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節選一】
在路上
Pawel長得非常好看，是波蘭父親和美國母親的混血。
他經常來宿舍找我，領著我從二樓的窗口爬出去，坐在斜屋頂上抽煙。那屋頂是木條搭成的，漆上輕淡的藍色，像天上的雲一樣，而我們就坐在雲朵的上方，抬起頭向上看，也還是藍得發白的天，就在藍天與藍天之間，我們呼出了一口口白色的輕煙。
偶爾，Pawel也會從外套口袋掏出一截雪茄，得意洋洋地咬起來，下巴抬得很高，儼然以為自己是個成熟的男人了，但事實上，他才不過十八歲而已。
但在追求我的時候，他卻果然像是一個教養良好的紳士，幫我開車門，接外套，拉椅子，還親手調麵糊，在宿舍的廚房煎法式可麗餅給我吃。
可麗餅的香味飄滿了整間屋子，熱騰騰的非常可口，但我還是不得不誠實告訴他，我們並不適合，因為他太年輕了。
他流露出一臉失望的神情，喃喃抗議著，妳只不過大我四歲而已。
但我還是搖頭。在二十出頭的年紀，相差四歲，簡直就像是活生生相差了一整個世紀。
幸好Pawel的失望沒有持續太久，因為年輕，愛與惆悵都不是真的，轉瞬間就可以拋到腦後，過一陣子，他又熱烈追求別的女孩去了，也是亞裔的，也向我商借廚房，煎可麗餅給女孩吃。他站在爐前忙得滿頭大汗，鼻尖和圍裙沾滿了白色的麵粉，我在一旁笑吟吟地欣賞，也沾光分到了一塊。可麗餅仍舊是好吃的，只可惜Pawel的愛情始終不怎麼順利，原因我也不懂，後來才朦朧體會，原來在美國人的眼中，Pawe彷彿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類，是那種雖然有著白人外表，但內心卻不知怎麼長出東方靈魂來的人。難怪在整個中文班上，他一直是最積極學習的學生。
所以我們倆雖沒作成情人，卻成了好哥兒們。週末來臨，學校宿舍沒有男女門禁，每個學生都抱著枕頭大搬風，跑去情人的寢室過夜，而Pawel既然沒有情人，無處可去，就只能窩我那兒打發時間。按照美國法律，二十一歲才能飲酒，所以每一回都是他央求我帶著護照去超市買，他就跟在後頭幫忙提，提回宿舍兩人喝個痛快，在房間的地毯上傻笑打滾。
學期將近尾聲，眼看著，聖誕節就要來臨了，大家興高采烈地準備過節，唯獨我沒有任何計畫，正有些發慌時，Pawel忽然開口邀請我上他家，美國中部堪薩斯城的鄉下，一個比起Walla Walla還要更荒無人烟的小地方。
他形容，在他的家鄉方圓百里之內只有兩棟屋子，中間隔著一條碎石小路，路的左邊一棟住的是他的母親，右邊一棟是外婆，兩個上了年紀的女人隔路對望，各自有各自的天地，所以二十年來才能相安無事。那一帶除了這兩棟屋子，只剩下大片的森林，和漫無邊際的農田和草原，就算晃蕩終日，也見不著一個人影，倒是清晨一覺醒來，往往會看到窗外有成群的野鹿在林間穿梭漫步。
既然沒有鄰居，Pawel的母親也省了梳妝打扮，從早到晚披著一襲老舊的花睡袍，亂糟糟的金髮，坐在電腦前進行藝術品的交易買賣。原來，她在念大學時主修的正是藝術，青年時代，也曾是個小有名氣的雕塑家，後來轉行作藝術品經紀人，專攻亞洲尤其是中國市場。
直到今天，他母親也還保存著過去的作品，兩隻狀似長頸鹿的說不出名稱的動物，拉長了纖細的四條腿，岌岌可危矗立在玄關桌上。那是卡蜜兒和莫迪格里安尼的混和風格，靈魂神經質的顫抖，止不住從扭曲的腿骨和脊椎關節中汨汨流出，彷彿再也無法支撐生命的重量，隨時都會喀啦一聲折斷似的。
而這時我才恍然大悟，Pawel的亞洲靈魂來自於何處？他是在浮世繪和水墨絹帛環繞下長大的。我這也才知道，他的父母早就離婚，父親在紐約曼哈頓工作，獨留母親一人在堪薩斯城的鄉下，而我算是難得上門的客人。Pawel的母親雖然熱愛亞洲藝術，卻不是一個活生生站在眼前的黃種人，尤其是兒子帶回家來的女人，更加顯得可疑幾分。於是剛開始幾天，她對我皆非常冷淡，後來察覺我和Pawel只不過是普通朋友罷了，才轉趨熱情，看我在家無聊，出門時就會特別捎上我，參與她的日常生活。
