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情】
其實，每一段愛情，我們都應該回過頭來問自己：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如果你選擇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要震撼整個社會的道德跟法律，你應該要很清楚結局。如果不知道，糊里糊塗的，在遭到責備時才滿懷怨悔，那我會覺得是這個人自己沒有想清楚。
愛情有絕對的內在本質，也有客觀的外在層面。內在的本質可以是一個最聖潔、最崇高的東西，但它的外在則受限於許多形式：法律、道德，包括所愛的對象都是外在的現象。所以當你個人選擇無怨無悔時，可能碰到的最大難題，就是對方退縮、改變了。
西漢卓文君在第一任丈夫過世新寡期間，在一個非常哀傷的狀態下，遇到了才華洋溢的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也非常喜歡卓文君，所以作了一首詩〈鳳求凰〉，「以琴心挑之」，就是彈琴唱給她聽，卓文君就被感動了。
在這裡就有一個難題：愛可不可以被替代？歷史上並沒有記載卓文君的前夫是什麼樣的人，他是不是也愛著卓文君，或卓文君是不是也愛他？可是在這個時候，在她守喪期間，她卻愛上了司馬相如，甚至跟他私奔。那她不是背叛前夫了嗎？
這裡面是有矛盾的，不只是說她震撼了舊的社會倫理價值，跟一個男人私奔，同時也包括卓文君是不是相信有所謂永恆、不朽的愛情？如果她相信的話，那她自己本身就很矛盾，因為在她遇上司馬相如之後，就背叛了與前夫的愛情。
後來司馬相如也變心了，卓文君寫了很有名的一首詩〈白頭吟〉，說夫妻情分如溝水東西流時，她除了悲傷還是悲傷，但既然司馬相如有二心，她也只好做個了斷。其中一句「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道盡古今中外男女對愛情的最大渴望。
而這種被遺棄的心情，在班婕妤的〈秋扇賦〉中有更貼切的描寫。她把自己比喻成秋天的扇子；夏天很熱時，扇子不離手，但是到了秋天，不用扇子了，就把它丟在一旁，所以說「秋扇見捐」。我想我們社會裡，不管女性男性都有過這樣的憂傷。
在這個時候，我個人覺得應該要重新考慮自己愛情的聖潔性與崇高性，愛情的本體是在我，或是對象？如果是在我，那麼在我的生命裡面，愛情已經完成了，我所得到的歡悅、圓滿的部分，都將隨著我的一生永遠不會褪色，至於結局是什麼，我不太在意。
常常會有朋友或是學生來找我，訴說他們因為戀愛而哭泣、哀傷，覺得活不下去，我就會問他們：「你覺得你跟這個人在一起，曾經快樂過嗎？」有時候他們生氣到極點時，會說：「我從來沒有快樂過。」我就會提醒他：「你是不是說謊了？你會不會沒有注意到？因為你如果沒有快樂過，現在就不會這麼難過。」
我想，在很多時刻，我們需要被提醒，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我所愛的這個人，他真的愛過我，對我善良，疼愛過我，難道要因為一些小失誤，或者他離開我了，我就要開始憎恨他、報復他，讓他從百分之百的好，變成百分之百的壞？
很多人會在愛情結束時產生憎恨，是因為他覺得愛情的誓言是永遠不會改變的，談戀愛時說的海枯石爛，就應該是要到海枯石爛才能變心，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回到古代的婚姻倫理，回到法律允許一個男人可以同時娶好幾個妻子的時候，法律可以規定他要把愛平均分給不同的妻子嗎？還是他也會有特別寵愛，特別不寵愛的？這就是說，愛的表達本來就是在一種習慣和形式當中。就像現在一夫一妻的制度被建立起來了，我們也習慣用這個制度去思考愛情，可是我們要知道，人永遠不是制度。
千萬不要覺得有一紙婚約就能保障愛情，只有愛情能保障愛情。
婚姻是法律，它可以保障一夫一妻制，如果有一方沒有履行，另一方可以告他，可以要求他賠償，法律可以判他有罪。可是你沒辦法以法律要脅另一方愛你。
婚姻與愛情不同，法律對愛情是無效的。可是我們常常把它們混淆了。
沙特和西蒙波娃這兩個法國哲學家是一生的伴侶，可是他們不要結婚，他們不要法律的那張紙。他們對自己的愛情很有信心，所以不需要婚姻那張紙來保護。
愛情選擇常兩難
談論愛情這個主題，我常要很小心，因為我自己對於愛情有不同的角度和形式，也比較不會從世俗的層面去考量，但我想大部分的讀者，還是比較接受世俗的觀念，譬如說到了某個年齡就要結婚，結婚是要昭告諸親友，得到法律的保障，婚後雙方都不可以有外遇，這就是愛情最圓滿最順利的結局。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也不是要鼓勵任何一個人去學習沙特和西蒙波娃，事實上他們是在做一種實驗，實驗人性有沒有可能不要靠法律的保障，靠人真正內在的吸引力去維持關係。譬如說兩個人願意住在一起，不是因為法律，也不是道德的約束，而是因為愛。
但他們的愛是很複雜的。因為這兩個人都是法國社會裡有名的哲學家，所以社交圈很廣，他們各自有很多同性的、異性的朋友，當然也會碰到被其他人吸引的時候。譬如說沙特去美國開會時，就曾經碰到同樣也是很有才華的人互相吸引，這時候他可能就忘了在家的西蒙波娃。同樣的，當沙特不在家的時候，西蒙波娃也會因為召開文學會議，遇到吸引她的男人。
