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威爾遜：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
引言
美國總統威爾遜可不是一般的政客，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在教育界非常有名，是一名法學家和政治學家。以純粹的學者身分入主白宮當總統，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威爾遜身上有著強烈的、學者特有的理想主義色彩。這其實也不是威爾遜自己的特點，那個時代的美國就是這麼個勁頭——我是幾百年前從歐洲離家出走的不肖子孫，我憑著自己的努力在外面發展得不錯，我現在GDP世界第一，證明我的道路是正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九年威爾遜去歐洲參加巴黎和會。國內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反對什麼？這些人認為美國總統在任期內不應該訪問歐洲，歐洲有一群陰謀家，你去參加吵吵嚷嚷的談判，是自降身價，會損害美國的道德權威。美國有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端著架子。當時有一位刻薄的英國外交家評論說，威爾遜來歐洲參加巴黎和會，就像是一位初次參加社交舞會的少女。
確實，威爾遜有自己驕傲的理由：兩個方面，第一，沒有美國的參加，你們協約國能打贏德國嗎？我是你們的恩人。你再看看你們歐洲的家底，仗打完了，歐盟總共欠美國政府超過七十億美元的債務，這還不算欠美國銀行的三十五億美元，我有話語權；第二，美國既不要賠款，也不要割地，更不想懲罰誰，我就是來重建世界的，我有道德制高點。
這個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體現在一份文件裡，那就是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
（1）公開訂立和平條約，無秘密外交；
（2）無論戰時與和平時期，公海航行絕對自由；
（3）取消國家間的經濟障礙並建立貿易平等條約；
（4）充分互相保證，各國軍備必須減少至保證本國內部安全的最低水平；
（5）調整對殖民地的要求，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
（6）德軍撤出俄國，調整俄國問題；
（7）德軍撤出比利時，恢復比利時之獨立性；
（8）德軍撤出法國，亞爾薩斯和洛林也歸還法國；
（9）根據民族性原則，重新調整義大利邊界；
（10）奧匈各族自治，允許獨立；
（11）同盟國撤出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
（12）顎圖曼帝國的民族自決；
（13）恢復波蘭之獨立性；
（14）成立國際聯盟以維持世界和平。
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點：第一，民族自決，誰的事誰作主，強大國家不能欺負弱小民族；第二，以後不搞秘密外交，有事放在檯面上說；第三，成立一個國際聯盟，以後國家之間再有矛盾，別喊打喊殺，討厭。就像美國有聯邦政府和最高法院一樣，有矛盾找國聯。
這份原則，有的很實，比如德國要歸還亞爾薩斯和洛林，波蘭要重建成一個國家，等等；有的很虛，比如反對秘密外交，保障自由貿易，裁減軍備，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最重要的一條，對全世界都有吸引力——民族自決。各個民族應該自己成立國家，管理自己。
當原則遇到現實
當時可是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全世界都有人憑著拳頭硬欺負弱者。這個時候突然出現美國這樣一個大漢，身強體壯，還有道德感召力，突然大喊一聲，誰也不許欺負人，各家人管好各家的事，誰也不許強占別人家的地盤。這不簡直是包青天再世嗎？
聽著挺好吧？但是理想主義一旦到了現實中，會遇到各種具體問題。
比如，威爾遜認為，一個界限清楚的民族，就應該自治。問題是，什麼才叫「界限清楚」的民族？波蘭人很明顯，應該成立一個國家。那麼烏克蘭人？斯洛伐克人？還有那些細分出來的人？例如烏克蘭裡的天主教徒，或者波蘭新教徒？他們都覺得自己和其他的烏克蘭人和波蘭人不是一回事，他們也該自治、成立一個國家嗎？這麼分下去就沒有個頭兒了。
尤其是在中歐，過往的歷史讓宗教、語言以及文化亂成了一鍋粥。當地大概有一半的人口有好幾種少數民族身分，該把他們分到哪個國家？比如在巴黎和會剛開始的時候，就有一幫斯洛維尼亞的白鬍子老頭，組成了一個代表團去找美國請願，說我們生活在斯洛維尼亞，巴爾幹北部，但是我們這個鎮上，六萬人都說德語，我們說德語已經超過七百年，我們可不願意加入南斯拉夫，更不願意併入德國。按照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我們人太少，也不能成立一個國家，我們申請與美國合併，行不行？這不是胡鬧嗎？
還有的情況，比如說愛爾蘭，當時歸英國管轄。但是很多愛爾蘭人就想獨立，也跑到巴黎請願。威爾遜說要民族自決，你來給我們主持公道。威爾遜說這個不能支持，愛爾蘭屬英國內政。那為什麼到愛爾蘭人就不行？威爾遜給的理由也很奇葩，說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你們愛爾蘭人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可以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這話明顯不講理，那也就是說，一個英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併吞了哪個民族，哪個民族就不適用威爾遜說的「民族自決」原則。這不是強盜邏輯嗎？
還有一點，也是當時大家極力主張的一個做法，叫全民公決。這個地方的事務歸屬哪個國家，這樣的大事由當地人通過國際監督的不記名投票方式來解決。聽起來也對是吧？
但是在實際中，會發生什麼。誰可以投票，是只允許男性，還是女性也可以？是只有居民可以，還是只要是在爭議地區出生的人都可以？這些問題都是具體問題，原則都說不清楚。
如果按照全民公決的方法，法國人就沒有辦法收回他們的亞爾薩斯和洛林。為什麼？這兩個地方，原來歸屬於法國，普法戰爭法國失敗了才割讓給了德國，但是德國統治這兩個地方之後，把當地說法語的人給趕了出去，又讓德國人往那兒移民。現在要在這個地方搞全民公決，那只能是留在德國。法國怎麼會同意？
更有甚者，民族自決原則要想落地，至少每個人都得知道自己屬哪個民族吧？事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一九二○年，在白俄羅斯地區，俄羅斯人、波蘭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混居，有一位外部調查員詢問一位農民的身分，你是哪個民族？他得到的答案是：無論在哪兒我都是個天主教徒。對，很多人都不關心自己的民族身分，以民族來劃分身分認同，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概念，但對於很多人來說，其實並不適用。
一九一九年末，威爾遜回到美國之後，對國會說當初我用這種表達方式，所有民族都有權自決，我沒有意識到有如此多的民族會接連不斷地找上我們。當時在歐洲甚至還有一個陰謀論——義大利的外交大臣桑尼諾說戰爭本來就已經讓民族意識變得瘋狂，現在美國又把這個原則說得這麼清楚，這也許就是為了煽動這種意識吧？美國的好心，被理解成了搗亂。
不僅是外人。威爾遜的國務卿藍辛也在問，「總統在說『自決』這個詞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個什麼標準？是人種、地區，還是團體？」藍辛認為，威爾遜想出這個詞是場災難。他這樣說：「這種說法只會帶來永遠無法實現的希望，我擔心千萬條生命會因此葬送。有人為了這個原則會不惜訴諸武力，但理想主義者無視這種危險，等意識到這一點時，一切都太遲了。最終『民族自決』這個詞必然落得萬眾唾棄，被人們當成理想主義者的春秋大夢。」
一個看似絕對正確的原則，往往具有很大的道德感召力，很多人走到這裡，就已經非常陶醉了。但是，距離這些原則變成現實，還有太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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