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雙溪〉問題出在東吳在台灣有一批熱心的校友，太過急躁的在台灣搞「復校」的活動，民國四十年他們就潦草的把學校開辦起來……
我考上的東吳大學在士林的外雙溪，當年外雙溪沒有什麼建築，是一個谷地，兩邊是山，北邊的山比較高，南邊的比較矮，兩山之間，有一條蜿蜒的小溪經過，那條溪就叫雙溪了。我讀東吳的時候，那兒還沒有故宮博物院，故宮的文物據說還收藏在台中的霧峰，那裡闢有一間小小的展覽室，只供「國賓」級的訪客參觀，其他人就無緣瞻仰那些稀世的國寶了。大一上學期即將結束的那年冬天，上課時偶爾聽到一陣陣爆炸的聲音，原來對面山腳在炸山洞，聽說故宮要北遷來此。雙溪是由東朝西流來，東吳是在雙溪的南岸，南岸的土地狹窄，溪對岸還算開闊，只一個陸軍的行政學校在那裡，行政學校的校舍都是木製平房，附近民居幾戶，其他盡是稻田，我們學校如果非要建在外雙溪，為何不建在那邊而選擇這麼狹隘的角落，真讓人不解。
當然令人不解的事尚多，一開始也管它不著。當時的東吳大學整個學校只三棟半的建築，一棟是所謂教學與辦公大樓，還有一棟是女生宿舍，一棟是男生宿舍。教學與辦公大樓座落在山腳，前面有一長排階梯，走上去還要花費一些力氣。這座大樓是學校所有行政包括校長室、教務、訓導、總務三處的辦公所在，各系辦公室也在其中，辦公室的上面就是教室了，教室相當簡陋，只一張黑板與幾十張帶桌板的木椅而已。還有一棟沒完成的活動中心，所以只能稱半棟，上面用來當禮堂，下面用來當餐廳，學校所有的「硬體」設備僅止於此。
不論從哪方面說，這都是一所簡陋的學校，一所有規模的中學甚至於小學，設備都要比它像樣。舉例而言，學校是知識的殿堂，首先要蓋的應是圖書館，而東吳就沒有，它的圖書館只能相當於一個普通小學校的圖書室，藏書少不用說，管理也很糟，反正也沒人去借書，有些學生到畢業都不知道學校還有圖書館。直到我們大四，學校建了間安素堂，安素堂的主體是一座教堂，它旁邊的附帶建築就闢為圖書館了，但所藏的書與期刊，比一般好一點的中學尚不如。
東吳大學用英文來叫是蘇州大學（Soochow University），一九零零年由基督教衛理公會設立於蘇州，在歷史上算是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了，只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晚成立了兩年。衛理公會是從英國聖公會演變延伸出來的一個獨立教會，原由宗教家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創，後來遷到美國，這所教會自己定名叫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中國人早年把它翻譯成「美以美會」，一直到現在，衛理公會的英文名字還是The Methodist Church。不論叫做美以美會或衛理公會，它是全美最有勢力也最有錢的教會，以前在大陸它就獨辦或與其他教會合辦了大學達十三所，當然最有名的就是東吳了。東吳在大陸原是一所很有聲望的大學，它在蘇州的校園清雅，建築考究，法學院設在上海，更是全國法學界的翹楚。問題是像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世界性教會，一個有歷史的學校怎麼會跑到外雙溪畔這塊不怎麼樣的地方來「復校」呢？這豈不把東吳的金字招牌給弄砸了嗎？要說起來真是一把辛酸淚，提起話來長了。
