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之一
湯圓
我記不得是什麼時候了，總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湯圓。但我們鄉下人要土氣一點，我們把湯圓叫做「圓子」。我的碗裡一共有四個圓子，後來，有幾個大人又給了我一些，我把它們都吃光了。——情形是這樣的，以我當年的年紀，我的母親認為，我吃下去的數量遠遠超出了我的實際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複，她的兒子「愛吃圓子」，「他吃了八個」。後來，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愛吃圓子，我一頓可以吃八個。
我相信酒席大致也是這樣，如果你在某一個酒席上喝了一斤的酒，人們就會記住，還會不停地傳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記憶都有侷限，記憶都有它偏心的選擇，——人們能記住你與酒的關係，時常會忽略你與馬桶的關係。
直到現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親都認定了她的兒子「愛吃圓子」。我其實不喜歡。在那樣一個年代，在吃這個問題上，愛和不愛是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問題，首要的問題是「有」。在「有」的時候，一個孩子只有一個態度，或者說，一個行為：能吃就吃。這句話還可以說得更露骨一點：逮住一頓是一頓。
我還想告訴我的母親，那一次我其實吃傷了。很抱歉，「吃傷了」是一件很讓人難為情的事，可我會原諒我自己。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時代，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會吃傷。
我為什麼至今還能記得那碗湯圓呢？倒不是因為我「吃傷了」。首要的原因是因為湯圓屬於「好吃的」。——吃「好吃的」，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我的父親有一句口頭禪，說的就是「好吃」與「記憶」的關係：餓狗記得千年屎。那碗湯圓離我才四十多年呢，九百六十年之後我也未必能夠忘記。
「好吃的」有什麼可說的嗎？有。
我們村有一個很特殊的風俗，在日子比較寬裕的時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關起門來獨吞是一件十分不得體的事情，要被人瞧不起的。我這麼說也許有人要質疑：你不說，你們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麼知道的呢？這麼說的人一定沒有過過苦日子。我要告訴大家，人的嗅覺是一個奇異的東西，在你營養不良的時候，你的基因會變異，你的嗅覺會變得和瘋狗一樣狂暴。這麼說吧，你家在村東，如果你家的鍋裡燒了紅燒肉，村子西邊的鼻子會因為你們家的爐火而亢奮。——除非你生吃。
所以，鄉下人永遠都不會去燒單純的「紅燒肉」，他們只會做「青菜燒肉」、「蘿蔔燒肉」、「芋頭燒肉」，滿滿一大鍋。——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要送。左邊的鄰居家送一碗，右邊的鄰居家送一碗，三舅媽家送一碗，陳先生（我母親）家送一碗。因為有青菜、蘿蔔和芋頭墊底，好辦了，肉就成了一個「意思」，點綴在最上頭。
我們鄉下人就是這樣的，也自私，也狠毒，但是，因為風俗，大家都有一個思維上的慣性：自己有一點好馬上就會想起別人。它是普遍的，常態的。這個別人當然也包括我們這個外來戶。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如歌的行板》。它的歌詞是烏克蘭的民歌，作者不詳。這首歌我引用過好幾次了，我還是忍不住，決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這麼唱的：
