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 9月號 / 2010 韓寒：1988，...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破四億！印刻文學七周年獻禮　／副總編輯周昭翡

今年春天，張大千的巨幅絹畫《愛痕湖》，在拍賣會上經過近六十輪叫價，以新台幣四億八千六百萬元（人民幣一億零八十萬元）成交，刷新了中國近現代書畫市場的紀錄。

被稱為中國「八○後」意見領袖的韓寒，今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百人」之一。他是暢銷書作家、著名賽車手，對各種公共事務提出的批判觀點ＰＯ在博客，直言敢言，點閱量突破四億。

我對於數字一向極不敏感，但是，這兩個超過四億的爆炸性數字，也不禁讓我睜大眼睛，...

德布雷——曾與格瓦拉並肩戰鬥的人　／北京．陳衛星、夏榆．文

德布雷小檔案：
法國人，左翼知識分子。參與游擊隊（切命名為「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的籌備工作。受切的委託，將進行一些海外任務。一九六七年四月被捕，在卡米立軍事法庭上判刑三十年，成為當時一個國際事件；之後在一九七○年獲得釋放。一九七三年輾轉回到法國。


卡斯楚古巴來電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一九四○年九月二日出生於巴黎的一個律師家庭，十六歲時贏得法國文科競賽獎，十八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師。德布雷年輕的時候，世界正處於非殖民化運動高漲的年代，法國先是從印度支那退出，接著又在阿爾及利亞面臨困境，與此同時，民族獨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亞非拉三大洲。

青年時代的德布雷充滿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於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高足。

這位出版過《保衛馬克思》的著名理論家，在巴黎高師影響了許多著名的學生，米歇爾‧傅柯和德布雷都在這個名單上。日後影響到學生們理論與實踐的討論，在校園裡早已展開，探討革命理論的興趣是那個年代的巴黎高師學生的時尚。但究竟是停留在「批判的武器」，還是提供「武器的批判」？德布雷的選擇是後者。


加勒比海的美麗島國古巴，不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為充滿拉丁氣質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新天地。著名巴西導演華特‧薩勒斯的影片《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講述了格瓦拉革命理想的形成與青年時代的拉美旅行相關，相似的事情是德布雷在一九六○年代重複了格瓦拉當年的旅途，除巴拉圭之外，行程跨越整個拉美大陸，親眼見證民族解放運動的洶湧浪潮，親耳聆聽了游擊隊的槍聲在整個安地斯山脈的深谷迴盪。

旅行的結果之一是產生了政治思考。返回法國後，德布雷很快寫作了〈卡斯楚主義：拉丁美洲的長征〉一文，發表在沙特主編的《現代》雜誌上。文章的主題是從革命戰略的角度宣傳武裝鬥爭在拉美完成民族革命的重要意義。

這和格瓦拉的想法不謀而合，遠在阿爾及爾的格瓦拉讀到之後，馬上把文章和作者推薦給卡斯楚。一九六五年冬天，正在法國東部南錫聖女貞德中學教授哲學的德布雷收到來自卡斯楚的電報，邀請他出席將在古巴召開的三大洲會議。德布雷從古巴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拉美革命生涯，名義上是古巴大學的哲學教師，實際上卻在訓練營裡熟悉各種槍械和游擊戰術。

德布雷至少寫了兩本分析戰爭的書。以知識分子身分介入革命的德布雷深信，「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一九六七年，他在法國出版了《革命中的革命》，書中分析了拉美武裝鬥爭的戰術和戰略，提出策源地理論，認為游擊戰的成功之道在於形成無數個策源地，在世界各地點燃武裝革命之火。這本書很快成為格瓦拉游擊戰手冊的姊妹篇。在後來總結格瓦拉主義教訓時，德布雷又於一九七三年出版《格瓦拉游擊戰》一書，認為要完成「持久的革命」，需要解決革命組織和戰略戰術的問題，如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援、階級構成的系統探索，以及組織結構、軍事配置、活動地域、時間選擇等問題。游擊中心主義的戰略更傾向於可操作性。


被懷疑出賣了格瓦拉

德布雷最廣為人知的是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德布雷事件（亦稱德布雷審判）。

那一年的四月，他以墨西哥記者的身分進入玻利維亞，在一座被廢棄的游擊隊營地被俘。在被拘留的幾個月時間內，他經歷了審問、拷打、單獨囚禁，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參與其中，由於國際社會的持續聲援，德布雷沒有被玻利維亞軍隊立即處死。