沙特和西蒙波娃有個共同的約定，任何事情絕不隱瞞，所以如果真的發生了外遇，他們就會告訴對方。他們兩個不斷的在實驗，如果聽到對方外遇，會不會忌妒？會不會很傷心？會不會憤怒？怎麼樣通過這些忌妒、憤怒、傷心，然後更確定彼此的選擇。
愛情的選擇常常是兩難的，愛誰多愛誰少，那個比重很輕微，我的意思是，不可能有全部愛或全部不愛這麼絕對的事。如果不是兩難就沒什麼好談的了，如果我全部愛這個人或全部不愛這個人，結局很簡單，大家都知道應該怎麼做，又何必要吵架？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緋聞案，一個男子身邊有三個女性，或是一個女性周旋在兩個男人之間，我想，他們之間都不是全愛或全部不愛的問題，也不是因為愛了這個人，就不愛那個人。愛情是很複雜的，裡面有很多微妙的東西，連當事人都不容易搞清楚，只有從一個非常寬容的角度，你才能夠了解到在這樣的事件當中，每一個人是如何在努力調整自己，使自己進步，增加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比重。
沙特和西蒙波娃都已經過世了，他們一直到老死都住在一起，所以被歌頌成為二十世紀偉大的愛情。可是我不知道，如果他們繼續活下去，會不會發生某些意外？會不會遇到一個人，讓他們決定放棄對方？
這種愛情的形式是讓自己每一天都在面臨挑戰，當然很艱難，所以我不鼓勵任何一個人去學他們，但同時我也要提醒，千萬不要認為婚姻那一張紙就有用。
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婚姻可不可能繼續保有愛的持續性？因為我看到一些朋友本來很愛讀書、很上進、很在意自己形象，結了婚之後卻開始發胖……我不知道該用什麼字去形容，我的意思是婚姻好像讓兩個人開始自我放棄了。
我真的覺得，當你開始每天睡覺十二個小時，不上進、不讀書，然後發胖、不在意自己的衣著時，你就是不愛對方了。因為你已經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吸引對方，不怕對方覺得你是不好的。
我相信我可以跟一個人在一起二十年，他都是新鮮的、迷人的，而且我也會自然而然的覺得，在他面前我不可以太差，我不會讓自己發胖，讓自己講話言不及義。我想如果因為跟一個人結婚而變得庸俗，或是對方變得庸俗，我真的會覺得厭煩。
我的意思是，千萬不要讓婚姻變成戀愛的句點，它應該是可以延續的。
很多人會說，好像古代的相親比較好，因為結婚那天就是戀愛的開始，彼此是互相吸引的。而我們現在的戀愛形式，是戀愛談到快膩了，就說結婚吧，然後就真的走進墳墓，把愛情葬送了，最後維繫兩人關係的常常是孩子。對於女性而言，至少孩子還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可以把對孩子的愛取代了對丈夫的愛。可是那個男子就很寂寞了。有時候我會很同情這些男子，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被孩子替代了，而且女性對孩子的愛是很強的，有一些女性甚至是完全在孩子的愛裡得到滿足，根本不在意丈夫會不會回來。
給對方海闊天空的自由
愛情的問題真的很複雜，如果要下一個結論，我想，真正的愛是智慧。
一張法律見證、雙方蓋了章的婚約是一種限制，兩個人一起發誓說海枯石爛也是一種限制，但是這兩種限制都不是真正的限制，因為在現實中，有人背叛了婚約，有人背叛了誓言。真正能限制愛情的方法，就是徹底拿掉限制，讓對方海闊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量，你的愛，你的才華，你的寬容，都是讓對方離不開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讓他出去，他都不想跑，這真的需要智慧。
我今天不只是在講男性與女性的關係，父母對子女也是如此。我聽到很多爸爸媽媽說：「為什麼我的孩子老是不回家？」我不敢告訴他，他的孩子常常打電話給我，要到我家來。我想在這裡面是有問題的，他為什麼不回家？因為他回家只會受到限制，他是不被了解、不能溝通的，他在家裡感到痛苦，所以逃掉了。如果不能改善這個部分，讓家對孩子產生吸引力，那他永遠都不想回家。
我常常覺得，愛應該給對方海闊天空的自由，然後讓他願意回來、喜歡回來。你要把愛人當做鴿子，每天放他出去飛，等著他回來，絕對不是當做狗，在脖子上加項圈、加繩子，時時刻刻拉在手上，怕他跑掉。而愛情的本體是自己，自己永遠不應該放棄自己，你要相信自己是美的、是智慧的、是上進的、是有道德的、是有包容力的。如此一來，別人會離開你嗎？
不會的，趕都趕不走的。
愛的平衡
在一些關於愛情的抽象論述中，我們絕對不會反對「專情」這件事情，我們最常歌頌的也是專情，一種「專一」和「專心」，愛一個人至死不渝，當我們對一個人這麼說的時候，當然就是一生一世的事情，甚至是生生世世，像「七世夫妻」的故事，海枯石爛，還要結來生緣的。
可是，所謂的「專一」、「專心」要如何解釋？每個人在他不同的成長過程中，都會有不同的領悟吧。就像你在春天時，到陽明山上走一走，繁花盛開，你凝視著其中一朵，這一刻是不是專一、專心？而當下一刻，你的視線轉移到天上飄浮的白雲，這一刻又是不是專一、專心？
其實我們是在很多的分心的片段中專心的，每一個片段的剎那是專心，從一個片段到另一個片段，還是專心，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界定「專心」、「分心」是很困難的。如果舉的例子是花和白雲，很多人都可以接受，但如果是一個女人和另一個女人呢？