瓦尼亞將身坐上沙發，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還沒有倒滿半杯酒，
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讀到歌詞卻還是一九八七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學畢業，一個人在宿舍。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幾乎沒有過渡，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不需要回憶，不需要。往事歷歷在目。在我的村莊，在那樣一個殘酷的、艱難的時刻，人們在「革命」，即便這樣，偉大而又溫潤的中國鄉村傳統依然沒有泯滅，它在困厄地流淌，延續：每一個鄉親都是瓦尼亞，每一個鄉親都是卡契卡。我就是卡契卡，可我還沒有來得及做瓦尼亞，我就離開了我的村莊。這是我欠下的。
很可惜，在我還沒有離開鄉村的時候，這個風俗已經出現了衰敗的態勢，最終徹底沒落了。
風俗和法律沒有關係，可我願意這樣解釋風俗和法律的關係，——風俗是最為親切的法律，而法律則是最為剽悍的風俗。
風俗在一頭，法律在另一頭。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的好和壞不是從一頭開始的，好，從兩頭開始好，壞，也是從兩頭開始壞。在任何時候，好風俗的喪失都是一件危險的事，這不是我的危言聳聽。
分享，多麼芬芳的一個東西，它哪裡去了呢？
一塊給狗的骨頭不是慈善，慈善是當你和狗一樣餓時與狗分享的一塊骨頭。
這句話是傑克．倫敦說的。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正是大學的二年級，在揚州師範學院的圖書館裡頭。這句話至今還像骨頭一樣生長在我的肉裡頭。傑克．倫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質，分享源於慈善，體現為慈善。
我要感謝傑克．倫敦，他在我的青年時代給我送來了最為重要的一個詞：分享。此時此刻，我願意與所有的朋友分享這個詞：分享。這個詞可以讓一個男孩迅速地成長為一個男人，——他曾經夢想著獨自抱著一根甘蔗，從清晨啃到黃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體裡頭只剩下最後一根骨頭，這一根骨頭都足以支撐起我的人生。這不是因為我高尚，不是，我遠遠沒有那麼高尚。但是，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過他們的骨頭，我自然有分享的願望。「願望」有它的邏輯性和傳遞性。願望就是動作，——父親抱過我，我就喜歡抱兒子；兒子也許不願意抱我，可這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因為他的懷裡將是我的孫子。是的，所謂的世世代代，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很高興地注意到一個現象：「分享」這個詞的使用率正在上升。我渴望著有那麼一天，「分享」終於成為漢語世界裡使用率最高的一個詞，而「分享」也真的成為我們切實可感的「民風」。
內文試閱 之二
蠶豆
蠶豆主要種植在中國的南方，即使在南方，蠶豆也不是主食。它最大的用處是做醬。北方人所說的「豆瓣醬」通常指的是大豆醬，但在我的老家一帶，「豆瓣醬」指的卻是蠶豆醬，偏甜。
蠶豆的另一個用途是做粉絲，喜歡蠶豆粉的人卻不多。蠶豆粉偏硬，容易斷。相對來說，土豆粉更受歡迎，它的韌性好，可以拉得很長。不要小看了這個長，它對吃的快感至關重要，把一頭叼在嘴裡，一吸，呼啦一下，你的嘴巴就飽和了，很爽的，痛快無邊。
就因為蠶豆不做主食的緣故，它在種植上是不可以被「推廣」的。農民不可能用成片的土地去種植它，——只有大麥、小麥、水稻等正經八百的「糧食」才能夠衣冠齊整地站立在農田裡。蠶豆被種在哪裡呢？田埂或河岸，那些「邊角料」的地方。
