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解讀者言
研討魯迅，高頭講章尚矣，但文辭之美，尤堪玩味；棄如微末，至可惜也。此「一百句」萃取疏解，偏重文辭，不敢謂盡得原著之精神；照隅識小，或可當愚者之一得。
譬如〈「來了」〉一篇，批評中國無真實之主義，唯報導主義「來了」之叫嚷。叫嚷不斷，「來了」亦不斷，故最終來了的，唯有「來了」。此等立論，痛快何似，豈 「老吏斷獄」可比；然究其神髓，仰賴「文字遊戲」多矣；而文辭之美，兼收於思想啟 迪之外。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云：「語言總在說出它自己。」日常言談隱含無量啟示，深察細味，善用此天然富藏，使奧妙之事暢快表出，文章家之能事，莫過於此。
蔡元培序《魯迅全集》，特以「用字之正確」概括其天才，每為論者所不解。其實「用字之正確」豈屬末技。魯迅論詩，主張「實利離盡，究理弗存」，自謂其文只是 「悲喜時的哭歌」，「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真精神直追〈毛詩大 序〉和陸機〈文賦〉標舉的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然「嗟歎」、「詠歌」、「舞之」、 「蹈之」、「緣情而綺靡」者賴何？文辭而已。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謂文學「須言之有物」，「物」者，「思想感情」也。但光有「思想感情」可乎？章太炎批評宋以後作家「不懂小學」，「文辭也不能動人」，也 許把「小學」抬得太高，但以「動人」與否在乎「文辭」，見識卓絕。作家文辭荒蕪而 想以別種手段感動讀者，謬矣。文辭動人，哪怕墮落為幫忙幫閒，仍然可取——此點魯迅雜文〈從幫忙到扯淡〉論之頗詳。
但魯迅認為漢語本身不精密，須大量引進西方邏輯語法。〈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結語：「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裡，借 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就是一個實踐。三十五個漢字的「定語」包含多重轉折，並非同義重疊，這等造句法，「五四」至今，絕無僅有。 若論「歐化」，誠然「極端」，卻非「惡劣」。吾人讀之，不但不拗口，反覺錯落有 致，聲調鏗鏘。漢語學習域外語言之空間與彈性很大，然亦唯善學者，方能出奇制勝。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紀念劉和珍君〉所謂「出離憤怒」之後的曠古奇文，而因「神聖的憤火」（胡風語）的淬煉，愈見 燦爛。論其妙絕，已非單純「煉字」，亦不僅依託西文邏輯語法，而植根於中國文章 特有的排比、對偶、雙聲疊韻的悠久傳統，亦即周作人所謂「因了漢字而生的修辭手 段」。
民初，太炎弟子進入北京學界，中國文風，從此丕變。他們崇尚六朝文章，作白話文也特別講究藻采氣勢，與喜好唐宋古文的「桐城派」成對壘之勢。錢玄同痛罵「桐城 謬種，選學妖孽」，掊擊「桐城」是真，捐棄「選學」是假。周作人上世紀四○年代初作〈漢文學的傳統〉，繼續聲討「謬種」，對「妖孽」卻網開一面：「至於駢偶倒不妨 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於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 點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郭紹虞深得周氏用 心，二○年代，探索「中國文學與漢字之關係」，於雙聲疊韻，特多發明，五○年代初並提出「白話賦」的構想，念念不忘從漢文學傳統尋找新文學可資利用的資源。有此識 見者，代不乏人。白話文通過這一系的努力，向古文繼承遺產不少。
現代作家，善用排比對偶與雙聲疊韻者，無人能及魯迅。「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只是一個著例，全集中他自己所謂出於積習的「對子」，不勝枚 舉。《野草》諸文，幾乎全用嚴格對稱。但魯迅文辭，並不倚賴某一方面，雙聲、疊 韻、排比、駢偶之外，還有根基於《楚辭》、漢賦與「小學」的「煉字」，變化西語繁 複語法（李長之所謂善用「關聯詞」而使多重複句聯絡一氣），「向活人唇吻學習」的 新鮮潑辣的口語——中西古今，熔鑄配合，韻散雅俗，存乎一心，隨物賦形，盈科以進，收放張弛之間，常予人新鮮刺激，可以針勞，可以藥倦，作者讀者之心遂綸結一 體，不覺其隔。文辭至此，曲盡其妙矣。
