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1 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壓力──關於「Why」的知識
世界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知識應用變革，面向擴及發展、增長、新生和組織等各個方面。不管在地方、國家、區域乃至全球，互相依賴的全球經濟之需求和機遇在企業和社團進行個人或公共決策上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大多數國家都在積極採取行動，在這種超越國界的環境中配備自己的內在實力。這些都在全球競爭的名義下進行。經濟已經轉型，社團獲得新生，新的領域得到支援，工業化國家重新確定位置。我們可以互相學到很多。
新經濟世界秩序的基礎已經具備──它建立在知識、創新和國際合作基礎之上。這是一個管理規則發生顯著變革的新領域──但是如何變化？何時變化？變化到什麼限度？
1.1 奧斯丁基地
1982年，我所工作的團隊致力於將微電子電腦和技術公司（Microelectronics Computer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MCC）引入波士頓。畢竟，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成功的128公路的高技術帶和世界最集中的學術機構。我們是「麻塞諸塞州的奇跡」（Lampe, 1988）。我們預測：矽谷所在的舊金山海灣地區是我們唯一強大的競爭對手。控制資料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和數位設備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負責人都在積極參與，為美國研發部門規劃一條新的進程，為競爭前的研究工作建立一個合作基礎。他們仔細研究了後來獲得高度成功的日本「株式會社」（Keiretsu）」的經驗。公司之間橫向或縱向聯盟。他們研究了日本的築波（Tsukuba）城市計畫，築波是第一座大規模的規劃科學城市，計畫要成為「知識發源地」（Gibson & Rogers, 1994）。他們也研究了「技術化社會（Technopolis）策略」計畫，該計畫將國家的城鎮和高速公路基礎設施聯繫在一起（Tatsuno, 1986）。
當得知這項國家財富將建立在德州的奧斯丁時，經濟開發委員會非常高興。雖然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這是一項將學術界、政府和工業界的資金結合在一起，為現代企業設下新規則。儘管實施起來有很多困難，但合作將成為現代的管理方式。
記得1984年我第一次去奧斯丁，去考察這個新的研究協會的初步研究與技術移轉方案。和公司的第一位CEO──博比•雷•英曼上將（Admiral Bobby Ray Inman）的會面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也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主管和中央情報局主管。新MCC機構令我驚奇──它是研究者的一個夢想和理想，定位於在合作精神指導下新知識的創造和交換，這種合作跨越了相互競爭的公司間的壁壘。儘管如此，我必須承認，我所看見的藍圖還是非常空洞的（抱歉，但是請記住我來自麻州），我對德州能否招募到所需的人才表示懷疑。
18個月後我再次回到那裡，整座城市好像在一夜之間重建了起來！已經有高速公路和航線與成熟的工業聯合體相匹配，而且那只是剛剛開始。不久我們就意識到，事實上，當地領導者──如智力資本平方學會的創始者和負責人喬治•科資麥斯基博士 精心建立起來的「基礎設施」不是「磚瓦泥灰」似的結構，而是充滿活力的「社會資本型」的基礎設施，這個設施建立在智慧和具有共同願景的人們的互動關係之上。
那些MCC的設計師們把它稱之為「合作型的個人主義」（collaborative individualism）。這類似於數位設備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企業家團隊」（entrepreneurial teamwork）。它建立在「技術社會之輪」（technopolis wheel）的基礎上，強調學術界、商界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公私合作（Smilor, Gibson, & Kozmetsky, 1988）。於是形成了一種依賴於進出MCC知識流（而非技術本身）的技術轉移新方式，而成功就取決於這些互動作用的品質和強度。
思索和興奮中蘊藏著相當的能量，只要你願意，一個新的時代就將來臨。事實上，它是來臨了。國家的反托拉斯法被重新改寫，競爭者之間開始合作，人們開始討論跨部門、跨業務甚至跨民族合作的可能性1。創新的進程將不斷地被重新定義，而我們也都全部參與到這一演變過程中。
