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按： 《自由之夏》成書於我在亞歷桑那大學任教之初。當時， 我曾與許多有才華的學生一同做研究， 王甫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間於該大學攻讀其博士學位。甫昌於一九八九年取得博士學位後， 隨即返台在中央研究院內任職。從那時起，他將大多數的研究精力投注在分析台灣自一九八○ 年代起在政治及文化上發生的鉅變， 開啟了令人矚目的研究生涯。由於他研究關注的議題及長期投入的淵源， 所以當群學出版社邀請我為《自由之夏》的中譯本撰寫序言時， 我腦中立刻浮現了甫昌的名字。我提出了與他一同合作的構想， 希望先由我簡要回溯本書的歷史及摘錄其中的主要命題後， 再由甫昌把這些命題應用到台灣近年來的歷史。我很感謝出版社同意了這個較不尋常的提議，同時也謝謝甫昌慨然允諾共同撰寫這序言。
我想研究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劃的想法是來自我的第一本書《1 9 3 0 — 1 9 7 0 年間的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一九八二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我撰寫該書的動機有二。首先，深信當代的民權運動乃是美國歷史上一項重要分水嶺的我，很想了解它的源起及後來的發展，乃至於最後如何劃下句點。其次，我希望藉由這個實例能發展出一個社會運動的一般性理論，也就後來我所謂的政治過程論。然而，在從事研究的同時，第二本書的構想卻開始在我心中成形。在研究民權運動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很多後來在該時期的各種運動（例如女性解放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內擔任要角的領導者，都是在民權運動中經歷了他們的社運初體驗。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情況竟是如此普遍。我自問，想了解美國在一九六○年代及七○年代初社運百花齊放的現象，關鍵是否就在理解這群在民權運動中變得基進化的人後來如何把在其中學到的應用到他們認為相關的各類議題上（如美洲原住民、西裔美國人、女性、男女同志及殘障人士的權利）？我便決定在下一個研究計劃裡探討這個問題。
當時面臨的挑戰是該如何找到能有系統地研究該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我當然可以找到一群曾在民權運動中受過訓練而後成為其他運動要角的人，但這不過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事實罷了。我需要找一個更具系統性的經驗事實來做為這個仍在構思之計劃的出發點。這就是為何鎖定自由之夏計劃的原因。
原本簡稱為「夏日計劃」的自由之夏運動，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在那個夏天，有將近一千名， 主要是白人北方大學生組成的志工被招募到密西西比州，從事黑人選民登記、在「自由學園」內任教及──最重要的是──將非裔美國人一直被拒絕享有基本民權的事實給戲劇化地呈現出來。最終， 該計劃在整個夏季成為了全美國各地的頭條新聞。三名擔任志工的學生在計劃開始的第一週就被綁架並謀殺，幾個月後屍體才被找到。總共有四名志工在夏日期間喪命，另有八十位身受重傷。整個夏日期間，有一千位參與計劃的人被逮捕，總共有六十七所黑人教堂、住家及商店被焚燒或炸毀。在這一個充滿不少值得一書的事件的十年期間，自由之夏算是其中最戲劇化的一個。
但是，我之所以選擇夏日計劃並不是因為它這種極具戲劇張力的特質，而是是因為它是許多白人大學生進入社運過程中最早的一段經驗。因此，該計劃即成為了研究民權運動及稍後各項社運之間連結的絕佳起點，但前提是我得先找到一份上頭列有在一九六四年參與該計劃人士的名單，更樂觀的期盼是，這份參與自由之夏者的名單上頭最好也能列出他們當時就讀的大專院校。我計劃透過這些學校的校友聯誼會取得志工們目前的住址。不過要能進展到這一步，前提是得先找到那樣的名單。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與收藏民權運動或新左派文獻資料的各大圖書館或檔案庫連繫。然而，每個單位給我的回覆都是如此：當初這個計劃結束的很倉促，所以來不及集結出一份志工的完整名單。當時， 我幾乎要放棄尋找這份遍尋不著的名單的希望，然而，還是決定到南方進行最後一趟研究行程，拜訪最後幾個當地的研究機構。我的第一站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那裡給我的答覆基本上與其他地方大致一樣，只有一點是不同的。中心的圖書及檔案庫的主任庫克（Louis e Coo k）告訴我在後面的房間內還放有一些未匯編的原始資料，歡迎我去看一看。在那裡， 我找到了比我遍尋的夢想名單更完美的東西： 志工們在夏日以前所填寫的原始申請資料，以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成一疊檔案。更理想的是，除了當初參與計劃的志工的申請資料外，我還發現了另一疊同樣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申請資料， 這些申請者當初提出參與計劃的申請，也被計劃負責人審查通過，但最後因為某些因素而未前往密西西比。事實上， 我竟然無意中發現了這個渾然天成的自然主義實驗設計：五頁的「實驗前」的資料，包含了志工本身以及另一群可被當成理想控制組的未現身者。日後， 在仔細檢視過兩群人的申請資料後，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其實在夏日之前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差異，但一群人經歷了自由之夏，而另一群人沒有。一個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卻很有意思的問題便浮現出來：參與或未參與這個計劃如何形塑志工及未現身者的生命？
