群狒狒的移動。老狒狒們仍然指揮群體的大方向，但逐漸放棄對雌狒的控制，轉交給少壯派……看似老狒狒最後完全卸下原本傳宗接代的重擔，但它們依然保有對整群狒狒極大的影響力；少壯派也仍不斷地向牠們諮詢，尤其是在決定遷移的方向之前。」

相較於狒狒之間按部就班、延續的權力過渡方式，反觀人類社會隨之而來的暴力與戰亂，總是一個個「良善」的政府被「不良」的政府所取代，一個個強悍、賢明或善良的君王卻由一群懦夫、庸君或罪犯繼承王位。

人類之所以無法打造一個縝密的社會過程來保證領袖的連貫與穩定，可能是因為並不需要如此。大多數人類社會的特色在於剩餘超過維生所需。伴隨剩餘而來的，是人類社會在大步向前之際有能力承擔大幅度的惡化。較低的表現水平對狒狒來說可能是場災難，但對人類社會來說（至少一開始）僅僅是帶來些許的不適。

人類社會廣泛幅度的惡化，是人類不斷提高生產率和控制自身環境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偶然的衰退和持續的平庸—相對於能夠達成的表現水準—必須被算入進步帶來的懲罰之中。因此，想在事前找到一種社會安排完全杜絕政體及各種組成實體的各式惡化，似乎都將徒勞無功。由於過多剩餘和由此產生的大幅衰退，人類社會可能具備的任何自我平衡控制，必然都相當粗糙。

重複浮現的烏托邦之夢，一直阻撓人們正視此一令人不悅的真相：經濟進步雖然增加了超過維生所需的剩餘，但也將帶來嚴厲的規訓及懲罰，以排除可能出於如錯誤的政治過程而出現的任何倒退。十八世紀商業與工業擴張之際，人們喝采的不見得是經濟發展讓幸福指數增加，而是它對君王意志強且有力的限制，並因此減少或去除系統的惡化範圍。斯圖爾特（James Steuart）在《政治經濟學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 1767）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能充分說明這點：

「不管之前政治革命的本質及其造成的立即影響帶來多大傷害，過去的政府機制要比現在簡單得多；現在，受到現代經濟複雜的系統所限，可以輕易防範政府機制所產生的危害……
若憲政屬絕對王權，在經濟計畫一經確定之後，當代君王的權力就會立即受到限制……君王的權威如同楔子般無堅不摧（無論做甚麼都行，劈木材，劈石頭，或劈其他堅硬的物體，可以棄之不用，也可以任意重操在手），但最終它卻變成像是精緻的手錶，除了計時之外便毫無用處；且一旦用在它途，或僅是小心翼翼地碰，也就可能立即摔壞……因此，現代經濟體系是迄今為止發明來抑制君王專制最有效果的韁繩。」

近兩百年之後，拉丁美洲有位知識分子的作品呼應了斯圖爾特的崇高願望；對照各種可能性，他同樣預測經濟進步與惡化的範圍是負相關，而非正相關：

「（在咖啡還沒出現的年代時，決策者）一個個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因為他們不會去追求一種產量不斷增加的產品。這是一段童年嬉戲的歲月。咖啡使他們變得成熟與嚴肅；哥倫比亞的國民經濟也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漫不經心。意識形態上的專制主義（ideological absolutism）將會消失，節制與理性的紀元即將開始。咖啡與專制體制水火不容。」

歷史是殘酷的，它並未如斯圖爾特和阿提特（Nieto Arteta）所預期的發展，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將建立防止「專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一些不負責任行為的安全屏障。但他們二人的思想脈絡並未消失。事實上，當今普遍認為一場重大戰爭在核能時代是難以想像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這與他們兩人的思想並非毫無關連。

簡單來說，這些看法都有個共同的預設：技術進步使得社會剩餘高出生存所需，同時帶來了極度複雜與精巧的機制，因此過去屬於不幸但可以容忍的不當行為，一旦發生在當前社會，就會是場大災難，所以要比過去更嚴加防範。

