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
吳乃德
這是臺灣三個不同世代試圖創造民主的歷史。歷史不是他鄉，我們到此一遊只為了滿足好奇。歷史記錄我們如何共同從過去走到現在；歷史也提供我們想像和啟發，如何共同從現在走向未來。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基礎。
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和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民主運動是人試圖成為自己的主宰，並依其理念重構社會的奮鬥。追求自主首先必須免於壓迫，不論壓迫是來自外來殖民者、本土獨裁者，或是自己內心。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臺灣人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正如大多數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熱烈地追求知識，渴望教育；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六百萬的臺灣人中已經有近五萬人畢業於日本的大學。
追求「現代性」成為當時臺灣人的熱潮。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自覺和自主。包括對世界好奇，對自己的判斷自信，懷疑教條、反叛權威，對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負責，為過去的古典啟發、卻同時獻身於偉大的未來，對自己的人性感到驕傲，體認身為創造者所具有的藝術力量，確信自身對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以啟蒙為目標，第一波民主運動希望擺脫的不只是殖民者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無知。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中，現代世界的知識，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被傳授，現代世界的藝術活動被學習，現代世界的愛情觀、女性地位被討論，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被爭辯。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嘗試當代所有的思想藥方，不過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也結束。
殖民者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首先面對二二八的血腥屠殺。反殖民運動的領導人，部分人先前即已逝世，如蔣渭水、林幼春、楊吉臣、王敏川、賴和、蔡惠如等。他們因此未能體驗祖國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啟示後代此種艱難時刻應如何自處。部分人選擇依附新的政權。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如林獻堂、李應章、石煥長、王萬得、蔡阿信等。部分人選擇在故鄉中自我放逐，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如連溫卿、林呈祿、陳逢源、蔡式穀、葉榮鐘、邱德金等。可是也有部分人繼續奮鬥，在第二波民主運動中重新站上歷史舞臺。
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和前一波的反殖民民主運動相較，這一波民主運動的思想格局顯得局限。先前熱烈討論的現代性諸面向，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思想的、宗教的、性別的，如今都不復見。運動的唯一目標和思想，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運動也因此更統一，目標更聚焦。而且，更為直接面對強權，因此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這一波運動的後期，外省籍自由主義者開始超越以言論批判威權獨裁。他們和具有社會基礎的本土菁英結合，試圖成立反對黨。本省人和外省人結合，以行動挑戰獨裁體制，試圖促成民主在臺灣出現。在二二八所造成的強烈族群敵意中，他們的結合為臺灣政治帶來新的想像，雖然他們心中仍有疑慮，雙方的認同也有所差異。
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運動中的本土菁英則多為反殖民運動的延續。他們試圖在新政權、新殖民主義下，重新啟動追求平等和自主的抗爭。中國歷史和臺灣歷史，共同匯流成這個運動。可惜最後的嘗試和最後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兩群人在生命後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行動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他們的遺囑終在新一代人手中完成。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成為第三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和支持者。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創辦雜誌，以言論批判威權體制。他們也透過選舉擴充社會基礎，建立號召人民的反抗中心。也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遭受獨裁者的壓迫。壓迫上一波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其兒子如今以更嚴厲的方式、更大的規模，壓制這一波民主運動。所有運動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都遭受逮捕和嚴峻的處罰；大多數的民主運動者失去自由，有人則失去母親和女兒。
