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連發機槍的槍聲響起時，我剛剛才睡著。半夢半醒中，我聽到了AK-47的槍聲，當我睜開眼睛，我看到路的東邊，就在離我們的裝甲車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從機槍槍口發出的火焰。我們的車正在回喀布爾(阿富汗首都)的途中。
「我現在掉頭嗎？」我們的司機耶雷•努米寧下士請示他的上司。我們的身後一片漆黑。機槍沒有射中我們所在的裝甲車，而是射中了在我們前方的兩輛越野吉普車。那兩輛車裡坐的也是歐盟國家的警方官員，他們都是來賈拉拉巴德地區參加由歐盟出資修建的阿富汗新警察學校的落成典禮。
還沒等勞瑞•瓦拉少校來得及回答，開在車隊最前方的那輛裝甲越野吉普車就爆炸了。坐在那輛車裡的是兩位來自德國的警員培訓官赫穆特•林德曼和烏莉克•穆勒，還有給他們開車的一位年輕軍官，我只記得他叫史文，不記得他的姓氏。
德國同事乘坐的車和我們坐的這輛車一樣都是RG-32裝甲越野吉普車。機槍發射的子彈是打不穿它的，況且向我們開火的人離我們太遠，超過了機槍的射程。我們經過的這條路應該是絕對安全，可是路邊卻突然出現了炸彈。行駛在我們前方的法國同事停了車，而我們後方的英國同事已經開始撤退。勞瑞•瓦拉把鋼盔往頭上使勁扣了扣。我之前取下了鋼盔，因為戴著希賈布*再套個鋼盔實在太熱。現在我急急忙忙去找我的鋼盔，雖然此時此刻它能給我的保護是那麽微不足道。炸彈爆炸後，在沖天的火光中，我看到法國人在車裡，對著之前朝我們開火的衝鋒槍開槍。
「他們只有一把槍，」瓦拉說。我感受到了斜跨在我身上的那把左輪手槍的分量。我真想衝到德國人坐的車裡看看還有什麽可以挽救的，然而這種舉動無異於自殺。
我的媽媽還有我的丈夫安第說得對：只有瘋子才會去阿富汗尋死。我應該是瘋了，居然同意來這裡參加警察學校的落成儀式，現在我再也見不到我的兩個孩子伊達和塔內利了。瓦拉從裝甲車的後部拿起衝鋒槍，把槍口從裝甲車側面的射擊口伸出車外，我發覺自己竟然禱告了起來。我不知道應該向路德教信奉的上帝還是向伊斯蘭教的真主禱告，後者在這一片地區可能更有神力。
瓦拉開槍了，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襲擊我們的人離得很遠，瓦拉開槍主要是為了嚇唬他們，可是他還是一口氣用光了彈匣裡的三十發子彈。法國人也向對方開槍了，慢慢地遠處的機槍口的火焰消失了，除了德國人的車裡騰起的熊熊火光，世界再次變成了一片穿不透的漆黑。瓦拉把衝鋒槍收回車裡，四處找他的衛星電話。在他開始按密碼前，他手中的衛星電話響了。
「我是駝鹿，」駝鹿是瓦拉的代號。他用英語繼續回答，打電話來的估計是我們後面那輛車的司機。倫敦新蘇格蘭場的副警察廳長阿爾伯特•肖恩是參加警校落成典禮儀式中級別最高的官員。瓦拉打電話時，努米寧伸出手去探裝甲車的物品存放處。車上的常規配置除了槍械、食物和飲用水之外，還有探雷器。瓦拉很快就結束了通話，我看到法國人坐的裝甲車的車門開了，他們的司機手裡也拿著一個探雷器。
「美國人說這條路應該沒問題，他們也向法國人確認了。可是現在這裡他媽的怎麽突然冒出一個炸彈！」瓦拉命令他的手下努米寧：「你別出去，要是那幾個巴黎來的弟兄想出去賭一睹他們的命，就讓他們去好了。我現在給巴克斯特打電話。」
駐阿富汗國家維和部隊的美國上校史蒂夫•巴克斯特是來參加警察學校落成典禮的外賓的安全問題負責人。瓦拉在和他通電話的時候，沒少用英語裡的髒話，時而也夾雜了兩句芬蘭的國罵。本來到今天為止，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得很順利。瓦拉一直表現得像大海一般平靜，讓人覺得連職業警察都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他的手裡。現在的他卻因為計畫被破壞而勃然大怒。
