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壺和筆記型電腦、窗戶扣件、柵欄的尖飾、汽車、帽針和手推車，它們構成經濟生活，挑動欲望也引發爭議，但這一大批的東西是打哪兒來的？一個問題會牽引出下一個問題，畢竟沒有東西能夠單獨存在──你想瞭解區區一件東西，就必須考察這件東西怎麼在廣大浩瀚的實體物件、社會觀感及存在方式之間，找到一個位置。在貨品的世界裡，正如在任何其他世界裡一樣，每個元素都只是相互依賴的斷片，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

就拿烤吐司機來說吧。烤吐司機不只烤吐司，它預設了下列事物的存在：家庭用電的定價機制、電器設備的政府標準、生產者以及嗅到商機的小商店主。此外，烤吐司機還預設人們對於電流安全性，對於一份早餐該涵蓋哪些營養，迎合哪些風尚，所抱持的形形色色的觀感。隨便拿一台烤吐司機來說，其中都蘊藏精緻與通俗藝術的潮流，這些潮流賦予它特定的外觀，操作時的質感，以及土司跳出來的那一刻帶給人們的聲音及視覺享受，在許多型號的烤吐司機上都能體驗到。還有商品的評論者、商會、廣告媒體，以及比烤吐司機早問世、它必須配合的貨品及硬體─吻合插頭的牆壁插座、校準至特定寬度的土司切片機，以及搭配硬土司的果醬。還要有產出烤吐司機原物料的全球化體系、保護其專利權的政府、領取適當工資的勞動力，以及最後容它歸於塵土的垃圾掩埋場。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某個既定的地理區域，所有這些要素以某種方式匯聚在一起。這個地理區域的作用不只是容器，也是產生出某一特殊產品的熔爐。邁阿密向來不生產烤吐司機，但全盛時期的北卡羅萊納的艾利山（Mt. Airy, North Carolina）則是「公認的世界烤吐司機之都」。烤吐司機在美國和英國家家必備，在義大利卻乏人問津。就誕生時機來說，如果某個要素（像是果醬），在比方說十九世紀中葉時是存在的，但是等到另一個要素（比方說電源插座）到位時卻消失了，那可是行不通的。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產品。如果一件洋裝的邊飾在設計師離開後才送到，雖只晚了片刻，洋裝就做不出來了。電腦程式片段不巧漏失，新軟體便會夭折。

每樣事物必須以某種方式「接合起來」（lash-up）（這就是關鍵概念），本來零散的要素要能凝聚在一起，否則新東西就不會問世。一項產品誕生了，會陪伴我們多久（有時相對短暫，偶爾綿延數代），端看造就它的多樣要素持續存在多久，就像森林裡的植物品種，也像動物物種間的微生物。烤吐司機的存在促使建築業者在廚房桌子附近裝上插座，廚房裡的電源插座讓這種電器發揮了用處，這是一體兩面。盎格魯—撒克遜人愛吃吐司，烤吐司機愈發不可或缺，這群人也憑著使用家電弄吃食的習慣而與其他人群有別。人不只是嗜吃吐司，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會說人是被延攬進烤吐司機的計畫裡。計畫一旦出狀況（沒麵包了？沒插座？），牽扯進計畫的程度就顯而易見了。人們會立即採取行動以恢復原狀。

個體會延攬，組織會延攬，某種意義上甚至說物件會延攬也通。縱然不是像電影《玩具總動員》那樣，洋娃娃和活動人偶跳下書架，討論自己的命運，物件同樣擁有自己的生命。物件在社會實作維繫它們的情況下，維繫著社會實作，以這樣的方式擁有生命。所以你想探尋東西的起源，必須尋找這種物件與行動之間持續的相互琢磨，相互琢磨讓東西「在互動中穩定下來」。這也意味如果我們要追蹤東西是怎麼崩解的，就要追問各項要素怎麼會停止共同運作。東西崩解即使沒造成產品徹底消失，至少會促使廠商對新型號多加調整。改變不外是常態，說不定是無可避免的常態。我們追蹤產品中的種種因緣，可以說明社會和物質是如何結合起來，因地制宜，造就世上種種改變與穩定。

我們想弄清楚東西的來歷，向來不乏其他途徑。老師教導學生，東西是「被發明的」─通常是個像愛迪生一樣的天才。偉人（透過靈感與努力）就是會發明東西。其實就連愛迪生也仰賴其他人的努力：他「做出」燈泡時，是十四人團隊的一分子。這故事還有更深的智慧。愛迪生自始依賴著政治和文化實作所構成的周邊網絡，他的每個發明都靠這個網絡才有可能實現。