玻利維亞軍隊指控他積極參與游擊活動，並在他出版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中找到了證據，在那本書裡，他論述了一九六五年一次未遂的玻利維亞暴動的教訓。

面對玻利維亞軍隊的指控，德布雷否認自己曾和玻利維亞軍隊作戰，否認自己知道格瓦拉的下落，他否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堅稱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自己只是寫過一本書，為了這個，就受到了指控。

德布雷被俘六個月後，受傷的格瓦拉在營地被玻利維亞軍方抓獲，並在次日被立即處決。

從格瓦拉隨身攜帶的日記及其他相關解密文件中，玻利維亞軍方發現，德布雷實際上是格瓦拉和卡斯楚之間的信使，格瓦拉也曾向他介紹過玻利維亞的游擊戰發展形勢。

最終，德布雷被判處三十年監禁，不得上訴，但最終於一九七○年底，在被俘三年多後，在智利被祕密釋放。

一直以來，就有人要清算歷史，質疑德布雷的清白，認為是他當年出賣了格瓦拉，但一直沒有憑據。直到一九九六年，格瓦拉的大女兒在阿根廷首都說德布雷被捕後可能說多了，立即遭到了其他當事人的反駁，包括當年玻利維亞軍方的特工頭目，也出來否認德布雷洩密的事情。到二○○一年，也還有人對此進行追究（當年與德布雷一起被俘的阿根廷畫家布斯托被更多人懷疑，認為是他洩露了格瓦拉營地的機密）。對這段經歷，德布雷在他的作品中有過不同角度的回憶和敘述。

當年，德布雷被捕後，戴高樂將軍曾親自出面，向玻利維亞政府施加壓力，政府相關部門乃至整個法國的工會等團體都出面聲援。有消息說，玻利維亞政府曾試圖通過這件事情與法國交換軍火裝備及訓練空軍飛行員。在此期間，頻繁更替的玻利維亞政府中，也有過偏左翼的要員。最後在各種因素的合力下，德布雷重獲自由。

事後，德布雷給法國相關部門寫過感謝信，他堅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義精神（他在哲學上屬於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運用極其嫺熟）。在他的政治自傳《可敬的大人物》（人生三部曲‧第二卷）當中，可以看出他對戴高樂充滿敬意。


踏入政壇，然後離開

德布雷在智利被祕密釋放後，在這個國家停留了近三年時間，之後，他告別了拉丁美洲。此時的法國，「無產階級左派」正在從影響力最高點下滑，左翼社會運動開始從極端向理性回落。一九七二年，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三個西歐國家的共產黨開始提出以和平競選為主要政治形式的歐洲共產主義戰略。在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參選透露出社會革新的新曙光。

回到法國的德布雷，仍然是一個對社會革新充滿政治期待的人。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密特朗代表社會黨和共產黨當選總統，當天晚上，巴黎共和廣場上的〈國際歌〉旋律一直迴盪到深夜。作為一個共和主義者，德布雷進入政界，先後出任法國總統第三世界特別助理、南太平洋理事會祕書長、法國行政法院審查官、塞維利亞世博會法國館文化總監等行政職務。

政治的不可思議性往往在於言語和行動之間的落差，或者說是主觀理想和客觀環境之間的可操作空間：法國戰後最左的政府推行的是最右的財經政策。德布雷慢慢體會到，知識分子沉溺在語言的世界中，難免會有孤立感，而要在現實世界中選擇陣營，沉默和含蓄又成為一種必須。對政治進行徹底的思考，往往是難以實現的。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當年就曾經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是做「非宗教的、功利主義世界」的「惡人」，做文明的擔保者和見證人，這種文明強調道義至上意識的精神崇拜。德布雷從參與政治的現實經驗中體會到失望：「我們的領導人不再區分清晰的界線：他們不再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也不再做他們說過的事情。」政治家只需要德布雷的名聲，並不需要他的意見。顯然，政治並非精神的嚴肅實踐。

