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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黃帝時已燦然大備，惟政治、教化、軍事、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音樂等等，一切經常應用之學，皆在隨時實施之中以相傳授，缺乏文字記載。而學術思想、義理言論，因非文字所能盡其意，故亦多憑口傳而乏著述。至春秋時，著書之風漸盛，孔子整頓六經，六經為古傳之學；老子著《道德經》，每引「古之所謂」或「故聖人云」，亦係承述古人之學；孔老皆纘前聖之緒，而家以獨到之睿見，以著書立說，其承先啟後，為當代之大師，立言傳道，皆功垂萬世也。
〈禮運‧大同〉章所講「大道之行也」之大道，與《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之大道相同。〈大同〉章鄭注「同猶和也、平也」。引申其義，大即天下統一，同為厲害均等，亦即天下道同風一而無分裂，社會生活均衡而無紛爭；政治達此境地，則人心渾厚，世風淳樸，無物我之介，無利害之爭，即成為「安其居，樂其俗」，「竊盜亂賊而不作」之大同世界；此與法家嚴法控制之政治思想絕不相同。孔老在衰亂之世，皆慕想大道之行、盛世之治。然大道既廢、既隱，不得不講仁義，而總必以大道為最高之目標。
宋儒以承儒家之道統自居，以為儒道不相能，故貶抑老子；其實老孔之時，道術尚未分裂，故孔子問禮於老子，聞老子所講古人之言與亂世立身之道，贊美老子「其猶龍乎」！後世或以老孔皆在亂世，老子思想消極，故獨善其身而歸隱；孔子思想積極，故周遊列國，志在兼善天下。其實老子為周太史已久，因周室已衰，不足與有為，且己身已老，不可戀位，理宜退休歸隱，並非消極；孔子奔走列國十四年，見道不行，亦只得罷休，故欲「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老孔而後，有儒道之分，世人自其外表態度而言之，謂隱居之士為道家，用世之士為儒家，兩家顯然不同。其實老孔皆曾官居顯職，為國宣勞，晚年皆為隱君子。《論語》中孔子對隱者亦表示敬重，《老子》書中亦講治國用兵之道。名臣退位則為隱士，隱士亦可出而為名臣，孔老之道不相悖也。
及至戰國，道術分裂，百家爭鳴，各立門戶，而且一家之學亦相判離，「儒分為八，墨分為三」(〈韓非子‧顯學〉篇)。楊朱初學於道家，而後來自立其「為我」主義；韓非、李斯初學於荀子，而後來轉入法家；諸如此類頗多，則儒道兩家各樹一幟，亦不足異。自此而後，「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史記》卷六十三)，兩家形成對壘，及至宋儒如程伊川、朱晦庵等，皆對老子作詬厲之評語(《二程全書》十八、《朱子語類》一百二十五)；噫！此豈孔老所及料哉？
中國倫理教化，政治制度，自黃帝而後，已有一貫之規律，至周而文化大盛，老孔之學術思想，當然為同一根源。惟孔子之人生觀以仁為出發點，故栖栖皇皇，熱心濟世，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精神；老子之人生觀以智為出發點，故秉要執本，精神態度，皆正大高明而不相鉏鋙，其學術思想亦相輔為用，相得益彰也。
惟老子所講修身、處世，以及治國用兵之道，多為眾人所忽視之一面；對於眾人所知之常識，不加贅說。眾人知進退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安而不知為，知存而不知亡，知剛強之力，而不知柔弱之用；知爭先之利，而不知謙下之益；老子則專講人所不知之一面，提出警告、使人戒慎。見非常之理，發非常之言，其「正言若反」，本為至理，而有人視為怪迂；其論道之體用，妙美精深與大易相通，而有人謂為虛無；是以下士聞其道而大笑之，老子云「不笑不足以為道」(四十一章)。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下士不可以語道，下士不離俗流，至道妙義，豈下士所能領略哉？
古之學術思想，多憑口傳，戰國之世，學說紛紜，有人輯黃帝之言，著之於書，當然難免有後人增入之言，〈漢書‧藝文志〉所載《皇帝銘》六篇，今所存者有《金人銘》、見〈孔子家語‧觀周〉及《說苑》卷十；《巾几銘》、見〈路史‧疏仡紀〉；其言與《老子》相合，且有與《老子》相同之語。〈皇帝‧君臣〉十篇，班固云「與《老子》相似」，此書已佚。《皇帝四經》四篇，六朝以後已失傳；今一九七四年，《皇帝四經》於湖南馬王冢出土，《四經》後部為《老子》全文，此書為帛本隸書，抄寫時在漢文帝初年，《四經》篇目：〈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其中所講治國用兵之道集成敗禍福之理，皆與《老子》相似；黃老自戰國時成為一家之言，故其書合為一編。惟《老子》講「道」，而《四經》中「道」、「法」兼稱，《老子》講「名」，而《四經》中「形名」並論。〈稱〉篇有云「善為國者，太上無刑」，而〈經法〉篇則講道法形名，謂「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執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又屢講形名之功用，謂「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稱〉篇云「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待表而望則不惑，案法而治則不亂」，「今之曲直，審其名以稱斷之」。此即法家所取而以為依據者也，〈管子‧任法〉篇云「皇帝置法不變」，〈呂氏春秋‧序意〉篇云「文信侯嘗學皇帝之法」。蓋自戰國時，法家即依皇帝刑名之說，而演出刑名之學，故《史記》將老莊與申韓合為一傳，謂申不害「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謂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其實法家之政治思想與黃老大不相同，黃老以道術為治，法家以刑罰為治；當時百家互相攻難，法家之勁敵為儒家，儒家祖述堯舜，師承孔子；法家則借重皇帝、老子以與儒家相抗，假借黃帝形名之說，而附會於刑名；屈引老子「芻狗」人民之意，而慘礉少恩；然其於黃老之「無執也，無處也，無為也，無私也」之主義(〈經法〉篇)，則未嘗接受。