麻煩來了。因為產量太低，反過來，蠶豆珍貴了。蠶豆幾乎就是奢侈品。人們用它來做菜。著名的「羅漢豆」就是一道上好的菜。——為什麼叫「羅漢豆」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孩子們會用針線把煮熟了的蠶豆穿起來，做成串，掛在脖子上。這對拿蠶豆做零嘴是很方便的。在蠶豆上桌的節令，我們的課堂有趣了，所有的男生都像大清朝廷上的文武官員，當然，也像羅漢。但是，鄉下人沒見過朝廷上的高官，只在廟裡頭見過泥塑的羅漢，由於這個緣故，我們鄉下人把煮熟了的蠶豆叫做「羅漢豆」，想必也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我們來說，蠶豆最好的一種吃法當然是炒。香極了，嘎蹦脆。它唯一的缺點是太硬。可是，孩子們的牙更硬，—有了金剛鑽就不怕瓷器活。我很自豪，都是快五十歲的人了，還有一口無堅不摧的好牙口，想必是小時候練就了過硬的童子功。但是，我的這句話是不負責任的，我練習童子功的機會並不多，也只是過年的時候操練操練。過年好哇，天天有炒蠶豆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用東北人的說法，叫「可勁兒造」。嗑了，到河邊喝水去，喝完了，再接著「造」。
我要寫下我和蠶豆的故事，這是我終身都不能忘懷的。
我出生的那個村子叫楊家，到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六四年，父親的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他可以在我母親所在的小學做「代課教師」了。問題也來了，夫婦兩個都要上課，午飯就成了一個大問題。父母親決定請個人過來幫著燒飯，附帶著帶孩子。
奶奶就這樣成了我的奶奶。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時間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還要多。
一九六九年，我五歲。父母的工作調動了，去了一個叫陸王的村子。奶奶沒有和我們一起走。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過來，「奶奶」她「不是我的親奶奶」。
一轉眼就是一九七五年了。這一年我十一歲。我的父母要調到很遠的地方，一個叫「中堡」的鎮子。在今天，沿著高速公路，從中堡鎮到楊家村也就是幾十分鐘的汽車，可我們興化是水網地區，即使是機板船，七拐八彎需要一天的時間。我們一家人都知道了，我們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了。臨行前，我去了一趟奶奶家。奶奶說，她已經「曉得咯」。奶奶格外高興，她的孫子來了，都「這麼高了」，都「懂事」了。那時候奶奶守寡不久，爺爺的遺像已經被掛在牆上，奶奶還高高興興地對著遺像說了一大通的話。可無論奶奶怎樣高興，我始終能感覺到她身上的重。她的笑容很重，很吃力。我說不上來，很壓抑。奶奶終於和我談起了爺爺，她很內疚。她對死亡似乎並不在意，「哪個不死呢」，但奶奶不能原諒自己，她沒讓爺爺在最後的日子「吃好」。奶奶說：「家裡頭沒得唉。」
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對生者的折磨就是那一天。人永遠也不會死的，他會在親人無邊的傷慟中間頑強地活著。奶奶對爺爺的牽掛還是吃。因為是告別，奶奶特地讓我做了一次儀式。她讓我到鍋裡頭鏟了一些鍋巴，放在了爺爺的遺像前。這是讓我盡孝了，我得給爺爺「上飯」。奶奶望著鍋巴，笑了，說：「死鬼嚼不動咯。」
我的小妹，也就是奶奶的孫女那時候已經出生了，在我和奶奶說話的時候，小妹一直在她的搖籃裡睡覺。小妹後來說，她知道這件事，奶奶告訴她的。
