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籽
大哥出生的時候，父親只有二十三歲，而從日本唸了新娘學校，嫁妝用「黑頭仔」轎車和卡車載滿了十二塊金條、十二大箱絲綢、毛料和上好木器的母親，還不滿二十一歲。
當時，一切美滿得令旁人看得目眶發赤，曾經以豔色和家世，讓鄰近鄉鎮的媒婆踏穿戶限，許多年輕醫生鍛羽而歸的醫生伯的么女兒─「黑貓仔」，終於下嫁了。令人側目的是，新郎既非醫生出身，也談不上門當戶對，僅只是鄰鎮一個教書先生工專畢業的兒子而已。據說，醫生伯看上的是新郎的憨厚，年輕人那頭不曾精心梳理的少年白，使他比那些梳著法國式西裝頭的時髦醫生更顯得老實可靠。
婚後一年，一舉得男，使連娶六妾而苦無一子的外祖父，笑得合不攏嘴；也使許多因希望落空而幸災樂禍，準備瞧「黑貓仔」好看的懸著的心霎時摜了下來。
那樣的日子不知持續了幾年，只知道懂事的時候，經常和哥哥躲在牆角，目睹父親橫眉豎目、摔東摜西，母親披頭散髮、呼天搶地。有好多次，母親在劇戰之後離家，已經學會察顏觀色，不隨便號哭的哥哥和我，被草草寄放在村前的傅嬸仔家。三五天後，白髮蒼蒼的外祖父，帶著滿臉怨惱的母親回來，不多話的父親，在沒有說話的外祖父跟前，更是沒有半句言語。翁婿兩個，無言對坐在斜陽照射的玄關上，那財大勢大「嚇水可以堅凍」的老人，臉上重重疊疊的紋路，在夕陽餘暉中，再也不是威嚴，而是老邁的告白了。老人的沉默對女婿而言，與其說是責備，毋寧是在哀求他善待自己那嬌生慣養的么女吧，然而，那緊抿著嘴的年輕人，哪裡還是當年相親對看時，老實而張惶地一屁股坐在臉盆上的那一個呢？
我拉著母親的裙角，迤迤邐邐伴送外祖父走到村口停著的黑色轎車前，老祖父回頭望著身旁的女兒，喟嘆著說：「貓仔，查某囡仔是油菜籽命，做老爸的當時那樣給妳挑選，卻沒想到，揀呀揀的，揀到賣龍眼的。老爸愛子變作害子，也是妳的命啊，老爸也是七十外的人了，還有幾年也當看顧妳，妳自己只有忍耐，不似父，是沒辦法挺寵妳的。」
我們回到家時，爸爸已經出去了。媽媽摟著我，對著哥哥斷腸地泣著：「憨兒啊！媽媽敢是無所在可去？媽媽是一腳門外，一腳門內，為了你們，跨不開腳步啊！」
那樣母子哭成一團的場面，在幼時是經常有的，只是，當時或僅是看著媽媽哭，心裡又慌又懼地跟著號哭吧？卻哪裡知道，一個女人在黃昏的長廊上，抱著兩個稚兒哀泣的心腸呢？
大弟出生的第二年，久病的外祖父終於撒手西歸。媽媽是從下車的公路局站，一路匍匐跪爬回去的。開弔日，爸爸帶著我們三兄妹，愣愣地混在親屬中，望著哭得死去活來的母親。我是看慣了她哭的，然而那次卻不像往日和爸爸打架後的哭，那種傷心，無疑是失去了天底下唯一的憑仗那樣，竟要那些已是未亡人的姨娘婆們來勸解。
爸爸是戴孝的女婿，然而和匍匐在地的媽媽比起來，他竟有些心神不屬。對於我們，他也缺乏耐性，哭個不停的大弟，居然被他罵了好幾句不入耳的三字經。一整日，我怯怯地跟著他，有時他走得快，我也不敢伸手去拉他的西褲。我後來常想，那時的爸爸是不屬於我們的，他只屬於他自己，一心一意只在經營著他婚前沒有過夠的單身好日子，然而，他竟是三個孩子的爸呢！或許，很多時候，他也忘了自己是三個孩子的爸吧！
可是，有時是否他也曾想起我們呢？在他那樣忙來忙去，很少在家的日子，有一天，居然給我帶了一個會翻眼睛的大洋娃娃。當他揚著那金頭髮的娃娃，招呼著我過去時，我遠遠地站著，望住那陌生的大男人，疑懼參半。那時，他臉上，定然流露著一種寬容的憐惜，否則，許多年後，我怎還記得那個在鄉下瓦屋中，一個父親如何耐心地勸誘著他受驚的小女兒，接受他慷慨的餽贈？
