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門打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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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正在從事台灣女工的研究。她到台灣去便是實地考察台灣工廠女性工人的處境。她深深信奉馬克思主義，每次發言時都堅持鮮明的階級立場。艾琳達的生活模式，也是左派人士的典型。她常常在辦公室指控許信良是機會主義者，往往左右搖擺，喪失了革命的原則。
我曾經與她吵過一架，那是一九八一年的聖誕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忙著趕工，希望把編好的報紙版型送到印刷廠，第二天就可以擁有從容的聖誕節假期。每個人的心情都緊繃著，無意之間我與艾琳達有了口角衝突。如今已經忘記到底在爭論什麼，只覺得那晚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工作快要結束時，我非常掙扎，到底要不要在離開前跟她說聖誕快樂。內心矛盾許久，卻說不出口。全部的工作完畢時，艾琳達向我走來。手上拿著一條小小的被子，她說，這是我自己縫製的quilt（拼布），送給你的孩子做聖誕禮物。那條小被子手工很細，是由零碎、顏色不一的小布片縫製而成。她一定耗費不少時間，一片一片銜接起來。就在那個時刻，我感到非常慚愧。這也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洋人的生活態度，縱然兩人發生激烈辯論，卻不影響個人情緒。反而是我在開口之前，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困境。
艾琳達為我做了最佳示範，可以把個人感情與理念辯論清楚區隔。她不會因為彼此感情融洽，就放棄理念上的辯論。我與她發生口角時，中文與英文同時並用，為的是讓她知道我的說法。艾琳達也是雙語並用，辯才無礙，讓我體會到作為知識份子的身段是什麼。她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極為雄辯毫不稍讓，卻不影響她與我的友誼。她說耗費了一個星期，把這條百衲被縫製出來。因為她看過我的兩個小孩，覺得應該送給他們聖誕禮物。她又從抽屜拿出一個彩紙包裝的禮物，說要給我的女兒。就在那個時刻，我非常感動，久久說不出話來。
她所教給我的，讓我這輩子受用不盡。如何在辯論與情緒之間劃清界線，如何在激烈辯論之後保持禮貌風度，都在那一次吵架中獲得了學習。我也曾經年少氣盛，喜歡與朋友辯論，最後總是不歡而散。在洛杉磯的聖誕夜，我第一次見識了什麼是進退的藝術。那個晚上要離去時，我終於跟艾琳達說Merry Christmas，她走過來輕輕與我擁抱。於我而言，那個晚上，不僅僅是聖誕夜，也是我個人修養的一個重要跨越。
在我所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真正使理念與行動能夠完美結合的人，一個是史明，一個是艾琳達。在那春天的下午，我看見艾琳達爬上那株酪梨樹。她一顆一顆採擷下來，裝進她手提的布袋裡。當時我並不那麼喜歡酪梨的滋味，無法理解為什麼她要採那麼多。在辦公桌上，她選擇比較大的酪梨放進另一個紙袋。我問她要做什麼，她說等一下你就知道。原來她選擇比較好的酪梨，走到屋外，一位墨裔的水果販賣車就在那裡。她拿著酪梨與攤販交換不同的水果。那天下午，我們在辦公室享用了香蕉與橘子，完全是她以物易物換取的。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左派知識份子的具體實踐。她從來不擺任何身段，而是在具體行動或日常生活表現出來。艾琳達最喜歡批判許信良，說他是左言右行。她也批評過史明，但是對他所投入的革命工作，保持高度敬意。
艾琳達的家在聖地牙哥，與她的母親住在一起。每個禮拜三都會開車北上，需要三小時的駕車時間，她很少缺席，週三、週四都是編輯部最忙碌的時刻，她自願加入剪貼的工作。縱然已經離開台灣，她仍密切注意著島上的政治變化，也對美麗島家屬表達高度關切。她也是人權工作者，與我同樣屬於國際特赦協會的會員，偶爾也會一起討論韓國、菲律賓的政治犯問題。對人權議題的關懷是一輩子的事，而國際人權工作者往往可以使用觀光的外籍身分去探訪台灣。這個管道，也正是艾琳達能夠接收台灣內部的第一手政治信息。春天時分的一個下午，艾琳達邀我到洛杉磯市區的咖啡店相見，原來是介紹我與兩位美國的女性人權工作者見面。她們剛從大學畢業，正要出發到遠東訪問。咖啡店看來很簡陋，座落在城市的街角。我到達時，她們正在議論著美麗島事件。
雖然我也是特赦協會的一員，卻不能直接涉入台灣的政治案件，為的是防止個人的政治信仰與人權議題混淆不清。我接受的政治犯案件，都發生在韓國、菲律賓，以及中南美洲的獨裁國家。身為會員的義務是，寫信給特定國家的外交部長，呼籲他們考量基本人權，並且釋放政治犯。做這樣的工作似乎輕而易舉，不可能看見立即的效果，但至少可以給強人統治的政權一些國際壓力。坐在咖啡店裡，我發現她們不只是討論美麗島事件，而且也正在議論稍早的一位台灣政治犯白雅燦。經過美麗島事件後，這個名字好像被淹沒了，但是兩位女性工作者並未放棄對他的關懷。白雅燦是在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時，公開散發傳單，質疑蔣經國是否有繳交遺產稅。