問題出在東吳在台灣有一批熱心的校友，太過急躁的在台灣搞「復校」的活動，民國四十年他們就潦草的把學校開辦起來。他們籌到的經費有限，只能在台北南陽街附近的許昌街租了間樓房，辦大學因陋就簡有點像辦補習班樣的，當然水準無法高，但這群復校的校友還洋洋自得，後來還稱這段復校的過程是蓽路藍縷。他們並沒有爭取衛理公會在美國總會的支持，所以不能動用衛理公會有關在中國辦教育的那筆特別經費。有段時間，衛理公會跟學校的關係緊張，不願承認台灣的東吳是他們辦的學校，後來不斷有人奔走，關係才逐漸放鬆開來，直到我入學的那年，總會才派來一位名義是「會督」的牧師來駐校，但總會的資金仍不准動用。諷刺的是教會在一九五三年就決定在台中辦東海大學，還請了當時美國的副總統尼克森來破土，光是土地就買了一百四十公頃，校舍與教堂請世界有名的建築師來設計，其中包括了貝聿銘，出手闊綽得不得了。東吳的校地只有十五公頃，與東海差別之大猶如天壤了。有次一位學長告訴我，東海的那筆錢原來是東吳的，東吳被弄到現在的模樣，不只不能與東海比，就是與同是私立學校的文化、淡江與輔仁比也相差距甚遠，校地蹇迫，校舍粗陋，為世人所笑，完全是那群校友亂搞出來的結果。
我剛剛入校，還不知其中的委曲，但新生訓練時才知道學校名字是大學，其實只是所獨立學院，因為大學法規定一所大學，必須要由三個以上的學院組合而成，東吳當時只有一個學院，當然不能算是「大學」，它的正式名稱是「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因為法學院前面有「東吳大學」的名字，大家就不加考究，就叫它東吳大學了。當時的東吳法學院共有六系，其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也許與法律有關，而中文系與外文系根本與法學無關，放在法學院，純粹是權宜之計。當時東吳的「領導」（對上行文稱東吳法學院「院長」，對下行文稱東吳大學「校長」，）是石超庸先生，他的名字譯成英文是C.Y. Stone，名是音譯姓是意譯，十分特殊，外國人與洋派的中國人都叫他Dr. Stone，假如不知情的再轉譯回來，可能成了史東博士了。他是耶魯的博士，人長得高大，面孔黑黑的，說話有廣東口音，我幾乎沒有單獨聽他說話的機會，幾次全校性的大會聽到他發言，都行禮如儀的沒什麼特別。
新生訓練的時候，我看到禮堂兩邊高掛著學校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還是國父的手書。這幅字到處都看得到，應該不是專為東吳寫的，當年老蔣在廬山宣佈對日抗戰，講台左右也是高懸這幅標語。我特別注意到在東吳黑紅相間的校徽上有一小行英文字，上面寫著Unto A Full-Grown Man，譯成中文是：「做一個完整的人」，我看了特別感動。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都能幫忙我們獨立成人，但中文中的「法」字太有行跡可循了，至少太依靠古今的「完人」做典範，而英文中的Unto A Full-Grown Man卻沒有這個味道，對沉醉在浪漫思潮的我來說，英文裡的完整的「人」給我更大的激勵。當時我的信念是：真正的「人」是獨立的、不依仗別人的，道德之所以高貴是因為道德來自於自覺，而不是來自於他人或他物的規範，孟子說「吾善養我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是在我自覺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不是受聖人的指引，也不是受「完人」的影響啟發而來的，君子獨立蒼茫，沒人值得效法，也沒人可以依傍，真正的「英雄」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覺得東吳的英文校訓比起中文的更有氣勢，口中一唸，感覺自己與灝氣相聚，兩腋習習，頓時忘記自己處身在簡窳的現實環境之中了。
不久就正式開學，第一周的課就讓人失望。大一的課，原多是一般的通識課程，有國文、英文、中國通史、心理學、三民主義等課等，唯一中文系的專門課是文字學。東吳強調英文教學，大一除了每周有四學分的英文之外，還要修兩學分的英文文法，兩門課同一位老師教，因為老師性格懦弱，教學法也很冬烘，學生反應十分一般，所教所學的，現在已沒任何印象了。國文則是由一位能言善道的老師擔綱，他名叫華仲麐，是貴州人，他的個子高壯，頭髮因為稀疏乾脆剃光，這使得他更是紅彤彤的油光滿面，一口斬釘截鐵的貴州官話，總是頭頭是道又充滿自信，他的舉措言行，真像一個正面的官場人物。我後來想，華老師如出來演戲，最好的角色就是扮演關公，他天生一副丹鳳眼，只要戴上假髮與假鬚，穿上綠蟒袍根本不須化粧就可上場了。