六歲時，我一邊上廠裡免費為員工子女辦的幼稚園大班，一邊帶著大弟去上小班；而在家不是幫媽媽淘米、擦拭滿屋的榻榻米，就是陪討人嫌的大弟玩。
媽媽偶然會看著我說：
「阿惠真乖，苦人家的孩子比較懂事。也只有妳能幫歹命的媽的忙，妳哥哥是男孩子，成天只知道玩，一點也不知媽的苦。」
其實我心裡是很羨慕大哥的。我想哥哥的童年一定比我快樂，最起碼他能成天在外呼朋引伴，玩遍各種遊戲；他對愛哭的大弟沒耐性，大弟哭，他就打他，所以媽也不叫他看大弟；更幸運的是，爸媽吵架的時候，他不是在外面野，就是睡沉了吵不醒。而我總是膽子小，不乾脆，既不能丟下媽媽和大弟，又不能和村裡那許多孩子一樣，果園稻田那樣肆無忌憚地鬼混。
哥哥好像也不怕爸爸，說真的，有時我覺得他是爸爸那一國的，爸爸回來時，經常給他帶《東方少年》和《學友》，因為可以出借這些書，他在村裡變成人人巴結的孩子王。有一回，媽媽打他，他哭著說：「好！妳打我，我叫爸爸揍妳。」媽聽了，更發狠地揍他，邊氣喘吁吁地罵個不停：「你這不孝的夭壽子！我十個月懷胎生你，你居然要叫你那沒見笑的老爸來打我，我先打死你！我先打死你！」打著打著，媽媽竟大聲哭了起來。
七歲時，我赤著腳去上村裡唯一的小學。班上沒穿鞋的孩子不只我一個，所以我也不覺得怎樣。可是一年級下學期時，我被選為班長，站在隊伍的前頭，光著兩隻腳丫子，自己覺得很靦腆。而且班上沒穿鞋的，都是家裡種田的。我回家告訴媽媽：「老師說，爸爸是機械工程師，家裡又不是沒錢，應該給我買雙鞋穿。她又說，每天赤腳穿過田埂，很危險，田裡有很多水蛇，又有亂草會扎傷人。」
媽媽沒說話。那天晚飯後，她把才一歲大的妹妹哄睡，拿著一支鉛筆，叫我把腳放在紙板上畫了一個樣，然後拿起小小的紫色包袱對我說：
「阿惠，媽媽到台中去，妳先睡，回來媽會給妳買一雙布鞋。」
我指著包袱問：
「那是什麼？」
「阿公給媽媽的東西，媽去當掉，給妳買鞋。」
那個晚上，我一直半信半疑地期待著，拚命睜著要闔下來的眼皮，在枕上傾聽著村裡唯一的公路上是否有公路局車駛過。結果，就在企盼中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時，枕邊有一雙絳紅色的布面鞋，我把它套在腳上，得意洋洋地在榻榻米上踩來踩去。更高興的是，早餐時，不是往常的稀飯，而是一塊一福堂的紅豆麵包，我把它剝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從周圍開始剝，剝到只剩下紅豆餡的一小塊，才很捨不得地把它吃掉。
那以後，媽媽就經常開箱子拿東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吃到一塊紅豆麵包。而且，接下來的好幾天，飯桌上便會有好吃的菜。
媽媽總要在這時機會教育一番：
「阿惠，妳是女孩子，將來要理家，媽媽教妳，要午時到市場，人家快要收市，可以買到便宜東西，將來妳如果命好便罷，如果歹命，就要自己會算計。」
漸漸的，爸爸回來的日子多了，不過他還是經常在下班後穿戴整齊地去台中；也還是粗聲粗氣地在那只有兩個房間大的宿舍裡，高扯著喉嚨對著媽媽吼。他們兩人對彼此都沒耐性，那幾年，好像連平平和和地和對方說話都是奢侈的事。長久處在他們那「厝蓋也會掀起」的吵嚷裡，吵架與否，實在也很難分辨出來。然而，父親橫眉豎目，母親尖聲叫罵，然後，他將她揪在地上拳打腳踢的場面，卻一再地在我們眼前不避諱地演出著。
日子就這樣低緩地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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