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與上海，1937
臺北飛行場上戰機螺旋槳發出低沉的怒吼。
十八架飛機排成一列，巨大螺旋槳的嗡嗡聲傳遍了跑道，震天動地。聲音近在咫尺，在飛機旁聽到這種聲音的人，有一種靈魂就要被震碎的恐懼，必須很熟悉這種空中利器，天天跟它相處、接近的人，才能慢慢習慣它的怒吼。螺旋槳吹起塵土，漫天飛揚。這座機場是利用劍潭山下基隆河沖積平原開闢的，劍潭山是一座緩緩起伏的土丘，像個蓋在桌面上被推揉過的扁軟麵團。這座山是草山的支脈，山勢緩緩向東北綿延直到基隆沿海方止，這是臺灣最北的一座山脈，像是一頂鋼盔那樣。
天色不是很好，昏昏暗暗的，有時烏雲，有時雲尾散開像被打散的羽毛。
這一天，臺灣海峽有颱風過境。駐紮在此的日本帝國海軍航空兵「鹿屋海軍航空隊」一早充斥肅殺之氣，沒有人敢開玩笑，平常說的俏皮話此時都沒有了。風大，士兵們的衣角被風吹得啪嗒作響。雲時淡時濃，陽光從雲中竄出，倏忽又消失無蹤，夏日的熱氣也煙消雲散。
士兵們離開飛機機身後，汽油味就不那麼刺鼻，地上不時散發出像烤焦的青草味。
此時除了一些與時俱進的知識分子外，恐怕還沒有幾個臺灣本島居民明白，這些在松山飛行場正要起飛的戰機，將把臺灣的普通百姓帶入一場規模浩大的烽燹當中。他們世代居住的臺灣將成為日本對華作戰重要的進出基地，以及南進太平洋的戰略要地。臺灣人不再只是被殖民、被征服的順民，他們將被併入帝國的戰爭機器當中，被捲進帝國對亞洲全面擴張的軍事行動裡。日本臺灣軍司令部逐步把一套現代的、有著濃厚德式的軍訓，拿來訓練臺灣本島青年，讓臺灣青年人學得軍人詔敕的要義，青年人要學習行軍、急救、偵查、攻擊和地圖使用。透過這些訓練也讓臺灣青年得以進一步從皇民化邁向皇軍化。臺灣人沒有不參與、不接受訓練的權利。在稍晚的戰爭期間，臺灣人還將成為日軍軍伕、軍屬、軍人等被派往中國大陸華南、華中、華北、東北等地從事輜重運輸、農業種植、翻譯、護理師、醫師、戰俘、監視員、苦役，甚至慰安婦。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臺北飛行場，戰機要起飛的這一刻，還沒有多少人明白，全面戰爭的烏雲就要籠罩在他們上空了。
鹿屋海軍航空隊上的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的讓自己手上的工作更有效率的進行。
地勤人員再次檢查殺傷力強大的彈藥是否安裝牢固。士兵們訓練有素，他們猶如悶頭苦幹的勤奮蟻族，從來不懷疑這簡單而沉悶的工作有什麼意義。這是有關飛行里程，載重數量的計算，只有上頭知道作戰任務。臺北飛行場風很大，空氣中瀰漫著濕氣、汽油味。可以看到劍潭山悠揚地躺在遠處，山下是基隆河，河邊是偌大的平原和開闢出來的機場。天空的顏色變幻奇詭，有時濃雲，有時太陽雨，一下倏地透出萬丈陽光，一下又愁雲慘霧，給人一種莫名哀傷的感覺。但是這些地勤士兵沒有心思欣賞或擔憂，他們全副精神只是隨時接受命令的更改，毫不懷疑命令，他們的任務就是確保油量和彈藥按照指定規格裝填。現在帝國受到中國嚴重的挑釁，每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本分。
跑道上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又稱九六陸攻）突然一齊發出更有力量的引擎聲，那力量變得更加深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左右，鹿屋海軍航空隊九六式轟炸機以六架為一組的隊形，接連一架架起飛，飛入臺北的天空，穿入雲層，向北逸去，他們的目標是中國浙江省。他們從去年進駐到臺北以來，等的就是這一天。這天早上，駐守上海的日本軍基地、海岸邊的三十幾艘日本軍艦受到中華民國空軍的襲擊，鹿屋海軍航空隊接到命令要去殲滅中華民國空軍的有生力量，讓他們不能再對日軍發起攻擊。
