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專業推薦
王宏仁（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鶴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蔡博方（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挑戰、刺激和激勵世界各地的學生，以嶄新而清晰的眼光看待社會學。」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社會學的想像》早已經是社會學的經典名著，幾乎所有社會學基礎課程都會選用此書（部份章節）當做認識社會學的基石。希望一窺社會學在討論什麼，或是希望從觀察社會現象中獲得堅毅勇氣的讀者，都應該來閱讀這本經典著作。」
──王宏仁（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名人推薦：◎專業推薦
王宏仁（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鶴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蔡博方（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挑戰、刺激和激勵世界各地的學生，以嶄新而清晰的眼光看待社會學。」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社會學的想像》早已經是社會學的經典名著，幾乎所有社會學基礎課程都會選用此書（部份章節）當做認識社會學的基石。希望一窺社會學在討論什麼，或是希望從觀察社會現象中獲得堅毅勇氣的讀者，都應該來閱讀這本經典著作。」
─...

【摘錄1】第一章_展望
現今，人常覺得自己的私生活處處是圈套。他們感覺在日常世界中克服不了煩惱，而就這種感覺來說，他們往往相當正確：一般人能直接意識到，和他們想去做的事，都以他們生活的私人軌道為界；他們的視野和能力，都受限於工作、家庭、鄰里的特寫鏡頭；置身其他環境時，他們活得缺乏自身意志，仍是旁觀者。而他們愈能察覺到超越切身環境的企圖心和威脅，不管有多模糊，似乎就愈覺得自己深陷困境。
這種受困感覺來自於各個廣大社會的結構中，看似與個人無關的變遷。當代歷史的事實，同時也是個人成敗的事實。隨著社會工業化，農人成了工人；封建領主遭到清算，或成為商人。隨著階級興衰，有人有工作，有人失業；隨著投資率升降，有人發財，有人破產。隨著戰爭爆發，保險業務員成了火箭手；店員成了雷達員；妻子獨居，孩子在父親缺席下長大。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密不可分，只能一起理解，無法單獨理解。
但人往往不會依據歷史的變遷和制度的矛盾來界定自己忍受的煩惱。個人的幸福安康，通常不會歸因於居住社會的大起大落。很少人注意到本身生活模式與社會歷史進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一般人通常不會明白這個關係對於他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可能參與、創造歷史的過程有何意義。他們不具備那種心智特性來理解人與社會、傳記（個人生命史）與歷史、自我與世界的交互作用。他們無法運用諸如控制結構性轉變之類的方式來解決自身的煩惱，就算那往往是造成個人煩惱的背後因素。
這當然不足為奇。有哪個時期有這麼多人、以這麼快的速度完全暴露於如此驚天動地的變遷？美國人跟其他社會的男男女女一樣不知道這種巨變，是因為某些歷史事實正快速變成「只是歷史」。如今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是世界史。在這個場景、這個時期，一個世代的進程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正從封建、落後的狀態轉變成現代、先進、可怕的狀態。政治殖民地解放了；新的、沒那麼容易透析的帝國主義形式就位了。革命發生了；人們感覺被新形態的威權嚴密掌控了。極權社會崛起，而後瓦解──或令人難以置信地成功。資本主義享了兩百年的優勢，事實證明，不過是讓社會變成工業機器的一條途徑而已。盼望了兩百年的民主，也僅限極小部分的人類擁有，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在低度開發的世界，古老的生活方式遭到瓦解，模糊的期望成了迫切的需求。在過度開發的世界，權威與暴力的手段全面化，形式益趨官僚。人性在我們面前暴露，兩個對立的超級強國正在集結本身最協調、最巨大的力量，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現在歷史的進展速度比人類調整自己因應被珍視價值觀的能力來得快。選哪些價值觀呢？就算未陷入恐慌，人們也常意識到舊式感覺和思考方式已經崩壞，而新的開始卻撲朔迷離到道德停滯的地步。因此，一旦突然面對更廣大的世界，難怪一般人會覺得自己無法適應，難怪一般人無法理解他們的時代對自身生命的意義；難怪為捍衛自我，他們變得道德無感、努力保持私密的自己。最終，難怪受困的感覺將縈繞他們的心頭。
