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頭有希臘和希伯來精神。而「兩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對人類（實指自我）無法避免的「命運」之預言。預言原本是「神啟」或由「祭司」表達出來的對自己可能遭遇厄運的憂患意識，此後西方歷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帶有這種特徵。所謂「黃禍」就是來自外部災禍的預言；所謂「白種人的衰落」和「歐洲的沒落」，則是出自內部災難的預言。此類預言對於人們的思想影響，並不在於預言實現與否或者以某種變形出現，而是首先在於使人產生憂患和惕怵，或先發制人預杜外部可能出現的所謂災禍，或設法療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應對災禍的能力。預言、歷史記憶、現實感受三者結合，從消極面來說會使「災禍」的陰影揮之不去；從積極面來說，則有可能轉化為持續不斷的進取力。
近現代的西方人既然以支配世界、按照其價值觀安排世界的等級秩序為「使命」，就決定了他們儘管對別人知之不多不深，卻依然要說三道四、指手劃腳。自古希臘開始的「好辯」傳統一脈相承，使得西方的政治領導人和外交家一般都辯才無礙，而現代化的社會更造就了一大批或專門「生產思想」，或以舞文弄墨為職的才俊之士，普及的教育和發達的輿論，更有助於將各種學說、觀點、思想傳播給大眾。這當中當然有許多真知灼見和合理性的價值，但也會有謬誤、偏見和謊言。在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看來是子虛烏有、不值一駁的「黃禍論」，在西方世界卻長期占有一定的市場，其中應有多種原因。
「黃禍」由歐洲人對中世紀的一個歷史記憶，在十九世紀後期發展成為引人注目的思想學說，顯然與當時歐美國家各種「學說」的發達有關。閱讀西方有關「黃禍論」的著作或論文，即可發現「黃禍論」者在援引為根本依據或具體問題的分析方法時，廣泛運用和涉及到哲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語言學、民族學、心理學、人種學、政治學。具體地說是涉及知識論與思維方法、人性論、人口論、進化論、國民經濟學說、貿易和幣值理論、地緣政治理論，外交學說、軍事與戰爭學說等等。反映出當時的西方不僅具有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而且也是各種「學說」、思想、輿論的產生和發散中心。用今天的話說，就是
西方掌握了「話語霸權」。
（一）歷史記憶與現實焦慮的倒錯重疊
自有人類就有各種矛盾衝突，而矛盾衝突最嚴重的形式就是戰爭和屠殺。發生在國內、族群和種群內的戰爭和屠殺，記憶深刻的首先是國內、族群和種群內的人；而發生在國家、族群和種群之間的戰爭和屠殺，則可能成為多數國家、族群和種群的共同記憶。
按照西方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敘述，古代歐洲與非歐洲（主要指亞、非兩洲），或者說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的重大衝突，大體有七八次之多，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是：
（1）西元前十三世紀左右，起於北非的腓尼基人的艦隊曾侵入地中海北部，甚至說到過大西洋、黑海以及波羅的海。由於時代太久遠，相關傳說並不準確。
（2）西元前五世紀發生的波斯與希臘的戰爭。這是歐亞大型衝突之始，在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中有濃墨重彩的記載。
（3）西元前四世紀後期，遊牧於中亞的匈奴族由於中國北部長城的陸續興築，阻礙了其向南的發展，於是部分匈奴族開始西遷，西元前三七二年渡過伏爾加河。經過數百年的生息，到西元五世紀中葉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建立了以匈牙利為中心，東到伊朗，西到萊茵河，南到多瑙河，北到斯堪的納維亞南部的龐大國家。阿提拉王進攻時，所經過和被占領的城市受到巨大破壞。在東羅馬的歷史學家筆下，這些源出於亞洲的遊牧人都是軀幹矮胖，由於生長在馬背上而成為羅圈腿，皮膚發黑，耳朵鼓出，鼻子扁平，斜眼（眼角上吊），頭髮倒豎的野蠻人。這類書中所寫的匈奴人的可憎面孔與剽悍、殘忍的性格，使歐洲人留下了強烈的恐懼感。
（4）從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前二世紀，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和羅馬帝國曾發生長期戰爭，迦太基名將漢尼拔（Hannibal Barca，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漢拿比），曾使歐洲人聞
風喪瞻。
（5）西元八世紀回教國撒拉遜（Saracen，又譯薩拉森）進攻歐洲。七世紀初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百餘年後伊斯蘭教形成西起西班牙，東到印度半島，南到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的巨大勢力圈。撒拉遜人跨過地中海，在今法國南部與歐洲軍隊激戰失敗。
（6）西元十一世紀末，由天主教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號召從伊斯蘭教徒手中奪回基督聖地耶路撒冷為發端，在其後二百年間，歐洲人向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發起了八次「十字軍東征」。在此之前的千餘年間，歐洲人在對亞洲人的戰爭中雖有少數戰鬥獲勝，但總體上處於守勢。十字軍東征是歐洲人反攻之始，不過在這場長達近兩百年的東西衝突中，歐洲
人與對手各有勝負。