許多臺北居民都看到了這些飛機，只是不知道它們將要飛去哪裡。這些軍機的轟炸目標是高度的軍事機密。
此時的臺北，已經從一副農業社會的樣貌，過渡到了半現代化的面容。臺北城坐落在河水悠緩流淌的淡水河邊，淡水河上有一條跨河的鐵造大橋，下了橋到臺北腹地是臺灣本島居民住的區域，此地非常繁華，是臺北的經濟中心，這個生活圈有著漢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大部分不住在這裡，他們住在城區裡面比較好的位子和新開發的區域。城區裡已經有一些輝煌華麗的建築，路上
有些人力車，也有些小型巴士汽車，人和汽車分道而行，秩序井然。街道要不是棋盤式的，就是放射式的分布。人們要不是西式打扮，就是穿著和式服和漢式服裝，行人走在路上顯得緩慢悠閒。那些騎樓下人能通行的建築，讓從內陸來的日本人覺得很有南洋風味，因為在日本本土沒有這種情調。臺灣悠閒的近代秩序看上去猶如歐洲的一些小城鎮那樣靜雅。日本統治臺灣至此時已經四十多年，統治基礎已然穩固，雖然要求臺灣居民「知兵」、「能戰」，但臺灣社會先前已被馴服得比較溫和順服。此時臺北城的樣貌與清朝時比起來簡直是煥然一新。寬闊的街道，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更全面的人口普查和國民教育，然而這些沒有改變臺灣人在日本殖民地的地位。與同時期的韓國相較，日韓合併條約下，平等合併的思潮影響巨大，韓國的殖民地位階也比臺灣高，日本帝國並不像對韓國那樣要與臺灣「共同發展」，而是將臺灣視為真正可以運用的生產資源地。
機群伴隨巨大嗡嗡聲遠離基地，保持計畫中的隊形飛越臺灣北部那些像鐵甲頭盔的臨海山頭，掠過海岸，飛向西北方。飛機飛臨海面沒多久就進入惡劣的颱風外圍環流，而且影響逐步加劇。氣流中，飛機上下起伏。艙外的視線迷濛，但他們經過嚴格訓練，這些風雨阻礙不了他們。
前一天，八月十三日傍晚，日本駐軍與中國守軍在上海開戰，待這批日本戰機抵達中國沿海時，中日軍隊已在城裡鏖戰了一整夜，度過風雨和砲火同步襲來的惡夜。八月十四日上午，中華民國空軍分九批、七十六架次各型戰機，全力轟炸上海虹口租界內外的敵軍軍事據點及日本在上海周邊的戰艦。此時中國天空的氣氛非常緊張，他們接近中國大陸海岸時，如他們所料沒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他們從浙江永嘉地區進入中國腹地，降低飛行高度，有六架轟炸機與機隊分道揚鑣，他們要去轟炸安徽省廣德機場，其餘飛機仍朝著目標筧橋機場航行。
從地面看去，他們是一群天空中黑色的斑點，沉穩地、勢不可擋地向前滑行。已近傍晚，正當九六式轟炸機接近轟炸目標杭州筧橋機場時，日本飛行員透過機艙玻璃罩驚訝的發現一群不明飛行器正在空中快速接近。他們的腎上腺素瞬間飆升，這些飛行物速度比他們的轟炸__機略快。他們立即向這些飛行器進行防護射擊。這些飛得很快的黑色飛機立即旋轉，輕易躲過了當頭的射擊。當不明飛行器掠過他們時，日本機員才瞥見那些飛機是雙翼的美製霍克三型驅逐機，機身明顯的位置上畫著代表中華民國的符號，一個藍底的白色太陽。
此時天色黯淡下來，本來他們想轟炸敵人基地造成重大損傷後，再讓黑夜吞噬這些敵人，讓他們明天不能再對上海各地的日本駐軍進行轟炸，但他們沒料到的是中華民國這支成軍才五年的空中隊伍已經在空中等著他們。中華民國空軍可說是個雜牌軍，不僅所用的飛機全是購自外國的機種，他們也缺乏有效的機械維修、零件整補、人員補充的能力，而且這些中國對手缺乏有經驗的空軍指揮人員和戰鬥員。