有些人較不傾向吹捧天才或甚至完全不吹捧個體，他們認為新的東西是在不斷改善製品的偉大進程中逐步演化而來，由製品自身的內在邏輯所驅動，差別只在於程度多寡。一個好工具產生下一個好工具，其方式和科學知識的積累並無二致。工程師亨利．佩托斯基（Henry Petroski）信奉這個模式，是「實用物品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useful things）專家。按照經濟學家看世界的觀點，佩托斯基的構想是有道理的。市場「需求」東西，公司就生產那種東西─而且是最適當的東西！真不意外。正是因為一直有人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滿足買家的品味，才讓新東西問世。大權在握的消費者下訂單，結果我們就會在商店看到那些東西。不過，品味和各種改良當然不是理所當然，總是有它的由來。萬事萬物背後有各種延攬方式和交錯方式的複雜穿插，什麼東西稱得上「實用」或「不實用」、什麼算得上「品味」或不算，緣由亦在其中。

持批判態度的學者抱怨貨品只有壞處而已。我對這樣的牢騷感同身受，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只會過分簡化，跟吹捧產品的人那滔滔不絕的喝彩沒什麼兩樣，還抹除了生產體系的實際運作。凡斯．派卡德（Vance Packard）暢銷三部曲的書名圓滿總結了這種抱怨。《誰無形勸誘》（Hidden Persuaders, 1957）聚焦在企業對消費者心靈的俘虜。《誰攀權附貴》（Status Seekers, 1959）描述平凡人如何變得對於操弄毫無招架之力。《誰製造廢物》（The Waste Makers, 1960）藉汽車業來描繪該產業造成的不必要破壞。這些暢銷書附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細膩分析，該學派由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學者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創立於德國。這派思想家其實是要回應一個事實，為什麼勞工不但沒造反，沒有團結一致地支持工會，反倒希望消費物質貨品，體驗商品的樂趣。這套理論的說法是，勞工渴求社會主義依然才是合理的，可是資本家有本事憑著多半無用又簡陋的製品，讓人目眩神馳，將渴求轉變為消費，做貨品的美夢。消費於是成為異化的標誌，因為人們拿沒有生命的物質替代了對自己勞動條件的掌控，取代了更有意義的社會生活的目標。生產者必須玩弄花招，像是有計劃的報廢、高明的廣告以及其他誘惑，處心積慮地助長不滿足感，並為更多不必要的產品營造市場，才能促成這一切。追逐產品令人沮喪，不啻是自尋煩惱。消費者的戲份只有在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稱為「炫耀性消費」的遊戲中彼此競爭，一旦其他人能夠擁有你所擁有的東西，你就必須要取得新的東西，如此浪費，無人得利，循環無盡。

壞消息接踵而來。世界上的每一個宗教都推崇自家版本的禁欲主義，反映在神職人員的生活以及教義和儀式。這些禁欲主義包含教義中的道德和超驗責任，其中固然有捍衛自然的成分，不過也讓人一眼看穿裡面混合了當代環境主義的思維。「用過即丟的社會」讓神的計畫以及自然的生態系陷入險境。企業愛用獨門的化合物來創造貨品，因為最容易取得專利權。然而這種化合物多半不會在自然中分解，還會對自然系統造成未知的影響。所以說產品開發有一種既不正直也不健康的「消化邏輯」（a logic of digestion）。又例如主題叫做「機器新娘」（Mechanical Brides）的家用電器巡迴展，示範了何謂走調的女權主義，展售「改良」的商品皆是給女性添麻煩的東西（像是膠水洗滌器），反而使得把女性綑綁在家務勞動上的鎖鏈更形牢固。

無論如何，東西被生產出來並被大多數人消費，一直是社會思想家感興趣的課題，因為某種危險的生產工具以及誤導或欺騙人的體系會隨之現形。這些批判暗示著毒藤只能結出毒果，而從另一個方向來思考，只有一個有害的體系才會產生出這類可怕的東西。

十分諷刺的是，上述評論的根據，好些出自生產者之口。「計畫報廢」這個詞不是馬派批評家捏造出來的，而是工業設計先驅布魯克斯．史蒂文斯（Brooks Stevens）所說。史蒂文斯認為計畫報廢是種美德，目的是灌輸「一種欲望，滿足實際需要是不夠的，一定要更新、更好、更快」。另一位重要的產品開發者諾曼．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曾說他意在激起一種「擁有貨品的貪婪及渴望」。在1937年的一次意見發表中，一位紐約廣告公司執行長曾催促他的同行注入「恐懼在廣告中……讓女人恐懼自己成了黃臉婆，男人恐懼自己成了魯蛇。」一個傑出的商業領袖力促他的同行積極鼓吹「創造性浪費」。阿諛諂媚的商業報刊只會覆述各家企業眼中的自己：智力高超、如意順遂、所向披靡，還以極具說服力的技巧操弄消費者，打造需求。