（7）蒙古人的進攻和對東歐的長期統治。蒙古族成吉思汗（Temudschin Dschingis Khan）在一二一五年攻占中國北部和西北的部分之後，一二一九年西征，占領中亞細亞和今伊朗大部及歐洲東部，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羅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孫子拔都（Batu）於一二三五至一二四四年又率軍西征，打敗俄羅斯，以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作為首都，建立欽察（亦稱金帳）汗國。拔都死於一二五六年，但欽察汗國一直存在到一五○二年。其間另一個蒙古汗王帖木兒（Tamerlan，一三三六—一四○五）也因為征服和統治中亞而為歐洲人所畏懼。
（8）奧斯曼帝國雄踞歐、亞、非三洲之匯。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在十三世紀末建立奧斯曼帝國，之後迅速強大，到一四五三年把歐洲的整個巴爾幹半島納入版圖，統治匈牙利，甚至威脅到維也納。非洲西北部和亞洲西部均為其國統治。
在古代歐、亞兩大洲的衝突中，歐洲有大部分人涉及，但亞洲則只有少部分人涉及，甚至可以說在上述所有的大衝突中，歷代王朝治理下的中國人和孤懸東北亞海隅的日本人，都與衝突無關。而近現代的西方人在談論「黃禍」的時候，無不把西元四、五世紀的匈奴人西遷和十三至十五世紀蒙古人西侵的歷史作為口實，煽起西方人的恐懼。他們先把古代的匈奴人和蒙古人「放大」為「亞洲人」或「蒙古人種」，然後又具體地縮小到中國人、日本人，有時還包括印度人，而一律沿用「黃禍」之說。所以無論是孫中山、魯迅，還是日本的大隈重信、桑原騭藏，在批駁「黃禍論」時都首先指出了西方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引喻失義。
由於十三至十五世紀蒙古人、土耳其人阻塞了陸上的東西通道，迫使歐洲人尋找海上的新航路。十六世紀歐洲人終於再度到達東方，他們給中國人的見面禮就是「十七世紀菲律賓群島上的殘殺和十八世紀爪哇的屠殺」。當時西方殖民者所殺害的亞洲人，除了少數當地居民之外，絕大部分是移居此地的華人移民。
在西力東漸的前期，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用了將近百年的時間，直接控制了印度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四分之三的人口，此後印度支那半島和南洋群島上的共十餘個國家，無一不成為歐美人的殖民地。中國在一八三○年代末的鴉片戰爭中失利之後，在半個多世紀的時期內，接連遭受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的法軍之役、一九○○年的八國聯軍庚子之役的軍事打擊，被迫割地賠款，開放口岸。而俄國在一八六○至一九○○年期間，掠奪中國東北、西北部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里土地。至於各國在中國建立租界，劃分勢力範圍，駐軍於京畿和中國要地，修築鐵路，開發礦藏，挾制
中央和地方政府，干涉內政，奴役中國人的種種霸權行徑，使當時的中國人留下的泣血文字，遠比歐洲人的「黃禍」夢囈真切。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黃禍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人完全是另外一種感受。他們說：「今日之時代，帝國主義最發達之時代也。」指出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必然要把各後進國家置於其統治奴役之下，「若夫列強所以施行此帝國主義之方針，則以殖民政略為主腦，而以租界政略、鐵道政略、礦產政略、傳教政略、工商政略為眉目，用以組織此殖民政略，使達於周密完全之地」。而在此一時代和帝國主義方針、政略之下的中國，已處於亡國滅種的危殆之境：「嗚呼！今日之世界，非競爭風潮最劇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國，非世界競爭風潮最劇烈之漩渦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張牙，環伺於四千餘年病獅之旁。割要地，租軍港，以扼其咽喉；開礦山，築鐵路，以斷其筋絡；借債索款，推廣工商，以脧其膏血；開放門戶，劃勢力圈，搏肥而食，無所顧忌。官吏黜陟，聽其指使，政府機關，使司轉捩。嗚呼！望中國之前途，如風前燭、水中泡耳，幾何不隨十九世紀之影以俱逝也。」中國人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給中國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生存危機，這種恐懼與「黃禍論」者的「恐懼」構成了完全相反的鮮明對照。
西方人在向全球蔓延、擴張的過程中，總是打著「傳播福音」，完成白人的「使命」，「開化」野蠻人和半野蠻人等旗號，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但這些詞藻掩蓋不住他們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實質，事情的本質就是他們不僅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還要始終不斷地擴大這些利益。但十九世紀後半期，當西方人在東亞大力擴張的時候，出現了兩個意外情況。