德布雷終於在一九九二年徹底離開政界，決心回到高校去繼續學術生涯。


開創媒介學

豐富的經歷和廣泛的思考為學術創新累積了條件。經過《法國知識分子權力》（1979）和《政治理性批判》（1981年）等著作的準備後，一九九一年，德布雷出版《普通媒介學教程》一書，直接提出媒介學（Mediology）這一學術創新命題。這個命題的中心是要討論技術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人們的文化態度和文化觀念究竟和當時的資訊傳播有怎樣的關係，反過來，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又如何對資訊傳播產生影響。
從口頭語言到電腦語言，從毛筆書寫的檄文到網路的電子動員，從原著的唯一性到複製的民主性，德布雷的媒介學所考察的是媒介如何具有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效果。德布雷特別注意到社會組織形態和技術創新格式是保證文化傳遞能力的關鍵。技術進步生產差異，推動產生在思考程式和反應形式方面有所不同的新人類出現，比如今天在網路上使用「火星文」的網民。

一九七九年，德布雷第一次提出媒介學概念。同一時期，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開始出現在美國電視上。相比較而言，德布雷的媒介學更注重歷史質感的精準和政治選擇的道義，即便在修辭上也不無辯證法的魔幻色彩。但媒介學直到二○○四年才在英語學術界得到認可。

媒介學既不是媒介社會學，也不是符號學，與傳播學的路數也有所不同，它不聚焦孤立的個體，而是研究宗教、意識形態、藝術和政治思想在一個社會或跨社會的文化傳遞，這個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對象徵形式（各種符號）、集體組織（社會組織結構）、傳播技術系統（資訊技術格式）的三角關係的梳理。

一九九三年，德布雷在巴黎第一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的答辯，論文題目為《影像的生與死：西方關於觀看的歷史》，論文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今天已經有幾種文字的版本。著作的主題是關於媒介和傳播的批評，將人類傳播活動的歷史重新劃分為三個時期：口語時代、印刷時代和視聽時代，每個時代的資訊傳播局限在不同的技術環境當中，並導致不同的文化態度，產生不同的文化生態。

德布雷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編輯出版《媒介學手冊》，這一學術推廣工作差不多持續了十年。與此同時，他先後在里昂、巴黎、蒙特婁和哥本哈根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擔任教授，並不斷出版著作、發表演講、接受採訪，保持一種罕見的活力。

進入二十一世紀，德布雷創辦了歐洲宗教研究所，相關研究在學術上是對其媒介學的一種補充。

在德布雷看來，社會的意義在於讓大家在一起並相互信任，這必然意味著要接受或進入一個傳播和交換的網絡。人對自己和別人的信任，不得不依附在符號上，依附在符號之後更為具體的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理念上。人們之所以會對媒介保持期待，是媒介將預設信仰和友愛。德布雷在這一方面延續了啟蒙思想家的精神．．．（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0‧九月號）




作者簡介：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作者簡介：夏榆
作家，記者。現供職於《南方周末》北京新聞中心文化版。

東方的畢卡索——張大千前半生與後半生　／台北．黃天才．文
張大千的一生，有三個極重要的年分：
一、他出生於一八九九年，前清光緒二十五年。
二、他逝世於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
三、他於一九四九年底，離開中國大陸，開始他寄跡海外的漫長生涯。

依據上列三個年分，可以看出張大千前半生與後半生的分隔，是非常清楚的；一九四九年就是他前半生與後半生的分隔點。

張大千的人生歷程八十五年，以一九四九年為分隔點，則他在中國大陸的前半生是五十年，寄跡海外的後半生是三十五年；前半生要比後半生多十五年。

當然，這是指他的自然生命而言，如果以這位曠古大畫家的藝術生涯來算計，我們發現他前半生與後半生的長度幾乎是完全相等的。天分過人的張大千的藝術生涯，如果從他跟著母親姊姊開筆學畫的十四、五歲算起，到他五十歲離國，這前半生的一段是三十五、六年，恰好與後半生的三十五年相等，這是一個十分有趣，也十分有意義的巧合。

張大千離開中國大陸時，他剛和一群書畫界好友們在上海度過五十歲生日不久，一般說來，一位藝術家到了這個年紀，應是藝事完全成熟，甚至已臨顛峰狀態，可算是功成名就了。尤其是張大千，成名遠較同時期的其他名家為早，「南張北溥」的盛名，傳遍大江南北；而且，他還是「富可敵國」的中國古書畫鑑賞家和收藏家，在藝事上及生活上，他的後半生只需「安定中求進步」就夠了。


