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禮刑規範（文摘）
老子確實過於早熟了，老子善於觀察自然，並用山川河流的道理來打量人世。
老子發現，萬事萬物雖然各有命運，但無不合於某種道理。自然有自然之道，人世有人世的道理，天道跟人道有所不同。人道多有逆天而行者，天道是最初的，也是最終的裁決、審判、參照。所以常樅老師的教學很對老子的胃口，不僅要說出事實，而且要認清事後的常理常道。
老子還記得十來歲時打抱不平的故事。鄰里一個有權有勢的太爺，姓房還是姓國，似乎模糊了，他跟一個窮得叮噹響的大爺，似乎姓原，同一天生日。國太爺的生日過得熱熱鬧鬧，原大爺的生日過得冷冷清清。平時巴結不上的人們會在生日時正大光明地去送禮、去作客、去祝壽。人們都去恭維國太爺壽比南山，禮多禮少，禮輕禮重，都往國太爺家送，堆得屋子裡都放不下，但沒有人去祝願原大爺福如東海。
那一年，老子已經懂事。養父母事先外出，囑老子把禮物到時送到國家去，以表心意。老子在送禮的路上曾經一陣子高興，覺得自己長大了，「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老子能夠也將要見世上的大人物了。老子一路上想著該怎麼稱呼，聽說國太爺是吃俸祿的，是肉食者。在鄉下，吃公家糧吃官飯的人多讓人眼羨啊；面對他，老子是稱我好，還是稱鄙人的好呢。但快到國家時，看到送禮的人絡繹不絕，大家心知肚明地相互微笑，老子忽然感覺到那笑容的曖昧。而看到原大爺的兒子也提著一籃新鮮水果走來時，老子一下子明白人世應該有更有力的文字來刻畫人的真面目，來說出人生自然的真相：溜鬚拍馬，太糙了；巴結，太俗了；趨炎附勢，又太文了。
老子就是快到國家門口時停步，轉身的。老子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的舉動當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國家的二少爺，一個胡作非為的惡少，聽說後覺得大失面子，帶人追趕老子，不少人也跟著去看熱鬧。國太爺聽說後怕自家孩子莽撞，也命下人駕車前往。
這個熱鬧的場面在曲仁里大概還是頭一次，人們都被前面疾步快走的老子領著，一直領到原大爺的家裡。當人們聽到老子把禮物交給原大爺，並向他祝壽時，震驚得半晌無語。國二爺氣得快瘋掉了，他想不到老子是這麼一個小瘋子，居然壞了大家習以為常的規矩，並給家徒四壁的原老頭子祝壽，這是什麼可笑的規矩。國二爺出人意料地沒有動手，只是要老子給他一個說法。
老子沒有半點恐懼。老子看著國太爺趕到，恭敬地揖拜敬禮後，用還顯稚嫩的聲音說出了這麼一番話：鄙人不是對國太爺不敬，鄙人也希望國太爺健康長壽。但大家都看到了，給國太爺家祝壽的人和禮品多的是，鄙人走到國家門口了，心意已到，不在乎鄙人的人和禮品到不到場。同樣是人，國太爺家的東西多得沒處放，但原大爺家窮得揭不開鍋，這難道就是人的規矩嗎？人們只知道挖凹地裡的土往高墳頭上添，只知道把黎民百姓活命的東西徵收徹底去堆積起來，或者去糟蹋做無用事。人們不知道山上的石頭是往山底下滾，不知道高處的岩土是往凹地裡補充。人往高處走是人的規矩，水土往低處平是天的規矩。我今天給國太爺祝壽符合了人的規矩，給原大爺祝壽符合了天的規矩。
沒有多少人聽懂我的話，但國太爺是懂了。
常樅老師也知道國太爺，他說國太爺還是一個人物，只是他們兩人來往不多。我後來一直想，為什麼人們長大了，會無緣無故地疏遠。常樅老師智慧，國太爺也絕非糊塗、庸人。只是生活中有這樣那樣的偶然讓人們失之交臂，再遇見也只能和而不同了。
國太爺同樣懷才不遇。我後來才知道，這個在朝政中失意的大夫，雖然在自己的領地裡仍作威作福，他的心裡還有著商、周以來數百年間大夫的尊嚴、是非感和榮譽，他的身上還流淌著大夫、士的血液。天下無道久矣，卻不意間聽見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說出了天道、人道，國太爺感慨，也許他這一輩子也就夠了，大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滄海桑田，總會有人出現的，總會有人給這個世界安慰和保證的。
國太爺當著眾人的面稱讚老子，好啊，後生可畏，說出這麼淺顯而重要的話來，從今以後，大家也要這樣，周濟窮苦，相互幫助……這個後生了不起，會成為人物的！