然而，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鎮壓並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只能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這正是臺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啟示：人民對民主的堅持、前仆後繼，終於逼迫獨裁者做出民主妥協。認為臺灣民主由蔣經國所推動，這位長達三十年白色恐怖期間實際負責情治系統的獨裁者，曾經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這是對臺灣歷史的最大誤解、最大扭曲。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局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論我們情感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不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流淚。狐狸要他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領悟，向滿園的玫瑰說：
你們很漂亮，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的花看起來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有時候我甚至聆聽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連結的先人，他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第一章◉
苦悶的臺灣
胡慧玲
刺客瞄準蔣經國，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阻止。他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刺客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另一名躍身搭救他的東方男子，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國際孤兒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敗退來臺；隔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華民國風雨飄搖；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臺灣，中華民國才轉危為安。但這時的世界地圖，已經是兩個中國。
韓戰結束，冷戰成型。蔣介石倚仗美國的強力護航，使中華民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都勉強保留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蔣堅持「漢賊不兩立」，使中華民國的外交史形同斷交史。一九四九年與蘇聯、東歐各國斷交，一九五○年與英國、挪威、瑞士等國陸續斷交，到了一九七○年，只剩六十五個邦交國。
美國從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開始，已考慮「更接近現實的情況」，研議「兩個中國」案。甚至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認臺灣為獨立國家做條件，來交換美國的承認，並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繼任，深陷越戰泥淖。詹森之後的尼克森，強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尋求中國協助以解決越戰問題。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就職典禮上，表示要改善中美關係。一九七一年，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訪中，為兩國建交鋪路。為此，尼克森要送北京一個大禮，就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那時，臺灣或許還有機會變更國名，或改以普通會員資格留在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在記者會上，針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說，美方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中華民國。
臺灣少數外交官員也試圖力挽頹勢。二○○六年美國務院公布的美臺關係文件〈臺北五八六九號〉檔案，提到美方外交官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和臺灣外交部官員楊西崑有一段談話。楊說，一九七○年冬天見到蔣介石，他建議蔣，「在不久將來，向世界正式聲明，表示臺灣的政府完全與大陸的政府分離，從此以後，此地的政府將與大陸沒有關係。」
楊西崑說：「聲明中應給此地（臺北）的政府一項新的名稱，即是：中華臺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說，用「中華」無任何政治意義，僅代表族群，猶如阿拉伯世界用「阿拉伯」一詞。
楊西崑也提到，張群時任總統府祕書長，曾於一九七一年夏天訪日時，攜帶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前首相岸信介的極機密訊息給蔣介石：「中華民國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張和要求。」楊西崑沒有提到蔣介石的反應。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關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從那一天起，十年之間，中華民國不僅被逐出聯合國，又和二十幾國斷交。臺灣成了國際孤兒，移民潮、逃亡潮一波波湧現。搶辦移民簽證的，是投資意願低落的資本家，以及達官顯貴—他們對臺灣這個「三民主義模範省」已失去信心。