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對蔣經國所提的質問，為我們帶來巨大思考。我必須承認，白雅燦事件是最初促使我加入人權組織的關鍵因素。質疑蔣經國的白雅燦迅速遭到逮捕，似乎對整個社會並未造成任何漣漪，但是國際人權工作者從來沒有忘記。兩位女性準備遠赴亞洲，其中的一個行程就是要去探訪白雅燦。這使我非常感動，也許我只能關心第三世界的政治狀況，但冥冥中也換取了國際人士對台灣的關心。我問她們：可能見到白雅燦嗎？兩個人不約而同搖手說並不一定，但是願意嘗試看看。這正是國際特赦協會的精神，所有的關切或探訪並不可能得到答案，但只要受刑人在高牆內，獲知外面些微信息，他們就知道並未被孤立。那種默默進行的工作，沒有報酬，沒有褒獎，更沒有任何回饋。參加人權組織這麼久之後，我漸漸能夠理解人的生存尊嚴，絕對不是由威權統治者來定義。
坐在洛杉磯的街口，城市景象看來是那樣不真實。與兩位即將前往台灣的女性人權工作者談話之際，不免有些感傷。她們能夠進出自如，而我卻被阻斷在千頃海洋之外。在對話時，才知道她們對於韓國、台灣、菲律賓的政治現狀都瞭若指掌。那時的韓國朴正熙與菲律賓馬可仕，都是國際上惡名昭彰的統治者。台灣的蔣經國與他們並列在一起，當然也使我這樣的台灣人蒙羞。冷戰時期已經結束，而三位權力在握者卻拒絕走出歷史。縱然蔣介石已經去世那麼久，身為繼承者的蔣經國對於權力的貪婪仍然毫無節制。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為親民的領袖，但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他的形象已完全崩壞。在歷史檔案裡，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特務頭子。那天在咖啡店談笑風生的記憶不時浮現，我感受到人權工作者的真摯情感，也感受到台灣歷史是多麼荒謬而荒蕪。
2
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假釋出獄的消息傳來時，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他們的刑期不像八位領導人那麼長，其中有些人是《美麗島》雜誌的工作人員或支持者，有些人則是捲入藏匿施明德案件中的協助者。最早出獄的兩位作家是王拓與楊青矗，似乎為台灣社會帶來了騷動。他們當初被捕時，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廣泛議論，特別是作家身分受到判刑，更加暴露戒嚴體制的違背人性。對於西方先進的民主國家，作家永遠都是言論自由的象徵，也是評斷一個社會是否開放的最高準則。王拓、楊青矗的被捕，顯然釋出了非常豐富的政治意義。畢竟他們是鄉土文學運動的健筆，他們作品中形塑的社會底層人物，強烈暗示了國民黨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便是台灣階級壓迫的根源。兩位作家入獄，如果發生在美國或歐洲，必然是受到矚目的嚴重問題。
遠在洛杉磯，聽到他們兩人被釋出獄時，我內心累積許久的壓力，似乎稍稍鬆弛下來。最初南下洛杉磯時，我曾經暗自立下誓願，只要他們被關在牢裡一天，我就繼續投入政治運動。這種祕密誓言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也是對人權信仰的一種實踐。當他們走出牢房時，我緊繃的心彷彿也得到一點點紓解。王拓是基隆八斗子人，他筆下的雨港意象特別鮮明。尤其他的小說《金水嬸》，把現代都會的金錢政治，與鄉下母親的堅守傳統純樸精神，描繪得非常淋漓盡致。而楊青矗是高雄人，在他小說裡所刻畫長期受到剝削的工廠人。兩人的作品彰顯了台灣社會的城鄉差距與階級差距，就像我後來常常說的，鄉土文學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抗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通過這樣的政策，當權者可以干涉作家的思考與書寫，也使許多活潑的藝術想像受到黨國的壓制。王拓、楊青矗的小說，彰顯了黨國文學所無法容許的底層人物形象。如果重新閱讀他們的作品，可以發現社會底層其實充滿了暗潮洶湧的憤怒情緒。
春日的洛杉磯陽光，透過玻璃窗照進辦公室，似乎帶著幾分慈悲，幾分憐憫，讓我冰凍的心也稍稍融解。縱然如此，我對於坐在高牆裡的受難人，還是相當牽掛。生存在畸形的年代，便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預告了台灣民主前景的黯淡與危機。戰後以來，從未見證從下而上的民間運動。如果美麗島人士不要受到逮捕，或許一九七○年代的民主運動可以奠下基礎。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在這個基礎上還有更高、更大的空間可以期待。然而不然，戒嚴體制的當權者，無法容忍人民力量的崛起。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使台灣社會的民主進程至少慢了十年。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卻未看見權力在握者有任何反省的能力。