很多事物在自然當中，我們可以把它講得很美，就像老莊思想所描述的自然。但如果是人就不一樣了。我常跟朋友聊，花在開，開得那麼美，香氣四溢，她的目的只有一個：招蜂引蝶。我們說，花努力的綻放出美麗的姿態，吸引昆蟲來採蜜，完成花粉的交配，讓生命可以擴大和延長，我們會覺得美極了，但其實就是一種生殖的行為。如果是一個女性或是男性，很努力的把自己弄得很美，去招蜂引蝶，我們卻會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美，而且不道德。至少當我們用「招蜂引蝶」這句成語來形容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帶著貶意的。
我喜歡把人的事情放到自然規則裡去看，你會有一種更大的寬容。
我相信人在漫長的進化過程當中，雖然已經稱自己是萬物之靈了，但身上植物、動物的部分仍然還在，如果能常常把人的問題，推到老莊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今天我愛的兩個人，如果是杜鵑花或雲的話，也許是一種轉換的智慧吧。
【新價值】
知識分子的風範
其實過去的知識分子是有一種叫做「風範」的東西，就是他們對於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雖然現在講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寶遺事，這些老先生很多都過世了。他們經歷整個近代史這麼一個大變遷時代，鍛鍊出一種知識分子很特殊的「風範」。風範聽起來很抽象，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基本上就是他們從小讀古書，不管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使他們對於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
我們讀古書，如《莊子》、《老子》、《論語》、《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談人的定位，很少是技術、知識上的東西。所以過去的知識分子在「人文」這個部分，基礎深厚。後來他們也開始讀西方經典，讀到十九世紀時一些人文主義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接著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社會革命，譬如說五四運動，或者後來更晚一點的中日戰爭，他們在這裡面歷練很多。所以當他們到台灣塵埃落定時，我想他們身上真的有一種成熟，是後代的知識分子無法超越的。
戰後穩定下來了，他們把對人的關懷轉化成對教育的理想和熱情，幾乎是當成宗教一樣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從巴黎回來時，認識了俞大綱老師，他那時候在館前路有一間辦公室，每個禮拜三早上在那裡讀唐詩，讀李商隱、讀李鶴。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後來創辦漢聲雜誌社的吳美雲、黃永松，還有雲門舞集的林懷民、吳素君、鄭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莊、我、奚淞。我們這一批人在那邊上課，也不是為了考試，也不是為了什麼，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去見俞老師覺得很快樂。
在那邊，我常常會提出跟俞老師不一樣的想法，別的人會覺得很不禮貌，可是俞老師跟我很好，我會覺得，其實他就是對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師過世的葬禮上，我們這一批人特別會覺得身上有一種負擔，我們要繼承俞老師所構成的東西，就是文化，並且把它傳承下去。
以人為本的教育
然而，現在我們要傳承這樣的風範是比較艱難的。整個社會物化的速度越來越快，範圍越來越廣，很少人能逃過物化的影響。教育也越來越無能為力，尤其又卡在一個考試升學制度，如果沒有辦法對抗這個制度，就沒有辦法去扭轉孩子的觀念。
很少人會有勇氣去對抗這個制度，你怎麼敢對一個高中生說：你不要考試，不要升學，你現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紀，應該去畫畫、去讀小說。
我不敢講這個話，因為要面對的是巨大的壓力，他的父母、他的學校、他的同學、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這個時候要談人性、談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難。