漢朝以黃老起家，張子房深得黃老之旨，以道家之兵法運籌帷幄，輔高帝、滅強秦、平群雄、定天下、建立漢朝，而實踐老子之訓「功成、名遂、申退」，誠所謂「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者也(〈莊子‧秋水〉)。曹參、陳平皆好黃老，用兵則為良將，輔政則為良相；漢初開國之武功文治，實以黃老之學為主，是以黃老之學大盛。及至文帝以恭儉御世，益顯黃老清簡之治，是以海內富庶，人心向化，幾致措刑。景帝繼之，移風易俗，黎民淳厚，成為郅治之世，此真黃老治術；申韓刑名之學，非黃老之本也。
自古世道之亂，由於名利之爭，故道家修身貴不爭之德，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遊〉)，至人神聖，皆無私心名立之爭，謂「道之爭以治其身，其餘緒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莊子‧讓王〉)，不能自治，安能治人？故修身自強為大事，自身健全，方能與問國事，故曰「其餘緒以為國家」；自身健全，德高學博，對天下事瞭如指掌，故帝王之功若由聖人為之，猶如烏獲扛千鈞之鼎，眾人以為難，在聖人則為擧手之勞，平常之事耳。
儒家之熱心用世，固為可貴；道家之恬淡超世，豈不可貴？如人人皆欲用世，而人浮於事，爭端乃起；道家之超世態度，人皆爭先，己獨於後，「人皆求福，己獨曲全」(〈莊子‧天下〉)，本身之志願如此，適所以減少社會之紛爭，調劑人群之和氣，此人生必有之美德，既不汲汲於名利，亦非消極於世事。孔子亦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述而、泰伯篇)，進退取舍，咸得其宜，儒道兩家所同然也。
道家思想幽深，陳義過高，漢時復興儒學，而名臣碩學、大抵儒道兼綜，甚至特崇道家，如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後漢書‧班彪傳〉)，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漢書‧敘傳〉)；桓譚云「世之好《老子》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漢書‧揚雄傳〉)。唐玄宗問道法於吳筠，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剳耳」(〈舊唐書‧隱逸傳〉)，吳筠為道士，故當作如是言；而兵部郎李約注《道德經》亦云「六經黃老之枝葉耳」。自宋時，理學家尊儒學而抑道家，然而太祖、太宗皆喜聞老子言，歐陽修謂：道家無為之義，「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蘇轍作《老子解》，謂蘇籀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此其尊老並不遜於尊孔也。
學問知情趣，猶如飲食，有人對不合自己口味之物，往往淺嘗輒止，遂謂其不美。有人對於老子亦然。葉夢得謂「老子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士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程大昌作《易老通言》謂：誤解《老子》者，「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顧棟高將五經比如五穀，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將老學比作烏頭，謂其有毒，只可列為藥品，不如五穀功用之大。其實烏頭治病之功效，亦非五穀所能代替，其意在貶抑老學，而適以提出老學之價值。魏源謂：五經為經世之書，《老子》為救世之書，可謂持平之論矣！
總之儒、道闡揚人生之真義，指陳人生之正路，自古相輔為用，各擅其功。老子察天道變化之妙，審世事反常之機，悟相對之理，立非常之論，燭幽鑒微，旨趣深遠，其書非一閱輒了，其道非一聞便知；必須精心尋思，始能入其徑；必須深明世故，始能通其旨；故孔子贊老子猶龍，莊子稱老子為博大真人，司馬遷謂「老子深遠矣」！歷代名士之儒、清高之士，各悟其理，各致其用，受其教澤多矣。英國哲人羅素研究中國文化，尊頌孔子，民國九年來華至北京，有人為之介紹老子並略講《老子》大意，羅氏聞之，大為驚嘆，謂「不意中國數千年前，竟有如此之大思想家，奇哉！奇哉！」爾時德國學術界亦組織《論語》、《老子》研究會，以參證西方之哲學理論。最近美國作家米勒所選世界「古今十大作家」，將老子《道德經》列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道家之學，非近世所競尚之種種權術主義；乃人生必有之義，乃人類道德文明之至高境界，與儒家之學同為人類自求多福，促進世界大同之光明大道。
余素喜讀《老子》，民國四十三年曾撰「老子之生平及其書之考證」，發表於《大陸雜誌》第八卷第七期。四十四年曾撰「老子學說淺釋」，發表於《建設雜誌》第四卷第五期。今仍依淺見所及，撰述老學大旨，自知粗浮之說，平庸之言，管窺之尠，掛一漏萬，故復將五千言每章總術大意，並逐句解釋，合為一編，名曰《老子要義》，盡思考以求通解，未能闡發玄義奧理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海陽周紹賢序於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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