因此，我們的社會處於一種剩餘狀態，接著又處於剩餘不足的狀態：它可以生產剩餘，但卻不能隨心所欲地停止生產，或生產少於可生產的數量；實際上，社會行為受到的規定和限制既簡單又嚴苛，彷彿處於毫無剩餘、難以維生的狀態。

經濟學家不可能沒注意到這種情況與完全競爭模型之間的相似性。因為這個模型有著同樣的基本矛盾：社會做為一個整體，帶來剩餘的豐饒及穩定增長，但每一家企業單獨來看幾乎都很難熬得過去，一個錯誤的步驟將造成它的失敗。結果，每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而整個社會就在它不斷擴張的生產邊界（production frontier）運行，讓在經濟上有用的資源物盡其用。即使這種完全競爭模型只是一個純理論的建構，幾乎沒有現實內容，但這種殘酷的緊繃型經濟（taut economy）在經濟分析中仍占有特權位置。

各式各樣的觀察加總成一種症候群，也就是說，人們對自身生產剩餘的能力基本上有矛盾心態：人們喜歡剩餘，卻又害怕為此付出代價。當人像其他生物一樣，完全沉溺於滿足自己原始驅力所需時，即便有一些簡單僵化的限制框住並宰制他的行為，他還是不願意放棄自己所渴求的進步。誰知道此種渴求是個源自天堂的神話！確實這說法很有說服力，人類超越所有其他生物通常會感受到稀少有限的生存條件下崛起（rise），雖然很難公開將這說成是沉淪（fall）；而一種基進卻極為簡單的想像力之舉，或許就能把這種人們打從內心的憧憬轉化成完全相反的情境，也就是伊甸園。

但是，我們必須遠離天堂回到社會思想，因為我們的故事還有著另外一面。有能力讓生產剩餘超過生存所需，就表示生產實際上不會無時無刻達到最大生產剩餘，這種簡單的想法大家當然不會視而不見。事實上，在恆久的緊繃型經濟傳統模式後，一種稱之為鬆弛型經濟（slack economy）的理論元素也逐漸浮出檯面。我所指的並不是失業與蕭條的經濟學—這些與鬆弛型經濟連結的現象，源自於宏觀經濟層面的失調，它們打消了企業與個人追求利益與滿足最大化等本不該衰減的熱誠。同時，鬆弛問題所涉及的爭議也不在於公司（特別是大型企業）所追求的最大化—諸如利潤、成長、市占率、社群善意，抑或這些目標的綜合函數—身上。這項爭議背後的基本預設是：不論公司做什麼，他們都是全力一搏，儘管腦中所想的所謂「最佳」表現逐漸趨於模糊。最後，有許多作品都已證明，由於壟斷和外部性的存在，盡責地追求私人生產者與消費者利潤最大化未必能產生一個社會最佳結果，而我不打算談論這些作品。我要再次強調，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因為微觀經濟層面的一些「神經失靈」所致。然而，最近卻有愈來愈關注這種失靈的可能性。

西蒙（H. A. Simon）在此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指出，企業的經營目標在於追求一種適度的滿足，而非最高利潤率。 他的觀點獲得賽耶特（Richard Cyert）和馬奇（James March）的大力支持，兩人在一九六三年發表的《企業的行為理論》（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一書提出了「組織鬆弛」（organizational slack）的概念。大約在同一時期，貝克（Gary Becker）提出一些基本並經過實證檢驗的微觀經濟學命題（例如個別商品的市場需求曲線並非向下傾斜）與生產者和消費者各種非理性和缺乏效率的行為選擇相當吻合，即使這些命題最初都是從理性預設中推導出來的。 鬆弛的重要性稍後亦獲得雷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全面證實。 最後，波斯坦（M. M. Postan）教授在最近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中指出，從微觀經濟的鬆弛來理解英國經濟問題，或許會比任何宏觀政策失誤的解釋更有說服力。他說：

「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問題並不是起於主體經濟（body economic）的運行失調，像是低儲蓄率、高物價或國家配置給研發的資源不足，而是因為個別細胞有了特定的毛病，譬如管理、設計、銷售或勞工團體的行為。」