這麼說來，手段高明的企業，它的幽靈裹挾人們的需求與欲望，可不是無中生有的幻想。然而不管在哪群人之間，眾人總是各彈各調，從來沒有固定的風向，就連大夥兒異口同聲的時候，也不表示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大蕭條以及最近的網路泡沫崩潰前夕，業界領袖仍然滿口狼性，可見我們不能錯把生意人的一廂情願或虛張聲勢當成經驗實在。企業組織沒有那麼容易永遠愚弄所有人。本書會致力讓你瞭解：企業真的要下功夫才能擊敗競爭者，才能開發出一個不會輕易被扔進商業史垃圾箱中的商品。

評論者還是會接納、甚至讚揚某些種類的貨品─那些東西顯然不是企業為了詐欺而製造出來的東西。手工製品，尤其他們眼中衍生自原住民靈性湧動的手工製品，超越了炫耀消費、計畫報廢以及支配技巧的邪惡行徑。藝術史界和知識界名門過手的貨品，像是與包浩斯藝術及設計學院有關的產品─這些貨品的美不牴觸功能，經久耐用而受到尊崇。更近期，人們讚賞無權無勢之輩改動的商品，像那些「把汽車改造成反抗基地」的墨西哥裔青年開的低底盤汽車。用途被翻轉的貨品也同樣得到了賞識，諸如青少年穿著過大的褲子或是破舊的美軍公發衣。

不過我認為手製品、「售後市場」（aftermarket）的客製化，還有製作實用的產品，這些都是貨品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例外。手工製品受歡迎的程度就如機器製品一樣起起落落，各式各樣的「外在」力量甚至會影響遙遠地方的在地工藝品。就我的觀點，包浩斯的東西代表的不過是另一種風格罷了（這個判斷絕對無意貶低創造它的才情）。社會底層的人購入貨品，加以改動，行為方式跟手頭寬裕的人相去不遠，這是同樣的道理。與其說內褲外穿是為了外表美觀，不如說更像是把豪華轎車加長。這類售後市場的改造除了標示出個別市場的使用者差異，還直接刺激新產品，量身迎合晚近才逐漸出現的品味。公司的目光盯緊了創新者、越軌者以及第一批採用者，以回應人們的作為。

我盡力不判斷什麼是好產品、什麼是壞產品，我的專業也不足以評論什麼是好設計。不過我會試著說明，各種產品開啟了各種可能，可是為什麼有些產品站穩腳步，有些產品卻沒有落地生根，這樣做才多少有機會知道，前者到底為什麼能脫穎而出。有些人以為世人皆醉，譴責眾人醉心的東西品質欠佳，毫無個性；這樣的人，我向來敬而遠之。我對現代市場明顯的毀滅傾向存而不論，卻不是對貨品的危害視若無睹。非黑及白的炮火甚囂塵上，很難從煙硝當中看清製品的真貌，遑論感觸之、把玩之、探究之，提出製品如何誕生、如何融入生活和經濟體等問題。人類學家弗朗西斯卡．布瑞（Francesca Bray）評論過往汗牛充棟的貨品分析，她說：「唯物論者對物質不感興趣。」一語中的。

我交錯使用諸如「東西」、「商品」、「製品」、「產品」、「貨品」這類用詞，這是抱持價值無涉（agnostic）的策略，至於字詞殊異的意識形態及知識方面的瑣細差別，我存而不論。來自各方的力量共同決定一件東西應包含哪些要素，幾乎在所有經濟或社會體系之中，都找得到這些要素，釐清這些要素（包括尋求刺激、尋求區隔與團結）的來龍去脈，也許能幫助梳理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境。

《東西的誕生》導讀
鄭陸霖（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副教授）

《東西的誕生》在我看來是本早熟的社會學經典，是莫洛奇（Molotch）教授意圖在「設計」與「社會」這兩座看起來涇渭分明的巍峨大山間默默架橋的創舉。

這本書當年就出得過早，中文版一直到英文版付梓的十四年後才「適時」出現，在我看來晚到得正是時候，降低不少過早出版被尚未準備好接受它的台灣設計圈與社會學圈忽視的風險。群學出版社在準備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上費了不少苦心，翻譯稿來回訂正達到相當水準才願意出版，給讀者降低門檻的用心值得肯定。

我中年決定離開中研院社會學所進入實踐工設系任教，從研究社會的學術機構一腳跨入實踐設計的教學領域，原本只是為了研究設計的社會學意義下切山谷取水，最後卻改變主意一腳踏入對面山頭，無非出於社會學與設計可以也應該對話交流的判斷，甚至到最後期望自己能成為從成此跨界對話的在地力量。

