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刑（Netflix影集書衣版）

名人推薦：推理評論人 冬陽
作家 張渝歌
國際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
偵探書屋店長 譚端
顫慄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序)

作者用VR式的細節推進，帶領讀者穿梭法庭和「我」的回憶，層層還原出那場校園槍擊案、與其對映的瑞典社會縮影：原來人生的真相就像一次樂透，那會決定你成為贏家，或者成為階級底下的難民。——作家 張渝歌

十八歲的瑪雅是人見人愛的好女孩，家境成績兼優，為何會成為一場校園槍擊案的唯一生還者， 還要上法庭受審？《流沙刑》以公聽會紀錄的形式，透過瑪雅年輕叛逆的口吻，娓娓述說她從一場錯誤的戀愛，捲入瑞典首...

教 室

丹尼斯倒在左邊那排長凳上。一如往常，他穿著印有廣告的T恤，大賣場撿來的廉價牛仔褲，腳上的運動鞋鞋帶還是鬆脫的。丹尼斯是烏干達人。他號稱自己十七歲，看起來卻活像個已經二十五歲的肥男。他修讀汽修班課程，住在索倫蒂納1一座專收他這種「未成年」難民的寄養家庭中心。薩米爾就倒在他的旁邊。我和薩米爾同班；他通過了學校舉行的國際經濟與社會科學特殊課程檢定，我們才成為同學。
班導師克利斯特，就倒在講桌旁；他自命不凡，總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他的咖啡杯早已從桌上滑落，咖啡滴在他的褲管上。艾曼達就坐在不到兩公尺遠的窗戶下方，身體靠著暖氣架。幾分鐘前， 她全身還是喀什米爾羊毛衣、白金鍊、涼鞋的打扮。她在我們接受堅信禮時收到的鑽石耳墜，仍然在初夏的陽光下閃閃發亮。但現在看到她，你可能會覺得她全身泥濘。我坐在教室正中央處的地板上。瑟巴斯欽，全瑞典頭號富豪克萊斯．法格曼的兒子，就倒在我膝前。
教室裡的這幾個人，很不協調。我們這些人通常不會一起混。或許會在計程車罷工時的捷運站月臺上，或是火車的餐廳車廂上遇到，但不會在教室裡。
一陣類似臭雞蛋的氣味飄過；灰濛濛的空氣裡，散發著濃濃的硝煙味。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中彈了。我所受到的，不過就是一塊瘀傷。

案件代碼：B147 66審訊
地方檢察官 對瑪麗亞．諾貝里的起訴
開庭首週：星期一

1

第一次見到法院室內時，我覺得很失望。那次是我們班級旅行的訪程。我很清楚，瑞典法官不會是頭戴假鬈髮，身穿長袍的佝僂老頭；被告也不會是穿著橘色囚衣，嘴角噴著口沫，腳踝銬著腳鐐的瘋子。不過，我仍然很失望。那個地方，有點像社區醫院和會議中心的混合體。我們搭乘一輛散發出腳汗與泡泡糖味道的出租巴士，到達法院。被告滿頭都是頭皮屑，衣服皺巴巴，被指控逃漏稅。除了我們班（當然，還有克利斯特），旁聽席上只有其他四個人。但是那裡座位很少，克利斯特只能從外面的走廊多搬來一張椅子，才有位子坐。
今天，情況可不一樣了。我們身處瑞典最大的法庭。法官們坐在天鵝絨面高椅背的暗色桃花心木座椅上。正中央椅子的靠背比其他椅子的還要高。那是首席法官的座位，他被稱為「首席法官」。他前面的桌子上，擺著一把手柄包覆毛皮的大頭錘。每個座位前方都有細長的麥克風豎起。看似橡木製成的壁板，彷彿有數百年的古老歷史；這裡的「古老」，是正面的意涵。座位間的地板上鋪著暗紅色地毯。我從來就不想面對群眾；我從來不願加入聖露西慶典的唱詩班，或參加什麼才藝比賽。但現在，這裡面卻已座無虛席。而他們全都是為我而來；我就是焦點。

