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烏托邦的回歸
先從一個小小的歷史教訓談起：
過去的一切都比現在來得糟。
在世界歷史將近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都貧窮、飢餓、骯髒、害怕、愚笨、病弱，而且醜陋。即便在頗為晚近的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六二）都還把人生描述為一座巨大的淚水之谷。「人類非常了不起，」他寫道：「因為人類知道自己處境悲慘。」在英國，同為哲學家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五八八—一六七九）也懷有相同的意見，認為人類生命基本上「孤獨、貧窮、痛苦、野蠻又短暫」。
但在過去兩百年來，那一切卻都改變了。在我們這個物種存在於地球上的時間裡，數十億人就在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突然變得富裕、營養充足、潔淨、安全、聰明、健康，偶爾甚至美麗迷人。在一八二○年之時，全世界的人口還有百分之八十四活在赤貧狀態中，但這個百分比到了一九八一年已滑落到百分之四十四，而在短短數十年後的現在，更是已低於百分之十。
這個趨勢如果持續不變，長期存在於人類當中的赤貧現象將會在不久之後徹底根絕。即便是我們仍然稱為貧窮的人口，也將享有史無前例的豐足。在我居住的荷蘭這個國家裡，現在領取公共救助的流浪漢所能夠花用的金錢，也比一九五○年的一般荷蘭人還要多，更比輝煌的黃金時代高出四倍，儘管當時荷蘭是個叱咤七海的強國。
曾經有數百年間，時間彷彿靜止了一樣。世界上當然發生了許許多多足以填滿史書的事情，但人類生活卻沒有多少改善。你要是把一三○○年的一個義大利農夫放進一部時間機器，而把他帶到一八七○年代的托斯卡尼，他一定不會覺得有多少改變。
歷史學家估計指出，義大利在一三○○年左右的平均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六百美元。過了六百年左右之後—— 經過哥倫布、伽利略、牛頓、科學革命、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還有火藥、印刷術以及蒸汽機的發明—— 義大利的平均年收入……還是一千六百美元。儘管經過六百年的文明發展，義大利一般人的生活水準卻沒什麼改變。
直到一八八○年左右，就在貝爾發明電話、愛迪生為燈泡申請專利、卡爾．賓士（Carl Benz）正在打造他的第一部車輛，而且約瑟芬．科克倫（Josephine Cochrane）也正在思索著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點子—— 洗碗機—— 之時，那位義大利農夫才終於搭上了進步的浪潮。而這也的確是一波不可思議的浪潮。過去兩百年來，全世界的人口數量與富足程度都出現爆炸性的成長。當今的人均所得已是一八五○年的十倍。現在，義大利一般人擁有的財富是一八八○年的十五倍。至於全球經濟呢？現在全球的富裕程度是工業革命前的兩百五十倍—— 在工業革命前的那個時代，幾乎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還是貧窮、飢餓、骯髒、害怕、愚笨、病弱，而且醜陋。
小標：中世紀的烏托邦
過去無疑是個很嚴酷的地方，所以難怪有人會夢想比較美好的世界。
其中一個最生動的夢想，就是一個叫作「科凱恩」（Cockaigne）的奶與蜜之地。要抵達那裡，你首先必須挖掘吃掉三英里的米布丁。不過，這樣的努力絕對值得，因為一旦到了科凱恩，你就會發現那裡的河水都是葡萄酒，空中飛著烤鵝，樹上長著煎餅，而且熱騰騰的派與糕點還會從天上掉下來。農夫、工匠與神職人員都一律平等，共同在太陽底下放鬆休閒。
在科凱恩這個豐饒的國度，人與人之間從來不會爭執。他們只會狂歡、跳舞、喝酒、四處與人上床。
「在中世紀人的心目中，」荷蘭史學家普萊（Herman Pleij）寫道：「當今的西歐就頗為接近貨真價實的科凱恩。有隨時隨地吃得到的速食、環控空調、自由性愛、失業所得保障，以及延長青春的整形手術。」現在，世界上罹患肥胖症的人比挨餓的人還多。在西歐，凶殺率平均比中世紀低了四十倍；而且，只要你生在對的國家，就可以獲得令人稱羨的社會安全網保障。
