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 凡事都是虛空
（前略）
過了幾天，父親的五個孩子暫時放下喪禮的準備，前往「肋眼屋」牛排館，坐在父親專屬的五號桌，與他才離開肉身的鬼魂共飲。我們曾一同傷心過，但是這次感覺很不一樣。過世的是父親，軸心偏移了。妹妹的自殺令我們震驚恐懼、深深自責，她們的死緊緊綁住了我們，而父親的死帶來隔閡，讓我們頓時失去了重心。
午餐時，《紐奧良皮卡尤恩時報》的記者打電話給大哥約翰，他繼承父業，也是律師，從匹茲堡匆匆趕來見父親最後一面。記者說他們要為傑出市民寫一篇訃聞，想問幾個關於父親的問題。約翰和當時從政的大姊克莉絲汀把電話傳來傳去，輪流回答記者的問題，配著午餐的馬丁尼為他們的答案塗上模糊的讚美，其他幾個人則憋著笑。我坐在他們對面的沙發椅裡，在中間感到窘迫，邊喝著我的英人琴酒（父親常喝的飲料），邊用口型說「別鬧了」。
從我們的青少年時期，父親就在五號桌招待客人，至今已經二十五年了。這家餐廳幾乎沒變。穿著褐紅色外套的服務生不斷把裝在紙包裡的溫熱法國麵包放到白色的桌布上。外面有陽台擋著的窗戶，讓午間的陽光變成金黃色，燭台跟吊燈上的裸裝燈泡讓光線變得更美。跟教堂一樣高的天花板上有仿都鐸式的長椽，牆壁裝飾了有紋理的綠色和黑色大理石，連接到鋪了石板的地面。常見的建築風格——富麗堂皇，宛若古代的特權，維繫於地質學上極有價值的東西。十九世紀仿古壁燈高高掛在「肋眼屋」的牆上，上面用黑色印出了密西西比河畔的鎮名：瓦謝里、霍瑪、維瑞特。五號桌在貝拉查瑟和貝悠古拉之間，前者在十九世紀早期由法國人命名，意思是「美麗的狩獵」，後者則是印第安部落的名稱，他們從西元前就開始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上用長矛獵鹿。我喜歡「美麗的狩獵」，但不是因為來美國的歐洲人對這塊豐饒土地的敬畏，然後很快就無可避免地變成剝削，而是追求一輩子美麗狩獵的意涵，與父親在五號桌慢慢吃午餐時，我總會想到這件事。
我一直不太了解父親為什麼很喜歡這家餐館。我只能假設他每個禮拜到訪的儀式是給自己白手起家的獎賞，一個來自衰落地帶的難民，十歲在雜貨店找到第一份工作，十九歲在鑄造廠操作研磨器械，二十九歲時成為司法部最年輕的打擊犯罪部隊主任。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他有嚴重的口吃，為了克服，進聖母大學以後，他在鏡子前花了無數個小時練習演說。當他年紀輕輕就當上聯邦檢察官時，他邀請祖母到法庭看他做開場陳述，並表現得無懈可擊，後來每次提起這件事時，她總是眉開眼笑。
不過，除了作為獎賞。這同時也代表他辛苦在社會上贏得了位置，工人階級的自由派中西部居民，夾在紐奧良富裕的上流階級中（或起碼看起來是那樣），就像故意對體制說聲「幹」，他反抗所有的體制，尤其是跟他有關的。包括他的知名法律事務所、政府、天主教堂。雙胞胎死後，排行第六的艾咪變成小妹，她一直不喜歡「肋眼屋」牛排館，也從來不去，她說她屬於父親的藍領人生，而肋眼屋」是他的白領雄心。她也以行動表現對藍領的支持，成為紐奧良的警察，在美國最危險的街道上工作。
還有，父親蘊養怨恨的方式，就像培養迷你盆栽，照料和塑形，維持微小而永久的完美。一九七〇年代擔任聯邦檢察官的時候，他想在「肋眼屋」請客，慶祝司法部的勝利。但他只是窮困的政府雇員，要養八個小孩，他的信用卡刷不過，當下羞辱的感覺就此揮之不去。最後他放棄熱愛的司法部工作，轉而為私人企業辯護。成為「肋眼屋」的常客，或許算是對此的安慰獎吧。接下來的二十年內，他一直從玻璃上刻了「吉斯雷森」的馬丁尼罐倒出英人琴酒，然後付掉五號桌的帳單。