就在傍晚，奶奶決定讓我早點回家了。她在猶豫，想。她在想著讓我帶點什麼東西走。現在回想起來，奶奶當時真是太難了，窮啊。她的家真的是「家徒四壁」。她最初的主意一定是雞蛋，她已經把雞蛋從罈子裡頭取出來了。大概是考慮到不好拿，怕路上打碎了，她又把雞蛋放下了。奶奶後來拿過來一支丫杈，從屋樑上取下一只竹籃，裡頭是蠶豆。奶奶讓我去幫她燒火。我就去燒火。我一邊添柴火，一邊拉風箱，知道了，奶奶最後的決定是炒蠶豆讓我帶走。多年之後，我聰敏一些了，知道了，那些蠶豆是奶奶一顆一顆挑出來的，預備著第二年做種用的。——只有做種的蠶豆才會吊到屋樑上去。蠶豆炒好了，她把滾燙的蠶豆盛在簸箕裡，用簸箕簸了好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是給蠶豆降溫。然後，奶奶讓我把褂子脫下來，拿出針線，把兩隻袖口給縫上了，——兩隻袖管即刻就成了兩只大口袋。奶奶把褂子繞在我的脖子上，兩只口袋像兩支柱子，立在了我的胸前。奶奶的手在我的頭髮窩裡摸了老半天，說：「你走吧乖乖。」
在我的一生當中，這是我第一次擁有這麼多的炒蠶豆，都是我的。你可以想像我的這一路走得有多歡。蠶豆還是有點燙。我一路走，一路吃，好在我所走的路都是圩子，圩子的一側就是河流。這就保證了我還可以一路解渴。楊家莊在我的身後遠去了，奶奶在我的身後遠去了。在後來的歲月裡，我不停地回想起這個畫面。不幸的是，等我到了一定的年紀，我想起來一次就難受一次。為什麼我那一年只有十一歲呢？西諺說，上帝會原諒年輕人，這句話也對。唯一不能原諒年輕人的那個人，一定是長大了的自己。
一九八六年，我在揚州讀大學。有一天，接到了父親的來信，說我的姑姑，也就是奶奶唯一的女兒，死了。她服用了農藥。我從揚州回到了楊家莊，這時候我已經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大小夥子了。我要說實話，我已經十一年沒有來看望我的奶奶了。我其實已經把她老人家忘了。我在許多夜裡想起她，但天一亮我又忘了。這一點我想起來一次就羞愧一次。十一年之後，當我再一次站在奶奶面前的時候，她老人家一眼就把我認出來了。我再也沒有想到奶奶的個子那麼小。她小小的，卻堅持要摸我的頭，我只有弓下腰來她才能如願。奶奶看上去沒有我想像中的那樣悲傷，這讓我輕鬆多了。她只是抱怨了一句：「死丫頭她不肯活咯。」
可事實上，奶奶沒有多久就下世了。她一定是承受不住了，她的傷慟是可想而知的。但奶奶就是這樣，從來不會輕易流露她的傷心與悲痛，尤其在親人面前。——我是從另一個可親的老人那裡理解了我奶奶的。她們時刻願意承擔親人的痛，但她們永遠也不會讓自己的親人分擔她們的痛。
一九八九年，我的小妹來南京讀書了，我去看望她。小妹說：「哥，你的頭髮很軟。」我說：「你怎麼知道的？」小妹說：「奶奶告訴我的。奶奶時常嘮叨你，到死都是這樣。」
小妹的這句話讓我很受不了。我知道的，我想念奶奶的時候比奶奶想我要少很多。這就是我和奶奶的關係。
但是，無論是多是少，我每一次想起奶奶總是從那些蠶豆開始的，要不就是從那些蠶豆結束，——蠶豆就這樣成了我最親的食物。
我的「親奶奶」是誰？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連我父親他都不一定知道。這對我已經不重要了，我多麼希望我和我的奶奶之間能有血緣上的聯繫，我希望我的父親是她親生的。
內文試閱 之三
襪子
我有些猶豫，該不該把「襪子」這一章寫下來。要知道，如果把時光倒退到四十年前，在蘇北的鄉村，一個少年的腳上穿著一雙襪子，其囂張與得瑟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今天的少年開著他的保時捷去上學。好吧，且讓我虛榮一回、得瑟一回，我要寫「襪子」了。
穿襪子是一件大事。寫穿襪子必然也是一件大事。依照常規，在描寫大事之前，作者有義務交代一下大事的背景。
一九五七年，我的父親成了「右派」。我要簡單地說一說一九五七年，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年份，——你得時刻留意你的說話。如果你有一句話沒有說好，或者說，你有一句話讓做領導的不高興，那你就麻煩了，你會成為「壞人」。那個時候的「壞人」是很多的，所以，有關「壞人」的概念往往不夠用。不夠用怎麼辦呢？造。「右派」就這樣成了嶄新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概念壞人」。