不料，就在他藝術生涯輝煌全盛、登峰造極的當口，時局大勢逆轉，他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緊急情況下，倉皇走出了國門，來到了陌生的「海外」。在此之前，張大千除了早年短期旅遊到過日本和朝鮮之外，他沒有出過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到海外長久居留。西方世界，對他來說，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已。

當年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沖淘出來的中國藝文界人士，只有兩個可以落腳卻不一定能生根的去處：台灣與香港。這兩處都是華人地區，傳統觀念上都是「中國」，大家到了這兒，都只是「偏安」或「避難」，未來何去何從，要看大局變化，也就是聽天由命吧。

台灣藝文界近年來每多提及的所謂「渡海三家」，就是典型例子：比張大千大三歲的溥儒（心畬），與比張大千大一歲的黃君璧，都是「一九四九大江大海」沖淘來到台灣的藝文界菁英前輩，他們兩老和其他許許多多「避難」來台的菁英分子一樣，定居下來之後，就無意再遷動了，他們的生命歷程中，並無所謂前半生與後半生之分，除了定居地點從北平、上海、廣州等處改變為台灣之外，其他生活方式與藝術觀念等等，前半生與後半生是一貫的。其實，這是「常態」。像張大千那樣以半百之齡，還要把自己的後半生搞得翻江倒海一般的大變動，一切一切都重新做起，這是「異數」，絕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大千好友溥心畬在張大千不遠萬里從北半球南遷到阿根廷定居時所繪的一幅《移居圖》上，曾題詩加以規勸（或嘲諷），詩曰：「莽莽中原亂不休，道窮浮海尚遨遊；夷歌卉服非君事，何地堪容呢燕樓。」隨後大千在阿根廷未獲辦妥永久居留而被迫遷居巴西，心畬得知後，又在大千的一幀照片上題詩，表達關切懷念之情，詩曰：「滔滔四海風塵日，宇宙難容一大千；卻似少陵天寶後，吟詩空憶李青蓮。」足見大千當初移居海外，積極策畫進軍西方藝壇的雄心壯志，並不為他的藝壇好友們理解或認同的。

其實，大千初離國門時，並不知道自己將遷居何處，他在台灣、香港、日本、印度等鄰近中國大陸的幾個地方兜來轉去，仔細觀察，並曾攜同妻女到印度大吉嶺去租屋「試住」過一年多，發覺都不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此閒置流浪了兩年多，他忽然警覺不能再這樣晃晃蕩蕩的浪費光陰，更不能讓自己的後半生平平庸庸的度過。一九五二年二月間，他把妻女暫時安頓在香港，獨自和幾位好友赴南半球的阿根廷旅遊，希望找到一處完全生疏的新原野，遠離塵市煩囂，避免故土人情的無謂紛擾，讓自己享有隨意揮灑的自由空間，好好經營自己的後半生，創造出一個足可媲美，甚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大好天地來。

他選擇了南美，決定在巴西紮下他的大本營。

張大千決定遠遷南美之後，回到香港，他特地函邀他親如手足的宗弟張目寒到香港來。說有要事相商。大千把遠遷南美的決定及計畫告訴張目寒，並特別加以說明：「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煩囂，能於寂寞之鄉，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瞭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

張大千這一番談話，乍然看來，似乎是他和張目寒之間的私人談話，其實他是託張目寒帶話到台灣，向那些在兩年多前曾幫助他從台北回成都接眷脫險的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的衷心表白，此中有一段與張大千後半生命運頗有關連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深秋，張大千獨自一人從成都飛香港轉道來台灣舉行畫展，待了一個月，因忙於展覽諸事，根本沒有注意到大陸戰局急速逆轉，國府軍政機關和相關人員已全面撤離大陸，只有四川成都一隅，因蔣中正總裁坐鎮留守，尚未撤退。張大千在台北焦急萬狀，後來幸得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幫忙，搭乘軍機趕回四川。回到成都後，幸因他的同鄉好友張群當時擔任「西南軍政長官」，為他在最後一班撤退軍機上爭取到兩個座位，張大千帶了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三歲小女兒登機來台，其餘一大家子人都未能撤出。當時，大千把他歷年收藏的「富可敵國」的珍貴古書畫整理了幾大包，卻無法帶走，他求助於張群，經張群呈報蔣中正總裁後，由蔣總裁的幾位親信侍從人員分別以「個人隨身行李」為名，搭乘蔣總裁專機飛台。當時隨侍在蔣總裁身邊的專機駕駛、空軍武官夏功權、機要祕書曹聖芬、醫官熊丸等，都曾幫張大千帶運過他珍藏的古書畫。