與父親在「肋眼屋」吃午餐，總少不了質問、辯論、揭示、裁決和說故事。父親以相當正式的態度對我們展現他的權威。五號桌是一個可塑性很高的空間，可以縮小到幽閉的程度，在人在裡面告解，也能擴大成一間戲院或法庭，父親得以對著遠方的觀眾或陪審團盡情表現。
在「肋眼屋」還有一項小常規，入座後的半個小時內，我們連菜單都不能看一眼。熟識父親的服務生都知道，除非他開口，不然他們不會拿菜單過來。我們要先聊天喝酒約莫一個小時，才能點餐。食物和時間通常是界定午餐的要素，父親的做法證實這兩個要素在五號桌只是偶然，幾乎沒有關係。另一個在「肋眼屋」的傳統則是追憶在菜單上消失多年的餐點。例如洛克菲勒焗生蠔、什錦印度煎餅和閃亮易碎的烤布蕾。在紐奧良長大有個圈套：我們常常心心念念已經失去的東西，又要抓住偉大而坑坑疤疤的現在——有破壞、有幻想、有市民規律的奮鬥，而一切一直都在建設中。
也是在這張桌子，我跟他最後一次正式談話，兩個星期後他就過世了。我告訴他我跟布萊德要成立存在危機讀書會，我想他會很喜歡，因為他念過聖母大學的名著選讀課程。午餐快結束的時候，他凝望皇家街，看著另一頭法院大樓的白色大理石台階，他曾在那裡擔任檢察官，審過大案子。我很久以前就發覺，他看著窗外的姿態代表在對話中講話的人其實是在對自己說話，這是很誠摯的旁白，只是有些做作。
「妳媽在我們約會的第一年做了剪貼簿，妳看過嗎？」他問。
我記得小時候確實看過，也可能是在十幾歲的時候看過，剪貼簿放在擁擠的書架上，夾在人造皮封面的相簿中間，而相簿裡則是八個孩子相似的童年時代，有些人的相簿比其他人完整。爸媽在一九六二年相遇，都在念大學二年級，父親在聖母大學，財務十分緊迫，但雙修的數學和哲學則表現亮眼。他把書裝在放農產品的箱子裡，從南伯洛伊特搬到南灣，那些箱子由米克和迪克‧齊克提供，父親高中時代一直在他們的黑鷹雜貨店打工，他只能在心裡羨慕別的學生用的皮箱和成套的行李箱。母親來自紐奧良，在聖瑪麗學院主修基督徒文化，該校的女生要守宵禁和穿制服，穿越校園前往網球場時，還要披上外套蓋住貼身的網球服。
母親跟她的爸媽去佛羅里達的華爾頓堡灘度假時，因為曬傷只能留在別墅裡，就趁機做起剪貼簿。有趣的是，身為華爾頓世家的外祖父母，就連度假也選擇到同名的華爾頓堡灘，母親曾告訴我，華爾頓（也是我的中間名）的意思是「用牆圍住的小鎮」，正好就是外祖父母的寫照。他們很疏遠、不親切、很少跟我們見面，但母親不一樣，她比較像灑滿陽光的草地上的茅草小屋——真誠、盡情表達的愛讓她容光煥發。除了名字，我也繼承了華爾頓人謹慎、客觀的含蓄態度。我不知道溫暖大方的母親是怎麼逃離堡壘，然後搭乘紐奧爾良市火車的普通車廂回到學院裡，將完成的剪貼簿拿給來自中西部的男友看，讓他開心。自我有記憶起，母親即使身邊一直有小孩在打轉，也持續用剪刀、白膠、漂亮的字跡和令人愉快的寬宏大量，創造並留下紀念。
「我都忘了，一忘就四十年。」父親說：「她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來。妳看過第一頁嗎？第一頁上面寫：『瑞克來自伊利諾州，但我對他知道的不多。他很神祕。』我看著這幾個字，心裡想：『妳知道嗎？四十年了，我還是一樣。她還是不太認識我。別人也跟我不熟。』」
約翰和克莉絲汀掛掉記者的電話後，我把這件事告訴大家。我們都同意這件事很有趣，就是爸的風格，混合了戲劇性和真相。不論如何，埋葬一個謎似乎比埋葬一個我們以為很熟悉的人更難以承受。用權威的口氣回答記者的問題看似荒謬。但話說回來，他的死也很荒謬。