但那也真是日常。偶爾，她做了熱騰騰的手工餅乾，用保鮮盒裝好，開車一一分送給朋友；或是幾個女人相約去逛古董店，一逛就是老半天，當然，她們清一色都是白人。
在這一帶寧靜的鄉村生活中，幾乎見不到黃色臉孔。我夾雜在這群婦人裡，成了長相古怪的外星異類，可以清楚感覺到她們的侷促不安，一種因為置身在一成不變的安逸生活之中過久的，膽怯以及防衛。我還記得Pawel的母親在古董店尋獲了一尊陶瓷聖母像，小心翼翼地把聖母捧在掌中，招呼其它的女人來看。她們聞聲，紛紛圍攏過來，讚歎著，輪流伸出指尖，輕柔地撫摸雕像，唯恐一不小心會把沉思中的聖母給嚇著了似的。而在那一刻，她們臉上原先緊繃的肌肉全放鬆了，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柔和的光。
但這一類的活動，Pawel卻從來不參加。
在堪薩斯城他最愛的，便是駕著一輛古董的黃色凱迪拉克敞篷車，據說是他外公留下來的傳家寶，沿著家門口那一條小路狂飆，一路飆上了高速道路。冬日枯黃的田野迤邐到天邊，一條筆直的柏油路根本看不到盡頭，我們往地平線全速狂奔，整輛車都忍不住瘋狂的顫抖，引擎發出粗啞哀號，伏地求饒似的，但Pawel也不肯鬆手，只管露出邪惡的笑，更加把油門踩到底。冷風無情地扯開我的長髮，全身滾燙的血液在那一刻全都直衝腦門，我們不禁扯開喉嚨朝天空尖叫起來，彷彿只有在如此心肺狂飆的一刻，才終於可以震碎蒼穹，穿過週遭大自然的疏離與冷漠。
大學畢業之後，Pawel卻不回家，反倒千里迢迢跑來了台灣，待一陣子之後，又轉往新加坡，大陸，韓國，二十年來全都在亞洲地區打轉，當過英文老師，外商公司經理，也做過機車零件買賣。每逢他經過台北，便打電話給我，約我去酒吧喝幾杯。我問他怎麼不回堪薩斯城呢？他大力地搖頭，說死也不回去那個無聊的鬼地方。
這時，他臉上的稚氣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粗的鬍渣和顎骨。每一次再見，他眉頭間的皺紋就又加深了些。他再也不是當年那個一心只想要追女孩，或是拉我爬到屋頂上噴雲吐霧的大男孩了。
據說，他的母親和外婆仍然住在那片森林裡，也仍然是方圓百里之內僅有的兩棟屋子。我看希區考克的電影《驚魂記》，心頭竟是一驚：那場景何其相似？只是不知會不會有迷路的旅人，在某個暗夜之中誤打誤撞地闖入？
但Pawel自己卻早已逃得老遠，逃離堪薩斯城那片空蕩得叫人發慌的曠野，跑來亞洲擁擠的城市街頭，在人挨著人混合食物香味與垃圾臭氣的夜市，他反倒才能夠痛快地呼吸，敞開腳大步走路似的。Pawel總讓我想起毛姆筆下浪遊異鄉的白人，注定要不得其所，終身歸不得家。
或許就某方面而言，我和他正是同一類的人，也難怪如此的有緣，穿越地球茫茫幾十億的人海，彼此相見。就像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活在他方，歇腳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罷了，我們總是還來不及往土裡面扎根，就又要倉皇地拎起行囊，在時間和空間的夾縫之中逃遁，用雙腳去演奏一首沒完沒了的賦格曲，而那首曲子將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它永遠在路上。
【內文節選二】
女孩與柑橘
在不丹，理當是要朝聖的。