我看著年輕的法國軍官拿著探雷器緩慢地向前移動，他就像復活節的女巫，手裡拿著一把掃帚在火堆邊跳舞，只不過他手裡拿的是現代的掃帚。雖然不丟下戰友是芬蘭士兵信奉的道德準則，可是維和部隊的上級一再告誡我們，不能冒犧牲自己的危險去救戰友。烏莉克和我一起負責培訓女學員，我和她已經成為朋友。我想起了烏莉克那和麥穗一個顏色的髮髻，時而有一縷捲髮從髮髻裡跑出來散落在她的臉上或者脖子上。我感到鼻腔裡有燒焦的頭髮的味道。我只希望烏莉克死的時候不會太痛苦。我們從賈拉拉巴德返回喀布爾，德國同事坐的裝甲車開在車隊的最前方完全是巧合。
另外一名法國兵拿出了泡沫滅火器，可是滅火器噴出的泡沫根本就無法撲滅沖天的大火。英國同事也下了車，他們的滅火器威力更大一些。努米寧再次準備跳下車時，瓦拉拉住了他的手臂。努米寧不需要瓦拉再給他下別的命令，就乖乖地坐回了方向盤前。
瓦拉打完電話後對我們說：「巴克斯特也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十四營十二連負責看守道路，可是現在總部和他們聯繫不上。援兵已經出發了，最近的北約軍事基地離我們大約有十公里左右，已經有直升機從那裡起飛來救援我們了。今天在警校落成典禮上，那句話是怎麽說的來著？新建成的警察學校標誌著阿富汗向民主邁出了一大步，也給這個被戰爭摧毀的國家看到了希望的火星。現在從這點希望的火星中，真的燃起了熊熊大火啊！」
我沒有力氣回答瓦拉，處在死亡邊緣的人往往言不由衷。我真希望他會馬上閉嘴，因為我實在是沒有力氣和他說話。看著三個活生生的生命，在這黑暗的荒漠裡就這樣消失在灰燼中，我從來都不曾感到自己這麽渺小，這麽無助。
內文
二月的傍晚，天色還比較亮。夕陽把我家院子裡的一公尺高的雪堆映成了美麗的淡藍色。我打開家門，撲鼻而來的是一股濃濃的熱可可的香味。塔內利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吸著杯子裡的熱可可，桌上攤著一本漫畫書。伊達的房間裡傳來了音樂聲，我聽出是號稱「龐克之母」的尼娜•哈根誇張的聲音。女兒部分繼承了我的音樂品味。伊達和往常一樣，放學回家時順便把外面郵筒裡的郵件拿了進來。桌上放著每周五出的報紙、安第的手機帳單，還有一個給我的厚厚的A4泡泡信封袋。最初寫上去的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被人劃掉了，這封信最開始被寄往芬蘭內政部警察署，然後幾經周折到了我的家裡。信封磨損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封信肯定經歷過了金屬探測器、炸彈探測警犬和透視燈的檢測。
信封上蓋的是德國慕尼黑的郵戳，寄信人叫赫爾嘉•穆勒。我從刀架上取下剪刀，小心地剪開信封。信封裡裝著一個像是用白樺木做成的，表面打磨得很光滑的首飾盒，盒子裡夾著一封信，信封上寫著我的名字「高級督察瑪麗亞•卡里歐」。我已經猜到了寄信人只可能是誰，於是我猶豫了一下，沒有立刻讀信。
寄信人用了一張翠綠色的信紙，她的筆跡很規矩也很清晰，只是她用的英語文法比較簡單，還帶有幾個小小的語法錯誤。穆勒夫人知道我的德語水平不不怎麽樣。
尊敬的卡里歐督察：
我到現在才恢復過來，有精力幫我的女兒烏莉克‧穆勒實現她最後的願望。她在去阿富汗之前寫了遺囑。在遺囑中，她請我們在她死後把她的首飾分給她的朋友們。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您，但是我覺得這一件首飾比較適合芬蘭人。烏莉克很尊敬您，她說您和她之間的談話是她在工作中經歷過的最有意義的，話題是關於警察這個職業和女人的地位的談話。
她死後，雖然大大小小的媒體和好多好奇的人都想來看在戰場上犧牲的烈士，但是我們為她安排了一個只有親屬參加的小型葬禮。因此，我們也沒有請您來參加葬禮。
祝好！
烏莉克的媽媽赫爾嘉‧穆勒
「媽媽，信封裡是什麽？」大概我讀信讀到最後抽泣了起來，塔內利停止了看他的漫畫，緊張地看著我。