我身旁，坐著我那些個來自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辯護律師。我知道，桑德暨賴斯達迪斯這名字聽來很像一家古書店，店裡還有兩個大汗淋漓、戴單片眼鏡、穿絲質大衣的男同志，手提煤油燈，步履蹣跚，拍掉發霉書籍與動物標本上的灰塵。不過，他們可是全瑞典最專精於刑案辯護的律師事務所。一般刑事犯都只有一名疲倦不堪的公派辯護人；而我的律師則帶上了一整票興奮的職員，還穿著模仿秀演員常穿的那種西裝。他們在斯德哥爾摩舊城區艦橋路上一間超炫的辦公室，工作到凌晨時分， 每個人都至少有兩支手機，除了桑德以外。他們活像以為自己在演美國電視劇，用一副「我好忙，我很重要」的表情，吃著外帶的中國菜餐盒。桑德暨賴斯達迪斯律師事務所的二十二名職員中，沒有人名叫賴斯達迪斯。叫這名字的人早就死了，想必是死於心臟病，死因想必也是「我好忙，我很重要」。
現在，我的三位律師都在這裡：名人彼得．桑德，以及他的兩位同事。當中最年輕的是個小妞，髮型凌亂，有穿鼻洞卻沒戴鼻環。也許桑德不准她戴（「馬上把這垃圾給我拿掉！」之類的）。我管她叫「菲迪南」。菲迪南認為，自由主義就是一種髒話，比核能發電還要危險。她想證明自己的性別地位獲得提高，因此戴著惹人厭的眼鏡；她認為資本主義是我的錯，所以對我很厭惡。前幾次見面時，她把我當成機上一名瘋狂的時尚部落格作家，拿著一個保險已拉開的手榴彈。「好的——當然！」她說話時， 完全不敢看著我。「好，好——別擔心！我們會幫妳的！」感覺像是我在威脅：要是你們膽敢在我點的有機番茄汁裡加冰塊，我就把所有人都炸飛。
另一位助理律師是個有著啤酒肚的四十來歲男子，一張圓臉活像煎餅，臉上的微笑彷彿在說「錄影帶在我家裡，我可是照字母順序將它們排好，鎖在保險櫃裡的」。啤酒肚男子理著短短的小平頭；老爸總嘮叨著，說沒有髮型的人是信不過的。但是老爸這個說法，想必也是從電影上「剽竊」來的，而不是自己想到的。老爸好俏皮，好愛說笑。
我第一次見到啤酒肚圓臉男時，他的眼神定在我鎖骨正下方，強迫自己把厚重的舌頭縮回嘴裡，愉悅地嘶聲說：「小姑娘，這怎麼行呢？妳看起來比十七歲大得多了。」如果桑德當時不在場，他想必就要喘息，甚至流口水了。讓口水一路從嘴裡流下，滴到有夠緊的西裝背心上。我懶得告訴他：我成年了，滿十八歲了。
現在，圓臉男坐在我左手邊。他還把公事包，以及裝滿紙張與卷宗夾的滾輪行李箱一起帶來了。已經清空行李箱，山一般的卷宗擺在他面前的桌上。他留在行李箱裡的，只有一本書（《一舉搞定—贏家的藝術》）和一把從小內袋突出來的牙刷。老爸和老媽坐在我後方第一排的旁聽席上。