當年參與草創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的官政能原本是遠方的人物，因此意外之外成了我就在隔壁研究室一起工作的同事，書出版之際他慨允從設計大山的峰頂描繪「設計之眼」看到這本社會學書裡的風景。這樣再配合這篇拋磚引玉的導論，不管讀者從設計或社會學的哪個山頭互訪，應該都可從這些山谷間映射的文字迴音，找到閱讀時屬於自己的一些從容與樂趣。我想感謝他的賜稿，讓這本國外關於設計的社會學專書在本地也有了跨界架橋更真切的意義。

本書第一章從「怎樣理解物件」破題，就將社會學為何要研究設計的旨趣、上路後預計必要翻越克服的關卡，在終點處想跟讀者分享的觀點都做了簡潔的交代。接著是非常精彩的第二章與第三章，作者通過對設計專業的民族誌與歷史考察，建立了一個在我看來極具創意與說服力、對社會學與設計的自省都有深刻啟發的基礎論證：在人與物件的交接之際雖然感性與理性融合一體發揮作用，但我們在思考物件時卻常讓理性單獨出頭切割壓抑了感性。

後續三章開始從物件出發往更遠的尺度範圍尋找東西的身世之謎，分別從設計到製造零售的流程（第三章），從聚集抑或發散的空間課題（第四章），從產業結構與價值創造的緊張（第五章），針對「創意」與「尋常」、「藝術」與「工程」、「秩序」與「變動」這些對偶概念做出「從物件出發」的社會學解釋。最後兩章再度回返物件，一方面提醒設計勇敢面對包括環境與正義等更廣闊當代課題的必要，另一方面也針對社會學輕視物件的流行偏見給予一番總結棒喝，呼籲兩者必要互補協力、共學共進的時代使命。
分列在八個層級分明的章節，《東西的誕生》的內容豐富看似曲折複雜，始自物件，登高行遠，最後又回返物件的環形路徑清晰可辨，途中穿插了許多莫洛奇教授上山下海蒐集的有趣引證，只要讀者帶著遊興、放鬆心情循序隨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閱讀障礙。我想借一點篇幅，就「設計」與「社會」這兩個糾纏多年也改變了我學術生涯的概念，做一番或許看似跳躍的文字耙梳，橫看成峰側成嶺，分享一位登山者的空谷迴音，至於這兩座大山遠近如何各不同，就留給讀者隨自己的因境因緣自由想像。

「設計」無所不在，就像「社會」一樣，人們自認懂得設計，程度就跟他們自認是「社會大學畢業」的熟悉自信不相上下，雖然理解兩者的困難常被嚴重低估。「設計」與「社會」被輕視忽略幾乎是兩者必然的宿命，但它是設計與社會順暢運作的跡象，不需要因此悲觀。「成功的」設計與社會都不需要「使用者」詳讀「使用手冊」，就像此刻或許架在你鼻梁上的眼鏡，前一秒才脫口而出的語句，讓你的生活日常在視見言談中自然展開「成為可能」，彷彿是是你「身體的一部份」直到設計停擺（眼鏡折損破裂必須一直用手抓著）或社會流失（突然置身在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度成為「文盲」）。套用哲學家海德格的話語，人類的個體意識並不清明，設計與社會始終在背後支撐著日常，雖然它們一直藏到（withdrawal）意識遮蔽的暗處。

先談「設計」無所不在

作為繼上帝之後的第二個造物者（maker），人類已經透過設計將人造物安置輸送到幾乎地球的所有角落，從人類集聚的城鎮，到森林、深海，甚至人煙罕見的外太空（衛星或者垃圾）。數不清的眾多設計物，出於美感、舒適、安全、好奇，甚至殺戮的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理由，構成了我們時刻無所遁逃的環境。也因此，人類生活的幸福與不幸，善事與罪惡，昇華與墮落，設計物件都難脫關係。既然人類生活逃不出「設計」的宿命，「設計師」自然也躲不開為人類與地球承受的悲歡苦樂負起（起碼部份）責任的眼光。設計的專業語言喜歡模仿工程強調「解決問題」的初衷，除開一廂情願認定「凡善事才歸設計」的套套邏輯，設計師回答那些惡事是「不尊重設計的結果」，講起來輕鬆但真的準備好扛起付託？

承認設計並不例外也會搞砸事情，然後謹慎地自我調整、承諾設計的「明天會更好」，應該是設計作為成熟專業更明智的回應。設計師們不妨回首看看從工藝美術運動或者包浩斯以來演化至今的成長軌跡，靜心傾聽近年來設計圈新增的流行語彙與社會期待背後的訊息，不管是「系統」、「脈絡」、「平台」、「社群」甚至「品牌」，都應該可以感受得到，設計「更好的未來」關鍵地需要超越傳統對「物件」的素樸理解、培養「看清社會」的眼光。畢竟，物與人，設計與社會，是人類全體生活中同形共構缺一不可的一體兩面。所以說，「社會」一樣無所不在。人類從三餐不飽時刻驚恐成為野獸獵食對象的悲情，一躍成為將猛瑪象趕盡殺絕的「萬物之靈」，社會的溝通協作以及設計的工具發明，相互支援缺一不可。