當中國飛機確認是日本九六式轟炸機向他們開火，為首的一架開槍還擊。空中爆發激烈戰鬥，小飛機衝上追逐時，這些日本轟炸機的飛行員才驚覺，自己的機隊沒有護航的驅逐機的可怕，他們甚至在華東華中一帶的作戰半徑範圍內，也沒有可供迫降的機場，這都是對他們個人生命的重大威脅。天空中陰雨綿綿，他們全都知道，只要被中國空軍擊中便不能再飛，他們幾乎只能迫降在中國人包圍的區域裡。那意味著他們若不是與機共存亡，就是要成為敵人的戰俘。更讓他們擔心的，他們其實跟對手一樣，也是第一次上戰場，毫無實戰經驗。
飛行員的心跳加快，顯得有些慌張。由於雲層太厚太低，九六式轟炸機六機一組的隊形很快就無法維持，潰不成軍。霍克三也沒有維持作戰隊形，他們一架架穿上衝下，個個逞兇鬥狠，對著空中之敵死命放機關槍。其中一架中國空軍編號IV-1 的戰機靈活穿梭在日本機群中，這架IV-1 號霍克三以敵人的尾翼作為掩護猛烈追擊，不斷以機槍駁駁駁、駁駁駁向對手猛烈射擊。他尾隨的那架大鳥立即在空中拖曳出像彗星一樣尾巴狀的煙霧，向旁傾斜，一溜煙向下墜落。
這是日本航空兵器第一次在空中被中國空軍當場擊落，也是第一位日本飛行員
陣亡於中華民國空軍的攻擊下。這架IV-1 號戰機是由中華民國空軍驅逐機隊第四大隊隊長高志航所駕駛，被打下的日本飛機是新田慎一少佐所駕駛。新田慎一少佐機毀人亡，這個畫面震驚了日本的攻擊隊伍，也鼓舞了第四大隊所有飛行員。他們在空中一下子腎上腺素充斥全身，熱血沸騰，他們熱愛戰鬥，熱愛飛行，他們對敵人急起直追，歡呼，大叫，士氣如虹。
是的，這是貨真價實的戰鬥；戰爭是邪惡的，戰爭也是血腥的，但飛行是痛快的，速度是迷惑人心的，每一個男孩都愛這瘋狂的刺激，他們懼怕死亡，但崇尚戰鬥，彷彿那是他們體內的一部分，最原始的一部分，現在被戰爭釋放了。在這天下午，美籍飛行教官陳納德正在南京總統府旁的首都飯店充當招呼外國記者的新聞官，吃完中飯正好整以暇，就聽見空襲警報的第一次警告，意思是敵機已從臺北起飛。
那陣子日本軍方直接放話說要來炸筧橋的中央航校，又說再來就要摧毀南京。從首都飯店樓頂看去，南京城牆是灰白的，紫金山麓蒼蒼綠綠，孫中山長眠所在的中山陵隱藏其中。七月，陳納德請澳洲籍電訊工程師麥雷以老式馬克斯威爾電磁場，利用電話和電報，在南京、上海、杭州這三個點裝設了空中警網，這是國民政府第一個現代空襲預警系統。而由高志航率領的這支中華民國空軍第四大隊，期盼這一刻已久。他們剛從周家口緊急南調，當這些敵機剛穿越海岸線時，先飛到機場的高志航就在筧橋地面指揮其他正陸續抵達的戰友，立即加油起飛或是直接在空中迎敵。因為過於緊急，有些南下的飛機還沒加滿油就急著升空作戰，其中一架霍克三戰因機油量耗竭墜毀，機毀人亡。由於高志航隊長創下歷史紀錄，一時之間這些飛行員不要命地繼續衝鋒陷陣。這時已是晚上六點，天色有些昏暗，加上下雨，雲幕低垂能見度受到很大的影響。二十一分隊隊長李桂丹上尉、柳哲生少尉與王文驊少尉三架飛機包圍了其中一架敵機，穿下衝上，對其駁駁駁、駁駁駁左右夾攻，這架飛機還沒有發出任何煙霧
就直接墜落無底深淵。很令人驚訝的是中華民國戰機在幾分鐘，內合力擊落了兩架九六式轟炸機後，並沒有阻礙其他轟炸機。在逐漸昏暗的天色中，其他十多架轟炸機仍沉著的向目標筧橋飛去，等到飛臨目標上空，九六式轟炸機仍投了彈，但只炸毀了筧橋機場的油罐車，校舍、指揮部、維修廠全然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投彈後的日本戰機立即調頭飛離交戰區。