那次考察不過是兩年前的事，卻已如永恆一樣久遠。我們班在出發前還先演練了一次，目的是要讓我們「了解場面的嚴肅」以及「能了解現場情況」。我很懷疑這樣做是否有效。不過我們從那兒離開時，克利斯特說我們「很守規矩」。他本來很擔心，以為我們會克制不住，開始咯咯傻笑、喧鬧、玩手機。他以為我們會像那些無聊至極的立法委員，準備呆坐在那邊玩手機遊戲、垂著頭呼呼大睡。
當克利斯特說明，法院審判不是兒戲，會嚴重影響人們的生命時，聲音可是肅穆極了（「各位，給我聽好！」）。我還記得他的聲音。直到法院宣告判決，任何人都是清白的。他一再重複。克利斯特說話時，薩米爾正襟危坐靠在椅背上，用一種所有老師都愛得不得了的方式猛點頭。他點頭的神態彷彿在說：「對，我都懂！你說的我全——都懂！你說得真對，真行，我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直到法院宣告判決，任何人都是清白的。這是什麼鬼話？從一開始，無罪的人就無罪，有罪的人不就已經犯罪了嘛。法院會弄清楚事情發生的經過，而不是判定什麼是真的，什麼又是假的吧？警察、檢察官、法官們事發時都不在場，不知道誰幹了什麼，可不代表法院事後就能自作主張。
我記得，我跟克利斯特這麼說過。法院一直都在犯錯，強姦犯老是被判無罪。即使妳被大半個難民收容所的人強姦了，兩腿間還被插了一整箱的空酒瓶，他們就是不相信女生的話。針對性侵向警方報案，簡直是餿主意。而這也不代表：什麼事都沒發生，強姦犯啥事都沒幹。
「事情沒那麼簡單。」克利斯特說。
老師的回答都是些陳腔濫調：「很好的問題……」「我有聽到你說的……」「這種事不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全都指向一點：他們連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好吧，如果要知道真相、知道誰說謊這麼難，我們無法確定時該怎麼辦？
我曾在某個地方讀到：「我們所選擇相信的，就是真相。」這聽來真是更混亂了。好像某人就能決定真假了？難道事情的虛實真假，會因為你問的對象而有所不同？是的，只因為我們相信的某人說了些什麼，我們就可以決定：事情就是這樣，可以「選擇相信它是真的」。怎麼會有人想到這麼白痴的事？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選擇相信我」，我馬上就知道，他其實非常確信我完全在說謊，只是假裝成相反面罷了。
事到臨頭，我的律師桑德看起來最漫不經心。「我站在妳這邊。」他只這樣說，擺出一副國字臉。桑德是那種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有他在，一切輕鬆自然，都在掌握之中。沒有情緒上的爆發，不表現情感，更不會笑到岔氣。他出生的時候，八成也沒有哭叫。
桑德和我老爸正好相反。老爸從來就不是什麼自己所希望成為的「酷男」（套他自己講的）。他睡覺時會磨牙，觀看國家隊的足球比賽時還會站起來。有次，鄰居在一週內停車停錯位置四次，老爸對著區公所辦公的迂腐老頭們大發雷霆；面對複雜難懂的電費合約與電話銷售員，他更會直接開罵。電腦、海關護照檢查站、爺爺、烤肉架、蚊子、人行道上沒鏟的積雪，排隊搭電梯的德國人和法國服務生，都是他痛罵的對象。任何事物都足以令他興奮，張嘴尖叫，猛力敲打門板，叫別人去死一死。相反地，桑德發怒的最明顯徵兆（或者說，從生氣轉為暴怒）只是皺皺眉頭，咂一下舌頭；這會兒，他的同事們就會驚慌大亂，開始結結巴巴，忙著搜找紙張、書本或其他他們覺得能讓他高興的東西。要是爸爸沒有氣急敗壞，反而冷靜、沉默下來，媽媽很可能也會有這種反應。
桑德從沒對我發過脾氣。對我所提的事情他從未感到激動；要是發現我說謊，或是我有所隱瞞，他也不會惱羞成怒。
「瑪雅，我站在妳這邊。」有時，他聽來比平常更累；但是，這樣就夠了。我們從來不提「真相」。
最主要的，我覺得桑德只在乎警方和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是很聰明的做法。我不需要擔心他究竟是真想把工作做好，或者只是虛應故事。他彷彿只是把所有的死人、所有罪行和所有焦慮換算成數字； 如果等式不能成立，他就贏了。
也許，我們就該這樣做。一加一，不等於三。下一個問題，謝謝。
但是，這幫不了我什麼忙。一件事，要嘛就曾經發生過，要嘛完全沒發生過；就這麼簡單。其他那些拐彎抹角、旁敲側擊的花招，還不都是哲學家和（很顯然地）其他律師在玩的。還是那句老話：「事情沒那麼簡單……」
不過我記得，在那次到法院觀摩以前，克利斯特可真是堅持到底，使出渾身解數逼我們聽話。直到法院宣告判決，任何人都是清白的。他就把這行字寫在黑板上：法治基本原則。（薩米爾又點頭了）克利斯特要我們做筆記，抄下來。（雖然薩米爾根本不需要做筆記，他還是乖乖抄了。）