或許這也正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今天，古老的中世紀烏托邦夢想已陷入勉力支撐的窘境。當然，我們可以再享有多一點的消費，多一點的保障—— 但污染、肥胖與老大哥式監控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令人擔憂。對於中世紀的夢想者而言，豐饒之地是個幻想樂園—— 普萊所謂的「一個逃離世間苦難的地方」。不過，我們要是請一三○○年的那位義大利農夫描述我們這個現代世界，他第一個聯想到的必定就會是科凱恩。
實際上，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實現了聖經預言的時代。在中世紀看似奇蹟的事物，現在都已尋常無奇：盲人重見光明，跛腿的能夠再度站起來，死亡的生物也能復生。例如阿格斯第二代人工視網膜（Argus II）：這種腦部植入物可讓遺傳性眼疾病患恢復一定程度的視力。還有友信立可走（Rewalk）：這種機械腿可讓下肢癱瘓患者重拾步行能力。還有胃育蛙（Rheobatrachus）：這個青蛙物種在一九八三年滅絕，卻由澳洲科學家利用過往的D N A 使牠們復活。袋狼是這個研究團隊的下一個目標，而他們的研究乃是屬於一套規模龐大的「拉撒路計畫」（Lazarus Project）（這個名稱取自新約聖經裡一個死後復活的人物）。
另一方面，以往的科學幻想也已紛紛成為科學事實。初步的無人駕駛車輛早已上路。現在，3 D 印表機能夠列印出完整的胚胎細胞結構，大腦內植入晶片的人士也能夠利用心思控制機械手臂。另外一項事實：自從一九八○年以來，一瓦太陽能電力的價格已暴跌百分之九十九—— 你沒看錯，確實就是那麼多。我們要是幸運的話，3 D印表機與太陽能面板也許有機會實現馬克思的理想（由大眾掌握所有的生產工具），而且不需要經過血腥的革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富裕西方的一小群菁英能夠享有豐饒之地。那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自從中國採用資本主義以來，已經有為數七億的中國人擺脫了赤貧。非洲也正以飛快的速度甩脫經濟災難的惡名；現在全世界十大成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當中，就有六個在非洲。截至二○一三年，地球上的七十億人口有六十億都擁有手機（相較之下，只有四十五億人擁有馬桶）。 在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間，全世界擁有網路連線的人口比例也從百分之○．四躍升為百分之四十．四。
在健康方面—— 這也許是豐饒之地最令人期待的面向——現代的進步也遠遠超越了我們祖先最瘋狂的夢想。富裕國家雖然只能以平均壽命每週增加一個週末為足，非洲卻是一週增加四天。 就全世界而言，預期壽命從一九九○年的六十四歲成長為二○一二年的七十歲——比一九○○年多了一倍以上。
現在也越來越少人挨餓。在我們的豐饒之地裡，我們也許無法從空中抓下烤鵝，但營養不良的人口數自從一九九○年以來已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一天攝取不到兩千大卡的全球人口數已從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下滑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三。 在一九九○至二○一二年間，超過二十一億人終於能夠取得潔淨的飲水。在同樣這段期間裡，生長遲緩的兒童人數減少三分之一，兒童死亡率下降了難以置信的百分之四十一，孕產婦死亡人數也少了一半。
那麼疾病呢？天花這個歷史上令人聞之色變的頭號凶手，已經完全被消滅。小兒麻痺也已近乎消失，在二○一三年感染的人數比一九八八年少了百分之九十九。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兒童都已獲得以往常見疾病的免疫接種。舉例而言，麻疹的全球疫苗接種率已從一九八○年的百分之十六躍升至二○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五，死亡人數則是在二○○○與二○一四年間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三。自從一九九○年以來，肺結核死亡率已下降將近一半。自從二○○○年以來，死於瘧疾的人數已減少四分之一，愛滋病死亡人數在二○○五年以來也是如此。