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時，我看見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這種世代交替的事實，使我更加相信，民主從來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些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正是我的世代。如果我在現場，必然也涉身其中。一個傷感的、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面對險境時，反而湧出更強大的勇氣。在年少歲月，自己的性格未曾如此強悍。必須離開海島之後，展開生命孤獨的航行時，才開始與各種不同形式的險惡遭逢。開始放下身段，四處打工之際，才慢慢體會了人性的真實。為了生存下去，彷彿在陌生的海域搏鬥，慢慢鍛鍊暗藏內心的意志。赤裸裸的政治事件，確實給我太多的人格教育，曾經是那樣脆弱的性格，在遠洋航行時逐漸鑄造了無悔的意志。這樣的人格改造，跨過一九八○年的考驗後，一個全新的靈魂已經在我體內形塑而成。我的浪漫情懷並未喪失，只是比起從前還更勇於追求遙遠的理想。
一旦涉入冰涼的水域之後，生命已經是全盤兩樣。獲悉島上的年輕世代走上街頭時，縱然不在現場，也可感覺自己的血液正在燃燒，毫無來由地，我對自己的缺席，感到遺憾，甚至帶著一點罪惡感。捧讀台灣黨外雜誌，年輕世代的政論，我頗覺驕傲，恨不能與他們站在同一行列裡。很難想像他們的行動其實比美麗島事件的遊行者還更激進，藉由文字所呈現出來的思想狀態，與前行代比較起來毫不遜色，那是波瀾壯闊的年代，似乎沒有什麼可以抵擋，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一個全新時期儼然到來，尤其看見黨外雜誌開始出現兩條路線的辯論，一是選擇議會路線，一是堅持群眾路線，這種分歧意味著更成熟的政治運動即將到來。
在週報辦公室與許信良討論黨外運動的分歧時，他說兩條路線都不能偏廢。畢竟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可以爭取民主制度的方式都應該嘗試。他這樣說時，讓我不期然想起愛爾蘭的獨立運動。一九二二年宣告獨立之前，愛爾蘭政治運動也同樣分成兩派，一是議會派，一是革命派，當時的現代詩人葉慈也捲入這個革命浪潮裡，身為詩人，他其實跟兩派的成員都保持密切聯繫。如果愛爾蘭議員在英國議會提出和平改革，而遭到否決時，愛爾蘭革命軍便開始進行各種暴力活動。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的交互運用，終於使愛爾蘭完成了獨立的使命。我也同意許信良的說法，相信台灣黨外運動的兩條路線，應該可以並行不悖。
立法委員的改選，在一九八三年宣告恢復，美麗島受難人的家屬，方素敏、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都在選舉中獲勝。在洛杉磯接獲這個消息時，整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感到非常興奮。他們的夫婿與兄長身陷牢獄之際，受傷的台灣選民，決心以選票來答覆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這算美麗島事件平反運動的起點，這群代夫出征的女性，在高票當選之際，已經撫慰了多少哭泣的心靈。面對這樣的結果，許信良更加堅定主張選舉路線。他所信仰的合法改革，受到海外政治團體的批判，認為這種主張等於承認國民黨的合法統治。許多堅持革命路線的讀者，紛紛以退報的行動來杯葛這份週報。
從創刊以來，維持這份週報的經濟來源，並不純然是依賴讀者的支持。背後其實有特定人士提供金援，遠在日本的史明便是其中一位。許信良與史明結盟，成立了聯合陣線。為的是要使這份報紙的影響力可以擴張。當時史明主張革命的文字，也在這份週報連載。從報紙內容來看，似乎出現了兩條路線。一個是許信良強調的選舉策略，一個是史明所揭示的革命主張。這兩條路線並置在一起，常常引來讀者的訕笑。這不免使我覺得尷尬，畢竟我從未參加聯合陣線的組織。在週報工作，完全是為了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進行批判，而這正好彰顯了我個人的局限。我深知自己並不適合參加團體生活，總覺得自己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會受到傷害或限制。畢竟身為文學創作者與學術研究者，我傾向於獨來獨往的脾性。當這份週報成為組織性的宣傳機構時，我漸漸感到遲疑。
美麗島人士陸續出獄時，我強烈感受到緊繃的情緒逐漸弛緩下來。正如最初對自己所做的承諾，只要美麗島人士未能出獄，我便堅守在那不斷書寫的批判位置。三年來，埋在血液裡的那股憤怒，是我投入政治浪潮的原始動力。當台灣的民主運動逐漸恢復元氣，美麗島受難人家屬也次第當選民意代表。鬱積在體內的憤懣，似乎也開始分解。許多信息告訴我，台灣民主運動的生命力未嘗稍止。猶如涓涓細流從石縫中滲出，點點滴滴又慢慢匯聚，那蜿蜒的躍動，我在千里外也可感知。就在那個春天，生命又好像到達一個路口，是否繼續擔任這個週報的主編。我對這份週報寄託著太多的感情，沒有三年來的不停書寫，也許我無法走出美麗島事件的夢魘。而我知道，一個分合的路口再次隱隱出現於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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