如今，眼下的研究問題變為兩個。除了我原先想了解的當代社會運動之間的連結之外，另一個新的關注點則在參與社會運動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影響。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我們發現這兩個表面上看來不同的問題，實際上卻是緊密地相互關連著。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都證明了志工們日後的生命歷程中明顯承載了自由之夏經驗的痕跡。他們的生命在夏日之前與未現身者看來並無差異，但在之後卻明顯分道揚鑣。事實上，夏日計劃變成了志工們社運上的「基礎訓練」。這群志工在離開密西西比之際已有所改變，同時因著在該州的經驗而變得極為基進。
然而，以上只是我在《自由之夏》中所暢述之故事的一半。把他們在密西西比學到的付諸實行的同時，志工們也積極地捍衛自身權益，改變周遭的情況。誠如本書中詳細記載的情況那樣，志工們協助美國所謂的六○年代現象遍地開花。他們所做的事中首推在那個年代其他的新左派運動裡扮演主要的領導角色。一些回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決定要繼續支持在密西西比的運動，於是他們在校園裡擺起了攤位來募捐支持該州運動的善款。校方卻威脅學生說如果再繼續這麼做就要逮捕他們； 於是， 言論自由運動應運而生，並成功地催生了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自由之夏計劃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有兩位女性參與者寫下了一份匿名的意見報告書，批判了在夏日期間她們所見證到的各種性別歧視現象。這份文件批判的對象正是這群以男性為主的讀者，他們閱讀後莫不報以訕笑及輕蔑。這二位女性──金（Mary King）與海登（Casey Hayden）──對這些反應甚感憤怒，於是又寫了一篇立論更明確且篇幅更長的文章來反擊在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次她們更明確署名。據此，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最後， 由於密西西比的經驗使得志工們覺察到種族主義無所不在，不少志工回到北方後將分析種族問題的視野帶入了勃興的反戰運動內，更激化原本對越戰不滿的怒火。有位志工曾這麼說：「（在密西西比之後）⋯⋯我記得曾這麼想過，黑人為了白人的利益去打亞洲人，但同時他自己的兄弟卻在家鄉被殺害，這樣的戰爭實在不值得去支持。」（本書英文頁碼 172）
一般對六○年代歷史常見的解讀是將蓬勃之學生運動的濫觴追溯到一九六四年的秋天，然而很多史家卻沒有發現這股風潮與自由之夏計劃之間的關聯。這群返回北方的志工就是失落的連結。基本上，他們開啟了後來美國新左派全面的發展。總結來說，微觀層次的個人轉變以及鉅觀層次的社會變遷之間的緊密連結，正是統合自由之夏這個故事兩條軸線的關鍵所在。只是，這樣的故事在這個時期並非僅發生在美國。每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與政治產生巨變的時代來臨時，你可以想見我們也將發現見證個體轉變與社會變遷之間緊密連結的證據。分析到最後，人不但是變遷下的產物，也是締造變遷的行動者。美國在六○年代及七○年代初期見證了這種連結，而台灣也在九○年代及其後經歷了十分類似的情況。六○年代之於美國一如九○年代及二○○ ○年後十年之於台灣，是一個針對台灣社會根本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行不斷且影響深遠之辯論的年代。本序言的下一部分正是想將《自由之夏》的分析架構應用到一九九○年後台灣經歷的政治變遷與個人轉變上。
麥亞當（Doug McAdam），二○○九年十月，帕羅奧多市，加州
本書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示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麥亞當在《自由之夏》一書中所傳遞的最重要的兩個信息，是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畫的學生參與者，在參加該運動之後，終生在個人生命軌跡上所受到的影響，以及這些參與者後來繼續參與的幾種社會運動（包括「婦女運動」、「反戰運動」、及「民權運動」），對於美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這本著作清楚地說明了，當年這些參加運動的學生並非只是出於「年少輕狂」，而是有相當的自由主義精神為動機；參與之後，也不是「船過水無痕」，反而對他們的生命發展的路徑造成永遠的改變。這項活動經驗給予他們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們確立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二是他們結識了一群曾經一起共患難、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兩項特質在他們在回到原有生活環境以後，逐漸對他們後來的生活走向發生影響。