社會學對社會運作的諸般道理，有其獨到的見解可以貢獻；然而必須老實承認，社會學專業已脫離當年圖爾幹（Durkheim）草創時的青澀，「最年輕的社會科學」過度專業分化，結果也漸漸鈣化長出厚繭負擔，背著許多自身習而不察的制度化框架。「批判」、「反身」朗朗上口反而成了同溫層內自恃的姿態，對外彷彿其他學問與實作都不懂得反身批判，對內則成了檢視彼此是否符合「社會學想像」的標準。「萬物之靈輕忽萬物」就是當中的一個病症，用「商品拜物教」、「技術化約論」的話術自我綑綁、遮蔽了社會學格物致知的徹底精神。

在這樣制式的眼光之下，坦白說，設計只能淪為被鄙視，讓社會學者「自我感覺良好」的他者。所以，需要鼓勵想「看清社會」的設計專業靠近社會學來尋找啟發嗎？他們從接觸中難道不會碰壁只學到不必要的自我否定嗎？因此我想跟年輕社會學同行提醒的反而是：與其說設計可以從閱讀社會學中獲得提升，倒不如想想社會學如何從認真對待設計中，像莫洛奇教授這本《東西的誕生》，謙虛地把握我們在物聯網當道的二十一世紀怎樣的維新契機。唯有戒除輕物劣習、認真對待物件的社會學才有能力發揮所長讓設計獲得啟發，合乎邏輯的合理挑戰只能如此。

「將社會事實看成事物」（treating social facts as things)

還記得圖爾幹當年的創業金律嗎？他本人的社會學研究從來探求客觀整體，沒放過物質條件的作用。後來，隨社會學的日漸體制化，葛芬柯（Garfinkel）警惕危機之餘對社會學進行顛覆，他用心良苦扭曲了祖師爺的這句名言，希望恢復社會學的銳利，要社會學的徒子徒孫「重新看見事物」，貼近現實去關照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經營實踐。葛芬柯壯志未酬未能改變社會學，他草創的「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究竟是社會學的繼承還是叛徒？判斷因人而異，但所幸後繼有人，近年來法國社會學者拉圖（Latour）帶頭再起顛覆，先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在社會與科技研究（STS）的範圍內捲起浪頭，接著跨堤穿過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繼而滲透到哲學、人類學、神學，以及設計研究等諸多領域。拉圖同樣意圖拆解「社會」這個「非物之物」的概念包袱，取而代之建議我們要貼緊現實的地表，「不要（概念抽象地向上化約）跳躍」（don’t jump）、「跟隨物件」（follow the objects）而行，以掌握非人非物、亦人亦物、兩者交引纏繞的網絡。

在我看來，《東西的誕生》正反映出一位具有綜攝與獨創能力的成熟社會學者對這三波「社會學創業」的精神繼承：
莫洛奇教授打破「東西」（stuff）封閉自足（self-sufficient）的常識定見，將天才「放入括號」成為中介眾多掩蔽之物的一個環節。原書名直譯「東西從哪裡來？」反映了他一貫敏銳的空間想像，將許多物件「外在」「既存」「強制」的社會條件給編織牽引到物件構成之內，可以說表現出圖爾幹「社會事實」物件想像的學科典範。

他分析「創意」以為社會學論證設計的基礎，指出感性與理性雖然從來都是交引的整體。人們在邂逅撞見設計商品時頓時感性飽滿、理性迴圈甚至因此暫停；但到了要「科學地」分析設計物時卻弔詭地感性疲乏、理性神經過度肥大。解方是：我們該更誠懇地去逆轉前述的理性自閉，透過正面直視「設計」來打開融合理性與感性的雙眼；透過更自覺地反省，停止將感性化約為商業行銷騙術或常民面對廣告脆弱無知的「秀異」姿態。莫洛奇教授對社會學日漸耗盡創意的診斷與處方，有著葛芬柯當年呼籲社會學回到「事物發生」現場、尊俗民方法，貶科學傲慢的分析銳利。

《東西的誕生》接收拉圖的ANT啟發更是明顯，尋找「東西從哪裡來？」幾乎是「跟隨物件」的超白話翻譯。「接合物」（lash up）的觀念貫穿全場，在設計經典與民生庸物之間穿梭演繹，對於「物件」在層層網絡構成中時而穩定、時而變動的辯證描述，溫和平衡的分析精彩打破成見，卻沒落入STS的名著經常語不驚人死不休，不時落得饒舌難解的缺點。《東西的誕生》或許在STS的擁護者眼中，只取一瓢飲未得真髓，但持平而論，在架橋社會學與設計的努力上恰如其份，前輩開路先鋒的樸實風範值得喝采。