這批古書畫能平安脫險，竟動用了如此高層的人際關係，張大千當即決定：他一定要全力維護這批文物，將來如果萬不得已要動用這些文物時，他一定會有清楚明白的交代，絕不能辜負曾經幫助過他的那些人的好心與期待。（多年後，事實證明：張大千在他後半生的奮鬥過程中，曾動用了一部分他所收藏的這些古書畫文物，但三十餘年後，他過世時，大家發現他不僅把自己的後半生經營得多采多姿，光芒萬丈，達成了他曾向國人公開宣示的進軍西方藝壇，讓中國畫在歐美藝壇發光發熱的宏願，而且，他的家屬遵照他生前所立遺囑，將他生前所珍藏的七十五件古書畫及一批宋絹及明、清畫紙，全部捐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誠如當時報章所傳頌者：張大千來去清白，大風堂珍藏涓滴歸公了）這些都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再說，張大千當年離開中國大陸，正因為有了這批珍藏古書畫為後盾，他才自信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讓他敢於放手去策畫他的後半生。當他決定南遷阿根廷時，他唯恐被外國人把他誤認為是從中共大陸逃出來的「難民」，跑來避難的。因此，他決定逆勢操作，大張旗鼓，不惜工本的要在南美洲創建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基調的超巨型的大本營，然後透過他在中國書畫上的造詣與努力，以實踐他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抱負與職志。此後，他為了籌錢，陸續出讓了一些他珍藏的古畫。

當然，他更擔心在執行這宏大計畫的過程中，容易讓國人誤會他是為了個人享受，而遠走南美洲去建立個人的世外桃源。因此，他把好友張目寒特地邀到香港，向目寒口述了這篇宣示性的談話，拜託張目寒帶話回台灣，在適當時機，公開發表。

張目寒不負所託，回台後不久，向新聞記者公布了大千的談話。值得注意的是：張目寒代張大千公開發表的這篇談話，內文部分用的「『……』雙引號」（見謝家孝著《張大千傳》211頁），這是慎重表示：「談話」是張大千親口說的，不是張目寒的「代言」。

其實，這也是張大千對世界藝壇發表的「宣言」，他將進軍西方藝壇，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畫的深奧，讓西方人看了他的畫後，產生「震驚的觀感」。這也可說是他的「誓言」，讓大家對他的後半生拭目以待吧。


張大千對自己後半生的經營，要比他對前半生的經營困難得多，吃力得多，當然也辛苦得多，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比較：

　一、檢視他前半生的成就，在水墨畫發源地的中國，已享有「南張北溥」的盛譽，在當年算是登峰造極的
　　　成就了，要談超越，談何容易！

　二、前半生，他的藝術活動地區是在中國，接受及欣賞他藝術作品的對象是和他一樣在中華文化環境中成
　　　長的中國同胞；但他後半生到了外國，要想吸引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西洋人，接受並欣賞
　　　中國水墨畫，豈可與中國人同日而語！

　三、中國水墨畫家進軍西方藝壇的，張大千不是第一位，但從沒有人像張大千那樣始終堅守著中華文化的
　　　本位的。以往，中國畫家到了西洋，發現中國水墨畫在西方藝壇根本無立足之地，於是，儘管他們在
　　　國內時所學習的原是以水墨為主，至此也只好放棄水墨而徹底改弦更張，全力攻習西方油畫了。極少
　　　數堅持用毛筆在西方藝壇苦拚的人，結果不是一事無成就是鍛羽而歸。這些殘酷的往例，張大千知道
　　　得比誰都清楚，但他還是鼓足勇氣往前衝，不惜把他前半生的盛名與成就全都押賭上了，所為何來呢
　　　？答案只有一句話：本諸他對發揚中國藝術文化精神的責任心與使命感而已！