普那卡（Punakha）的祭典，我們風塵僕僕趕去了，那廟宇壯闊而且華美，矗立在兩條河流──陰河與陽河的交會處。祭典的前一晚，河邊布滿了一座座北不丹氂牛族的帳棚，他們成千上萬，特地從放牧的高山下來參加盛會。於是我們也選了一處空地，架起帳棚，沒想到河邊風大，紅色的帳棚一直被風吹著跑，在森林中四處打滾。幾十匹馬低著頭在樹下吃草，被帳棚追得東躲西挪，有點兒發窘，但也不躁怒，一邊躲，還一邊不忘用嘴角扯下一把草來。看牠們叼著草倉皇而走的滑稽模樣，我都忍不住笑了。
折騰了一下午，帳篷才總算搭好。沒想到了夜裡，卻是格外的寒冷，泥土陰濕的氣息浸透了墊子和睡袋，一層層侵透上來，直鑽進我的脊椎和腦袋。我冷得牙齒狂打顫，抖著醒過來了，再也無法忍受，只好起身捻亮手電筒，摸索著，打開行李箱，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挖出來，也不管穿過與否，一股腦兒裹在自己身上，裹得活像是一隻肥大又笨重的蠶。
但沒有用，不管穿多少衣服，我還是冷得臉色發青，記憶中這一輩子應該從來沒有這麼冷過，也沒有這麼黑過。
我把一雙手放在面前，晃了晃，果然如俗語所說：伸手不見五指，四周圍像是砌了一堵又一堵的黑牆，根本透不過一絲光。而且這麼冷，也實在睡不著，我只好雙手抱膝，坐在帳篷中，聆聽河水的聲音嘩啦嘩啦的，彷彿冰冷的海浪一再打來，越聽越冷，寒氣幽幽的，從胃底直冒上來。然而再仔細一聽，嘩啦啦的流水聲中，居然依稀夾雜著輕快的歌聲，原來是那一群同樣也在河邊搭帳篷的北不丹人。
我把帳篷拉開了一小條縫，看見遙遠的黑暗處，漂浮著點點暈黃的營火，浪漫唯美，還可以聞到寒涼的空氣中，隱約透著樹林的松香。但這些氂牛族也還真不怕冷啊。我不禁縮著腦袋想。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起身，走出帳篷，就著迷濛發藍的晨光煮咖啡，一雙凍僵的手緊摀住杯子取暖，熱騰騰的食物，終於使我的身體稍微回溫了起來，於是便趕忙帶著一雙黑眼圈，風塵僕僕參加祭典去了。
來到廟裡，人潮雖多，卻幾乎見不到喧譁的觀光客，場面格外的神聖和肅穆。金剛面具舞是在廟內的大堂跳的，我曾在印度拉達克、紐約中央公園和台北的國家劇院都曾觀賞過，卻從來沒有一次如此激動過。我這才知道，木雕的面具原來不僅巨大，而且沉重，舞者戴著它，反覆不斷地踏搖、迴旋，每一步踩在木頭地板上，都是咚的一聲沉沉巨響，就連整座廟宇都要為之動搖。
我看到斗大的汗珠，從舞者的面具底下滑落，直落入了他的衣領，然後鼓聲又是咚的一下，我的心臟也不禁跟著猛烈一跳，像是被鼓槌敲入了五臟六腑的最深處。這時我聽到舞者開始大聲地喘息起來，掙扎呻吟著，這是來自鴻蒙太初天地迸裂之際的吟哦，吐出最原始的歡喜與痛苦，而濁重的呼吸幾度又像是要嘔吐，一波比一波還要更加的強烈清楚。
我看得呆了，整個人被催眠似的，許久才回過神來，於是爬上二樓，再從廟中的天井往下方俯瞰。天井的欄杆邊卻早就趴滿了不丹人，每個都低著頭，雙手合十，虔誠地喃喃禱告。我站在一個北不丹女人的身後，她的衣服特別厚重，沾著經年的塵土，一眼就可以辨認，而她的身旁環繞著兩個小女孩，一個是她女兒，但另一個卻顯然不是，五官輪廓分明就是印度人。印度小女兒特別活潑，好奇地一直回頭打量著我，我終於忍不住舉起相機，喀擦一聲，拍下了她的笑臉。
拍完後卻很不安。
我曾經在青海塔爾寺前拍攝藏人小孩，卻一路被追著討錢的不愉快經驗，從此對在旅行中攝影這件事，總懷著些許的警戒。所以拍完了，我趕緊將相機收到懷中，佯裝沒事人似的，轉身下樓，又像做了件什麼虧心勾當似的，一直急急走到角落，才敢在石階坐下來，拿出相機查看剛才的照片。沒想到相機才剛拿出來，一轉頭，居然見到那個印度小女孩咚咚咚地踩著木頭樓梯，朝我追下來了。
我正驚詫，猶豫著要應該如何對付時，她已經來到我的面前，露出靦腆的微笑，然後她張開右手，手掌心躺著一顆黃澄澄的柑橘。