莫洛奇教授長年在紐約大學的社會學系任教，是在都市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災難與媒體研究等領域都曾做出創新貢獻的知名社會學者，尤其是1987年出版的《都市財富》（Urban Fortune）分析都市地產的金權網絡如何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發揮關鍵的角色，「都市作為成長機器」（City as a growth machine）更是影響深遠的分析概念，因而在2003年獲美國社會學會頒贈終身成就的殊榮。這本《東西的誕生》出版於2003年，旋即在次年獲得Mirra Komarovsky獎的推薦，從原本金權城市政經網絡的社會學分析，一下跳到香水口紅、土司麵包機、公共廁所這些小尺度（petite）的設計風景，堂堂一位大教授中年搞起文青風情，轉換不可謂不大。

莫洛奇教授之後在2010年與Laura Noren合編的Toilet: Pubic Restroom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討論馬桶廁所，接著於2012年出版檢討公共場所監視器的Against Security: How We Go Wrong at Airports, Subways and Other Sites of Ambiguous Da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回頭檢視莫洛奇教授已經成形的出版計畫，可以看出《東西的生》並非意外的插花之作，而是他長期經營「設計社會學」的重要起點。

可惜的是，《東西的誕生》這本書問世以來並未對社會學界造成太大的影響，比起早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切入金權城市的大受歡迎對比強烈，這個結果完全在意料之中，這本社會學者熱情擁抱設計的專書「竟然」被群起跟隨那才會令人意外，理由如前所述，但也早就預示在本書內文的重要關節。莫洛奇教授果然是走過夠多夠久社會學路的識途老鳥，清楚自己與社會學讀者將會遇著的抵抗。

這本書的序言非常簡短，〈我的來歷〉呼應「東西從哪裡來」，自省與交心的意味濃厚，甚至有些內行人才嗅聞得到的感傷動人。從1960年代的左派憤青轉到肯認鐵定會被年輕時的自己不屑的設計，他反思來時路交代了一番心情：「現在我卻認為是低劣的政治策略，從智識層面來說也太天真」。

莫洛奇的生父Paul Luskin經營汽車零售，母親那邊則是做電器生意，商人的家庭傳統給了他成長的重要支援，金錢的奧援他應該心知肚明，但精神洞見的啟蒙或許要到書寫這本書時才豁然開朗吧？帶著自我批判的懺悔口吻，莫洛奇說道：「我用嘴也用大腦反咬那雙曾經哺育我的手」。直面思考「設計」的社會學意義，對他而言，是脫離社會學慣常思考同溫層的契機，「本書試圖弄清楚關於貨品的一切，而且我希望解惑的方式能跳脫自己生命歷程裡的緊張，指引一些新路向」。

相信設計物可以是社會進步的助力，很難不被社會學的同行常識認定愚蠢犯了化約論，主張資本主義商品可以是消費者精神自由的媒介，更是鐵定中了商人行銷伎倆操縱「商品拜物」的毒。年輕時的莫洛奇無非正是帶著這樣的腦，重重反咬了父母一口。這本書翻過序言後開啟論證的第一章〈聚合物：好的與壞的〉以及為這本書做總結的第八章〈道德規則〉，頭尾一貫都以直言檢討這種「資本主義批判」的制式論調破題，要社會學者戒掉「對別人的東西說三道四」的壞毛病。這樣直白的書寫有方便讀者的好處，不投緣的死硬派很快就會反感掉頭省得浪費時間，而那些早覺得「哪裡不對勁」的讀者可以熱身，準備拋棄成見用開放的精神，遊歷莫洛奇教授精心安排的物件身世之旅。

這本書出版之際，我在中研院社會所剛升副研究員，學術生涯跨過一個階段，於是閉門檢討給自己規劃長期研究的方向。從博士論文的主題國際運動鞋採購市場開始，回國後經歷過數個產業研究的累積，關心的社會學課題固然有所不同，但靜思之下赫然發現都與設計相關，物件也都扮演著因果解釋的關鍵角色。最後下了決心將未來的研究生涯賭在「設計」與「物件」上。糟糕的意外是，一旦認真開始搜集研究文獻後碰到了大麻煩，幾乎找不到任何「認真對待設計」的社會學文獻！莫洛奇教授《東西的誕生》這本奇書簡直如荒漠中遇著的甘泉，在我「設計轉向」的啟程處就一直陪著我，沒有先行者豎立標竿的優異社會學研究當作晨昏對話的心靈夥伴，或許我早將「社會跨設計」（Design X Society）的願景當成不切實際的幻覺退陣下場。