當天晚上十一時二十分，日本戰機飛扺臺北松山。十八機中有十四機安全回到松山機場。一共有兩架九六式轟炸機在筧橋上空被擊落，轟炸廣德的六架轟炸機，其中有一架被中華民國空軍鄭少愚追擊，勉強飛回臺灣，迫降基隆港外海。在松山機場著陸時，有一架機輪被擊爆的飛機，迫降後嚴重破損。日本損失的這四架中，被擊落的兩架屬於新田慎一少佐率領的九架機隊。在基隆社寮島海面迫降毀損的一架九六式來自淺野以文所率的隊伍。接著三天，八月十五日、八月十六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又派遣駐守韓國濟州島的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和臺灣的鹿屋海軍航空隊連續﹁渡洋爆擊﹂中國。但轟炸機被他們的中國對手一架架擊落，木更津和鹿屋兩個轟炸機航空隊原有三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此時下降到二十一架的戰力，六十五名空勤人員隨機覆滅。
八月十四日這場空戰鼓舞了上海地面的部隊，他們冒著敵人從三十幾艘軍艦、從海面射來的砲彈，對敵人發起攻擊。砲彈從四面八方的天空射來，四周的樓房應聲而垮，瓦礫破片到處飛散。一排人倒下，另一夥人又衝上前去。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回到第二線報告前方的狀況，因為在第一線的人幾乎全都戰死了。補上戰線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地方軍、中央軍，他們第一次並肩作戰對抗日本，但他們向前走了幾步，就倒下陣亡了，甚至連「哎」一聲都沒有。
八一四空中戰役是中央航空學校成立後，國民政府正規培養空軍以來第一次正規部隊的空中接戰，也是中國第一次的空戰勝利日。接下來八月十五、十六日兩天，日本海軍航空隊還沒有清醒，他們一再重蹈覆轍，不派護航機跟隨轟炸任務，最終共有四十一架各式飛機被中華民國空軍擊落。一時之間，好像中國人雖然在地面被大規模殲滅，但也許可以在空中擊敗敵人。
八月中旬以來，戰勝的喜悅立刻充斥在中國街頭的報章雜誌，捷報上不斷出現的是「日機慘敗」、「我空軍英勇應戰擊落敵機」、「被燬敵機達八十餘架」等等歡欣鼓舞的字句。這些報紙上的標題不只反映了社會的情緒，也反映
了中國人旺盛的戰鬥意志。
上海的戰事異常慘烈， 從八月到十二月，光是中國軍隊就投入了七十二個師，至少七十二萬人的兵力。日本則投入了二十五萬人的兵力。這三個月的戰鬥，觀戰的中國將領形容，上海像一個大融爐，投進一個師，就融化一個師，投進一個軍，就融化一個軍。最保守的統計，上海戰役三個月中，中國軍隊至少傷亡了十八萬人（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傷亡），至高則達到五十萬人傷亡（約每兩個人當中就死一個）。其中包括德籍顧問訓練多年的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第五軍（張治中軍長），八七師（師長王敬久）、八八師（師長孫元良），也損失過半。激烈的戰鬥下，日本軍方則傷亡達五萬人，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名傷亡，遠超過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攻打旅順二○三高地一萬七千人的傷亡。在訓練、武器裝備、指揮作戰的對比下，基本上一個日本軍人，可以抵五至十個中華民國軍人的戰力。
八一三淞滬抗日，是這個國家積五十年的奇恥大辱，經數年的生聚教訓，在一切友邦都不願協助的情況下，展開動員全國資源人力，以近百萬部隊和三百萬上海市民投入的戰役。這場戰役繼盧溝橋事變後，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流血最多的戰爭序幕。雖然八一四的空戰從空中鼓舞了全國抗日的士氣，但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戰役血流成河，在陸軍傷亡過半和損失將近全部的空軍後，上海最終失守了。十一月初，日本調派二十五萬重兵從杭州灣登陸，立即改變了中日雙方僵持的平衡。國民政府立即將軍事重心由現在的上海、南京轉移到武漢。武漢是長江的中游，相當接近中國的中心位置。它位處江漢平原，是平漢、粵漢鐵路的交會點，是長江中游的航運中心。可說是橫貫東西、溝通南北、通江達海之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有戰略作用。占據這個地方，可以控制江運經濟，戰機也可以從這裡起飛進攻中華民國幾乎任何地方。