一是西方在東亞的擴張遇到了較大的阻礙，這是西方在向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擴張時未曾遇到的問題。首先是日本通過學習西法後，不僅迅速強大起來，逐漸擺脫了西方的箝制，而且有跡象表明日本人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次是中國，雖然她的「自強」運動頗形艱難竭蹶，但畢竟在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上開始了起步。尤其是中國的儒學文明，還在東亞與基督宗教文明分庭抗禮。而且中國人口眾多，不僅能為工業化提供足夠的勞動力，為軍隊補充兵員，還四出移民。日本國土狹小，也在向澳洲、夏威夷群島和美國西海岸移民。上述諸因素使西方人感到有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威脅。
二是西方國家的發展有先有後，先強者與後強者也有利益衝突，再加上歷史宿怨和出自各種目的的締約或結盟，使西方內部也充斥著猜忌與矛盾。由於俄國幅員遼闊，始終以「歐洲憲兵」自居，所以西歐對俄國並無好感，自拿破崙時代到二十世紀初年，一直有「俄禍」、「東禍」、「泛斯拉夫禍」之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德國的興起和英德之間的矛盾，英國又流行過「日耳曼禍」之說。而在十九世紀後期，美國漸漸強大，雖然它此時正在奉行美洲門羅主義，對歐洲事務未多參與，但在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法國也一度流行「美禍」之說。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俄、德、法三國為聯手對抗英、日而結成三國聯盟，更使得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公開化。
當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在東亞高歌猛進之際，歐洲內部實則紛擾不堪，這不能不引起歐洲學者們的憂慮。法國貴族、外交家、人種學家約瑟夫．亞瑟．戈賓諾（Joseph Arthur Gobineau, 1816-1888）在一八五三年寫有著名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I' 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極力論證白色人種比有色人種優越。但其思想還有另外一面，即在經歷了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之後，心中充滿了悲觀情愫，擔憂歐洲文明的沒落和白種人的衰退。而白色人種中的拉丁人面對英國的依然強大和德國、美國的興起，首先出現了「拉丁衰落論」，為了不自外於白色人種，因而掀起了一股「歐洲衰落論」的說詞。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者喬治．瓦雪爾．拉布若（Georges Vacher Lapouge）在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年多次的講
演中指出，如果黃種人和黑種人的文明程度達到和西方民族一樣的水準，白種人將面對空前的困難和危險。而法國文學史家兼政論家埃米爾．法蓋（Émile Faguet）在一八九五年曾認為歐洲征服世界的行動半途而廢，因而「非但失敗了，還把有色人種的世界發動起來了」，未來「也許黃種人會徹底戰勝白種人，再看得遠點，將是黑種人又戰勝黃種人。也許幾世紀以後，或是一二百年以後，將會出現一個黃種人的歐洲」。可見十九世紀後期，在西歐尤其是法國，出現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白人衰退論」或「歐洲沒落論」的判斷或預測，這股思想是後來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思想的前驅。
因而，一方面是東亞崛起或東亞「覺醒」論，一方面是相對的「歐洲衰落論」，兩者相形相映，自然只會擴大「黃禍論」的市場。何況「歐洲衰落論」者中如戈賓諾、法蓋等人本身就是「黃禍論」者，在情感和心理上是集「白種人優越感」和「受迫害妄想症」於一體的類型。
近代東西方圍繞「黃禍論」或者其變調而展開的百年攻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進行的。這是一場時而激烈、時而消歇的馬拉松論辯，也是一個難解之結。它如同陰霾罩在東西方人的心頭，使雙方難以消除猜疑，互不信任，有時更為雙方的對立與衝突火上加油，造成人類的不幸。歧見的由來，當然首先在於攸關各自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利益與由此產生的矛盾，也在於各自價值觀的差異。任何較為牢固的思想觀念，都是所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長期發展與相互作用的結果。在西方的「黃禍論」與東方人不大多說但未必完全以為是子虛烏有的「白禍論」背後，實際上都存在著各自的人性論、知識論、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基礎的支持，這樣才使得若干具體的認識與看法很難在較短的時間裡發生改變，或者會使歷史中的「亡靈」在變化了的時代環境中多次「復活」。
對於西力東漸一事，當時多數西方人認為是給東方賜福；「二戰」後東方民族國家獲得獨立自主，至今還有西方人認為是他們的賜予。因此東方人如果譴責西方人的作為，或者不聽從西方大國的安排，他們就視其為「反叛」。西方人不重視非西方人發出的聲音，也根本難以理解東方人的感受，以為一切與西方觀念相悖的言論和著作都不可相信。這裡除了自恃強大和自認優越的原因之外，也在於西方人難以超越自身的經驗和價值觀而真正理解和認識東方。反之，東方人或者說中國人同樣難以從自身的經驗和價值觀之外來完全了解西方。因而面對同一現象和事物時，雙方的感受、認識和判斷會有同有異，甚至完全相左。於是爭辯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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