如今轉眼十年已過，「社會跨設計」超出思考的念頭進入學者的生涯實踐，我從中研院離開後轉入實踐設計學院擔任教職也已一段時日，對於媒合社會學與設計也有了更篤定的體會，回頭幫忙以出版社會學而著稱的群學出版社規劃Socio-Design系列，第一棒自然是莫洛奇教授這本精彩萬分的設計社會學力作，召喚新血加入絕沒有藏私的理由。

時光回轉到更早，事物萌芽之際，平行於莫洛奇教授的反思，如果那個台灣年輕社會學者沒有「社會學必要研究設計」的念頭，大概不會有跟《東西的誕生》的邂逅與感動。重新列舉當年說服自己社會學需要「設計轉向」的理由，或可提供一些在地脈絡的線索，給還在設計門外猶豫的社會學讀者一些參考。

一、回到發展的原點：發展社會學是戰後台灣社會學與國際接軌的一個重要領域，當年在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爭辯中，台灣找到「東亞四小龍」的學術定位，也因而受到國際社會學圈的青睞。如今市場全球化、網路科技、中國崛起、金融危機、、世局已然不同，而「發展社會學」更早隨冷戰背景結束而消失匿跡。但生態、永續、食安、能源、老化、安全、人權等眾多問題並未消失，反而在大論述解體失靈之後，從分散去中心、貼近在地的社會創新與制度實驗下手，成為有識之士關注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契機的焦點。設計（無關商業或公共）出發點都在解決問題，只是它的重心不在高遠的法規政策，而是在貼近人身體五感所及的日常場域中，透過細緻準確的物質環境調配來驅動社會實作的改變，進而達到社區與生活改善的目標。社會學一旦脫離了設計等於也斷絕了社會變革最終要被檢視的「最後一哩」。凝視人們與物件交接物質日常中的苦與樂，也就是回到「發展社會學」之前的發展初心。「更好的社會生活」需要的是，如莫洛奇教授的概念所言，「接合」（lash up）可見不可見的事物網絡而讓「東西」得以穩定存在的努力，而沒有比「重新帶回物件」（bringing the objects back in）的社會學更適合提供協力的改革洞見了！

二、產業升級的出路：台灣社會學圈在面對產業轉型的課題時廣泛預設著對「新興高科技產業」的偏好，半導體、液晶面板、奈米、生技產業逐級而上，充滿著後進國對掉入「落後」、「脫隊」不進則退的焦慮。對於傳統產業殘留的興趣往往在探究生產網絡的分工彈性，勞動體制的勞動壓抑，或者台商如何在外移地連結地方政商治理的課題。儘管產業結構上更接近義大利中小型家族企業主導的體制，但透過設計加值，擺脫簡單代工，追求魅力品牌的產業升級之路，幾乎沒有社會學者深入探討。「升級」（upgrading）這種社會學最喜歡批評的線性想像可能暗中作祟；但更重要的，我衷心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移除的，還有我們因為「硬派理性思維」（非常符合「代工」邏輯對技術、成本與紀律的崇拜）與「對資本主義的不信」（錯把商人的吹噓當成證據或者單純只是出於歷史錯亂）而無法直視「設計」中藝術與感性的創意障礙。弔詭的是，用設計加值產品創意與品牌魅力的願景，比起「兩兆三星」這類經常包含租稅補貼的大型國家產業扶植計畫，在水電、交通、土地等公共建設與行政政策偏好上向大型企業傾斜、甚至排擠到其他社會部門所具有的弊害與風險，反而是更容易讓產業與社區結合，更適合分散的社會民主，更適性與親近地方，照理也更加「社會學友善」（sociology-friendly）不是嗎？

三、進入造物的倫理：社會學消費理論經常導向人們在商品消費中異化與消耗體制反抗的意志，但證諸現實，消費抵制與抗爭幾乎存在於所有當代重要的社會爭議與運動，設計物的消費者顯然有著超出享樂主義功利計算的認知框架，道德不安與善念的伸張同樣驅動著當代的消費選擇，進而形成在網路、在現實世界中積極串連、評價、牽制無良企業的集體作為。「消費社會」從歷史舞台上現身帶來最大的知識挑戰，反而是如何跟使用者進行「不被看穿左翼陳腔濫調」的真摯對話，甚至藉著設計物件的媒介，培力積極消費者（active consumers）參與到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革。除了《東西的誕生》中提及的許多包括Patagonia等品牌對於環境生態改善等公共目標的價值訴求，事實上像Apple與Nike那樣曾經被抗議團體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品牌，最終引導她們往上游改善設計與製造回收流程的壓力主要還是來自品牌愛用者，他/她們用購買與使用行為公開地與品牌「簽下」認可的價值承諾，而這些公司必須履行義務。