我認為自己和上述作品可謂相當親近，因為在處理發展問題上，我也抱持類似的立場。《經濟發展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的基本命題在於：「發展問題先是取決於為了喚起或徵召那些潛藏的、零散的、及未盡其用的發展目標資源和能力，其次才是從既有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實現最佳組合。」「鬆弛」這個術語，是我稍後總結這書的基本論點，在和林布隆（C. E. Lindblom）合寫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來的：

「不論任何時間點，經濟體的資源分配都不是僵化固定的；如果發展明顯出現了部門之間的不平衡，私人企業家和公共部門就會採取相應的行動，投入更多的資源或生產要素……這裡有一個關鍵、看似可行的假設，就是經濟體出現「鬆弛」；額外的投資、工時、生產力及決策，都可以透過壓力機制從經濟體之中擠壓出來。」

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解釋鬆弛的成因。雷本斯坦強調圍繞在生產函數周邊的不確定性，還有管理及其他技能難以市場化（nonmarketability）。賽耶特和馬奇主要強調各方所發生的議價過程，它們組成（不穩定）的聯盟，是企業要招募代理商以及生產、行銷產品所不可或缺的。我則同樣強調對企業的行為與合作來說，需有阻礙的存在，以便做出發展決策。

可以預期那些察覺到肇因於個別經濟行動者而使經濟體表現不盡人意的人，會從兩條主軸來回應自己受到的衝擊。最為即時與明顯的回應，是堅決找出方法與手段來消除鬆弛，並恢復緊繃型經濟的理想狀態。倘若競爭的壓力不足，就得借助困境所帶來的壓力。 環境的頻繁改變會使企業不敢掉以輕心，因此被視為是促使企業充分發揮潛能的一種方法。 若就創新角度來看，罷工與戰爭所引發與聚焦的優點一直被強調。 我自己則專注在壓力機制，例如部門之間與部門內部的失衡，也關注於生產過程—其多半會嚴懲、或是無法容忍表現的不佳。 最後，社會革命的鼓吹者也助長了這股社會思潮，這些人一直以來最引人關注的論點之一是：唯有革命帶來的改變，才能打開或釋放人民那些豐富卻有如止水、受壓抑、或被疏離的能量。

察覺鬆弛的人在初始震驚之餘，對此事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他們或許會想，鬆弛是否畢竟不是一件好事，是否因禍得福？賽耶特和馬奇曾提出此觀點：鬆弛滿足了某些重要（非意圖或是隱性）的功能；兩人指出，鬆弛能使企業克服市場或其他發展的困境。在不景氣的時代，鬆弛就像一支可以徵召上場的儲備軍：超額成本將被砍掉，已然掌握的革新技術將被導入，原先不敢做的侵略性銷售行為也將派上用場，諸如此類。而政治制度的鬆弛，也將透過極為類似的方式被理性化（rationalized）。當政治學家發現公民通常只使用一小塊的政治資源時，不免充滿驚訝與失望，因為他們一直相信民主的運轉必須仰賴公民的全心參與；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保持一定程度的冷漠也有某些補償性的優點，像是促成政治體系的穩定與彈性，還有提供政治資源的「儲備軍」，以便因應危機時投入戰鬥。

人們發現鬆弛時的立即反應，不是斷言一定程度的鬆弛有其合理性，就是求諸某些外力，如敵意、不平衡、革命等等，以找出消滅鬆弛的方法。兩種觀點都把鬆弛看成個人、企業和組織在實際與潛在表現之間一個定量的差距。本書採取更進一步、更基進的觀點，即承認鬆弛的重要性及普遍性。本書預設鬆弛不僅存在世上而且有一定數量，而且因為人類生產剩餘的社會之不確定性特徵（entropy characteristic），鬆弛也將源源不絕地被生成。「鬆弛每分每秒都在生成」堪稱金科玉律。企業和其他組織被認為是永遠地和隨機地遭遇衰退與腐壞；也就是說，它們會逐步失去理性、效率與創造剩餘的能量，不論其賴以運轉的制度框架設計得有多完善。