她把柑橘遞給我。我張大了嘴，接過柑橘，吶吶的卻一時不知該如何答謝，連忙在口袋中搜出幾塊巧克力，塞給女孩。她硬是不要，推了好久才收下來，又轉身咚咚地跑上樓去了。
我捧著那顆柑橘，還在發楞時，卻又看見那位北不丹母親牽著兩個女孩，笑盈盈地下樓來了。這一回，她女兒回送給我一隻原子筆。在偏僻的山間，原子筆是何等珍貴的禮物哪？我惶恐著不敢收，但女人還是笑，原來她們比我更懂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在回程的車上，我懷抱著柑橘和原子筆，問不丹的友人說，這兒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印度小女孩呢？他解釋說，大約是領養的孤兒吧，因為很多印度的窮人翻山越嶺，流浪到不丹來討生活。
我回想起女人和女孩的笑臉，才彷彿明白，為何昨天夜裡北不丹人的歌聲竟是如此的歡樂了。就在寒冷的二月，我手中的柑橘卻像顆小太陽似的，越發地明亮與暖和起來。
【內文節選三】
和搶匪結成好友
據說，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首都莫爾茲比港（Port Moresby）是世界上治安最差的地方。我啓程前，輾轉聽說有位台商朋友，在莫爾茲比港天天被同一個搶匪搶劫，搶久了，兩人也居然因此熟識，從此變成了好朋友。
聽了真讓人覺不可思議。然而，當我從新加坡登上飛往巴布亞的飛機後，便發現氣氛果真不太對勁。飛機上絕大多數是巴布亞人，而且幾乎清一色是男人，只有我們是極為少數的外來旅客，因此顯得特別搶眼。從機首到機尾，巴布亞人沒有一個不瞪大眼睛，直盯著我們瞧，赤裸裸地一點也不懂得避諱。
我很少有如此被人直視的經驗，忽然想起了在紐約地鐵，除非是想挨揍，否則大家都學會了兩眼放空，誰也不會多看誰一眼，倒和巴布亞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我本以為是飛機上空間狹小，才會發生這種情況，沒想到，下了飛機，來到莫爾茲比港城市的街頭，卻發現滿街都是黑壓壓的人，或是蹲，或是坐，或是站，凡是看到我們的車經過，都好奇地睜大了雙眼，甚至紛紛伸出手，朝我們揮舞起來。
我很詫異他們居然如此熱情，所以怎麼能夠不回禮呢？只好搖下車窗，不停地向沿路的巴布亞人微笑揮手，而那種盛況大約差可比擬英國女皇出巡，手揮久了，也不由感到一陣輕飄飄的虛榮。
但巴布亞人的好奇心還不只如此。我在街上看到巴布亞小孩，長得天真可愛，便忍不住想和他拍照，沒想到小孩不僅不拒絕，我們才把相機一舉起來，就忽然四面八方不知打哪兒湧出來許許多多的孩子，大大小小，男女皆有，全都高聲歡呼著，飛奔過來一起入鏡。有的孩子伸手抱住我的腰，有的緊摟我的肩膀，有的還握住我的手，和我十指牢牢得緊扣。他們做得如此自然而然，全無冒犯之意，而一個個孩子面對相機鏡頭，全都笑得咧開了大嘴。
我從沒在別的國度遇見如此活潑的孩子。
顯然巴布亞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我們有不同丈量的標準。肢體的親密接觸，或是彼此之間的眼神交流，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當中，而不需要任何的防備或隔閡。然而我們卻是恰恰相反，直覺上便是立刻撇過頭去，抽出手指，或者乾脆趕緊往後退一大步。
我們是為了潛水而去，所以只在莫爾茲比港停留一上午，接下來，都將會住在船上。導遊這趟短暫城市之旅的，是當地人Andrew，典型的巴布亞長相，皮膚深黑色，頭髮捲曲，笑的時候露出一口大雪亮的白牙。或許是旅遊業在當地實在不發達，Andrew看到我們一行人，居然害羞得手足無措，緊張地一直望著窗外。還從沒見過這麼害羞的導遊，或許只是一個新手吧，大家心裡嘀咕著，只好鼓勵他開口，介紹一下自己的國度。