克利斯特喜歡用短句學到精華，然後反過來提出問題。兩週後我們測驗，一個正確的答案可以拿到兩分。為什麼不是一分？因為克利斯特認為，這種背誦式的習題還是有灰色地帶，你可以做到「幾乎答對」。一加一當然不等於三，但你既然還知道用數字作答—我就給你半分。
總之，克利斯特帶我們到法院觀摩，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了。瑟巴斯欽直到最後一年才加入我們班；他沒去那次觀摩，之後必須重新去一次。那時候，我在學校過得其實很愜意，和班上同學，以及從一年級以來各個不同的科任老師，都處得不錯。化學老師約拿，講話聲音有夠低，總是紀不起來學生叫什麼名字，等公車時，背包還低低垂到腹部。法文老師瑪莉．露易戴著眼鏡，頭髮髮型活像蒲公英，總是狂吸著一小片止咳藥，嘴巴噘得像小野莓一樣小。體育老師佛利格總是剪著小平頭，整個人看來宛如一塊剛上過亮光漆的木質甲板，性別不明，頸上掛著哨子，寬闊、閃亮的小腿刮得乾淨，身上總散發出毛圈襪和別人的汗臭味。頭髮漂白、心不在焉的莫琳則是數學老師，面帶不滿，經常遲到；她每週平均請兩天病假，臉書上的大頭照，擺著一張自己身著三點式比基尼泳裝，比現在年輕、體重至少少二十公斤的照片。
然後，就是這位克利斯特．史文生了。他非常投入，神情彷彿在說「來吧，我們就在瑪莉亞廣場見。現在，表決！」不過，他整個人卻像馬鈴薯泥拌奶油醬搭配炸肉排一樣平凡無奇。他以為搖滾音樂能讓世界免受戰亂、疾病與饑荒之苦；作為一個老師，他講話的聲音異常激動、投入。這種聲音唯一的用途，就是讓一條狗聽話，開始搖尾巴。
每天，克利斯特總會帶一整個真空瓶，裝著在家裡煮好的熱咖啡到學校來；咖啡裡加了許多牛奶和糖，活像流質的粉底霜。他把咖啡倒在自備的馬克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裡，將杯子帶進教室，還在上課時續杯。克利斯特喜歡規律：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最喜歡的歌還要一放再放。想必他從十四歲以後，就每天吃一樣的早餐，某種長途滑雪時吃的玩意兒：燕麥粥加越橘果醬和優酪乳（「一天三餐，早餐最重要！」）。他每次和朋友（麻吉）碰面，想必都會喝啤酒與一點烈酒。每週五，他會和家人吃墨西哥玉米捲餅；有什麼大事值得慶祝的時候，他會和「老婆大人」一起上街角的披薩店（還會幫孩子準備繪圖紙和粉筆），共享一瓶店裡最具特色的招牌紅酒。克利斯特很沒想像力，總是參團出遊，食物裡從不加香菜，煎東西只用奶油。從一年級起，克利斯特就是我們的老師；每星期，他至少會抱怨一次天氣是多麼古怪（「現在真是季節不分了」）。每年深秋入冬，他總會抱怨街上的聖誕節招牌，怎麼越來越早掛出來（「夏季航班的渡輪一停駛，艦橋路上很快就會擺出美輪美奐的聖誕樹了。」）。
他會抱怨八卦晚報（「這種狗屎，怎麼會有人讀？」）和Strictly Come Dancing 舞蹈實境秀、瑞典歌謠祭、Paradise Hotel 實境秀（「這種垃圾，怎麼還有人想看？」）。他把我們的手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你們是母牛嗎？聊天室整天叮噹響，你們乾脆把鈴鐺掛在脖子上好了……那些垃圾有什麼好玩的？」）。每次抱怨時，他看起來都非常怡然自得，覺得自己很年輕，很「酷」（對，不只我老爸會用這個字）。彷彿他能對我們說「該死的狗屎！」，就證明了自己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
每喝完一杯咖啡，克利斯特就會把一小塊口含菸塞在上唇下方，把殘餘物放在一張小紙巾上，再將它們扔進垃圾桶。克利斯特非常講究秩序與規矩，就連用口含菸也不例外。
之後，在逃漏稅經濟犯的審判結束後，我們回到學校時，他顯得非常滿意。他覺得我們「表現很好」。克利斯特總是只感到「滿意」或「擔憂」，不會大喜過望，更不會暴跳如雷。每逢遇到背誦式習題，克利斯特總願意至少給半分。
克利斯特死時，姿勢差不多就像我妹妹蓮娜睡得最熟時的樣子：雙臂抱頭，膝蓋彎曲，身體低低地躺著。在救護車趕來以前，他就已經出血不止了；我也好奇，他的老婆和孩子們是否會覺得實情並不單純。由於法院仍沒表示我有罪，所以我是無罪的。

教 室

丹尼斯倒在左邊那排長凳上。一如往常，他穿著印有廣告的T恤，大賣場撿來的廉價牛仔褲，腳上的運動鞋鞋帶還是鬆脫的。丹尼斯是烏干達人。他號稱自己十七歲，看起來卻活像個已經二十五歲的肥男。他修讀汽修班課程，住在索倫蒂納1一座專收他這種「未成年」難民的寄養家庭中心。薩米爾就倒在他的旁邊。我和薩米爾同班；他通過了學校舉行的國際經濟與社會科學特殊課程檢定，我們才成為同學。
班導師克利斯特，就倒在講桌旁；他自命不凡，總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他的咖啡杯早已從桌上滑落，咖啡滴在他的褲管上。艾曼達就坐在不到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