國太爺的話不僅讓我身價倍增，聲名大噪，他還給大家講了以前的老禮。那些老禮、老規矩，既有定制，又有人們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言行方式。比如，一家人吃飯前，得到屋外大路上看看，有沒有行人來，不能讓外出走路的人餓著，得把他請進家裡一起用飯。比如，過年過節，得想著周圍的人，有沒有困難的，要幫有困難的人度過難關……
當然，也有人說風涼話，說什麼小老子真有眼光，原大爺是堯舜帝四岳的後代，後來淪落成「原」了，小老子是來燒冷灶的……
老子從國太爺那裡學到了不少禮，老子想，那些禮才是天道和人道的完美結合啊。哪像現在，繁文縟節的禮完全成了人道的多餘，成了天道的反面。
老子還從國太爺那裡知道了「刑不上大夫」的真正含義。禮法和刑法各有適用對象。刑法是針對或說規範庶人百姓的，百姓犯法就拖到「市」裡解決，公之於眾，以儆效尤。禮法是針對統治階級的，失了禮就自行了斷，屍肆於朝而非暴露於市。因此刑不上大夫是貴族身分的尊嚴和榮譽表達，而非犯法失禮後渾然無事的官場文化。
幾百年後的明君、仁義君主面對失禮犯罪的親人，面對親人的不知恥，也許只能求他自行了斷。老子想像，君主打發一些公卿大臣上親人比如家裡喝酒，在酒席上大夥勸舅父自殺，舅父不幹，大臣們無可奈何。君主又派他們去舅父家「弔孝」，大臣們穿上喪服帶著孝一齊向舅父號喪，舅父只好自殺……老子想來，這也是天理啊。
說到底，刑不上大夫，是極有文明深意的官吏法，人間貴族必須要有更高的自我期許，必須用更高的自我期許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而不是以為自己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來放任自己。說到底，在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間，確實沒有現實平等意義的人，個體歸屬於不同的價值實現，上層人士必須超越口腹之欲和食色偏好，而更好地踐行自己的天命。既然牧民，既然為民供養，那理所當然要在言行上有人格的自我期許，這不是壓抑自己，而是順應天道。
怪不得常樅老師激烈批評周公，也並不全然否定周公。禮樂刑法，也跟大道是沾邊的。無論如何，禮樂刑法的出發點仍是維持上下之間、朝野之間的某種平衡。大夫有禮有樂，也無刑有法；百姓無禮無樂，也有刑無法。順應了這種大道，萬事萬物也好，天下人民也好，才會競相展開，而不會你爭我奪。大道就是息爭的道路。是的，萬類霜天競自由。是的，在寬闊的大道上，人們還爭什麼呢？
老子想到，天之道，就像張弓射箭一樣。瞄得弦位高了就壓低一些，低了就要升高一些；瞄得過頭了，就得收回一點；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就要加以補足。天之道，是減損有餘的，用來補給不足的；人之道卻不是這樣，它是減損不足的，用來供給有餘的。誰能夠減損有餘的財富，用以供給天下不足者？只有得道的人做得到。
所以聖人不積累，他盡為人服務了，自己反而更能獲得；他都給別人了，自己反而更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服務而不爭奪。
我一步步地發展出我的不爭哲學。但我年輕時也爭強好勝過。聰慧早熟使我小時候就在曲仁里一帶知名，這讓人變本加厲地爭名，我要維護好自己的名聲，要永遠是第一聰明的人。我後來想，給原大爺祝壽其實也是一次冒險的戰鬥，我當時是要爭一口氣，卻無意中爭到了更大的名聲。
跟常樅老師學習，我的聰明、我的生活卻像是受到了挑戰。常樅老師的弟子中，不乏聰明伶俐者，徐任就是其中之一；不乏生活能力極強者，庚寅就是其中之一；不乏達觀而妙趣橫生者，秦佚就是其中之一。
跟徐任的學習比賽仍記憶猶新。那個時候的書簡不多，敬惜文字的老禮眾所周知，一卷兩卷的簡書被人視若比黃金還寶貴的東西，常樅老師無能也不屑擁有那東西，他一度用刀筆在竹木上刻寫他記憶的圖書，後來覺得麻煩也就放下了。他僅有的書簡因此也是殘編斷簡，給弟子們看看就算見識過了。
常樅教弟子的辦法就是口誦，讓弟子們強行記憶，這就免不了督促弟子們背誦。有人冒尖一些，有人落後一些。大家總是把榮譽、目光都給予冒尖的弟子，因此，人人追求更冒尖，追求聰明第一。而那些落後一些的弟子的心理是什麼樣的，永遠沒有人去關心；人們對他們多是不屑，是呵斥，是侮辱式的要求。
徐任的聰明似乎天然地感覺到不為第一的可怕，面子、榮耀所在，他拚得不遺餘力。為了死記硬背，他休息不好，神情恍惚。跟他比賽幾次後，我用盡了心力，也似乎明白自己跟他相比總是略勝一籌，這才故意輸了徐任幾次。這事後來真相大白，讓徐任明白虛榮之外，更有一種同學和諧相處的情誼在。讓徐任和師生們意識到，聰明過度到虛榮，是比愚蠢落後還要愚昧的事。