這是一種基進的悲觀主義論調。它將衰退當成是一股不斷攻擊的永恆之力，並產生自己的解決之道：只要衰退尚未達到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程度（儘管在某些領域相當突出），在衰退的過程中也就極有可能激起一些反制的力量。

＊　叛離與抗議：經濟和政治的化身（impersonations）

正如上文已經闡釋的，一旦檢視這些復甦內生力量的本質和力度，我們的探究將岔開兩路。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雖然並不互相排斥）的類別—叛離與抗議。即使沒能忠實地反映一種出更根本的區分（schism），這樣的二分法實在工整得出奇—叛離屬於經濟範疇，抗議則屬於政治範疇。當顧客對某一家企業的產品不滿意時，他可以改買另一家的產品，這是利用市場捍衛個人利益，或是改善自己的地位。顧者也可以啟動市場力量，讓相對表現日漸下滑的企業恢復元氣。這是使經濟蓬勃發展的機制：非常俐落—不是叛離，就是留下來抗議。這一切與個人無關—顧客與企業無須當面對質，避免企業難以評估或難以捉摸的元素，而且成敗完全可以藉由統計數據表示。這一切也以間接方式促成—衰退的企業走向復甦完全是受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操控，乃是顧客決定跳槽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整體而言，抗議與叛離正好相反。抗議是個更加「混亂」的概念，因為它有可能逐步上升，由喃喃不平的嘀咕衍生為暴力的抗爭。它意味著表達一個人的批評意見，而不像超級市場裡私底下的「祕密」投票；抗議絕對是直接單刀直入而不迂迴。抗議是卓越的政治行動。

經濟學家往往自然而然地認定自己的機制有效率得多，而且也是唯一值得認真看待的機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鼓吹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教育，就是這種經濟學家偏見的最佳說明。傅利曼所提方案的本質，是給學齡孩童的家長發放一種專用教育券；透過教育券，家長可以購買私人企業在競爭下提供的教育服務。傅利曼為自己的構想辯護如下：

「家長把自己的子女從一所學校轉出再送進另一所學校，這樣比現在更能直接表達他們對學校的看法。一般來說，家長們目前要這樣做只能藉著搬家來達成。此外，他們就只能透過煩人的政治渠道表達個人意願。」

我在此無意討論傅利曼的提案有何優點。 我引用上面那段話，是為了充分說明經濟學家的偏見是偏向叛離勝過抗議。首先，傅利曼認為轉學或退出是個人表達對組織不滿的「直接」方式。沒有受過經濟學嚴謹訓練的人，可能會天真地建議表達觀點的直接方式是說出來。其次，表達個人看法及努力傳播觀點，還被傅利曼輕蔑地指稱這是訴諸「煩人的政治渠道」。但是，挖掘、利用、並期待逐步改善這些管道，難道不就是政治、而且實際上是民主的過程嗎？

在整個人類制度中，從國家到家庭，不論抗議有多「煩人」，一般來說都是每位成員必須處理的問題。重要的是，假如問題仍舊肆虐，當前為了在大城市裡推動比較好的公立學校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讓學校更去回應成員的需求。透過鼓吹並落實權力下放的手段，讓公立學校的成員與管理階層間的溝通迄今為止不再如此「煩人」。

但是，並不是只有經濟學家有盲點，（以范伯倫的話來說）一種「受過訓練卻沒有能力」（a trained incapacity）去理解我們此處提到兩種機制之一的有用性。事實上，叛離在政治領域的進展遠不及抗議在經濟領域的進展。除了被冠上無效率和「煩人」的標籤以外，政治上的叛離還要被冠上犯罪（criminal）之名，因為叛離總是與遺棄、叛逃和叛變等負面標籤相連。

顯然，雙方對此事的激情與成見必須消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觀察一個典型的市場機制與一個典型的非市場機制（即政治機制）是如何共事；二者或許是處於一種和諧且相互支持的狀態，也或許是相互擋道、破壞對方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近距離觀察市場與非市場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將顯示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於理解政治現象很是管用，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分析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要比單獨進行經濟或政治分析更能全面地理解社會過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把《經濟發展策略》一書所依據的論點應用到一個新領域：