我的「右派」父親終於被送到鄉下去了。一同前往的還有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教師，她沒有說領導不愛聽的話，她也許說了，但領導沒有聽見，這一來她依然是一個左派。左派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她和右派做同樣的工作，右派顆粒無收，而左派每個月可以領到二十四元人民幣。二十四元人民幣，放在今天都買不來一杯卡布奇諾。可就是這杯打了八折的卡布奇諾，它使我的母親成了「大款」。你完全可以這麼看，——一九六四年，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其實是一個富二代。太嚇人了。
交代來交代去，我說的意思只有一個：即便是一個倒楣到底的「右派」家庭，在物質上，依然比那些「農家」要好一些。在任何時候我都要說，沒有人比中國的農民更不幸。他們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們無法言說他們的不幸。他們的不幸歷史看不見，看見了也不記錄。實在需要記錄了，他們已經是屍體了，作為資料。
富二代必須有富二代的標誌。在冬天，富二代的腳上有棉鞋。在棉鞋與褲腳之間，裸露出來的不是腳踝，而是紡織物。那個圓圓的紡織物就叫「襪子」。
我現在就來說說我的襪子。
我一共有兩雙襪子，尼龍的。按照我們家的生活節奏，我的母親一個星期洗一次衣服。那可是一大家子的髒衣服，滿滿一桶。換句話說，我的襪子也是一個星期洗一次。可我是一個男孩，男孩最大的特點就是出腳汗。用不了一節課的時間，我的鞋裡頭差不多就濕了。到了晚上，鞋子裡全是濕的，襪子當然也是濕的。父親是很聰敏的一個人，他告訴我，每晚睡覺的時候可以把襪子壓在身子底下，這一來襪子就烘乾了。
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穿上乾爽的襪子。然而，腳汗就是腳汗，它不是水。在襪子被體溫烘乾之後，襪子上會留下腳汗的遺留物。它臭極了。它還能讓襪子的底部變硬。在遇上新的腳汗之後，硬的部分慢慢就融化了，再一次變軟，漿糊一樣黏稠。它冰冷冰冷的，很難回應你的體溫。——這麼一說你就明白了，在一個星期之內，我只有一、兩天會喜歡我的襪子，其餘的五、六天我都充滿了恨。我痛恨襪子。它又冷又濕又臭。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襪子扔進爐膛，一把火燒了了事。老實說，我不想穿襪子。
但我的母親不許我不穿襪子。我想我的母親也有她的虛榮，這麼說吧，在她的心目中，襪子就是領帶，我「西裝革履」的，沒有「領帶」怎麼可以。
我附帶著還要說一下棉鞋。以我家的經濟狀況來說，我不能要求我的母親每年都給我做一雙新棉鞋。雖然我是一個富二代，可我真的不能要求我的母親每年給我換一輛保時捷。那個太過分了。所以，每年冬天，尤其在春節之前，我都要被「小鞋」所折磨。解決的辦法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像穿拖鞋一般，靸拉著。可我的母親是什麼人？她怎麼能容忍她的兒子靸拉著棉鞋？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一點學好的樣子都沒有。」我怎麼辦呢？我只能把「兩片瓦」的後半部撕開，這一來腳就不疼了。——這樣做的後果是我的腳後跟始終裸露在外面，每一年的冬天都要生凍瘡。
生凍瘡是不該被同情的。在我們蘇北的鄉村，哪一個孩子的身上沒有凍瘡呢？沒事的，開了春「自己就好了」。可是，你別忘了，我是富二代，我的腳上有襪子。每天睡覺的時候，我得把襪子從凍瘡上撕開。那得慢慢地，小心地，一點、一點地揭。絕對不能快。如果你想快，好吧，你的雙腳將血流如注。
我倒也沒那麼怕疼，可是，一天疼那麼一遍，箇中的滋味也真的不好受。
母親，我們村裡最富有的「大款」，為了她的體面，我這個「富二代」真的沒有少受罪。現在，我的兒子也大了，他時常對我說起一些「富二代」的事。我告訴我的兒子：「不要羨慕。天下從來就沒有兩頭都甜的甘蔗，一根都沒有。——你的老爸當年比別人多了兩雙襪子，可那兩雙襪子給你的老爸帶來的幾乎就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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