檢視張大千後半生在海外三十五年的奮鬥過程及其成就，真是精采萬分，傳奇故事層出不窮，他始終堅持在中國藝術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畫藝，奮力從事創作，以進軍西方藝壇，促進西方人對中國水墨畫的瞭解、欣賞、尊重為目標。他在奮鬥過程中的辛勤、困苦與挫折以及終抵於成的喜悅與快慰等等，不是這篇短文所能概括，在此，我只能簡要的就張大千後半生在「進軍西方藝壇」的大目標下，其奮鬥過程重點及具體成果列陳於下：

張大千自一九五六年在南美巴西建造的「八德園」已大致妥適之後，他即以「八德園」為大本營，陸續展開他「進軍西方藝壇」的實際行動。

首先，他選擇日本作為進軍西方藝壇的「前鋒基地」。這是一個極重要而且極適當的選擇。他不選台灣，不選香港，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太「中國」了，對西洋藝術的「接受度」也不像日本那麼高，西方藝術界比較重視日本的藝術活動。

張大千和日本書畫界及文物骨董界在「二戰」以前就有一些人際關係淵源，在選定日本為他的「西進計畫」的前鋒基地後，他又花了兩三年功夫在基地上進行有關布署，如陸續舉行個人畫展，加強打響知名度（一九五五年秋，在日本最權威的書畫文物骨董店「壺中居」二樓畫廊舉行展覽，受到日本書畫界的極度重視；同年十二月，由日本國立博物館、東京博物館、讀賣新聞社聯合舉辦「張大千書畫展」），並將自己所珍藏的中國歷代古書畫，編輯成四大冊《大風堂名跡》，在日本精印出版，在他自己書畫展上同時展出，不僅在日本造成轟動，更引起國際博物館界的注意及重視。法國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館長薩爾（V. Elisseeff）到場參觀，表示獲得深刻印象，為大千「西進計畫」帶來適逢其會的契機。

張大千當然知道巴黎對他「西進計畫」的重要性，所謂「擒賊先擒王」，如果他能一鼓作氣攻進巴黎，以後就暢行無阻了。他不敢貿然以自己的創作去向西方藝術殿堂的巴黎闖關，他決定用自己在敦煌「面壁三年」所臨摹的敦煌壁畫作「敲門磚」，叩闖巴黎。

他先在日本舉行「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向巴黎「叩關」。

日本是當今世界上對「敦煌學」及敦煌文物最感興趣的國家之一，當年，日本探險家大谷光瑞和尚繼匈牙利的斯坦因及法國的伯希和之後，到敦煌去，也曾弄走了不少佛教經卷及敦煌文物，為日本在「敦煌學」上打下了基礎；日本「東洋文庫」設有「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由政府文部省（教育部）資助從事敦煌學的研究。敦煌學在日本一度是顯學之一。

因此，當張大千攜帶了他在敦煌臨摹的五十多張「原樣原色，完全逼真」的壁畫，去和日本發行廣大的權威報紙「朝日新聞」洽商舉行他的臨摹壁畫展時，「朝日新聞」正是求之不得，立刻同意。於是，一九五六年四月間，由「朝日新聞」主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在東京銀座松屋百貨公司九樓盛大舉行；不僅轟動日本，震波西向衝擊，直抵歐洲藝壇。

也許是張大千運氣好，也許是他以「臨摹敦煌壁畫」敲門的戰術奏功，巴黎博物館的大門被他敲開了，張大千接受了薩爾館長的邀約，打鐵趁熱，一九五六年四月的東京畫展剛結束，全部畫件立即空運巴黎。

張大千歐洲登陸成功，他一直認為這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次展覽，他必須展現氣勢，一鳴驚人。在薩爾館長的安排下，他的「臨摹敦煌壁畫展」六月間即在巴黎東方博物館盛大揭幕。兩個月前在東京震撼了日本藝壇的數十幅「原樣原色」敦煌壁畫，同樣震撼了法國藝壇。

張大千乘勝追擊，六月巴黎東方博物館展覽的震波尚未停息，即由薩爾館長安排，緊接著七月在巴黎「當代美術館」（Musée Dart-Moderne）畫廊舉行「張大千近作展」，展出了張大千新近創作的三十幅山水、花卉、仕女人物，多彩多姿，充分展現了大千藝術創作的多方能耐。