他們需要的不是資訊──在這個事實的年代，資訊常主宰他們的注意力，且超過他們消化吸收的能力。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推理的技能──儘管努力學習推理技能常耗盡他們有限的道德精力。
人們需要的，以及他們感覺需要的，是一種能幫助他們運用資訊和培養理性的心智特質，使他們清晰扼要的總結世上正在發生的事，以及他們自身可能發生的事。我要提倡的就是這樣的心智特質，新聞記者與學者、藝術家與大眾、科學家與編輯指望擁有的，這種特質可稱為「社會學的想像」
一
擁有社會學的想像的人，得以理解較廣大的歷史場景對各種個體的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涯有何意義。擁有者能夠思考，個人在日常經驗的混亂中，常怎麼錯認自己的社會地位。在那樣的混亂中，現代社會的架構建立了，在那樣的架構裡，男男女女的心理形成了。透過這種機制，個體可將本身的不安集中在明確的煩惱，公眾的冷漠將轉化為對公共議題的參與。
這種想像的第一顆果實──也是體現這種想像的社會科學第一課──是這種想法：個人唯有找出自身在時代裡的定位，才能理解自己的經驗和評估自己的命運；唯有了解周遭所有個體在生命中的際遇，才能明白自己的際遇。這個想法有時候是可怕的課題，也有時候是極好的課題。我們不清楚，在全力以赴和自甘墮落、承受痛苦和享受歡愉、以殘暴為樂和浸淫理智芬芳，人類能力的極限何在。但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已開始了解「人性」的限度寬廣得怕人。我們開始明白世世代代的每一個個體，都生活在某種社會中；人活出一部傳記（個人生命史），而且是在某種歷史序列內活出來。只要活過，個人便對這個社會的塑造和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所貢獻（不論有多微小），就算他是被社會及其歷史的強大推力所塑造出來的。
社會學的想像讓我們得以領會歷史和個人生命史，以及兩者在社會中的關係。那是社會學的想像的任務與展望。認知此點，是古典社會分析家的正字標記。史賓賽（Herbert Spencer）的浮誇、多方涉獵、無所不包，羅斯（E. A. Ross）的優雅、揭弊、耿正不阿，孔德（Auguste Comte）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複雜細膩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有這個特色。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就是在這方面智識超群；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就是在此產生卓越而具反諷意味洞察力，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建立多面向的現實結構於此；它是萊基（W. E. H. Lecky）綜觀心理學的基礎，也是韋伯（Max Weber）深刻、明晰的根本。它也閃現了當代人類與社會研究最出色的部分。
凡是社會研究，就一定得回到個人生命史、歷史和兩者在社會交集的問題，否則無法完成知識的旅程。不論古典社會分析家關注哪些特定問題，也不論他們檢視的社會現實特徵範圍有多寬廣或狹窄，只要曾發揮想像力來了解本身工作的展望，他們勢必會問三種類型的問題：

（一）這個社會的整體結構為何？基本組成要素為何，彼此有何關係？它與其他種類的社會秩序有何不同？在這個社會之內，任何特徵的延續或轉變有何意義？
（二）這個社會在人類的歷史中位於何處？它變遷的動力何在？它位在人類整體發展過程的哪個位置，對人類的整體發展有何意義？我們檢視的某項特徵是如何影響它經歷的歷史時期，又是如何受這段時期影響？而這段時期──它有哪些基本特色？與其他時期有何不同？又是以哪些獨特的方式創造歷史？
（三）目前這個社會以哪些類型的男性和女性為主流？未來又會以哪些類型占優勢？他們是以何種方式被選擇、形塑、解放、壓抑，又是怎麼變敏感或遲鈍的？在這段時期的這個社會，我們觀察到的行為與性格透露了什麼樣的「人性」？就我們檢視的這個社會而言，它的每項特色對「人性」有何意義？