大約十年前，也是在五號桌，父親不准我寫下跟蕾貝佳和瑞秋之死有關的事情。他的體型、智力和絕對的父權讓我心存懼怕，他說如果我寫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我。如果我侮辱他，他會帶著侮辱離開人世。因此，那些年來，我真的沒有寫出關於她們的事情，只有偶爾吞吞吐吐地提起。我只寫了一篇很短的故事，登在默默無名的期刊上，他應該看不到，說老實話，全世界都看不到。我照他的話做，因為她們兩人的自殺對家人已經帶來足夠的傷害。儘管感覺不合常理，卻是我願意承擔的不幸。
但在這裡也有很強烈、很不公平的矛盾，他在這個地方鼓勵我質疑權威，用批判的方式思考，也同樣在此要求我不要用生命中最傷心的體驗來創作。更精確地說，我可以在日記上隨筆亂寫，但我不能跟別人分享。我認識的一位作家把這個現象稱為只嚼不吞。
到了下午，「肋眼屋」金黃色的光線慢慢變冷，桌子和柱子的陰影拉長了。餐廳裡的客人已經散去。服務生換掉桌布，開始準備晚餐的桌子，排好餐具，把餐巾白色的頂峰摺到中間。我想到我有義務要尊敬先人的遺願。在這座城市裡，逝者也能佔有不少資產，包含實質的和心理上的。但不明事理的亡者呢？
我啜飲著英人琴酒，發覺父親其實已把命令帶進了墳墓，我現在想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我有種內疚的震顫，輕快多了。我覺得我有點卑鄙。我怎麼能跟兄弟姊妹坐在這裡，因喪親之痛而悲傷，卻同時想著這項禁令的解除？是不是糟透了？這股對逝者仍保有的微弱報復情緒，處理起來十分棘手，如果沒有確切的目標，那麼被內容的毒性反噬，就是將其全數釋放。
午餐結束後，我們這群活著的狗向死去的獅子敬酒。這群受傷的兒女，以巴洛克式的悲傷戲劇為外衣，穿著深色的合身衣服，前往法國區，到父親喜愛的酒吧喝酒——「哈利的街角」、「海圖室」、「老苦艾酒館」——回顧和挖掘舊有罪惡和過往冒險的陰冷痕跡，走進喪父後叢林般的混亂。
那天晚上，孩子們都睡了，家裡有種特別的寧靜。我雙眼矇矓，精疲力竭，從廚房的水龍頭直接接水喝。我看到克里斯的馬雅曆明信片，塞在牆上全新的土星酒吧月曆上。二〇一二也要努力不懈。他說的沒錯。瘋狂的旅程已經開始了。
二月 石造的世界
（前略）
克麗絲婷是個菸抽不停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喜歡煽動和督促，一頭厚厚的紅髮剪成鮑伯頭，身上濃烈的廣藿香味有種異國風情，在客廳裡留下的餘香會一直綿延到第二天早上。她總讓我充滿好奇，幾年前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在至福樂土大道上一家態度粗魯、老舊的五金行工作，後來有一天，我在本地著作選集上看到她寫的短篇故事，寫得真的很好。我們總需要這樣的提醒，不論在哪裡，每個人都有完整而令人驚奇的生活，而不是只會說「這裡是您的零錢」而已。她說，金髮女郎讓她想起《李爾王》裡美麗的女兒寇蒂莉亞，對年老的父親展現出了堅定的忠誠，她拒絕和姊姊比賽，看誰能夠用最奢侈的表達方式說出對父親的愛，結果被斷絕父女關係。她說出真話的聲音「非常輕柔、溫和與低聲」，讓她上吊而死變得更有毀滅性。在這兩個故事裡，美德與真相都是大家想要的美好事物，深深影響周圍的角色，將可敬而吸引人的光芒照在人性上。但這兩名年輕女性都把美好的外表和尊嚴帶進早逝的墳墓，構成了故事裡無情屠殺的一部分。
「有人看過博羅夫斯基的傳記嗎？」艾倫問。她特別好奇他在自殺前跟一名年輕女孩的關係。艾倫對男女關係很有興趣，但她本人似乎不相信戀愛關係，也很享受她自己的社交自由。每次在派對上看到她，附近似乎都有遭她拒絕的追求者。她覺得，或許那名「年輕女孩」跟金髮女郎有某種關聯？