從來不自參加自己畫展開幕的張大千，在薩爾館長的建議下，巴黎的這兩次首展，都由夫人徐雯波偕同，親自參加隆重的開幕儀式，大千的紡綢長衫，夫人的華麗旗袍，讓巴黎浸潤在高雅的中華藝術文化氛圍中。

藉著歐洲行成功登陸，張大千在巴黎建立了穩固的灘頭陣地，他在「西進誓言」中所揭示的「向西方藝壇介紹中國畫，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畫的奧妙」的目標，已達成了百分之七、八十，按說只要從灘頭陣地穩健出發，向前推展，不久就可大功告成了，但不服輸的張大千，默默意念中有一個強烈心願：他要會一會當代西方藝壇的「教父」畢卡索。

他在巴黎的所有朋友如趙無極、潘玉良、常玉等，都勸他不要去招惹那個老怪物，以免自討沒趣。甚至薩爾館長都勸大千珍惜自己得來不易的名望及地位，犯不著去碰釘子。

張大千非常不服氣，他確信畢卡索知道張大千其人，不會拒見他。他僱用了一位中國留學生作翻譯，陪他們夫婦去坎城拜訪畢卡索。

結果，畢卡索熱情接待他們，歡聚了一個下午，聊天、合照、談藝術，畢老在一幅自作油畫上，以法文題上「張大千教授」名款（大千接受親友建議，在西方國家活動時，以「教授」自稱，避免在國內用「大師」或在日本用「畫伯」稱號，西洋人聽不懂。）送給張大千；大千後來特地以一幅墨色濃淡對比的竹子回敬，以示「墨分五色」的中國畫奧妙。

畢、張兩大師歡聚暢談的新聞，在歐、美報章上大幅報導，被稱為藝壇盛事。

張大千第一次訪歐，就獲得如此成果，他自己也很高興，接下來的十年內（1956～1966），他雖然還是一如以往每一兩年到台、港、日本一遊，但他的主要藝術活動是在歐洲，他陸續在英、德、瑞士、比利時、希臘各國的重要城市舉行畫展。他們夫婦穿的是中國服，講的是中國話，展出的是中國畫，代表的是中華文化精神。

一九六七年以後，張大千把藝術活動中心轉移到美國。巴西的「八德園」因巴西建造水壩而被淹沒，他遷居美國，先後在美西「可以居」及「環蓽盦」暫住。

一九七八年，大千八十歲了，他認為自己「誓言」的「西進計畫」已圓滿完成，他可以心安理得的回國定居安享晚年了。台北竭誠歡迎他，他在外雙溪建造「摩耶精舍」，他在美西選購的大石碑「梅丘」也搬回了台北，安置在「摩耶精舍」庭院中，他心滿意足地吟詩：「餘生餘事無餘憾，死作梅花樹下魂」自況。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張大千以八十五歲高齡，病逝於台北榮總，圓滿結束了他於餘生餘事無餘憾的一生。


（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0‧九月號）


作者簡介：黃天才
廣西陽朔人，資深新聞工作者。自一九六○年代初期奉派駐日採訪，長達二十四年。先後服務過《經濟時報》、《民族晚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及中央通訊社等傳播媒體，曾任《中央日報》副社長、社長，中央通訊社社長及董事長，並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著有：《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採訪實錄》、《五百年來一大千》、《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合著）、《林海峰圍棋之路：從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我在38度線的回憶》等。

梁文道對談韓寒：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上海．石頭．記錄整理
梁文道（以下簡稱「梁」）：《獨唱團》現在是月刊嗎？目標是月刊還是季刊？

韓寒（以下簡稱「韓」）：我現在不好說，有一些比較不能說的事情，就是它還不確定，未來都不確定。

梁：那你現在開始辦雜誌《獨唱團》，我的感覺是你從來沒有想過讓它變成一個你博客的雜誌版，它其實是一個相當純正的文藝雜誌，是不是這樣？

韓：當然是這樣，它如果變成一個博客版的話，是看不下去的。我相信你也看不下去。第二，其實說到底，沒什麼政權被什麼雜文寫垮的，但是如果當它的整個年輕人，整個民族，他們都熱愛文藝的時候，這樣的一個政權就很難欺騙他們。雖然文藝青年這個詞略帶貶義，但因為他們接觸了很多文藝以後，他們自然會去辨別。我還真是就想把它做成一個文藝雜誌，否則你想看網路上那種文章，那你就到網路上去看唄，何必再買一本紙質書再看呢？