「是朋友寄來的禮物。是一件首飾。讓我看看是什麽樣的首飾。」我儘量裝出一副高興的樣子，我工作上的悲傷並不屬於才九歲的兒子。我打開首飾盒，裡面用一條綠色的棉緞包著一條項鍊。項鍊的鍊子很細，上面綴著三個用銀打的像松枝一樣的，大約六公分長的墜子。坦佩雷的警察學校警員教師課程結業典禮的那天晚上，我和烏莉克還有從阿富汗來的幾位學員一起吃晚飯，那天烏莉克的脖子上就掛著這條項鍊。課程結束後，我們的阿富汗學員就回到她們的祖國去創建警察學校，烏莉克也回了慕尼黑。她和她的母親住在英國花園附近。本來我和烏莉克說好，等到春天到達德國南部，我就會去慕尼黑拜訪她。現在春天還沒到，烏莉克就去世了，在慕尼黑等待我的只有她的墓地。
我把項鍊拿到我和安第的臥室裡。家裡養的兩隻貓咪並排蜷在我們的床上睡覺。有著灰色條紋的維亞敏去年秋天有了這位叫亞努蓋寧、皮毛像極了烏龜殼的新朋友。亞努蓋寧是我們從流浪動物之家領養回來的。兩年以來，伊達一直在感歎說維亞敏太孤單了，她保證如果我們再養一隻貓，她一定會想辦法讓兩隻小貓成為好朋友。現在這兩個小東西時而打架，時而又像最親密的兄弟那樣舔對方的脖子。
伊達房間裡的音樂聲停止了，我聽見了她下樓的聲音。「媽媽，我數學考試得了10+，滿分是10分哦！我們幾點去柯一武家？」
女兒讓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 今天對於她來說，又是陽光燦爛的一天。昨天她還在抱怨說她又得去陪柯一武家的幾個小孩子玩。柯一武的大兒子尤索比塔內利小一歲多，老二申努今年六歲，小兒子雅格下周滿五歲。柯一武以這個理由請我們去他家吃飯。
「我們坐五點四十五分的巴士過去好了。你得了10+啊，那個加號是怎麽得來的？」「試卷上的題目我很快就做完了，所以老師又另外給我出了一道題。」伊達遺傳了她爸爸的數學頭腦。我摸了摸她那黑色的頭髮。女兒現在比我還高出兩公分，她的身體也已經發育成年輕女人的身體了。她把頭髮染成了黑色，這也是過去一年以來她肯穿在身上的唯一一種顏色。我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候經常為了要穿什麽樣的衣服和我媽媽爭吵，於是我決定讓伊達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願去穿衣。只不過有時候她用的歌德次文化風格的蕾絲配上紫色的眼影實在是太過了，我不得不假裝咳嗽來掩飾我的笑聲。我自己十三歲的時候還穿著牛仔褲和男孩子氣十足的上衣，後來我的衣著上多了別針和破了的絲襪。烏莉克說她曾經用龐克音樂去反抗巴伐利亞的傳統女孩形象。青少年時期相似的經歷讓我們成了朋友，雖然烏莉克要比我小十歲。暫時被我克制住的悲傷一時間又重新占據了我，我真想大叫一聲，來發洩胸中的憤怒。好在伊達取來了她的考試卷，她還想聽更多的表揚，我沒有讓她失望。對於十三歲的孩子，我應該珍惜每一個她想和父母親近的時刻。
去柯一武家之前，我換上了比平時稍微整潔一些的衣服，但我戴上了烏莉克留給我的項鍊。
柯一武兩夫妻貝卡和阿努都是和我很親近的朋友，我可以把這條項鍊的故事告訴他們。安第在離我們必須出發前的五分鐘才趕回家，他自然沒有發現我脖子上的項鍊。安第不太情願地回到大學繼續去做他的數學教授，他說這份工作本身還是很有收穫的，然而大學近兩年在提倡效率，教員除了教學之外，還需要沒完沒了地寫行政報告，侵蝕了教員的學術自由。為此，安第每周至少要發一次脾氣。他現在看上去心情也不太好，所以我也懶得問他這一天過得怎麽樣。伊達比我們先走到公車站，塔內利一邊走，一邊展示著直線接續步，時而又換成蛇形接續步。去年夏天，伊達就宣布不再練習花式溜冰團體溜冰項目了，可是塔內利卻比以往更加勤奮地練習單人溜冰，他現在已經能夠完成比較簡單的兩周跳了。令他鼓舞的是，他不再是跟在姊姊的後面去練習花式溜冰，而是花式溜冰完全成了他個人的愛好。在這個項目上，他確實也比他的姊姊更有天賦。
上了公車後，伊達問她能不能不去柯一武家，而是去位於樂帕瓦拉區的女孩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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