「傳統上似乎要求經濟學家得永遠論證以下問題：在任何非均衡的狀態下，單憑市場力量能否恢復均衡？這在現在肯定是個引人入勝的問題。但是，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顯然要讓自己處理更宏觀的問題：不均衡的態勢可以單憑市場或非市場力量矯正嗎？還是要靠二者共同發揮作用來矯正呢？我們認為，非市場的力量未必比市場力量還要更不「自動」。」

我在這裡主要關注均衡擾動及恢復均衡的問題。阿羅（Kenneth Arrow）採用相同的分析方法，論證非最佳狀態走向最佳狀態的過程：

「我在此處所提出的看法是，當市場未臻最佳狀態時，社會或多或少能看清此一缺口，非市場性的社會制度將出現並盡力彌補……而這個過程未必會是有意識的進行。」

但是，我和阿羅隨即補充，這些觀點並不表示市場和非市場力量的一些組合，就能剷除非均衡或非最佳的狀態。它們也不排除這兩股力量可以在不同目的下合作的可能性。但是，這畢竟為兩股力量的結合（也許結合得還不很合適）留下了空間，然而放任自由派（laissez-faire doctrine）和社會干預派（interventionist doctrine）皆以嚴格的摩尼教（Manichaean）觀點來看待市場和非市場兩種力量，二派相互攻訐；放任自由派認為是好的力量，社會干預派就說那是邪惡之力，反之亦然。

最後一點。一直以來，叛離與抗議—也就是市場與非市場力量、經濟與政治機制—做為兩個主要的行動者，無論是位階或重要性皆難分軒輊。因此，當我在此基礎上構思自己的劇本時，我希望向政治學家證明經濟學概念有其用處，也想讓經濟學家相信政治學概念有其用處。近來，當經濟學家宣稱為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之目的而發展的概念，可成功用於解釋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多樣化的政治現象時，這種互惠性在最近的跨學科工作一直欠缺。因此，經濟學家已成功占領了相鄰學科的很大一部分；而政治學家—相對於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而言，他們的自卑情結恰好等同於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自卑感—也已經顯示本身非常渴望被殖民化，並經常主動應和侵略者。也許，我們需要一個經濟學家在我們被壓迫的同事中重新喚醒身分認同與榮耀的感受，讓他們有一種自信，認為自己的概念不僅雄偉壯觀（grandeur），還散發著人造光芒（rayonnement）。我希望這可以是本文的副產品。

第一章　導言及學說背景

在任何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中，個人、企業與組織一般都會背離有效率、理性、守法、高尚或正常的行為，而走向衰退。不論社會打下的基礎制度有多好，由於各種意外因素，有些行動者的行為達不到預期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社會都必須學會和一些失序及不當的行為共存；但為了避免不當行為一再出現，進而導致全面的衰敗，社會必須能集結自身內部力量，盡可能使那些猶豫蹣跚的行動者回到系統，以維持正常運行所需。本書起初是為了探索這些內部力量在經濟體運行的狀況，但我發現，此處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不僅適用於企業...