俞老師教我們時，我們的學業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邊上課時，我們有一種自在，這也是我為什麼辭掉大學的工作，寧可去教一些社會人士，因為他們沒有考試的壓力，我可以暢所欲言。今天連在大學都很難，後面還有一個研究所入學考試。我剛開始在大學教書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想考研究所，學生很好教，但是現在，幾乎每個人一進大學就在想研究所，連選課都會注意這一個老師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師？凡事以考試為導向，升學為目標，若教育體制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如此，他們會願意談人性、談藝術、談文化嗎？
可是，有一天他會發現他需要這些東西。我有一個學生就是如此，畢業後在畫廊工作，畫廊需要很多專業知識，他才發覺自己美術史沒有學好，所以花很貴的學費重新回來上我的課。他繞了一大圈，還是回來了。
我想，在體制不變的狀況下，我拉著學生來談人性、談美學，是沒有意義的。可是我會等著，等一個他們願意聽我說話的時機。
我也不會鼓勵學生去對抗制度。雖然我自己是這麼做的，我在初中就從體制中出走了，高中聯考也沒有考取，但我不覺得自己現在是失敗的。
只是我也要誠實的說，這麼做很危險，因為孩子要面對非常巨大的價值壓力，很可能會崩潰、變壞、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書的過程中，若是很確信要帶這麼一個所謂「叛逆」的孩子時，我會長期跟他保持聯繫，讓他這條路走得更穩，讓他更有信心。這才是教育真正應該要做的事。老師一定要是人師，也永遠要以人為本；教育本身就是人的關心。
當然，在體制內做最大的爭取與改革，不能只靠老師，我想就算俞大綱先生在這個時代，他們也會是很安靜的。其實俞老師的時代，對他來講已經是一個憂傷的時代了，可是，他是在一個非常優雅的文人家庭長大，他的哥哥俞大維、俞大紱，妹妹俞大綵，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前國防部長俞大維雖然是世界有名的彈道學專家，可是你聽他談起古學，也是非常精采。這種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為家教嚴，國學基礎好，又學習到非常好的西學，而能成就他們的風範。
俞大綱對我說，他爸爸媽媽喜歡看戲，經常帶他一起看戲、講戲，他就變成戲劇專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從來不是拿著書本上課，所以你聽他講李商隱，一首一首講，不需要看書，因為從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詩，一面唱戲，把李商隱講完了。
我想，一個好的人文教育，還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裡的吧。
歐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這樣出來的。法國當代作家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貴族出身，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但是她在一個很人文的環境中成長，從小父親就帶她看書、鼓勵她寫作。當然，現代家庭恐怕很難不把孩子送進學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夠只求量，不求質，學校不是製造商，讓學生一批一批得到文憑畢業就好了，還是要關心人的問題。即便是在這麼一個物化的體制中，學校老師受限於許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著一種想法：能夠關心幾個就幾個，做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傾聽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書，事實上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當我讓孩子畫了自畫像，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時候，我真的覺得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沒有辦法想像他們內心裡會有這麼多的事情，這麼的嚴重，因為他們講出來了，因為他們哭了，他不會走錯路。
有的孩子告訴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這句話如果讓他的父母聽見了，一定會嚇一跳。
事實上，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那一代，當他們在努力創造經濟奇蹟時，對於孩子卻疏忽了關懷。所以這些孩子不是為反叛而反叛，他們是在反叛某一種程度的冷漠與疏離。