1.2 從全國資訊基礎設施到全球資訊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們見證了電子通信的好處。1972年為國防部高級專案研究機構（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服務的ARPA網，早先只有少數大學的軍事實驗室使用，後來發展成為一般性的科學網路，並在1986年變為NSF網。證明成功以後，這個網路就爆炸性成長；最終演變為國家資訊基礎設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的平臺，後被譽為「資訊高速公路」。NII最初的觀點是建立在現在看來比較保守的假設基礎上：網路通訊的速度在接下來十年內將不斷加速，傳統的研究科學共同體的邊界正在消失，網路將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將科學和社會聯繫在一起2。
正如原版的《國家資訊基礎設施》（1994）所描述的，這個平臺要提供能有效創造、傳播有用資訊的設施和服務，以達到下列目的：
•提升生產基地的競爭力。
•提高電子商務和B2B溝通的速度和效率，以促進經濟成長。
•改善衛生保健水準和控制成本。
•提高全美人民的優質教育和終生學習的水準。
•更有效地監控環境和評價我們對地球的影響。
•作為能民主和平等地獲取資訊的圖書館。
•更迅速、更能應變、更有效率地為公眾提供政府服務。
簡而言之，NII起初是作為國家競爭力的議程之一。但是即使在之後的七國集團（G7）討論中，NII範圍擴大，並且被重新命名為全球資訊基礎設施（GII），它也決不僅僅是「資訊」基礎設施。「設施和服務」實際上是網路，並且是技術也是人的網路。無論人們的文化和專業來源，「有用的資訊」是指存在於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專業的人頭腦中的「知識」。「創造和擴散」被定義為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市場、從搖籃到墳墓，或者從創造到應用等等，但不管如何定義，其實只是創新的過程。
因此，NII/GII實際上設計作為創新（而非資訊）基礎設施──創新高速公路。目前對網際網路的接受和全球應用正以幾何倍數成長，創新的目的就能很快被實現：將最初的思想發展成為市場機會（如全球業務）或需求（如根除世界貧窮）。
如今，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資訊高速公路」，你會獲得從「輕巧的小汽車行駛在漂亮的高速公路上」（Weisenfelder, 1996）到最近2001年度美國資訊科學和技術最佳書籍獎（《從古騰堡到全球資訊基礎設施：網路世界的資訊獲取》，2000）的得主克里斯汀•伯格曼（Christine L. Borgman）教授的資訊。伯格曼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資訊研究會的主席，她運用研究資料探索了電子商務、電子發行、遠端教育、分散娛樂和合作工作的趨勢，這些都建立在對有關產品、服務、人員、地點、事實或引人注意的新想法等資訊的發現和尋找的基礎上。
伯格曼認為：「這些應用沒有一個是全新的，它們的新處在於其執行的過程……個人和機構知道很多與資訊相關的行為，但卻很少知道這些知識是如何被運用到數位圖書館、國家和全球資訊基礎設施的設計或資訊政策中。」我想補充說明的是，當GII被視作創新基礎設施的時候（也就是當開始仔細關注「如何」和「到什麼限度」時），我們可能將用網路（人員的和技術的）發揮出更顯著的優勢。
勇於改革的管理者或其他企業領導者已經看到了這些正在學習中和連結成網路的技術對於知識經濟的意義和應用。這樣的創新高速公路可以使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和實踐者走在一起，他們來自於不同產業領域，來自於不同組織類型，來自於政府或公共政策機構，或者來自於專業的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真正全球的基礎設施，使得世界的所有領域、部門或地區得以受益。
1.3 發展的框架
千禧年的來臨伴隨著對變革 或者稱之為創新（亦即保留舊事物的精華並重組其餘部分，以充分利用未來機會的能力）──的巨大熱情和責任。全球每個部門、每個領域以及每個角落的個人和組織都預見到了經濟世界的新秩序，它建立在智力而非財務資金的基礎上。知識向來被認為是文明進步的必要元素，但新經濟認為，知識可以被明確地管理。
理解這個複雜的演化過程可以從許多方面入手，但有三大主題是創造新經濟繁榮所需的基礎設施新根本：
•知識是經濟財富新的、能夠擴張的源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透過創新而有效開發的智慧財產是每一個國家最珍貴的資源。
•創新指的是從新創意的產生到全面獲利的商業化這一整個過程。成功的創新建立在將知識存量和知識流轉化為可銷售的產品和服務的基礎上。
•合作取代了競爭（贏/輸）的模式，目前有許多公司都採雙贏的合作模式，結合知識、技術（know-how）和技能。