推薦序１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經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書是社會科學界的經典之作，感謝商周出版社與譯者李宗義博士及許雅淑女士的熱誠與努力，使本書繁體中文新譯本得以在臺灣出版。本來經典之作無須學徒如我替大師贅言，然而，為了替本書增添一點時空連結，請容許我在本書之前，簡要地討論一下兩岸三地當前的時局與本書的關係。
本書開宗明義批判社會科學界太過輕忽組織的衰敗，而且將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生存法則視為理所當然。如作者破題所言，組織衰敗經常無法透過淘汰來解決，特別是淘汰若涉及壟斷與零和的權力遊戲，統治者就寧可組織衰敗、血洗對手也要維持自身的存活，這不僅發生在政治上，也可以發生在企業裡。
近年來，兩岸三地華人社會不但有密切的互動，而且各自面對嚴重的組織衰敗問題。在中國大陸，政治上的抗議已經不可能，仍有不少人想辦法要假裝或真心向黨國表忠誠並賺錢，或賺到錢想叛離，導致當局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政治自由萎縮中的香港，則由於雨傘運動等大型抗議無法促成政治改革，造成青年人才逃離的效果──出現九七年之後的再次移民潮。
在臺灣，雖然政治上的參與或抗爭有一定的效果，但如同筆者與共同作者們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一書中指出的，臺灣集團企業領導菁英的老化，傳子女不傳賢的家族血統專制主義，皆造成了權貴階級複製、家族企業封閉衰敗、技術創新行為停滯、青年低薪與人才外流等經濟後果。最近，所謂企業缺工或一例一休等勞資政策所引起的爭議，也反映了臺灣社會青年世代對企業大老闆們說「江西」話卻言行不一的不滿。
本書作者主要站在一般人—消費者或普通公民的立場，看待抗議與逃離的選項。如果說有尚未完成的議題值得學界持續努力，大概是反過來處理統治者與企業家的決策困境，或可將之陳述為圍堵（防止叛離）、鎮壓（防止抗議）與收買（忠誠）吧！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當權者的策略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進展，重讀《叛離、抗議與忠誠》或許有助於華人面對政治經濟組織衰敗的今日，思索未來的改革出路。


推薦序２
在知識與實踐之間跨界的思想家
張鐵志　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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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緒曼總是不斷在跨越邊界，不論是地理上的邊界，或者學術領域的疆界。
他的前半生，宛如一個革命家與戰鬥者。
1915 年，他出生於柏林的猶太人家庭。16 歲時，他加入社會民主黨，想要抗衡正崛起的納粹。兩年後，在他父親葬禮後的第二天，他前往法國攻讀經濟理論，接著又去倫敦政經學院就教於海耶克門下。
1936 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坐上火車往巴賽隆納加入共和軍對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日後他回顧說：「我知道法西斯主義正在擴張，我不能只坐在那什麼也不做。」但共產黨、社會主義黨和托派之間的鬥爭讓他疲憊，他又回到巴黎做研究，但不久後又加入法國軍隊對抗德軍。當 1940 年法國陷入希特勒手中，他參與地下救援組織，幫助可能被迫害的猶太知識份子逃到西班牙，這些人包括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畫家夏卡爾、藝術家杜象等等。
當他自己也可能面臨逮捕時，他翻過庇里牛斯山，在 1940 年 12 月來到紐約。
在美國，他先在柏克萊大學擔任研究員，開始寫他的第一本書《國家權力和對外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這本書在我念政治學博士時仍在書單上）。幾個月後珍珠港事件爆發，他加入美國軍隊，先被派去阿爾及爾，後來又擔任德國戰犯審判的翻譯官。
戰爭結束之際，他回到美國，參與了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
1952 年，在世界銀行推薦下，他前往南美洲正在內戰中的哥倫比亞擔任經濟顧問。他帶著紙和筆，走遍整個國家。這是他第一次去南美洲，而此後他會一去再去。
四年後，他回到美國，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他來到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學院，此後就一直在這個古老的學院任教。

2

赫緒曼崛起的學術領域是發展經濟學。憑藉在拉丁美洲的經驗和過人的洞見，他在 1958 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嶄新的觀點引起許多關注。在接下來的十年又繼續出版兩本著作，完成「發展三部曲」。

在那個時期，拉丁美洲具有發展的前景，赫緒曼尤其被視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但到了 1960 年代後期，世界出現劇烈的變化，刺激他寫出了《叛離、抗議與忠誠》這本經典著作。

他寫這本書時，是在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of Behavioral Studies）擔任訪問學者（當時所長是知名政治學者阿蒙Gabriel Almond）。這一年，1968 年，也是世界最動盪的一年。美國反戰聲浪升高、金恩博士被暗殺、街頭衝突不斷，而他出生和成長過的德國和法國也都出現巨大的學生革命浪潮，墨西哥軍方則在街頭屠殺藉由該國舉行奧運期間來抗議獨裁的學生。