博羅夫斯基一生的故事跟他的作品一樣令人感嘆，也讓某些人把他跟其他的作家並列，他們的傳記不光屬於「文學的歷史，也屬於文學本身——也就是有象徵性的人類命運」（引述自傳記作家科特）。在納粹佔領的波蘭，博羅夫斯基在華沙猶太區的地下大學裡攻讀文學，冒著生命危險出版小冊子跟自己的詩作，後來在集中營裡耗盡了體力與靈魂。在那段時間內，他體驗了史詩般的戰時羅曼史：地下陰謀、納粹陷阱、逮捕、分離、書信。他跟心愛的人一起被分配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在他修理女子集中營的屋頂時，偶爾會看到她剃光的頭和滿是疥瘡的身體。更長時間的分離，戰爭結束時費時數月的絕望尋找，懇求她從瑞典返回波蘭的信。重逢，婚後的第一晚則在遣返營中度過。
他被視為戰後世代的波蘭文學希望，最後卻變成共產黨的記者，然後對共產黨幻滅，對朋友坦承他「扼殺了自己的聲音」。自傳中有個很奇怪的地方，其實比較像個裂縫，柯特寫道，就在他死前，他「與一名年輕女孩有了聯繫」。某天下午，他去醫院探望了他的妻子與才出生三天的女兒，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那天傍晚，他把自己鎖進廚房裡，打開爐子的瓦斯閥。
為什麼要在生命的新階段開展時用自殺終結？為什麼兩個妹妹在家庭情勢改變後不久就上吊？為什麼寇蒂莉亞必須上吊自殺，而不是被絞殺？莎士比亞到底想凸顯什麼？我妹妹想凸顯什麼？在那個「虛無」的條目裡，「自殺」跟「超越」並列，為什麼會讓我這麼苦惱？博羅夫斯基想從「跟年輕女孩的關係」中得到什麼？為什麼金髮女郎、寇蒂莉亞或甚至雙胞胎的死突然給人犧牲的感覺，世界的蠻橫毀滅了青春和美麗？但犧牲是為了什麼？為了加強其他人的痛苦？
我的問題從未進入與眾人的對話，只在我自己的腦子裡，跟齒輪一樣連在一起，一直咔咔作響，讓我精疲力竭。我在聚會時常常會想到一些不錯的話題，單獨思考或閱讀時就想不到，這一點讓我心存感激。我也很欣賞與不同的意識和體驗互動時所產生的驚奇。但我再怎麼努力讓自己不要陷入討論，仍無法消解我解決不了的畏懼，尤其是針對博羅夫斯基德斯的。我想到他可憐的妻子，她會有什麼感受，才經歷過生產的肉體榮耀與創傷，卻要面對相反的情境，丈夫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她的反應像不像我姊姊克莉絲汀在瑞秋死後的模樣。她立刻停止幫六個月大的孩子哺乳，不是她的選擇——而是乳汁就這樣消失了。這一直讓我覺得很神奇，也很難過，悲傷居然會這樣干涉身體的自然循環，防止身體製造營養。兩個妹妹過世的時候，我還沒結婚，尚有時間把心思放在我自己的傷痛上，放任自己沈浸在離奇的悲劇裡：兩個妹妹都自殺死亡。但父親過世時，我第一次以人母的身分體驗喪親之痛，必須更慎重，不能在晚餐餐桌上想哭就哭，免得嚇壞孩子，也必須讓孩子體驗悲傷，但不能讓他們覺得沉重。
整個晚上，我的小兒子奧圖穿著他的樂高黑武士連身睡衣，在走廊上走來走去，從桌上偷拿餅乾，坐在我腿上聽我們聊著沉重的話題。他不在意我們的對話，我抱著他結實緊繃的小小身軀，在他大嚼餅乾時親吻他的金髮，感覺到一種想保護他的疼痛，想防衛他不要碰到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又要讓他準備好面對最糟糕的情況，但我知道兩者都做不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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