資金代表信心。大量資金以各種名目流出，顯現出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信心危機。如果不是當時經濟逐漸起飛，臺灣人忙著賺錢，危機感會更沉重。這是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接班後，面對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臺灣人民自救
逃亡，對臺灣人來說不是新鮮事。危邦不居，從乙未戰爭、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代，都有人搶著逃離這座島嶼。但是動盪的時代，也每每有一群人，不顧安危，挺身而出，捍衛家園。
對臺灣前途的討論，在一九六○年代有明顯的變化。在此之前，部分臺灣人憧憬對岸的「祖國」前來「解放」，這些人已被國民黨捕殺殆盡；六○年代以後，臺灣獨立的主張，漸漸成為主流。
臺獨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大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使臺灣無法民主化，無法正常化；同時，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強硬主張，扼殺臺灣的外交空間。因此，以臺灣為主體，對內建設國家，對外重返國際，遂成為一種對臺灣前途的盼望。
一九六四年，臺大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計劃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這是國內第一篇有宏觀思考和深度批判的臺獨理論。宣言提出三大目標：一，確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是一枚未爆彈。傳單還來不及散發，三人就被逮捕，依《懲治叛亂條例》起訴，謝聰敏判十年，彭和魏各判八年。
彭明敏坐牢年餘，當局在國際壓力下給予特赦，但派人在彭宅附近日夜監視，形同軟禁。一九六八年，彭明敏和傳教士友人討論脫逃的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彭明敏察覺國民黨就要動手，下決心脫逃，進入細部規畫。在美國傳教士唐培禮夫婦（Milo & Judith Thornberry）和日本臺獨聯盟的宗像隆幸等外國人協助下，許多識與不識者，冒著高風險，偷天換日，相互接應，竟然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一個被蔣介石視為頭號威脅的人，一個被特務二十四小時嚴密監視的獨臂人，奇蹟般從自宅逃脫，在國際旅行仍很罕見的年代，從臺北經香港、曼谷、蘇聯、丹麥，於一九七○年一月五日現身瑞典。彭明敏日後形容，這次逃亡的複雜和困難，「好像要飛到月球」。
刺破黑幕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以臺灣留學生為主幹，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五地的臺獨團體正式合併為「世界臺灣獨立聯盟」（WUFI，一九八七年改名為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獨盟成立後，各地「臺灣同鄉會」也紛紛成立。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獨盟發動全球二十多處組織舉行「鎖鍊示威」。一九七二年一月，彭明敏接任獨盟總本部主席。一九七三年三月，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在紐約發表〈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與九年前彭明敏師生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後輝映。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就是獨盟成員，當時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一九三七年生，新竹人，政大新聞系畢。退伍後再回政大新聞所，一九六四年赴美留學。他說，六○年代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分頭並進。他積極參與運動，並且反思臺灣的前途與困境，深感蔣家「超高壓」和「超僵硬」的獨裁統治，令人難以忍受。
他和幾名留學生時常討論，設定目標：第一，打倒蔣家威權獨裁政權；第二，建立民主政府，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決定國家未來的各種選項。
一九七○年蔣經國訪美，他們決定行刺。蔣經國已於一九五三、 六三、 六五、 六九年四度訪美。一九七○年這一次，美方以高規格接待這位實權已超越「行政院副院長」職銜的總統接班人。
黃文雄一開始就決定自己開槍，並且近距離開槍，以免殃及無辜。代價是事後難以脫逃，不是當場被殺，就是被捕。
四月二十四日。午前，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準備向「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發表午餐演講。他在嚴密護衛下步向大門，黃文雄從示威人群中衝出，舉槍指向蔣經國。
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隔擋。黃文雄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黃文雄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躍身搭救他的鄭自財，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黃文雄那一槍，震驚了世人。槍聲刺破「自由中國」的黑幕，史稱「四二四刺蔣事件」。
「暗殺了蔣介石的繼承人，就可以達成推翻蔣家，建立民主的目標嗎？」黃文雄知道沒那麼簡單，但他的確有個非常有限的目標—他說，即使小蔣死去，老蔣還會牢牢掌控臺灣。但若小蔣死去，父傳子的蔣家接班計畫就會失敗，國民黨內的接班權力鬥爭不得不重新開打，從而出現政治上的可能性。這個政治上的可能性，就是黃文雄的有限目標。