不論他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強權國家，一種二流文風、一戶家庭、一座監獄或一種信仰──這些都是最優秀的社會分析家問過的問題類型。這些問題是「社會裡的人」這項經典研究的知識中樞，也是任何擁有社會學想像的心智，無可避免會提出的問題。因為那種想像正是轉換觀點的能力──從政治觀點轉變成心理學觀點；從探討單一家庭轉變成評估比較世界各國的國家預算；從神學院轉變成軍事機關；從石油產業的考量轉變成當代詩作的研究。這種能力能把與個人無關而遙遠的變遷和人類自我最私密的特色擺在一起──看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在應用這種能力的背後，向來是這股衝動：想明白個人在社會，以及他存在且具有特性的階段，究竟有何社會與歷史意義。
簡言之，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現在希望借助社會學的想像來掌握世上發生的事，以及理解他們自己──身為社會裡傳記與歷史的交錯瞬間──所發生的事。主要基於深刻理解社會的相對性與歷史的轉變力量，當代人即使不是自覺是個永遠的陌生人，也把自己當局外人。社會學的想像就是這種自覺最豐碩的果實。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原本只能在有限軌道上思考的人，常覺得彷彿突然在一間他們原以為熟悉的屋子裡驚醒。不論正確與否，他們常覺得現在可以為自己提供適當的總結、連貫的評估和全面性的定位了。過去看似穩健的決定現在看來是思慮不周的結果。他們又能強烈感受驚奇了。他們獲得新的思考方式，經歷了價值觀的重新評估：總而言之，透過省思與善感，他們領略了社會科學的文化意義。
二
社會學的想像所能做出最富成效的區分或許是「情境中的個人煩惱」與「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這樣的區分是社會學想像的必要工具，也是所有古典社會科學作品的一大特色。
煩惱產生於個人的性格中，以及個人與他人直接關係的範圍裡；煩惱和他的自我有關，也和他個人直接意識到的有限社會生活領域有關。依此，煩惱的表達與解決方式，理所當然存在於做為個人生命史主體的個人之中，以及他直接的周遭情境裡──他的個人經驗所及，某種程度也是他有意志的行為（willful action）所及的社會情境。煩惱是私事：個人感覺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受到威脅。
議題涉及的事務則超出個人的在地環境和內在「我」的範疇。議題所涉及的是一整個歷史性社會的各種制度，由許多個人情境組織而成，議題也涉及各種情境重疊穿插、以形成更大的社會與歷史生活的結構的方式。議題是公共事務：大眾感覺到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受到威脅。那個價值觀究竟是什麼，又是什麼真正威脅到它，通常會引起辯論。這場辯論往往沒有焦點，主要是因為議題的本質不同於煩惱，即使是最普遍的煩惱，就是無法在一般人的日常周遭情境，做出非常明確的定義。事實上，議題常涉及制度安排上的危機，也常涉及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矛盾」或「對立」。
且以失業為例。如果一個人口十萬的城市只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他個人的煩惱，要減輕煩惱，我們當然要注意這個人的性格、技能，以及現有的機會。但如果一個人口五千萬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那就是議題了，而要找到解方，我們可能無法寄望任何個人擁有的工作機會。工作機會的結構已經崩潰了。要正確地陳述問題與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我們必須考量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不能只著眼於少數個人的境遇和性格。
【摘錄2】第十章_論政治
一
現任社會科學家不是突然面臨選擇價值的必要性。他的工作始終基於特定價值。這些學科現今體現的價值，是選自西方社會創造的價值；在其他地方，社會科學是舶來品。當然有些人說得一副他們選擇的價值「超越」西方或其他任何社會的樣子；有人提到他們的標準時，彷彿那些是現有社會「與生俱來」，只是潛力尚未發揮。但當然現在眾所公認，社會科學傳統固有的價值既不是超越的，也非與生俱來。這些價值不過是很多人宣稱的，以及在某些小圈子的有限範圍裡實踐。某個人宣稱的道德判斷，只是他企圖推廣他選擇的價值，讓其他人也能運用。