有些數字看起來幾乎美好得不可置信。舉例而言，在五十年前，五個兒童有一個活不到五歲生日。二○一六年呢？二十分之一。一八三六年，內森．梅耶．羅斯柴爾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卻因為缺乏抗生素而死亡。近數十年來，防治麻疹、破傷風、百日咳、白喉與小兒麻痺的疫苗雖然便宜至極，每年拯救的性命卻比二十世紀死於戰爭的人數還多。
當然，現在還有許多難以治癒的疾病，例如癌症，但即便在這方面，我們也一樣有所進展。二○一三年，聲望崇高的《科學》（Science）期刊報導了一種利用免疫系統對抗腫瘤的方法，稱之為那一年最大的科學突破。人類幹細胞也在同一年首度複製成功，對於治療粒線體疾病而言—— 包括第一型糖尿病在內—— 乃是一項充滿希望的發展。
有些科學家甚至認為，第一個可望活到一千歲的人已經誕生。
在這同時，我們又變得越來越聰明。一九六二年有多達百分之四十一的兒童沒有上學，在今天則是不到百分之十。 在大多數國家裡，平均智商每十年就上升三到五分，主要功臣是營養與教育的改善。這點或許也能夠解釋我們如何變得比以往文明許多，尤其過去這十年更足以被評為世界史上最和平的時期。位於奧斯陸的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指出，每年的戰爭傷亡人數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已遽減百分之九十。凶殺、搶劫以及其他型態的犯罪也持續減少。
「富裕世界目睹的犯罪越來越少，」《經濟學人》（Economist）在不久之前報導指出：「雖然還是有罪犯存在，但人數已遠少於以往，而且年紀也越來越大。」
小標：慘淡的樂園
換句話說，歡迎來到豐饒之地。
歡迎來到美好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富裕、安全而且健康。在這種生活中，我們只欠缺一個東西：一股在早晨驅使我們起床的動力。畢竟，你如果已經生活在樂園裡，就沒有什麼再加以改善的空間。早在一九八九年，美國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提到在我們這個時代，人生已淪為「經濟算計、無窮無盡地解決技術問題、擔憂環境問題，以及滿足挑剔的消費者需求」。
把我們的購買力再提高一個百分點，或是對我們的碳排放削減幾個百分點；也許發明一件新裝置—— 我們現在的願景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我們活在一個富有而且過度充裕的時代，但這麼一個時代又是多麼慘淡。現在「沒有藝術，也沒有哲學」，福山說。唯一剩下的，就是「永久看管著人類歷史的博物館」。
根據王爾德的說法，一旦抵達豐饒之地以後，我們應該再度把目光投向最遠的地平線，並且重新揚起船帆。「進步即是烏托邦的實現，」他寫道。不過，那個遙遠地平線仍是一片空白。豐饒之地籠罩在濃霧當中。就在我們應當肩負起為此一富裕、安全又健康的存有賦予意義的歷史性任務之時，我們卻反倒埋葬了烏托邦。我們沒有新的夢想可以取代烏托邦，原因是我們想像不出一個比當前更好的世界。實際上，富裕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後代子孫過的生活會比不上他們的父執輩。
不過，我們這個時代—— 我這個世代—— 的真正危機，不是我們過得不好，甚至也不是我們的生活在日後可能會走下坡。
真正的危機是，我們想不出更好的世界。
小標：藍圖
本書無意預測未來。
本書的用意是要開啟未來，打開我們的心智之窗。當然，烏托邦真正帶給我們的啟示，常常是想像出那個烏托邦的時代所處的境況，而不是那個烏托邦的內容。豐饒之地的想像讓我們得以知道中世紀的生活是什麼模樣。艱苦嚴酷。或者，也許該說，幾乎世界各地的幾乎所有人都幾乎總是過著艱苦嚴酷的生活。畢竟，每個文化都有其自身版本的豐饒之地。
簡單的渴望會產生出簡單的烏托邦。你如果肚子餓，就會夢想豐盛的大餐。如果覺得冷，就會夢想暖烘烘的柴火。面對年老體衰，你就會夢想恆久的青春。這些渴望全都反映在過往的烏托邦裡，因為那些烏托邦就是在人生仍然痛苦、野蠻又短暫的時候想像出來的。「大地沒有產生出任何可怕的東西，沒有疾病，」希臘詩人泰勒賽德斯（Telecides）在公元前五世紀幻想道。人如果需要任何東西，那個東西就會自動變出來。「每條溪都流著葡萄酒……魚會游進你家，自行烤熟，然後躺在你的桌上。」