當然我們更不該忽略的事實是，「公平交易組織」與「綠色和平」這類公益倡議團體本身就是大量運用設計手段來傳遞、動員、累積運動能量的高手，就如莫洛奇所言，她們同樣透過設計物件與策略「說故事」並且創造「時尚」！「好設計」一直是設計師專業自省的持續發問，從改善個人生活、友善環境生態、降低災難衝擊、到促進社會溝通與避免歧視，從早期工藝美術運動與包浩斯的淑世理想，到近年商業、非商業的許多「社會設計」。不只設計可以從社會學處得到助力，更準確地「縫合」（lash up）物件到更開闊的真實世界，連結設計也可以讓社會學更「踏實唯物地」接近日常消費生活中真實的倫理處境。

最後第四，攜手設計回到實踐：設計是一門「實作的知識」，設計學院裡包含了許多從提案到創作，一個環節扣緊下一環節從身體實作的體悟中求知學藝的課程安排。從中研院「純學術」的經院高塔看下來，實踐大學設計學院甚至還搭不上「知識生產」的末班。所謂「實作的知識」在知識垂直的層級想像中，大半只會被解讀成高階知識下滲（trickle-down）到低階實作的「應用」（一則傲慢的笑話）。「說的人」真以為可以思想指導「做的人」，「做的人」則暗自訕笑「說的人」只會出一張嘴，「說」與「做」之間的鴻溝如此巨大，表徵了台灣從教育到經濟轉型失敗的悲劇底層。傳統學門分立的專業堡壘受到現實嚴厲衝擊，在先進國家裡早被看得清楚，無法有效回應時代的劇烈變化與挑戰。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近年成了流行語的現象反映的其實是社會對「水平知識創新」的期許，雖然務實創作的設計工作者通常並不習慣這種概念的張揚，暗示彷彿有個「權威模版」可以套用並且還放大了「思考」的語意優位。「設計思考」究其內容坦白說卑之無甚高論：思考姿態要保持在貼近現場的實踐水平面，知識應被理解為是解決問題的動態成分，提案要在實作的循環驗證中逐步收斂，然後最終，知識創新要由問題解決與否來確認。仔細看清楚，這是杜威等美國實用主義者早就揭諸的平實道理，在他們看來，知識自始至終不脫人類在特定時空下解決問題的實作產物，是人類與時俱進探索環境、持續演化的創新證據。

「設計思考」的弔詭是，它雖然讓我們「有機會」理解，原來設計不是「悶頭不說、沒腦地做」，它也可以是「一種思考」；但也糟糕地讓一直都自認「更擅長於思想」的學院派可以再次用傲慢化解緊張，逃避從擁抱設計實作中啟發知識「典範性挑戰」的契機。社會學者的門徒從眾很喜歡提「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來界定自己「見樹又見林」的專業銳見，跟其實不太知道該想些什麼的設計師們拿「設計思考」來吹噓一樣，都快成了制式的陳腔濫調。可能很少人注意到，《社會學想像力》的社會學者米爾斯（C. Wright Mills）是深受杜威影響的實用主義信徒，這位一眼看穿「宏偉理論」（grand theory）與「抽象經驗主義」（abstract empiricism）看似對立其實系出同源的傳奇人物，其學術生涯起點與學術性格養成的博士論文正是《社會學與實用主義》啊！

近年來歐美的知識地景中，設計與社會學圈跨界交流的趨勢日益明顯，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實作理論（Practice Theory）、發明方法（Inventive Method）等一些社會分析的新興取向在與設計圈混搭的交流場合中找到成長的活力，就連莫洛奇教授本人也在美國東岸找到知識伙伴，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設計學院Resilience by Design非常活躍的跨界論壇。不管是「社會跨設計」或者「設計跨社會」，就像《東西的誕生》這本書最後一段話印用了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有魅力的馬克思主義」，都是一種拒絕再穿「社會學」與「設計」涇渭分明「制服」的反題。社會學的「實作轉向」如果不想流於另一波抽象思維的學院風潮，跟蠢蠢欲動要往「社會轉向」的設計圈協力共學，會是一條可以保證「格物致知」踏實求學的好進路，這個設計與社會學共享的「無邊界」平台，我想就不妨稱之為Socio-Design吧！

推薦序物品的藝術與異數（官政能＿實踐大學副校長）
導讀《東西的誕生》（鄭陸霖＿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副教授）
第一章接合之物：好的與壞的
第二章東西解密：專業人士怎麼做設計
第三章形式與功能
第四章　變動的貨品
第五章發生地與中間人
第六章　產品裡的地方
第七章　企業組織．大事設計
第八章道德規則

東西的誕生：談日常小物的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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