Andrew遲疑了半晌，害羞地微笑著，彷彿小學生走上講台，終於鼓足勇氣開始說：「在巴布亞，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八十，所以在這個城市，賣東西的人比買東西的顧客，還要多上許多……」說到這裡，他竟然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彷彿這是全天下最可笑的一件事。
哪有導遊這樣介紹自己國家的呀？彷彿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似的，接下來，他滔滔不絕，邊說邊笑，說這兒有興盛的伐木業、咖啡種植、棕櫚油工廠等等，可是，老百姓卻一點也沒有受惠，因為外國人跑到巴布亞砍木頭，把樹林剷平，製成家具，然後再以貴得離譜的價格，賣回給這裡的居民，還來此炒作房價，使得當地人窮無立錐之地……「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公平。」Andrew講到這裡，再三重複著，然而他邊抱怨，臉上卻還邊洋溢著十足的喜感。
難怪賈德(Jared Mason Diamond)在《大崩壞》(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書中，讚美巴布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好奇心的民族。而《東方王朝》(An empire of the East : travels in Indonesia)也盛讚在巴布亞人的文化之中，沒有殺戮，因為這兒得天獨厚，不論海洋或山林，皆擁有天然豐富的物質資源，這使得爭奪成為一件不必要的事。而這或許也說明了巴布亞人的樂觀信心，究竟是從何得來的？ 他們彷彿與生俱來一種強大的包容力，所以即使在面對白人的殖民，或是外來的經濟侵略之時，都還能表現出特殊的幽默喜感。
直到如今，這種樂觀的基因，似乎還流淌在他們的血液裡，即使曾經吃過不少白人殖民者的虧，而如今巴布亞的經濟命脈，更大多掌握在澳洲甚至中國商人手中，社會資源嚴重分配不均，導致巴布亞的物價飆漲，失業率高達八成，滿街都是無所事事的遊手好閒者。我看見他們蹲坐在人行道上發呆，而那副姿勢彷彿和生活在叢林裡時，仍舊一模一樣，而一整天的光陰就在發呆，沉思和默想之中，一點一滴地度過了。
在他們的身上，還殘留著叢林生活的印記──那是當他們的祖先豐饒最常做的事情：坐在樹下發呆，乘涼，看海，捉蚊蟲，或是採集熱帶樹林中豐饒的樹葉、花卉、果實，拔取禽鳥的羽毛，好來裝飾自己裸露的身體。他們的姿勢不變，只是這一回，背景卻從綠色雨林變成了水泥大樓，從林中的鳥獸，變成了街上呼嘯而過的汽機車。
我總覺得這幅畫面古怪異常。他們是被錯置在摩登時代的部落人。後來，我也學會了大膽迎接他們的注視，並且在裡面看見了我們被文明所規範化之後，所削落掉的另一半靈魂。也或許我非常幸運，在莫爾茲比港始終沒有遇到搶匪，所以也沒有機會和他們結成好友。不過，當我在街頭拍照，卻常不知不覺引來了一堆好奇的巴布亞人，像是強大的磁鐵一般，把整條街的人全都朝我這兒聚攏。弄得我最後只能抱著相機，邊笑邊落荒而逃，留下一街巴布亞人面面相覷，莫名其妙。
就當他們站到我身旁，和我親暱的十指交扣之時，我不禁想，如果真要和巴布亞的搶匪結成好友，也是不無可能的事啊。
【內文節選四】
公寓中的美國夢