大稻埕，2014
這一切的開端是從大稻埕一棟歷史建築――順天外科醫院展開的。
這十多年間，我和張釗維其實曾經先後在臺灣、英國、中國大陸、香港住過同一個城市距離不遠的地方，我們在同一個城市讀過書，也在同一個城市工作過，但十幾年來從來沒有見過面，相互不認識。
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是在華山藝文特區門口，靠忠孝東路側的一間酒吧。那是個仲夏夜，我們一夥人坐在戶外的座位，我點的是進口啤酒，他大概是要開車，喝的是沒有酒精的飲料。夏天的臺北，夜晚不再像四十年前那樣還保有一絲清涼。在臺北市中心區的大樓、住宅樓群外，夏天家家戶戶外掛的冷氣空調幾乎全天候嗡嗡嗡運轉著。晚上八點華山園區還是挺熱鬧的，那天晚上好像有什麼活動，來來往往打扮時髦的年輕人在我們面前穿梭來去。在座有幾個朋友，我們就是在共同的朋友引薦下才相識的。
當天談的什麼，其實早已不記得了。我印象中張釗維高高瘦瘦的，穿著入時，喜歡水砂洗過的緊身牛仔褲，戴著扁帽。他談起話來，天南地北，博學多聞。手上總愛抽著一種Café Crème小雪茄。我向他提了我計劃拍攝兵馬俑――民國將領在臺灣的構想，正在尋找資助者。
最後他幫我找到了贊助。我進入他服務的一間公司，以公司的名義拍攝了幾部小成本的紀錄影片。
真正讓我對張釗維產生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天我看到他用很低的成本拍了一部關於陳獨秀的紀錄片，這部片用一種脫離意識型態的方式呈現了陳獨秀的生平和影響。一個臺南出生的本省人，去拍一位中國共產黨元老的紀錄片，揣摩這位中共創始人在上一個時代中的特殊地位及他最後悲淒的命運，反映出張釗維的視野，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特殊的錯位性。中國共產黨官方長期以來刻意邊緣化陳獨秀，國民黨政府亦視其為異端，從來沒有人像張釗維一樣用一部影片把陳獨秀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重新審視過。陳獨秀甚至沒有來過臺灣，幾乎找不到一絲跟臺灣的關係。誰也沒有料到在戒嚴時期出生在臺灣的張釗維，後來會去做這件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這就是紀錄片最重要的靈魂。
那間公司後來關閉了，我在大稻埕這棟歷史建築――原住民開的第一間現代化醫院舊址經營了現在的書店，當時想，我可能跟紀錄片的緣分就終止於此了。直到有一天，釗維打電話給我說有事找我。
夜裡，大稻埕的商家大約七點就熄燈打烊了。大稻埕到了晚上就像老太太很早進了閨房，死氣沉沉的。跟東區、甚至中永和的其他地方比起來，好像完全不屬於臺北一樣，是個下沉的陸地，黑燈瞎火的。張釗維到我店裡時，我正為了整理書店弄得灰頭土臉，地上桌上全是書、地下都是雜貨，一副被炸彈襲擊過的慘狀。
他揀著地上的空白處踮著腳進來，我們坐在天井聊起來，各自都倒了一杯威士忌。因為熟了，張釗維開門見山就跟我說，他打算拍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日時期的紀錄片，並且希望我能協助策劃。這部片打算在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八一四空軍節」首映。