但老子深深地體會到了學習競爭乃至社會競爭的壓力、弊端以及其必然性。人活在世上，只要追求的人生價值是人為的，那就必然有競爭。老子想，人其實沒有必要把出人一頭地、把高人一等看作多麼了不得的事，因為那種出息那種高低都是相對而言的。沒有比較就沒有價值判斷，但價值判斷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人為之偽。在老子看來，只有在比較的同時意識到雙方或多方的相互依存，意識到它們的相互轉化，它們各自的存在才有希望和意義。
天下人都知美之為美，那麼醜陋的東西也就現形了，甚至說，天下人都知道去追求某種美，那個美其實是醜陋的，就像鄉下人說臭美一樣；天下都知道善之為善，那麼不善的事物也就現形了，甚至說，大家都去做善事比如捐錢捐物，這種善其實有不善的一面，就像鄉下人說偽善一樣。鄉下人說一個人的美或善，是不為時間占有或放棄的。而不是像有些人，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方打扮自己去行慈善。一句話，物極必反。美和善一旦標準化、人格化為天下皆知，成為強行推廣、宣講的政教內容，它們就只配發揮醜惡作用的一面，擾亂人們的生活和精神自由。
所以說有和無是相比較而產生的，難和易也是相比較而形成的，長和短也是相比較而出形狀的，高和下是相對而言的，音和聲也是一起才能產生和諧的，先和後也是不可分離的。所以說聖人用無為的原則處理事情，不對外發號施令。像道一樣使萬物興起而不做其主宰，使萬物生長而不據為己有，施恩於萬物而不恃其回報，大功告成而不居功。正因為道不居功，所以道的功勞永遠不會消失。
跟良師益友相處，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庚寅的謙和、甘居落後或說下流是出名的，但他的人緣之好也是眾所周知的，跟他在一起總是讓人感覺到輕鬆。秦佚的風趣、鬼點子之多也是出名的，跟他在一起則開心之極，有時候會被他逗得肚子笑疼。當然，徐任的聰明博學也是令人佩服的。很久以後，我明白過來，也許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就是同學師友相處的時候。
從庚寅、秦佚的身上，我學會了知足、自知，我明白，他們有這樣的境界，所以他們不會為教學中的他只是在大家面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已。所以，大家一旦接受了他，他就從孤寡的窘困狀態裡解放出來，友情會更加難得。
後記
我為什麼要寫《老子這樣說，這樣活》
人們多愛貼標籤，或說把人歸類，聽說我寫了《老子這樣說，這樣活》一書，朋友就說我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這當然省事。只是我不知道文化有什麼需要保守的，那些聲稱需要保守文化的人其實是在玩弄文化，使得窮苦匱乏的心靈深受污染、毒害。文明的每一次大創造之後，都會產出不肖子孫來敗家造孽，偉大的五四諸子之後即如此，偉大的先秦諸子之後也如此。我寫老子，希望能夠藉老子的人生來示範一種文明或人生常識。
時至今日，愈來愈多的人明白，我們的現代轉型是一種僭越人生常識的仿生生活，一個偽現代笑話。這其中有錯誤，更有罪行。用西方人的話，人民都犯下這樣那樣的罪錯了；用我們東方人的話，這是我們的共業。我們共同的業力帶來了共同的報應，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食品的污染、土地的污染，地火水風或說金木水火土都污染了，天怒地怨……這個笑話通過手機、網路、電視等傳媒，無遠弗屆地傳遞給大家，大家笑過後繼續造業。
我帶著我的《老子這樣說，這樣活》回到闊別兩年的「首善之區」或所謂的文明社會，仍為房價等盛世現象吃了一驚。聽著八○後朋友說開車堵車的憤怒和無奈，看著那些權貴或超級富豪們一樣堵在人生的路上，聽說少有人知的知識分子將有長達十一年的和諧歲月，學者也不得不做電話訪問……禁不住想到我的類人孩們，他們或我們至今仍無走路權也不會走路，沒有交友權也無意集會，沒有說話權也不敢自由放肆，我明白共業之於當代的意義。
在上海，我跟朋友去新落成的虹橋二號機場時，朋友們走進平行滾動梯裡，我則在一邊昂首闊步，結果我遠遠地走到了朋友的前面。朋友們出了便捷的滾動梯後一臉沮喪，問我為什麼有先見之明。我說，無他，看見了前面有三個人高馬大的「類人孩」，只要有三個以上就會擠作一團，自然會把滾動梯裡的快步通道擋住。