很多父母與教師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們所教育對象不是一個物品，是一個人。你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在孩子的一生產生極大的影響。你的一點點關心，也會改變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畫像的活動結束後，學生們抱頭痛哭，我走過去揉揉他們的肩膀，我相信他們會感受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會忙成這樣子？沒有時間停下來傾聽孩子的心事，沒有時間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讓我驚訝的一次是我在大學擔任系主任的時候，一個女學生不見了，一個星期都沒有來上課，我打電話給她媽媽，她說：「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們學校，就是你們要負責，你們還要問我？」
我聽了真的嚇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這樣的父母，他們是不必等學校老師通知，就常常跟學校保持聯絡的。所以我不懂現在的父母，為什麼七天不見孩子，還能忙著做生意？
我們今天面對一個長期以來不被注意、忽略的課題，這個「果」已經顯現在報紙上那些怵目驚心的事件中了。我們衝得太快，沒有辦法一下子剎車，但可以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去做，讓物質的東西少一點，讓心靈的空間大一點。
【新官學】
這是一個富裕的時代，商業的富裕提供了物質上的滿足，我們很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一雙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個人，拿錢就可以買到了。可是中間有一個東西，在容易購買、容易販賣的過程中，遺失掉了，這個遺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灣目前最大的難題。
小時候，我們會為了一本同班同學忘掉的筆記本，翻山越嶺渡過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時候淡水河橋很少，我要繞很遠的路，從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橋那一帶，然後走過大橋到三重，到同學家，現在那個記憶很深……
我的意思是說，「難」絕對是生命中幸福的開始，「容易」絕不是該慶幸的事。
我的學生說他們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覺得他們的愛好短淺，我好高興我那個年代這件事是難的，所以會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後有珍惜。
我家裡有很多破鞋子，朋友來看說，這個起碼已經十年沒有穿了吧，我說對，他說那還不丟掉。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丟不掉，我覺得真的是很難解釋，因為它裡面有記憶，它不只是一個物質。這些鞋跟我的腳已經發生了一種每天一起走路，走過長長一段過去的關係；同樣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雖然他的身體在衰老，可是你會知道他衰老的每一個細節，所以你不會輕易離開。我常常聽到學生跟我講他們的苦悶之後，我一方面悲憫，另外一方面對自己有好大的慶幸，慶幸我沒有活在他們的時代裡。我知道他們的苦惱在哪裡，可是我真的也無法為他們解答，我只能告訴他們，可不可能多一點盼望、多一點期待、多一點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質、關係都真的太容易了，叫他怎麼珍惜？他知道永遠還有機會要很多其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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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對我說，好羨慕你演講的時候可以輕輕鬆鬆就把唐詩宋詞背出來，我說你不要羨慕我，那是小時候被爸爸懲罰，做錯一件事，就罰背一首詩，是這樣背出來的。可是，我當時所受的管教，對現在的人來說是不好的教育，現在的孩子一不能體罰，二不能強迫背誦，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記憶力最好的年齡，沒有去記一些東西，長大之後，就沒有文學的庫存。我的意思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一體兩面，有正面有負面，有優點有缺點，我們常在改革的過程中，把過去所依循的負面缺點放大，不思考正面優點，等改革過來以後，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沒有看到負面，因而變成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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