因為早有拍攝歷史紀錄片的經驗，我聽的當下就覺得這太難了。二○一四年夏天，我在心中屈指盤算著，如果是抗戰最後一年（一九四五年），是年十八歲才入學的空軍官校學生，現在也已經是八十七歲的老人了，他們肯定沒有趕得上真正的戰鬥，沒有與日敵短兵相接的作戰經驗。要參加過中日戰爭，具備對國家戰爭期間整體運作有更清楚的了解和掌握，具備更高視野來看這一場戰爭與自己的關係的，最少也要九十歲以上，而這樣的人現在還會有多少活著？
釗維笑了笑，吸了口雪茄，「我拍陳獨秀時，他早死了。」他說，然後吐了口煙。煙霧繚繞，在我眼前化成淡淡的白紗。
我看著他。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我答應他，那麼我們將經歷一場與時間、精力的越野賽跑。我們不清楚還有多少人活著，對這場被傳唱過無數次的戰爭只有粗淺的認識，我們有大量的資料要閱讀，而我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讀書，也沒有對歷史片很熟悉的固定團隊。現在做紀錄片的，大都是兼職，一般單位只養得起幾個專職。而他們也是任務導向，一旦任務完成，失去資金運轉，他們很可能要再尋找別的工作機會。
而且更大的問題是，生活在臺灣的人，即使臺商在陸發展已近三十年，但中國，特別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只是存在於課本裡的「想像城邦」。中國的山川文物、戰爭亂世的種種歷史，對我在東區看到的那些時尚潮人來說，並不是真實的。中國大陸，或者所謂祖國，對許多人來說，跟俄羅斯給他們的印象差不了多少，都是那樣虛無縹渺的地方。
他們沒有受過祖國的哺育，跟原鄉的血緣關係也早已斷裂了。對許多臺灣小孩來說，祖國就是臺灣的中央山脈，真正的那個祖國對他們來說，只是近代戰亂的源頭，甚至是他們祖父的加害者。他們的上一代會告訴他們經歷之談，凡事跟祖國扯上關係，災難通常都大於福祉。
我在臺灣新一代人的身上，看不到歷史傷痕了，他們是完全新的一代，但他們卻同時也是跟過去斷裂的一代。我懷疑，他們會對抗日戰爭的中華民國空軍產生什麼興趣？
張釗維的眼神，時而堅定。作為CNEX 的總監，他經常在兩岸三地飛來飛去，監督各分支機構的拍攝項目。那一陣子，他還頻頻飛往胡志明市、孟買拍攝影片，到英國參加紀錄片影展。他在北京、臺北的家之間都待不長，影片項目纏身，我們經常找他都要先問他在哪裡，有時甚至要看他的臉書才能確定他今晚在哪座城市。在他的臉書上，經常看到他PO文寫他對兒子JJ的成長多麼驚喜，欣喜地記錄小傢伙可愛的一面。事實上他很少回家，很少跟妻兒在一起。有時張釗維陷入多頭思索，他會看空氣、看地上，那是他正在進入另一個思考的維度，正處理著難題。我看得出來，作為亞洲最大的華人紀錄片非營利組織的總監，張釗維對立即組織一個團隊進行空軍抗戰故事的紀錄片製作充滿著信心。我看得出來在拍完陳獨秀這種紅色的題材之後，接下來他要拍藍色的題材，這是他最投入的一個影片項目，他可以處理這個難題。
我的書店是個改造過的老屋，雖然有個天井，但到了夏天依然不怎麼通風，熱氣熏天。這二十年臺北市居民就關在家裡猛吹空調，只想保持身體周邊的舒適，對外在世界的劇烈變化保持一種習慣地漠視。我們的社會過於關心政壇上的事務以及民生、娛樂消息。感覺錢愈來愈難賺，我們不再關心世界上的事，所有世事都跟中國大陸一樣是茫茫太虛中的東西，所有過去的事也是一樣。我們的精神面貌被我們眼前的世界全面霸占，我們的靈魂局限在物質堆砌的小幸福裡。臺灣年輕人出社會以後被局限在經濟停滯的環境裡，不僅是經濟的停滯，也是社會階層流動的停滯，格局、視野、想像力的停滯。