我同樣仍為媒體的無恥和勢利而吃驚。一個義大利朋友說，你出去這麼久，沒看到你們的媒體更垃圾了吧。那麼多的小說、養生、中醫騙子……都是有毒的啊。是的，我確實看到了那麼多談身心健康的書刊，看到了那麼多跑馬場繼續無恥地跑馬圈占同胞的頭腦和心智，看到那麼多養生班、生命調理一類的講座。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但這都是怎樣的醫者和媒者？捨本求末地指導同胞的生活、裝模作樣地妖魔化我們的祖先。而五四一代和八九一代，這社會的中堅兩代，多少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卻也仍緣木求魚地、隨波逐流地關懷自己所謂的身心健康。
我知道有權的媒體仍在威福，無勢的媒體在裝孫子做二丑地媚俗或媚雅；只是確實仍為我的朋友參與其中的罪行吃驚，雖然我的媒體朋友多半不會同意我的意見，我一些媒體朋友甚至感覺好極了悲壯極了文化極了。媒體不願意發表年輕無名者的思想，不願給精神生長的空間，它們說，那樣的文字太慢，那樣的文字需要解釋，那樣的文字沒有市場……它們追求把大家的眼光抓住的速食文字，讓大家的心跳、腳步、呼吸、生活節奏加快，再告訴大家要注意平和、身心健康；它們提倡文化，它們自己從不曾有三天安靜的狀態去讀書思考親近自然；它們污染讀者和市場，卻說是在為讀者和市場服務。它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笑話，不覺得自己在造業。
我在《非常道》裡收了有關魯迅的一則軼事：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五十。」我經常想起這條言行，因為我自己也年過不惑，我日益面對自己失去新銳敏感的心靈而無能自已。
是的，我已經日益脫敏。我不願意冒犯我的朋友，不敢冒犯我們的媒體。我不再是一個敏感詞了。但這一切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啊。我的身心疲憊。我跟同胞一道犯下業力。生態、世態、心態秩序完全失衡，我們多多少少參與了這種種罪行。我寫了龔自珍以來的「中國男」，讀者朋友好意地理解為是我呼喚純爺們的作品，其實我哪裡還有那樣的心力。
在一個污染的時代，個人有何作為？我經歷了中年喪亂，在窮窘孤絕的狀態裡，我回到自己的文明源頭，我寫《老子這樣說，這樣活》，我知道只有能夠面對自己的人才有解救之道。我在公開場合盛讚存在主義思想家毛喻原是「中國的齊克果」，毛先生說一個人的幸福程度在於他面對自己時微笑示意的程度。我希望我的《老子這樣說，這樣活》能夠救贖自己，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救出來。確實，在寫作《老子這樣說，這樣活》的日子裡，我對自己的微笑最多了。那確實是開心的日子。我希望我寫的文字能夠慰藉人類的良心。吁嗟默默，誰知吾之廉貞？有朋友說，《老子這樣說，這樣活》是我回向社會的溫情之作，我同意。老子本來就是一個有著至情的人類之子。就像人們對我的誤解，說我是中國精神的最大破壞者一樣，人們對老子的誤解也是令人悲憫的。
據說老子的《道德經》的西文譯本有兩百多種，在西方的傳播非我們所能想像。大數學家陳省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當年進愛因斯坦的書房，看到愛因斯坦的書不算多，卻有德文版老子的《道德經》。時隔半個世紀，陳先生還記得那一情景。但從黑格爾、尼采、托爾斯泰到愛因斯坦、海德格，都未必讀懂了老子。卡夫卡坦言：「老子的格言是堅硬的核桃，我被它們陶醉了，但是它們的核心對我卻依然緊鎖著。我反覆讀了好多遍。然後我卻發現，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遊戲那樣，我讓這些格言從一個思想角落滑到另一個思想角落，而絲毫沒有前進。通過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實只發現了我的思想非常淺，無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這是令人沮喪的發現……」我希望這些往而願返的現代精神能夠在我的書中找到呼應、安慰和歸宿。
我在上海短暫逗留的時候，北大的朋友給我出了一個上聯：海上繁華難破老子寂寞。我對的下聯是：山中雲水願征諸君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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