我們知道知識議程是全球性的，滲入每一個部門和每一個產業，對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同樣的意義。事實上，它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家的範疇，已經成為國際合作的一個議程。最初的觀點談到的是白領、高科技勞工，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非知識（non-knowledge）的員工；原先認為知識集中於服務行業，但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非知識密集型（non-knowledge-intensive）的行業。每個人的知識都很重要，知識使得每個公司都與眾不同，哪怕它們處於同一行業。借鑑他人和其他民族的能力和經驗，我們能獲得的更多。
到目前為止，從「資料」到「資訊」到「知識」，定位的轉變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但是我們仍然能聽到國家啟動資訊社會和對ICT（資訊、電腦和技術）的需求等方面的消息。仍然有許多人缺乏對其中差異的基本理解。比較簡單的解釋是，資料是有關事實的一種基本陳述，資訊是具體情景下的資料，而知識則是有意義的、能付諸行動的資訊。
我們所說的（也是我們必須管理的）創新不是技術流，甚至也不是原料變為產品和服務這個流程的一種功能。相反，它是一種學習過程和思想（舊的和新的）的應用。顧客越來越成熟，惡性競爭越來越普遍，公司不能再從技術推動的觀點來開發產品。事實上，大多數顧客甚至不滿意基於解決問題的產品提供方式，他們的知識需要被視為組織創新能力的主要部分。
我們現在知道贏/輸的模式最多只是次優的。即使合作（cooperative）──即共用餡餅──可能產生雙贏的結果，但它還是沒有完全實現人類互動和知識共享的真正價值。而合作（collaboration）能產生一種協同性的雙贏效果，合作中的對手和夥伴對「什麼是可能的」會有一個共同的理解，並從配合他人而不是單一實體的角度做出「能夠創造和實現什麼」的決策。
我們剛剛開始認識到如何評價組織中知識的價值，並且認識到知識不用就沒有任何價值；技術創新和知識管理中的領導者開始就他們的思想和實踐達成一致，大學研究的主動性也開始增加；各國開始為21世紀的定位採取措施；社會組織（如世界銀行、美國、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了未來經濟的永續發展而將知識和學習放在中心位置。但這只是剛開始。
1.4 知識社會的潛力
虛擬現實和虛擬網路現象的快速發展和被認可已經產生了複合效應。一個區域的進步影響到了其他區域，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在過去十年還只是被視為研究性試驗或專案的通訊技術，已經滲入到大量的產品和服務中，從複雜的類比系統到兒童電子遊戲。如史蒂芬•金曼、羅格•納戈爾和肯尼斯•帕雷斯（Steven L. Goldman, Roger N. Nagel & Kenneth Preiss, 1995）所描述的那樣，這種協同現象使得虛擬組織結構成為「一個大公司或一個公司群中許多個體核心能力的機會聯盟」。這樣的創新使得組織能擁有更靈活的管理實踐並且在全球範圍內運作。
1987年我們舉行了第一次「21世紀知識資產管理」的全國性圓桌會議（Amidon & Dimancescu,1987），我們認為：
如果我們能認同美國的知識基礎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我們就能對它進行更有效的管理。這使得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開發和運用教育、政府和產業等領域的智慧資本，以實現推動科技進步和提高國家國際競爭力這兩個目標。
之後，關於創新過程──知識創造、知識翻譯和知識商業化的探索開始了。有鑑於網際網路的能力迅速被接受，這些概念很快地在經濟領域的各個部門迅速擴散，並且在已經有一定根基的歐洲和日本出現，前者是由卡爾•埃里克•斯威比（Karl-Eric Sveiby, 1987）3，而後者則由伊丹敬之（Hiroyuki Itami, 1987）和野中郁次郎（Ikujiru Nonaka, 1991）建立了基礎。
這些最初關注企業層面（如Know-How公司，知識創造公司〔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等）的概念，迅速被法國、波蘭等各個國家運用到經濟發展中。在接觸了美國一項有關技術商業化的研究任務後， 波蘭總理帕拉克（Pawlak）帶領他的整個內閣來到了紐約──在那裡他們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副教務長邁克爾•克羅（Michael Crow）博士的款待 以理解技術的運用對他的國家可持續性發展的深遠意義。
從尚•克勞•佩耶（Jean-Claude Paye, 1996）在《OECD觀察家》上關於知識經濟政策的文章以及瑞爾•米勒（Riel Miller, 1996）在《人力資本會計》上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些舉措已經有跡象表明工業化國家對此的興趣。而隨後世界銀行採取了將世界發展報告冠名為《知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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