想到這些，我不由自主的答應他接下本片的故事前期籌劃工作。即使我自己正忙於書店的經營，我也願意做。我想他來找我，是因為我對這種題材駕輕就熟，立即就能上手。而對我來說，這又是一次能給這個社會留下點什麼刺激，推動前進的能量。他告訴我，這個片子預定在二○一五年八一四空軍節首映，而且資金並不充裕。確定的時間、不確定的內容、有限的資金，使得一切立即變成了壓力。
沒有幾天，我們又約在仁愛路一間速食店。這會兒，他約來了製作人沈如雲，助理製作簡雅君。沈如雲有豐富的製片經驗，曾經在公共電視擔任製作人；簡雅君擁有豐富紀錄片的執行製作經驗，後來我才發現她是多麼可靠、值得信賴的夥伴。張釗維也找了「少年吔，安啦！」的導演徐小明作為影片製作監製顧問，他可是有長達近三十年拍攝經驗的導演。就這樣，基本團隊很有效率的形成了。當天我們很快的相互介紹，立即協調分工，判斷進度時間表，很快影片籌備便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他們每個人都顯露出一種非常專業有效率的素質。
那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時間真的很不夠用。
一部歷史紀錄片，必須要有充足的前期調查研究、人物訪查、策劃籌備，故事探索的時間耗時不短。如果要趕在隔一年上映，至少在上映前留給後製三個月，即使一面後製一面拍攝，也只剩下九個月前製調研和拍攝了。而我們還不知調研和尋人得花多長時間。
歷史口述與尋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工作。有時找到了人，卻需要花很長時間說服。口述是很私人的領域，你要老人家對一群陌生人講自己人生的轉折事件，有時得花很長時間讓他們打開心房，畢竟那頭是塵封的傷口。讀片面的宣傳資料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抗戰史的了解並不充分，亦不全面，光是重新研讀浩瀚的二戰史、抗日戰史資料就得耗去許多精力。
張釗維知道難處，所以他快速地找到了曾經擔任阿罩霧風雲歷史背景研究的小毛（毛遠誠），以及日文專家李尚霖，讓他們協助前期的歷史調研任務。很快的，我的郵箱不斷寄來各種蒐羅的資料，有戰史、有回憶錄、有評論、有書信，從臺灣到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抗戰宣傳資料，到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寫的報導皆包括其中。
後來又找到製作歷史紀錄片的老手唐一寧來找資料和找人。憑其十五年找人找資料訓練，唐一寧一開始雖然不知該用什麼關鍵詞，但很快她就找到了日本公文書館的一批戰史資料，光是日本的情報文件就包括有一九三三年日本陸軍省陸軍參謀本部的〈中國空軍現況一覽表〉、〈一九三六年中國空軍調查件〉、〈一九三七年支那空軍視察の為航空將校派の件〉、〈一九三八年支那空軍編成配置一覽表〉、〈航空兵團情報紀錄〉等等日本對當時中國空軍的機密情報文件。尚霖就憑著其超人的日文能力快速為我們解讀重點。這些文件不僅為我指出當時日本對中華民國空軍的了解程度，反映了日本情報系統滲透的功力，同時也可與中國航空委員會的各種資料核對其差距。李尚霖在大學裡教日文，許多文件是靠他為我們解讀內容，我們才能快速理解其觀點和故事。
後來我在一九三三年蔣中正給航校畢業生的題詞上看到當時漢奸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後來造成悲劇的源頭。蔣寫道：
國土未復軍人之恥，
漢奸未除黨員之恥。