華老師上課的時候一直抽菸，而且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好像很少中斷過。後來我聽他說，那時他一天至少抽兩包，有時還會抽到三包，抽的都是綠殼的雙喜牌香菸，是當年公賣局出的最貴的一種牌子。他規定上課的課本是《陸宣公奏議》，用的是藝文印書館的明刊影印本，陸宣公指的是唐朝著名的宰相陸贄。華老師對古代的官場文化十分嫻熟，喜歡說臣子與皇上之間的關係，但都理想化的要求進退合宜，出入有度，他不喜談宮闈密辛，上課的時候，說教的意味比較重，這應該是受大宰相規行矩步義正詞嚴的影響吧。但他上課也會取巧，明明一次要上兩節課，他只上一節，另一節規定學生默寫上次教過的課文，默書的時候他不用來教室，要兩個助教輪流監督。
當時中文系有兩位助教，一位是黃登山先生，一位是張曉風女士，張曉風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在台灣年輕作家中已很有名氣。黃登山個性隨和，監督我們默書時總是面孔朝外，學生偶爾抄書他都假裝沒看到，張曉風則很嚴厲，看到作弊一定舉發，弄到壞學生對她十分頭痛。有一次班上同學章孝慈乘黃登山監督時也跟著別人拿書出來抄，想不到一周後他竟然跑到華老師前面涕泗縱橫的大表懺悔，說自己錯了，請老師把他的卷子改成零分。老師感動的不得了，在課上大肆讚揚，說君子絕非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有過不憚改，才能成聖成賢等等的。老師說得不錯，但其他抄書的人就覺得腳底有刺了。華老師的結論是像章孝慈這樣的人，品德如此端正，加上好的學識，未來一定不可限量的，想不到真被老師說準了，章孝慈三十年後竟然成了東吳的校長。
東吳中文系當時請洪陸東先生做系主任，但後來華老師告訴我，說當年洪陸東並不是專任教授，而是一位兼任教授，當然主任是也兼的。我想一個學校連系主任都是由兼任教授來充當，確是亙古之奇了，但華老師說得言之鑿鑿，不由得人不信，他說一直到我們畢業，東吳中文系的專任教授只他一個，其他的除助教外全是兼任。洪陸東教授據說以前在大陸做過司法行政部的次長，自己是詩人也是書法家，他當時年紀已很老了，沒有八十歲也有七十餘歲，在學校很少見到他。他只在系上教一門課，就是杜詩，是排在大三上的。大三時我們上他的杜詩，鬧了不少笑話，洪老師是浙江黃巖人，濃重的鄉音，沒幾個人懂，他把杜詩的〈北征〉唸成「剝金」，他在台上搖頭晃腦的把詩又唱又讀的，他不講格律，也不太講詩的典故，杜詩不是「無一字無來歷」的嗎？但他也許想我就是講你們也不懂啊，就不去講它了，只用他難懂的黃巖話不停的讚嘆說這首詩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下面的人一個個暈頭轉向得呆坐在那兒，不知好在哪裡，更不知道該如何把金山一般的杜詩「剝」下一點黃「金」來，我們真是空入寶山呀。
中文系既除了華老師之外一概是兼任，整個系當然顯得鬆垮垮的，學生是須要啟發輔導的，但系上沒人關心學生，日子久了，學生也變得像一盤散沙般的，除了偶爾勾心鬥角，彼此就關係很淺了。照理來說華老師是專任教師，應該多負點責任，但華老師是個典型的公子哥兒，又是個愛憎分明又太有豪氣的人，他也根本不會去管學生的事。有一天我聽他在教師休息室約幾個同事吃飯，曹昇老師問他有沒有酒喝，他大笑說：「有沒有酒喝？你有沒有搞錯，我家的酒就是不多，也可以把你曹昇活活的淹死！」後來有一次在老師家聽他同鄉好友谷正剛先生說，他們華家在貴州的時候，是專門生產茅台酒的，「華茅」這商標代表茅台的最高品質，銷路也是最好的。當然到了台灣，他也沒法那麼闊氣了，但他的生活還是比別人過的奢華許多。