不過，在我們繼續談下去之前，且先來區別兩種形式的烏托邦思想。第一種最為人熟悉，就是藍圖式烏托邦。像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這樣的傑出思想家，甚至是後現代主義這一整門哲學思潮，都致力於推翻這種烏托邦。他們大致上獲得了成功，為藍圖式樂園所下的定論至今仍然廣獲認同。
藍圖不是由抽象的理想構成，而是不可變的規則，不容許任何異議。義大利詩人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陽城》（The City of the Sun，一六○二）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他幻想的烏托邦裡（實際上該說是反烏托邦），個人所有權受到嚴格禁止，每個人都必須愛別人，爭鬥更是死罪。私人生活受到國家控制，包括生育活動在內。舉例而言，聰明的人只能和愚笨的人上床，肥胖的人只能和纖瘦的人上床。一切措施的目的都在於打造受到偏好的中間狀態。不僅如此，每個人也都受到龐大的線民網絡監控。如果有人犯錯，就會遭到口語威嚇，直到他們心悅誠服地認為自己德行有虧，而坦然接受其他人的投石懲罰為止。
藉由後見之明，今天我們閱讀康帕內拉的這本書，都不免為其中隱含的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與種族滅絕色彩感到毛骨悚然。
第二章：夢想一：如果沒有人落到貧窮線以下
倫敦，二○○九年五月—— 一場實驗正在進行中。實驗對象：十三名流浪漢。他們是老資格的街友，其中有些人在倫敦市這座歐洲金融中心冰冷的人行道上已經睡了四十年。把警力支出、訴訟費用與社會服務等成本加總起來，這十三個麻煩製造者造就的帳單據估計達四十萬英鎊（六十五萬美元）以上，而且是一年就有這麼多。
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對城市服務與當地慈善團體造成的負擔將會太大。於是，倫敦的援助組織「大道」（Broadway）做出了一項激進的決定：從現在開始，倫敦市這十三名徹頭徹尾的流浪漢將獲得貴賓待遇，從此向每天的食品券、慈善廚房以及收容所道別。他們將得到重大而立即的紓困。
從現在開始，這些露宿街頭的遊民將可無償獲得金錢。
說得精確一點，他們可以獲得三千英鎊的零用金，而且不需要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這筆錢要怎麼花用也任由他們自己決定。他們如果願意，可以選擇接受一名顧問的建議，但也可以不要。他們領取這筆錢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不需要回答任何會引誘他們踏入陷阱的問題。
他們唯一受到詢問的問題是：你覺得你需要什麼？
小標：園藝課
「我當時的期望不高，」一名社工後來回憶道。不過，事實證明那些街友的欲求極為樸實。一支電話、一部辭典、一具助聽器—— 每個人對於自己需要什麼都各有想法。實際上，大多數人都非常節儉。經過一年後，他們平均只花了八百英鎊。
以吸食海洛因已有二十年的賽門為例。這筆錢轉變了他的人生。賽門戒掉毒癮，開始上園藝課程。「不曉得什麼原因，我這輩子第一次覺得一切都很順利，」他後來說：「我開始好好照顧自己，不但洗澡，也刮鬍子。現在，我已經在考慮要回家了。我有兩個小孩。」
這項實驗展開之後一年半，那十三名街友有七人已有了住處，還有兩人正準備搬進他們自己的公寓。這十三人全都針對建立償付能力與個人成長採取了關鍵性的步驟。他們參加課程，學習做菜，接受勒戒，探望家人，也開始規劃未來。
「這筆錢為人賦予了權能，」一名社工針對那筆個人預算指出：「這筆錢為人提供了選擇。我認為這種做法可以造就更美好的社會。」經過數十年徒勞無功的推促、拉扯、哄誘、懲罰、告發以及保護，九個惡名昭彰的遊民終於離開了街頭。付出的成本有多少？一年約五萬英鎊，包括社工的薪資在內。換句話說，那項計畫不僅幫助了十三個人，還大幅降低成本。就連《經濟學人》雜誌也不得不提出這個結論：「把錢花在無業遊民身上最有效率的方法，也許就是直接把錢送給他們。」
小標：堅實的資料
窮人不懂得理財。這似乎是一般通行的想法，幾乎可說是不證自明的道理。畢竟，他們要是懂得怎麼管理金錢，怎麼可能會陷入貧窮的境地？我們認定他們一定是把錢花在速食與汽水上，而不是用來買新鮮水果和書籍。所以，為了「幫助」他們，我們搞出各種天才不已的協助方案，造就大量的文書工作、登記系統，以及一大群的督察員，全都圍繞著聖經裡的這項原則而轉：「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第十節）。近年來，政府提供的協助越來越以就業為重心，接受補助者必須應徵工作、參加重返職場的訓練方案，並且從事強制性「志願」工作。這種做法宣稱是「由社會福利轉向工作福利」，其中隱含的訊息明白可見：無償提供金錢會使人懶惰。