這個團隊憑其卓越的搜索能力，遍找兩岸、日本、美國各種出版品，包括中共出版的各種抗日題材的歷史資料。包括《保定航空學校學員名冊》、《國民黨空軍抗戰實錄》、李君山的《對日備戰與中蘇談判》、《激戰在中國天空》等等，在CNEX辦公室裡，一疊疊資料堆起來，或是借或是從Amazon 採購回來，很快一本本一字排開，中文、日文、英文的專書展開，又商借空軍總部的戰史資料，每一本都有一定的厚度，張釗維發現若是靠我們自己消化所有的東西，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仰賴李尚霖和小毛為我們消化內容，做出摘要，回答我們的疑問。但即便是他們兩人，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也消化不完所有的東西。
在CNEX位於杭州南路的辦公室，從二○一四年夏天到冬天進行了不知多少次歷史研究會議。我們也邀請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高志航哲嗣高耀漢老先生來協助我們進入狀況。那是在一棟老舊大樓頂層，四下可以俯瞰整個中華民國行政、立法、司法核心建築群。這個政權從一九二七年在南京成立，到轉移臺北，中間經歷過太多苦難。
歷史紀錄片不像戲劇片，可以無限揣測、戲劇化、藝術化。雖然這樣可以吸引更多的普通觀眾，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如直接去拍攝戲劇片。歷史紀錄片，也不能甘願受限於證據，用一種死板、無趣、缺乏生氣的學術語調去描述一則歷史，否則不如以文獻取代，不必拍片。
每個載體和媒介類型都應有它自己的特殊功能以及長處，影片在傳播，和容易理解性的功能上有其優勢。
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蒐集到大量的文獻，不斷進行研究會議。小毛、李尚霖給我們惡補歷史知識，但我仍然感到著急。讀了幾週的歷史，有了一些概念，但我深知除了史料、歷史輪廓外，我們還需要真正的故事，不是那種戰爭文宣的故事，是真正的，發生在真人身上有血有肉有體溫的故事。大部頭的文獻資料，給我們的是巨細靡遺的數據，傷亡人數、毀損飛機、作戰命令，這些是冷冰冰的數據死屍，不是故事。我想起在中國大陸的火車站，來來往往的中國人擁擠不堪。有時你靜靜的看著眼前的他們，一臉疲憊的婦女拖著臉上有些骯髒但表情可愛的小孩，父親矮小壯碩，拖著大包小包沉重的行李。你看著人來人往，他們喧譁吵鬧也好，安靜凝望也好，他們人太多了，以致於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洋流，像是十三億其中跳轉的數字，而不是真正的人。現在的中國是這樣，那麼以前「四萬萬同胞的中國人」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我們要找的不是官方當年為了激勵士氣創造出來的英雄神話，我們要的是能反映時代的個人遭遇。但汗牛充棟的資料多是官方寫的史，學者的研究、評論是過於冰冷的學術解讀，有一些資料像宣傳又包括了一些獨家的史料，少數歷史參與者曾出版個人回憶錄，但他們大都缺乏史學訓練，許多內容不免繪影繪聲，他們大都已經故去，他們留下來缺乏史學品相的個人回憶便成了我們與過去唯一的聯結。我們必須用這些現存的資料為基礎去拼湊還原歷史，描繪一個有意思的時空。
張釗維喝著咖啡說：「擺在眼前，很明顯我們沒有時間去處理大量的訊息，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我要找的是能夠重組我們對這場戰爭意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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