在我看來，有三個主要的政治理想是社會科學的傳統，當然也涉及其學術的展望。第一個是真理、事實的價值。社會科學這種事業正是因為事實的決定，而具有政治意義。在一個胡說八道廣為流傳的世界，任何事實的陳述都具有政治與道德意涵。所有社會科學家，基於他們存在的事實，都被捲入啟蒙與蒙昧之間的鬥爭。在像我們這樣的世界，要從事社會科學，首先就要從事真理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
但真理的政治並不能充分陳述引領我們這種事業的價值。我們研究結果的真理，我們調查的正確性──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觀察時──可能跟人類事務有關，也可能無關。它是否相關，以及如何相關，本質上就是第二種價值，簡單地說，就是理性對人類事務扮演的角色的價值。這會帶來第三種價值──人類的自由，就算其意義曖昧不明。我已經提出過，自由與理性，正是西方世界文明的中心；兩者都被輕率宣稱為理想。但在實際應用上，不論做為標準或目標，兩者卻引發諸多爭論。這就是為什麼身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學術任務之一便是釐清自由的理想與理性的理想。
如果人類的理性在歷史創造上扮演更大、更顯著的角色，社會科學家當然是它的主要承擔者。因為社會科學家在研究中展現如何運用理性來理解人類事務；那就是他們在做的事。如果他們想秉持良知研究和行動，首先要在學術職涯和當代的社會歷史架構範圍內定位自己。必須在知識的社會領域裡定位，再將這些領域融入歷史社會的結構之中。這兒不是討論定位之處。我只想在此簡單區分做為理性人的社會科學家，可設想自己扮演的三種政治角色。
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尤其社會學，都包含哲學家皇帝（philosopher-king）的論題。從孔德到曼海姆，都在要求賦予「知識人」（the man of knowledge）更大的權力，並嘗試賦予其正當性。用更具體的話來說，為理性加冕，自然就是為「理性人」加冕。這種理性在人類事務扮演角色的觀念，大力促使社會科學家普遍接受理性為一種社會價值。他們從權力的事實去思考時，希望避免這種觀念的愚蠢。這種觀念也與多種民主版本的精髓相牴觸，因為它包含貴族統治──就算是才能上的貴族，而非出身或財富的貴族。但才能上的貴族該當哲學家皇帝這個頗荒謬的想法，只是社會科學家可能試圖扮演的公共角色中的一種罷了。
政治的品質相當程度取決於政治參與者的學識素養。假如真有「哲學家」皇帝，我應該會想逃離他的王國；但要是只有皇帝毫無「哲學」思想，皇帝不就沒有能力負起統治的責任了嗎？

第二種角色，也是現在最常見的一種，是當皇帝的顧問。這種我已經描述過的官僚用途就是這種角色的體現。現代社會眾多趨勢促使個體成為功能理性的科層組織的成員；社會科學家個人也動輒陷入專業的職位裡，不再明確關注後現代社會的結構。我們已經發現，在這個角色上，社會科學往往成為一部功能理性的機器；社會科學家個人往往失去道德自主性與實質理性，而理性在人類事務扮演的角色也往往只是供管理和操控使用的技術。
但皇帝的顧問是這個角色最糟糕的一種；我相信，這個角色不必染上科層組織風格的外型和內涵。扮演皇帝顧問的角色，難以保持道德和知識的誠信、維繫研究社會科學工作的自由。顧問當然可以想像自己是哲學家，客戶是開明的皇帝。但就算他們是哲學家，他們服務的對象可能也不開明。所以我對某些顧問竟對他們服務的蒙昧暴君忠心耿耿，感到如此訝異。暴君的無能或教條的愚蠢，似乎都無法動搖這樣的忠誠。
我不是說社會科學家不可能盡責扮演顧問的角色；其實我知道可以，也有人稱職演出。假如稱職演出的人多一點，選擇第三種角色的社會科學家所承擔的政治和學術任務就不會這麼吃力了，因為這兩種角色部分重疊。
社會科學家還可能採用第三種方式嘗試實現理性的價值，以及理性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方式也為人熟知，有時甚至獲得實踐。那就是保持獨立、做自己的研究、選擇自己想研究的問題，但研究焦點既針對皇帝，也針對「民眾」。這樣的觀念促使我們把社會科學想像成一種公共知識工具，既關注公共議題和私人煩惱，也關注兩者底下的當代結構性趨勢──將個別社會科學家想像成一個自我控制的社團──即我們所謂社會科學──的理性成員。
藉由承擔這樣的角色，等會兒我將更詳盡地解釋，我們是在試著實踐理性的價值；透過假設我們不是無能為力，我們也在假設一種歷史創造的理論：我們在假設「人」是自由的，而透過理性的作為，他可以影響歷史的進程。此刻我意不在辯論自由和理性的價值，只是想討論它們可以根據什麼樣的歷史理論來實現。
二