走過世界的赫緒曼當然不可能不關心這些事。他的傳記中提到他當時的檔案中充滿了各種時事的剪報，從黑豹黨到日本與拉丁美洲的比較。他也在那時正好讀到一篇關於當時消費者運動代表人物納德（Ralph Nader）的訪問文章。赫緒曼寫信給他，說想更了解人們如何採取行動回應那些影響市場的大型公司，納德很熱情地回應了。

這本書最早是起源自一個問題：奈及利亞的鐵路運輸為何在卡車出現後表現更糟。答案很直觀：因為當人們轉向卡車，鐵路公司就不思改進。然而，身處於那個巨大風暴的年代，赫緒曼認識到在上半世紀維繫著公共生活的各種制度——政府、企業和大學等制度——嚴重衰退，而公民、消費者、學生採取不同的回應策略，或者出走離開，或者抗議。他也發現無論經濟學和政治學都不能完整思考這些問題：經濟學把世界當作供需法則運作的市場，所以主要關心經濟行動者的叛離；政治學主要關心公民和國家的關係，所以更關注抗議。他需要整合兩者。（他在書中更替政治學說話：「我們需要一個經濟學家重新喚醒受到壓迫的政治學家，找回他們的身分認同與榮耀的感受。」）

這本書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因為其不只呼應了不滿的時代精神，對現實的分析帶來新的視野，也為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提出重要貢獻。更不凡的是：這是一本字數不多的小書，且用日常的語言討論問題，因而能捕捉到人們日常的內心糾結和複雜的行為。

這本書所反映的，也是他在這段期間越來越感覺到的，社會科學的學科分工造成知識的狹隘。他希望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和道德學。他之所以選擇在 1974 年去普林斯頓大學的高等社會科學院，除了因為不喜歡教書，還有就是他可以和人類學者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一起在這機構中創造新的社會科學院，這是知識整合的好場域。

但時代真的是越來越壞。在拉丁美洲，巴西的軍事威權主義在 1968 年後越來越強硬，智利選出了一個社會主義派的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似乎帶來希望，但卻在 1973 年在美國支持的政變中被炸死。這件事震撼了赫緒曼。他訪談過阿葉德，並將其視為拉丁美洲重要的改革者，現在不僅他死了，許多赫緒曼的舊識也被逮捕或消失。

這些變化衝擊了他的樂觀主義。曾經，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學術界被現代化理論主導，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政治的現代化。但現在的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學術界也有一波新的思考。在政治學，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 1968 年出版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對現代化理論提出重大挑戰。阿根廷學者歐當那（Guillermo O’Donnell）在 1973 年出版的「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更是掀起典範轉移，而這兩位都和赫緒曼關係密切：他在哈佛和杭廷頓一起合開過課，他和歐當那在耶魯認識，並在 70 年代有諸多合作。

這讓赫緒曼想要好好探索「經濟成長的政治後果」。他決定回到十七世紀資本主義和代議民主開始時的政治與經濟思想史尋找答案，尤其是對人性的思考。1977 年他出版《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成為另一本經典。

因此，《叛離、抗議與忠誠》可說是赫緒曼學術研究的分水嶺之一。從早期對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研究，到此書開始整合政治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心理學），70 年代後隨著世界變化，他更從思想史領域去探索政治、經濟和人性本質。

3

很少有學者像赫緒曼一樣，有一個如此精彩與驚險的人生，不斷跨界，甚至不斷自我顛覆——他自稱有「自我顛覆」的傾向，甚至出了一本以此為名的文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說，赫緒曼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了解：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人類行為、認同與忠誠的本質等等。

但這樣的一個學者不喜歡大理論，而喜歡小的理念，「一點一滴地去理解現實，並承認自己的主觀性。」他說，「我一直不喜歡普遍性的原則或抽象的法則。我認為在我們能夠診斷病人之前，必須要去實地探視病人。去瞭解案例的特殊性與獨特性是關鍵的。社會世界是不斷變動的，沒有不變的法則……不可預期的事件經常會發生……。」

「我總是反對某些社會科學家的方法論……他們想從對五十年幾個國家研究出的成果，演繹出對未來可能變化的結論……我總是更有興趣打開可能性，去看看有什麼可能發展，而不是從統計推論來預測實際上什麼會發生……我對預測毫無興趣。」