在紐約遊蕩了兩個多月，要回台灣時，才知行李多到嚇人，有MOMA買的畫冊、烏茲塔克音樂節(The 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的紀錄片，還有我在Kim's Video發現的Brothers Quay一系列動畫片，當下愛不釋手。我跪在地上整理，哪樣也捨不得丟，於是全使勁塞入皮箱中，再拖著它，往秤上一擱，不得了早超過航空公司的重量限制。
左思右想，只好抽出部份行李改成手提，但眼看著，時鐘指針一直滴答地向前趕，就要趕不上飛機了，我只好東拉西拖，急急奔下樓，站在紅磚道邊招輛計程車，便往機場去。
司機是個黑人，帶著副墨鏡，長得精瘦，手長腳長的，從駕駛座走出來幫我開後車廂，看到兩只比我個子還要高大的行李箱，笑得露出了一口白牙。我急得滿頭大汗，往車子後座一鑽，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又把掛在脖子上的單眼相機取下，丟在旁邊，才總算鬆了口大氣。
紐約的摩天高樓在窗外飛逝，我抬起頭，仰望這道人工打造出來的峽谷，忽然起了些許惆悵的離情。但黑人司機卻很健談，問我來自哪裡？去向何處？我照實一一回答了，他便說起自己來自北非，輾轉經由法國移民到紐約來，才不到兩個月。雖然他說慣了法文，英文不夠好，但他喜歡紐約。
「這裡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天堂，只要努力，就能夠發大財。」司機說他每天戰戰兢兢，從早到晚努力開車，不喝酒，不吸毒，也不要女人，「美國女人很可怕，動不動就告你性騷擾。我想要成功，凡事就得要小心。」他夢想也堅信自己會有出頭的一天。
聊著聊著機場到了，我又是大包小包，下了車還得拉兩大箱行李。司機又是笑得露出白牙，遞給我一張發票，揮手告別。我氣喘吁吁地穿過人群，終於來到航空公司的櫃台前，掏出了護照機票，這時往胸口一摸，卻發現空蕩蕩的，才發現不妙，我把相機忘在車上了。
於是我也顧不得劃位了，轉身狂奔出去，計程車早已不見蹤影。我急得大哭，那架相機不但珍貴，於我還有特殊的紀念意義。我從紐約轉機到洛杉磯，待了一夜才又轉回台北，兩天的時間中我幾乎抓緊每個空檔，狂打紐約計程車的服務專線，憑著發票上的一組車號，就算是翻遍了整座紐約，我也得把那個司機找到。
果然找到時，他卻推說沒有看見，必定是被別的乘客拿走了。
我只好悵悵回到台灣，回復了原本的生活，也漸漸習於台北的平靜。沒想幾星期之後，我卻忽然接到紐約的消息，說相機找到了，於是輾轉托人領取，寄回台灣。當郵差把那架相機送回到我的手中時，失而復得，我捧著盒子，幾乎不敢置信。
相機裡還有最後一捲底片，是我在紐約的最後兩天拍的，多半是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本無特殊之處。但我拿去沖洗時，竟在一疊照片的最後幾張，發現了許多黑人的身影。有的是以機場作為背景，但更多是在一間簡陋的公寓裡。在照片中，我認出了司機的臉孔，而其他的陌生黑人，想必都是他的同伴們，大概也是遠從北非而來，和他合擠在一間小公寓中。裡面空空蕩蕩的，家具只有一張攤在地上的破床墊，兩隻鐵椅，旁邊散落了一地的報紙和啤酒瓶。
我一直猜想，司機為什麼最後還是把相機還給了我？是發現它不值錢呢？或是良心不安？還是如同他一直強調的，為了成功，凡事都得要小心。他才到移民到紐約兩個月，美國夢還來不及幻滅，而大蘋果的滋味也還是甜的，只是沒想到一架小小的相機，卻把這些蝸居在城市貧民窟公寓中的黑色臉孔，遙遙傳送到了台灣的我的公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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