我從大一到大四都得修他的課，他除了在大一開我們的大一國文之外，大二大三的「中國文學史」也是他開，大四時，則上他開的《文心雕龍》，國文與「中國文學史」是系上的必修課，《文心雕龍》則是選修課，但東吳那時課開的少，所有選修課幾乎都是「必選」，因為根本沒有「不」選擇的餘地。
我們大一的時候，可能因為無聊，幾個人常在學校的總課表前看各系所開的課程，不見得與自己有關，但看一看也好，有一點像在照相機的觀景器裡看世界的意味。東吳雖然由心急的校友匆匆復校，但好像一直不忘記注重外文，譬如與我們中文系相連的外文系，在課表上就排了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的課程。這時我們發現在我們中文系的大三，竟排了一門「韓文」，當時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透，要我們中文系學生修英文、日文還有點道理，修韓文就不知道是為什麼了。一個同學說韓國比日本更接近中國，受中國的影響更深，研究韓國會讓中國研究得到更大的啟發，另個同學說東吳學校小，比起其他的國立大學起步又遲，必須出奇制勝，從韓國來研究中國是別人沒有開闢的學術領域等等。第二天我們遇到大三的學長，一問才知道所謂韓文根本不是韓國文化或韓國文學，韓文只是「韓昌黎文」的簡稱罷了。
反正一切渾渾噩噩，糊裡糊塗的，課程開得不清不楚，教書的老師一個個精神渙散，上課既不準備，下課也無作業，走上台來，總是胡扯一通，他們都是兼職，只拿微薄的鐘點費，學校也沒要他們負什麼責，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負些什麼責來。一位戴著深度眼鏡的詩選老師，年老得走路都有點力不從心了，第一次上課點學生的名，忽然發現有話可說，他說以前一位老師問學生，說你為什麼名字叫做「鳳梧」呢？學生說：「回老師話，學生母親生學生的當晚作夢，夢見一隻鳳凰停在梧桐樹上，就為學生取名鳳梧了。」老師接著問：「你母親當晚假如夢見一隻雞站在芭蕉上，就該跟你取個什麼名字呢？」說完停了一下，幾個意會到的男生笑了起來，大部分學生傻子般的等他答案，他卻說詩的「六義」是風雅頌賦比興，不曉得其中的比興是不能讀詩的。這個例子舉得十分輕佻而不負責，只是好逞小慧罷了，與文學的比興其實沒什麼關係。但多年之後，大家都忘了詩義與詩教了，獨對鳳與雞的記憶猶在。
我的大學生活於焉開始。一切混亂而無章法，我天天擠三趟公車到荒蕪的學校，中午想盡辦法吃便宜又簡單的午餐，有時五毛錢買一個饅頭果腹。學校很小，又沒圖書館，課餘根本沒有去處，課間只得找個空教室坐著空等。我是鄉下來的學生，這兒沒有朋友，有時悶慌了，就一個人到學校建築之外的野地去閒逛。男生宿舍右後方山坡上有幾棵松樹，坐在鋪滿松針的樹下，聽松濤、看遠處的雲彩很愜意。從東吳的教學主樓朝後山的方向走過去，有曲折的登山石梯可以走，半山有座前司法院長王寵惠的墳墓。再往上走就沒石梯了，是雜草叢生又十分彎曲的小道，有一段路還須手腳並用的攀爬才能上去，上到頂處朝南望，整個松山機場就在眼前，一陣風來，就讓人有振衣千仞崗的感覺。
東吳還不錯，至少還保有一些都市見不太到的「野趣」，但我期望的不在這裡，我如選擇野趣，就無須用盡手段的擠進這大學的窄門，待在宜蘭鄉下不是更好嗎。我真正嚮往的是知識，它是我生命中最感貧乏又積極想追尋的東西，但在開學的幾天之中，一層層的失望掩面而來，我希望以後會改善。大學絕不會是我初到看的那麼糟，一定有一些偉大的蘊藏是讓人在一般狀況下看不見的，否則就不會叫那東西是「寶藏」了。大一學生還要上軍訓與體育課，還須作體力上的操勞，下午我上了整下午的課，拖著極為疲憊的身心趕回位在愛國東路的服裝社的包伙餐廳吃晚飯（我後來只包晚餐），去晚了他們是不會等人的。晚餐後我無處可去，大部分是走到重慶南路書店閒逛，逛到書店紛紛打烊才回到寧波西街的住處，在廁所附設的淋浴水龍頭下草草沖個澡，擠進有臭味的工人寢室，我把舖蓋打開，設法倒頭就睡，但總是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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