為了堅持其理想， 許多運動參與者選擇了比較非傳統性的就業型態， 包括擔任社會運動團體的工作人員、較晚進入就業市場、也選擇「人文社會」或助人的行業與工作。由一般世俗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繼續在為理想付出個人的代價。當然，也有不少參與者將最初對於人權運動理念的堅持，轉移到其他的社會運動，進而成為這些後起的社會運動之核心領導者。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主要在於反駁當時美國大眾傳播媒體上，經常刻意強調這些當年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十多年後多半都已經回到社會主流或體制內的角色扮演，以凸顯他們當年因為「年輕的叛逆」而參與運動的詮釋或定位。這種詮釋的重要暗示在於：這些運動參與主要是在解決參與者個人的心理問題，不論是疏離、叛逆，或是代溝，因此其所宣稱或支持的「反體制運動」目標本身並不重要。本書指出這種主流媒體的印象過於刻板化，而且往往忽略了參與者在運動過程受到的啟發與改變。這或許是一般多半專注於探究社會運動的「崛起」，而較少注意運動（或參與者）「發展」的議題，這樣的研究取向，很容易產生的聯想。
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於四百多位當年參與者在活動結束二十年之後，所做的有系統性的追蹤訪問（此項研究進行時，受訪者已經散居全美各地，其難度可想而知），再和當年他們在申請參加活動時，所填寫的申請表與政治態度問卷表相比較，本書提供了比凸顯若干個案的新聞報導更為全面而有力的反駁證據。誠如何希特（Michael Hechter，當年也是亞歷桑那大學社會系教授）在推薦這本書時所說的：「我們終於有了一本討論六○年代政治的書籍，是根據紮實的資料，而非只是內省或理論性的猜想而已。」
過去我在開授「社會運動」的課程時，每次都將這本重要的著作，列為討論「社會運動的發展： 參與運動對個人的影響」這個主題時，主要的參考著作。我在回台灣任教後，一九九○ 年春季在政大社會系第一次開授這門課時，正逢「三月學運」期間，台灣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的活動如火如荼展開。當時修課的學生有將近半數前往中正紀念堂參與靜坐和觀察； 最後我也在課堂中，特別針對這次的學生運動，讓同學分享與討論其參與的經驗與感想。當時我就已經透過閱讀麥亞當教授這本書，知道美國有些北方菁英大學的白人學生，參加民權運動到密西西比州經歷了「自由之夏」的洗禮後，對其人生的傳記產生的影響。我也藉著介紹麥亞當教授的這些研究成果，提醒修課的同學，特別是運動參與者，不妨開始構思如何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後，追蹤研究這些一九九○年學運參與者的生涯發展。
在往後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也有一些當年的「學運世代」參與者陸續成為我的學生，其中更有不少走入學術圈，成為學界、甚至是同單位的同事。另外，也有些運動參與者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走入政治界，成為耀眼的新星。因此，每次在「社會運動」課程中談到這個主題時，我也一定會舉當年參與三月學運的「學運世代」的案例，做為介紹了麥亞當的研究發現之後，一個可資對比的潛在研究題材。雖然由於個人的主要研究興趣不在學生運動，一直沒有對這個研究題目進行探究，但是基於教學與研究興趣，仍然相當注意這個主題的相關著作或討論。不過，到目前為止，有關「三月學運」的著作，主要仍然圍繞在這個廣泛引起社會矚目的學生運動崛起之背景與過程的討論， 而少有涉及後續發展的著作（例如，何金山等著，1990；林美挪編，1990；鄧丕雲，1993；范雲編，1993；碩士論文則有：孟繁忠，1991；林仁傑，2004；郭凱迪，2007）。
唯一的例外，是何榮幸在三月學運十年後，追蹤訪問當年的四十二位參與者而寫成，在二○○一年出版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這本在二○○一年台灣中央政權首度政黨輪替的背景下，「學運世代」逐漸在台灣政治圈嶄露頭角後，由中國時報編輯鼓勵作者寫就的書，對於這群人第一個十年的生命史，以「眾聲喧嘩」來描述其「嘈雜喧鬧、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的整體面貌（何榮幸，2001: 15）。
雖然何榮幸在該書中清楚定義了學運中的四層人：「學運領袖」（各校學運領導者及核心幹部）、「學運份子」（各校學運社團活躍份子）、「學運群眾」（參與靜坐的學生）、「學運氣氛感染者」（同上引，頁12）。但是，局限於該書的性質，書中訪談的對象，大致上仍集中於人數最少的第一層「學運領袖」。這些少數的菁英，當然對於後來的社會與政治變遷有影響力，但是他們畢竟不足以代表整個「學運世代」；如果要真正評估「三月學運」參與的後續影響， 可能不能忽略人數更多的第二層「學運份子」後來的發展。尤其是學運世代成員往往默默地在目前台灣各類社會運動組織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並未受到傳播媒體青睞與報導。在轉型後的民主化社會中，這些倡議型的社會運動組織對於台灣社會變遷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投身抗爭型政治運動的工作者。但是，要完成這項評估的工作，可能就需要進行類似麥亞當教授在《自由之夏》這本書中，所完成的廣泛而深刻的追蹤訪問及資料分析了。