只不過，證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看看伯納．歐蒙迪（Bernard Omondi）。多年來，他在肯亞西部一個貧困區域的一座採石場工作，一天工資兩美元。後來，他在一天上午收到了一個奇特的簡訊。「我一看到那個訊息，不禁跳了起來，」伯納後來回憶道。他的銀行帳戶剛存進了五百美元。對他而言，這是將近一年的工資。
幾個月後，一名《紐約時報》記者走訪伯納的村莊，看到的情景彷彿是全村的居民都中了樂透一樣：那座村莊滿是現金。不過，沒有人因此花天酒地。相反的，住宅受到翻修，也有許多人做起了小生意。伯納以他的錢買了一部全新的代步工具：印度進口的巴賈吉拳擊手（Bajaj Boxer）摩托車，而藉此做起計程車的生意，一天可以賺進六到九美元。他的收入成長為原本的三倍以上。
「這種做法為窮人提供了選擇，」法耶（Michael Faye）表示。他是「直接捐贈」組織（GiveDirectly）的創辦人，伯納的那筆意外之財就是來自這個組織。「老實說，我不認為我清楚窮人需要什麼。」 法耶給人的不是魚，甚至也不是給人釣竿教他們釣魚。他給人現金，認定知道窮人需要什麼的專家就是窮人自己。我問他直接捐贈的網站上為什麼看不到太多生動活潑的影片或照片，法耶回答說他不想打太多的情感牌。「我們的資料已經夠堅實了。」
他說得沒錯：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直接捐贈組織的現金補助促成了所得的長久上升（比實施這項計畫之前高出百分之三十八），也提高了住宅自有率和牲畜擁有率（高出百分之五十八），同時也促成兒童挨餓的日數減少百分之四十二。此外，每一筆捐款的百分之九十三都直接送到受益人的手上。 谷歌看到直接捐贈組織的統計數據之後，隨即提供了一筆兩百五十萬美元的捐款。
不過，伯納與他的同村居民不是唯一獲得天降好運的一群人。二○○八年，烏干達政府決定向一萬兩千名十六至三十五歲的人民發放將近四百美元。這筆錢幾乎可以說是無償提供：他們唯一必須做的事情就是提出一份商業計畫。五年後，這筆錢產生的效果令人目瞪口呆。那群受益人把錢投注於自己的教育以及生意投資當中，結果所得提高了將近百分之五十。此外，他們的受雇機率也增加了超過百分之六十。
烏干達的另一項方案向該國北部一千八百名以上的貧窮婦女發放一百五十美元，結果也達到了近似的成效：所得飆升將近百分之一百。得到援助工作者協助的婦女（成本：三百五十美元）獲益稍微較多，但研究人員後來計算發現，把援助工作者的薪水直接併入補助款反倒效果更佳。 如同這份報告直截了當地指出的，這樣的結果暗示了「非洲與世界各地的扶貧方案應當出現巨大改變」。
小標：南方革命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提供了確切的證據：無償提供金錢確實有效。
研究已經顯示無條件的現金發放與以下這些現象的相關性：犯罪、兒童死亡率、營養不良、青少年懷孕以及逃學情形減少，學業表現、經濟成長與性別平等則是出現改善。 「窮人之所以窮的一大原因是他們沒有足夠的錢，」經濟學家查爾斯．肯尼（Charles Kenny）指出：「所以給他們錢會是減少此一問題的一種絕佳方式，實在不該令人感到意外。」
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學者在《把錢給窮人就對了》（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二○一○）這部著作裡，提出無數的例子，顯示毫無條件或僅有極少數條件的現金發放確實產生了效果。在納米比亞，營養不良的統計數據大幅下滑（從百分之四十二減少為百分之十），逃學也是如此（從百分之四十下降至接近於零），還有犯罪也是（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在馬拉威，女性就學率大幅攀升百分之四十，不論她們收到的現金是否附帶條件。一次又一次，獲益最大的總是兒童。他們不再那麼經常挨餓以及罹患疾病，而且長得更高，在學校表現更好，被迫淪為童工的機率也降低。