刺蔣現場，躍身搭救的鄭自財，是黃文雄的妹夫，建築師，時任臺獨聯盟祕書長。兩人被捕下獄，臺灣留學生和臺僑，拿出存摺，抵押房屋，跌破世人眼鏡，快速募集二十萬美元，保釋兩人出獄。次年，兩人棄保逃亡。鄭自財後來在瑞典被引渡回美國坐牢，黃文雄則展開長達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在全球友人和地下組織掩護下，隱姓埋名，持續關心各地人權運動。一九九六年返臺後，引領臺灣的人權運動更加深化、國際化，二○一二年獲頒政治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
臺灣大監獄
一九七○年，蔣介石已經走到人生最後五年，仍無意收斂白色恐怖統治。蔣經國為了接班，鎮壓民間反抗，較六○年代更為緊張。
一九七○年二月八日農曆正月初三，臺東泰源監獄的部分政治犯聯合臺籍士官兵、原住民青年，共一百二十餘人，呼應逃亡赴美的彭明敏，號召臺灣獨立，發動監獄革命。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謝東榮、江炳興等六名政治犯，奪槍越獄；警總隨即封山搜索，六人被捕。除鄭正成按計畫堅稱是被脅迫加入，遭判刑十五年六個月外，其他五人均被判死刑。
泰源監獄案是一九七○年代前期代表性的政治案件，其他仍有多起，限於篇幅，茲不全列。這些案件真假都有，真案的真實程度深淺不一，假案的冤誣程度則匪夷所思。不論案件是真是假，統治者關切的是維持政權的政治計算，無關正義的是非曲直。
每一樁鎮壓，每一個案件，都像地下伏流，可追溯到更多的不義與反抗，也牽引出更多的株連與抗爭。失敗的反抗者，一律被當局汙名化，也被剝奪發言權。長期湮沒的白色恐怖真相，仍待持續挖掘。目前已知數據，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指遭判刑或感訓的人，俗稱政治犯）至少有一萬多人，至於政治受害者（未判刑或感訓，但受政治迫害，如臺大哲學系事件師生）則更多。
親身經歷白色恐怖，自我放逐美國的作家王鼎鈞說：「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牢房是小監獄，整個臺灣是大監獄。
我的使命在這裡
瘖啞的年代，反抗事件屢起屢被撲滅，來不及發出聲音。其間，在臺灣島內以組織的名義，堂堂正正向全世界傳達人民心聲的，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三次聲明。
第一次聲明的時代背景，是一九七一年「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即將訪問北京。情勢如此，長老教會總會認為不能再保持緘默，遂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強調：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罔顧臺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的人權與意志，只顧私利而做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該聲明也具體要求政府「在自由地區（臺、澎、金、馬）做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以接替二十餘年前在大陸所產生的現任代表」。
第二次聲明的背景，是一九七五年美國總統福特宣布即將訪問中國。國民黨對外毫無作為，對內則加強鎮壓，迫害宗教。警總特務和警察侵入聖經公會，沒收新譯新約聖經，阻止泰雅族原住民禮拜，沒收泰雅語聖經與聖詩，禁止長老教會使用臺語聖經。十一月十八日，總會發表第二次聲明〈我們的呼籲〉：一、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二、突破外交孤立困境；三、建立政府與教會間之互信互賴；四、促進居住在臺灣人民的和諧與團結；五、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利。
一九七七年八月美國總統卡特派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訪問中國，進行外交正常化談判；美中建交在即，第七艦隊勢必撤離臺灣海峽。總會認為，為了臺灣人民的生存，不能僅止於要求自決，必須更進一步主張臺灣獨立，表達人民的心向。
八月十六日，總會發表第三次聲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國民黨統治下，這是臺灣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臺獨的主張。
國民黨的政權屬性，有大中國、右翼、獨裁三大特色；鎮壓的重點對象，就是持臺灣主體、左翼、民主三種主張者，這是白色恐怖三大受害群。其中臺灣獨立、二二八、社會主義、組黨四者，尤其是禁忌。長老教會公開為臺獨發聲，冒了極大的政治風險。
長老教會從一八六五年起在臺灣扎根，有廣泛的在地信仰力量，和臺灣「國際孤兒」的外交處境相比，與國際社會的連結性更強。這是國民黨不敢對它採取極端手段的原因之一（相對於一貫道的禁教，或對錫安山新約教會的取締）。另一原因是，領導者不畏強權。
三次聲明的發表，關鍵人物是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高俊明，臺南人，一九二九年生。他的祖父高長，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一個信徒、第一個傳教士，也是第一個因傳道入獄的神職人員。高俊明從臺南神學院畢業後，長期巡迴山地傳道，二十八歲當玉山神學院第一任院長，在東海岸培育原住民傳教士達十三年。
高俊明一九七○年被總會選為議長。總幹事求去，無人願意接任，他又被選為總幹事，遂辭去議長，就任總幹事。在那個艱困的時代，高俊明帶領教會發表三次歷史性的聲明。
多年後，他回憶關鍵時刻的抉擇：「同工們充滿危機感，也有毅然赴義的決心，所以好幾個人事先寫好遺言，交代萬一遭遇政治迫害，籲請大家基於信仰，勇敢的愛惜臺灣，繼續奮鬥。」
第三次聲明發表前夕，國民黨千方百計阻止，要求高俊明離開臺灣、移民或出國。高俊明說：「我的使命不在那裡。」國民黨說：「你若不出國移民，就別去山地演講、別去教會傳道或發表宣言。」高俊明說：「我的使命就在這裡。」
一九八○年四月，美麗島事件後，他因為「藏匿施明德案」，判刑七年，坐牢四年三個月又二十一天，與祖父高長「為道犧牲」的義舉，百年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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