魯迅，我嘗終日與人而論之，不如須臾讀其文章也。魯迅文章，我嘗終日而讀之，不如把握其思想感情也。魯迅之思想感情，我嘗終日而玩索體貼之，不如涵泳記誦其格 外鏗鏘精悍之警策句段也。研讀魯迅，章句之儒不可哂。何哉？蓋魯迅文學之精髓，泰半在其煉字之用心，造句之奇崛，音節色澤變化之自然而豐饒，以至寫情狀物之絕少滯礙也。
郜元寶
人立而後凡事舉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墳•文化偏至論》，一九○七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歲的「清國留學生」周樹人在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讀了兩年，就決定退學，告別一直照顧他的「藤野先生」，回到初抵扶桑時學日語的東京。此後直到一九○九年回國，雖然繼續拿著清政府官費，卻再沒進任何學校（他後來自稱「退學生」），基本以自學方式研究文藝，偶爾參與反清的政治運動。
清政府一邊痛哭流涕賠人家銀子，一邊拿銀子送青年人出洋，為自己培養了一大批掘墓人，這是滿朝文武都沒想到的。今天公費留學生大概不能隨便換專業，也不會長達八年，這種自由卻給了「清國留學生」，儘管政府也派員監督，究竟權威有限，甚至還得「享受」一些過激學生的拳腳。周樹人後來回憶留日生活，覺得比在中華民國還要舒服呢。
「抗戰」八年，周樹人留學日本也八年，冥冥中似有某種巧合。他活了五十五歲，七分之一在日本度過，且正值青春期，卻很少寫文章談日本。他固然把日本當視窗看世界的風景，但看風景的人不能偶爾研究一下窗子嗎？他弟弟周作人不就動輒談日本嗎？文學家周樹人只塑造了「藤野先生」一個日本人，總有點蹊蹺。中國現當代文學一百年也只有「藤野先生」撐著，算是切實捕捉到一個日本人形象，很奇怪不是？
「棄醫從文」更奇怪。今天如果哪位留學生這麼幹，腦子肯定進水，那時卻平常。胡適先學農，後改學文哲；徐志摩本來學金融，卻成了詩人；洪深學燒瓷工程，卻改為戲劇；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都在日本改行從文——對了，二○年代末在巴黎入共黨，回國後出任共黨的高級幹部、參加過長征、一九五八年做了山東大學校長的成仿吾，留學日本時專業是「造兵科」，製造槍炮子彈的，在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中，他做為創造社頭號批評家，揚言要用「十萬兩無煙火藥」將魯迅等「有閒」階級作家從「北京的烏煙瘴氣」中給炸出來，可見跛者不忘其履。這些人改做文學，細說起來都各有理由。周樹人的理由是什麼呢？
從一九一八年發表〈狂人日記〉到一九二二年，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一共發表了十五篇短篇小說，把它們結集為《呐喊》出版時，他寫序回憶當初在仙台看過一部幻燈片，講日本兵殺中國人而別的中國人麻木旁觀，他大受刺激，覺得改變國民的精神比醫治他們的肉體更重要，於是棄醫從文。
這確實是很好的理由，但留學生活後期（一九○七—一九○八）撰寫的〈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長篇文言論文表明，「棄醫」也許是「幻燈事件」（還包括〈藤野先生〉中「漏題事件」）所逼，「從文」卻是經過精密研究後做出的審慎抉擇。
〈文化偏至論〉一句話概括了這時期魯迅思想轉變的軌跡：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所謂「立人」，和晚清維新人士嚴復、梁啟超等啟民智、鼓民氣、增民力、新民德的主張基本相同，但魯迅對「人」的理解，對如何「立人」的「道術」的設計，更具現代性。他認為「人」不是國家富強的工具，而是目的。任何時候人的因素都是第一位，追求國家富強應充分尊重人的本質。但人之為人的本質不在多數，而在個體，不在肉體物質的營求（包括醫治身體疾病），而在精神靈明的涵養。「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必須從尊重個性和精神這兩方面來「立人」。
請注意他的兩個基本觀點：其一，中國問題關鍵在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人立起來，其他一切都好辦。其二，要「立人」，須弄文學，沒有什麼比文學更尊重精神與個性了。所以早年魯迅的思想，是從尊重個性與精神的人道主義走向唯文學是尚的文學主義。
魯迅本名「樟壽」，一八九八年考入在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更名「樹人」。「樹人」、「立人」，似有某種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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