從巴西到印度，從墨西哥到南非，現金移轉方案已在南半球蔚為風潮。聯合國在二○○○年提出千禧年發展目標之時，這些方案根本完全沒有受到注意。然而，到了二○一○年，這些方案卻已在四十五個國家、造福了超過一億一千萬個家庭。
回到曼徹斯特大學，研究者總結了這些方案的效益：（一）家戶善用他們收到的錢，（二）貧窮現象減少，（三）這些方案可能在所得、健康與稅收方面帶來各種長期效益，（四）這些方案的成本都比替代方案來得低。 既然如此，與其派遣薪資高昂的白人搭著休旅車去幫助窮人，為什麼不直接把他們的薪資送給窮人就好？尤其這麼做還可以排除公部門的貪瀆習性。此外，無償提供的現金對於整個經濟也有助益：民眾增加消費，從而提振就業與所得。
無數的援助機構與政府都認定自己知道窮人需要什麼，而將資金投注於學校、太陽能板或者牲畜。當然，一頭牛總比沒有牛好，但我們因此付出了什麼代價？盧安達的一項研究估計指出，捐贈一頭懷孕母牛的成本約為三千美元（包括設置擠乳室）。這麼一筆錢相當於盧安達人五年的工資。 或是以窮人受到提供的種種課程為例：各項研究一再顯示這類課程成本極高，但成果微乎其微，不論課程目標是學習釣魚、閱讀還是經營企業都一樣。 「貧窮的根本問題在於缺乏現金，而不是缺乏智力，」經濟學家漢倫（Joseph Hanlon）強調指出：「你如果沒有鞋子，怎麼可能把鞋帶綁緊？」
錢的好處，就在於人可以用錢買他們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是那些自認專家的傢伙認為他們需要的東西。而且，事實證明窮人不會把他們白白得到的錢拿去買一類商品：菸和酒。實際上，世界銀行的一項重大研究證明指出，在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受到研究的所有案例當中，有百分之八十二都顯示菸酒消費反而減少。
不過，還有更意想不到的情形。在賴比瑞亞，有人進行一項實驗，看看把兩百美元送給看起來最不老實的窮人會有什麼結果。他們找出貧民窟裡的酒鬼、毒蟲以及小罪犯。三年後，他們把那筆錢花在了什麼東西上？食物、衣服、藥品以及小生意。其中一名研究者驚嘆指出：「如果這些人都不會亂花白白得來的錢，那麼有誰會呢？」
然而，「懶惰窮人」的論點卻總是一再被人提出。這種觀點的歷久不衰驅使科學家調查其真實性。才幾年前，聲望崇高的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總結了他們的發現：窮人一旦收到無條件給予的金錢，實際上通常會更加努力工作。在納米比亞那項實驗的最終報告裡，一名主教提出了這項巧妙的聖經解釋。「仔細看〈出埃及記〉第十六章，」他寫道：「以色列人在逃離奴役的漫長旅程中得到了上天降下的食物，但他們沒有因此懶惰，反而因為吃了那些食物而有力氣繼續前進……」
小標：時機成熟
無償提供的金錢：歷史上有些首要思想家早就提出了這種想法。摩爾在一五一六年於他的著作《烏托邦》裡夢想了這一點。後來又有無數的經濟學家與哲學家——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跟著這麼做。 這種想法的倡導者從左派到右派都有，連同新自由主義學派創始人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也是。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一九四八）的第二十五條也承諾，這項夢想有一天將會實現。
這項夢想就是一種全民基本收入。
而且不是只有短短幾年，不是只有在開發中國家，也不是只以窮人為對象，而是名副其實：對所有人無償提供金錢。這麼一筆錢不是恩惠，而是權利。你可以稱之為「通往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 一筆足以維持生活的每月津貼，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即可得到。唯一的條件是你必須「脈搏有在跳動」。 沒有督察員檢視你是否善用了那筆錢，也沒有人質疑你是否有資格領取那筆錢。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特殊福利與援助方案，頂多只有為老年人、失業者與無能力工作者提供額外津貼。
基本收入：這種觀念的時機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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