人有創造歷史的自由，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自由。要享有這樣的自由，必須掌握現今足以創造歷史的決策與權力的工具。歷史不一定是這樣創造的；下面我僅討論當代，也就是創造歷史的權力工具變得如此龐大又集中的時候。就這個時期而言，我主張：如果一個人不主動創造歷史，就會逐漸淪為歷史創造者的工具，萎縮成歷史創造的對象。
明確的決策在歷史創造上扮演多重大的角色，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問題。那取決於某段時期的某個社會可用的權力工具。在某些社會，無數人以無數行動改變了他們的情境，進而漸漸改變結構本身。這樣的修正就是歷史的進程；歷史是漂移的，儘管整體而言，歷史「是人創造的」。因此，無數企業家和無數消費者，透過每分鐘所做的成千上萬決策，塑造或重塑自由市場經濟。或許這就是馬克思寫《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日》（The 18th Brumaire）時心裡惦記的主要限制：「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也不是在他們選擇的環境裡創造……」
凡是人群團體無法掌控的歷史事件，都可以說是一種命運，或「必然性」：這些人群團體有三種特色：（一）結合緊密到可以辨識；（二）權力大到決定會影響深遠；（三）地位高到可預見這些影響，並被預期為此負責。根據這個觀念，事件是無數人做了無數決定的總和及意外的結果。每一次決定對結果而言皆微不足道，且隨時可能因其他類似決定而鞏固或抵消。任何人的意向與無數決定的總合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事件超越人類的決策。歷史是在人不知不覺中被創造的。
若如是想，命運就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了；它並非歷史或人性的固有本質。命運是社會結構的特定歷史類型。若在某個社會終極武器是步槍、典型經濟單位是家庭農場和小商鋪、民族國家並不存在或僅是模糊的框架、溝通靠口耳相傳、傳單、布道──那麼在這樣的社會，歷史的確是命運。
但想想我們目前處境的主要線索：簡單地說，那不就是所有權力和決策工具──意即所有創造歷史的工具──的大幅擴增和斷然集中化嗎？在現代工業社會，經濟生產的設備持續發展且集中化，例如，農民和工匠被私人企業和政府產業取代。在現代民族國家，暴力與政治管理的工具也經歷類似發展──如君王掌控貴族、自配武器的騎士先被常備軍取代，現在常備軍又被駭人的軍事機器取代。經濟、政治、暴力這三種發展的後現代高潮，目前在美國及蘇聯展現得最富戲劇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國際和國內的歷史創造工具都集中化了。因此，這不是很明顯嗎──現在，人類在創造歷史上能夠掌握有意識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的機會和範圍是獨一無二的？掌控這些手段的權力菁英，現在確實在創造歷史──當然「不是在他們選擇的環境裡」──但相較於其他人和其他時代，這些環境本身當然沒那麼勢不可擋了。

這無疑是我們當前處境的弔詭之處：創造歷史有新的工具，昭示人不見得受命運擺布，人現在可以創造歷史。但這個事實又因另一個事實而顯得諷刺：在西方社會，那些帶給人類創造歷史希望的意識形態已經式微，且逐漸崩潰。這樣的崩潰也代表人們對啟蒙運動的期望──即理性、自由終將在人類歷史發揚光大──破滅了。而在這場崩潰背後，也見到學術社群在學術及政治上的失職。
傳承這個西方世界大論述、且做為知識分子的人在哪裡呢？那些知識分子的作品會在政黨和民眾間發揮影響力，又切合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決策。這些人能運用的大眾媒體在哪裡呢？那些掌控兩黨政府的國家和殘暴軍事機器的人之中，有誰會警覺知識、理性與感性的世界正發生什麼事呢？自由的知識界為什麼會被遠遠排除於權力決策之外？為什麼現今掌權者總是如此顢頇又不負責任呢？
在今天的美國，知識分子、藝術家、神職人員、學者和科學家正在打一場冷戰，這場冷戰反映出官場的混亂。他們既未要求當權者採用替代政策來進行改革，也不在民眾面前闡述這樣的替代方案。他們並未試著為美國的政策加添負責任的內容；他們助長政治的空洞化，也讓其繼續空洞。我們必須稱為基督教神職人員失職的狀況，就跟現在科學家被民族主義科學機器掌控的現象一樣，是令人難過的道德情況。新聞業的說謊成習，也是這種情況的一部分；許多瑣碎研究矯揉造作成社會科學的現象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