不過，前面提到過去研究重視運動的「崛起」多於注意其「發展」的問題，亦出現在討論或研究台灣更早的學生運動的著作中。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通常被認為是一九八○年代台灣大學校園學生運動發展的最終階段（鄧丕雲，1993；范雲，1993）。但是，台灣大學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並非由一九八○年代才開始。一九五○年代台大校園出現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一九六○年代的「青年自覺運動」，以及一九七○年代的「保釣運動」，都曾經掀起校園的風潮（參見丘為君等編著，1979）。其中前兩者屬於自我反省性的運動，對後來社會發展影響較小。影響較大者，當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保釣運動」，以及隨後因為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事件（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台美斷交等）引發的「革新保台」運動。後者成為台灣政治民主改革運動的前身或先鋒（陳少廷，1993: 4）。
一九七○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的核心領導者洪三雄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年國會全面改選後， 所目睹的反對政治民主化、本土化之力量崛起後，將一九七○年代初期台大校園內追求民主、以及反對改革的對抗勢力之間的角力過程，出版成《烽火杜鵑城：七○年代臺大學生運動》（1993）一書記錄下來。書中提到的學生運動參與者或是反對者，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有不少都漸漸成為台灣檯面上引領風騷的主要政治人物，但是也有不少自此銷聲匿跡，或再也不投入政治領域或公共事務。這些當年的當事者，目前所留下的各種文獻，多數仍然集中在紀錄與介紹當年運動崛起到消失的過程，而較少談到這些參與的經驗，對於他們個人所造成的影響。而這一群被台灣社會學者蕭阿勤稱為「戰後世代」的人，由當年參與保釣運動開始， 到後來因為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的民主與政治轉型中，在不同的位置上競爭與互鬥，更成為台灣政治與社會變遷中重要的一環（蕭阿勤，2008）。不過，這一段一九七○年代學生運動的往事，除了上述當事人的一些記錄之外（洪三雄，2003；丘為君等編著，1979），當代的研究者較少注意（比較值得一提的例外是蕭阿勤，2008；與湯志傑，2009）。更重要的是，儘管這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影響力極大，但是一般很少去探究當年的學生運動參與（或不參與）對於他們現在的生涯發展有何種影響。
以上這些，都是我認為這本書對於台灣社會與社會運動研究的啟示。我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間於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社會學系唸書期間，最初幾年麥亞當教授剛好正在進行這本書的研究工作。幾次在系裡的演講中，聽他侃侃而談，敘述這個研究的緣起，尤其是他提到在「馬丁路德紀念館」意外發現當年「自由之夏」參與者的原始申請表那一段時，聽眾總會發出一陣讚嘆聲（「你這個幸運的傢伙！」）。當時只是覺得這是個有創意而深刻的研究，也以擔任他的助理為傲。後來他擔任我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也給了我最多的建議。返台任教後，因為長年開授「社會運動」這門課， 幾乎每年都會重讀他的幾本著作，而《自由之夏》一直是最讓我感動的一本書。二○○五年夏天，我有機會和台大社會系合作邀請麥亞當來台訪問與演講，並負責擔任其作品的導讀。當時我已經畢業十六年了，多年後再度與麥亞當教授在台灣相聚，當年研究生生涯的記憶一時之間湧上心頭，也才漸漸明白自己在社會學的研究與教學生涯上，受到當年幾位老師言教與身教多麼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麥亞當教授，更是我學習的主要對象。那次在介紹完他的著作之後，我提到自己在亞歷桑那大學念書那幾年所受到的震撼與影響，包括對於台灣社會與社會學研究的重新認識，就彷彿那些當年參與「自由之夏」的大學生在密西西比州所受到的衝擊一般。在某種意義上，出國留學那五年，就是我的「自由之夏」。
很高興這本書的中文本終於問世。希望讀者透過這本書，也能像我一樣幸運的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之夏」。
王甫昌， 二○一○年一月五日，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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