這些基本態度都是和主流社會科學——尤其當政治學嚴重被經濟學殖民——大不相同的方法論。社會世界是複雜的，人性和人的行為動機也是複雜的，不應該被化約為幾個變數，不應該只是追求簡約（parsimony）和通則。他對於經濟學所預設的自利人性，對於公共選擇學派如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談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都很不滿。因為那都太簡化。

用他的書名來說，他相信「利益」之外，人性也會追求「熱情與利益」：他在青春時曾冒著生命危險去抵抗不義、追求更高貴的目標，就說明了一切。

這個熱情也是在他在學術背後最大的動力。赫緒曼最大的跨界不只在地域，不只在學術領域，更是在知識與實踐之間。主流的學術研究要求人們要客觀、要專注於學術，不要介入現實政治，但赫緒曼不同：他對現實的強烈熱情，對理解與改變他所面對世界的強烈慾望，促使他去不斷越界、去運用被不同學科斷裂的知識，去穿梭於二十世紀的當下現實到十七世紀的思想史，然後成為這樣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最卓越的思想家。



後記

對於赫緒曼，我自己有著很私人的感受。首先，關於「經濟成長的政治後果」這命題，是我從政治學碩士到博士班的核心關懷：因為我唸碩士班的 90 年代，臺灣的情況是威權時代的政黨仍然在民主化繼續執政，而高所得的香港與新加坡甚至沒有民主化，再加上正在經濟崛起的中國進入後八九時代，但主流理論依然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成為我不斷搏鬥的議題。這個問題我相信到現在學術界也沒有很好的答案。

其次，赫緒曼對於量化教條主義的批評，對於跨界學術的主張，也深得我心。在美國唸政治學博士班時，深刻感受到研究分工精細化讓知識追求更窄化，繞研究者只是往越來越狹隘的深巷中行走，甚至可能因此跟臺灣現實更遙遠。因此決定放棄博士學位與學術之路。

（張鐵志，臺大政治系、政治所畢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臺北藝術大學。現為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推薦序１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經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書是社會科學界的經典之作，感謝商周出版社與譯者李宗義博士及許雅淑女士的熱誠與努力，使本書繁體中文新譯本得以在臺灣出版。本來經典之作無須學徒如我替大師贅言，然而，為了替本書增添一點時空連結，請容許我在本書之前，簡要地討論一下兩岸三地當前的時局與本書的關係。
本書開宗明義批判社會科學界太過輕忽組織的衰敗，而且將市場機制優勝劣敗的生...

推薦序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林宗弘
推薦序　在知識與實踐之間跨界的思想家／張鐵志
導讀　赫緒曼夢想所繫／廖美

前言

第一章　導言及學說背景
第二章　叛離
第三章　抗議
第四章　叛離與抗議結合的難處
第五章　如何透過競爭緩解獨占
第六章　論空間雙占與兩黨制動態
第七章　忠誠理論
第八章　美國意識形態及實踐中的叛離與抗議
第九章　難以掌握的叛離與抗議最佳組合

附錄 A　一個叛離與抗議的簡單圖形
附錄 B　叛離與抗議的抉擇
附錄 C　逆轉現象
附錄 D　在多種鑑賞品的情況下，消費者對價格上升與品質下降的回應
附錄 E　嚴格的入會條件對行動主義的影響：一項實驗設計

推薦序　在衰退年代重溫經典之作／林宗弘
推薦序　在知識與實踐之間跨界的思想家／張鐵志
導讀　赫緒曼夢想所繫／廖美

前言

第一章　導言及學說背景
第二章　叛離
第三章　抗議
第四章　叛離與抗議結合的難處
第五章　如何透過競爭緩解獨占
第六章　論空間雙占與兩黨制動態
第七章　忠誠理論
第八章　美國意識形態及實踐中的叛離與抗議
第九章　難以掌握的叛離與抗議最佳組合

附錄 A　一個叛離與抗議的簡單圖形
附錄 B　叛離與抗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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