梁：如果是一個文藝雜誌的話，都有一個主張，或者有一個傾向，那你的看法和主張是什麼？

韓：我覺得這麼多年，出的很多問題就是在它的主張上，任何一個人出來，就先得有一個主張，有一個看法，任何不同意他的主張的人，就消滅他。所以我其實挺害怕這種主張和傾向的，我寧願沒有主張，沒有傾向，完全開放。

梁：就它跟別的，現有的文藝雜誌的區別在哪兒？

韓：問題是現在沒有文藝雜誌。

梁：是嗎？

韓：對，現在中國其實只有文學雜誌，還有一些比較小資的雜誌，可能有一兩篇文章不錯，但是歸根結柢還是莫名其妙的花花草草。還有就是比較老派的那種文學雜誌。事實上，現在缺乏一個能夠包容很多載體文藝雜誌。

梁：我是不太介意主張這回事，我只是覺得，如果每一份雜誌都有自己對文學特定的看法沒關係，重點在於我們要有很多不同的雜誌，我們允許不同的雜誌。現在的問題就在於，當我們不被允許的時候，於是大家都要往一個口裡鑽。

韓：對，所以那個口就只能夠把它做得開放，就不能主張。就比如說我們主張進步，那問題是有些人退步的步伐也不難看。但是當整個環境特別地開放的時候，那我們也可以有主張，誰都消滅不了誰，誰都打壓不了。事實上我怎麼可能沒有主張呢？這個雜誌怎麼可能沒有主張？只是不願意說而已。

※

梁：你會在小說創作裡面試圖把小說跟你的雜文完全割開嗎？

韓：以前分，早期的時候分離得大，到中期的時候又連接得緊一點。但是我不能說現在是晚期，感覺活不到三十歲。現在其實又開始分得比較大，因為我覺得其實各種東西現在承載著不同的功能。以前我可能把小說和雜文的功能糅合在一起，再加上老覺得自己多功能，所以寫東西的時候也多功能，寫小說的時候特別想帶點評論。但現在相對來說，可能會少很多，因為小說就是小說。

梁：我覺得評論是可以寫在小說裡面的，像我昨天去介紹昆德拉，在台灣有一種「昆腔」，指的就是小說夾敘夾議，說故事說到一半他要評論，他不止評論他剛才要說的故事，還要評論一下社會、世界、人生，評論一大堆再回過頭繼續講故事。但看你這個人有沒有能力，或者素養把它們完全融合起來。那是太難的事情。我還引用一下他的評論觀點，用到我自己的評論裡，就是講「媚俗」。

韓：你昨天（文章）寫到「三俗」嘛。

梁：對，沒錯，我要寫「三俗」就是寫這個。因為他講「媚俗」不是今天講的「三俗」（按：庸俗、低俗、媚俗，大陸有「反三俗」文藝的話題）那種「俗」，比如說他寫到當年看共產黨政權國慶大閱兵，每一個遊行的隊伍經過閱兵台的時候，不管他心中多愁苦，不管他被太陽曬得多痛苦，他到那個點的時候，都要固定的把頭轉向主席台，露出一顆燦爛的笑容。每一個人在這個情況下，都被固定的要求某種情緒的表達，那麼的正確，那麼的偉大，那麼的光榮。他說這就是媚俗。因為他之前還講過很多關於拉屎的故事……

韓：從現在看來，他寫的真的很獨到，就是容忍不了別人拉屎，史達林是這樣，集權社會是這樣的，李敖也是這樣的。

梁：所以我就想，我們這個國家其實是非常情緒專制的。比如我常常看電視上訪問一個人，那些記者總喜歡加這種形容詞，「他激動地說」，「他動情地說」，我每天看那些報紙，就覺得這個國家好激動，一天到晚都在激動，一天到晚都在感動，然後一天到晚都在流淚，一天到晚都在熱淚盈眶，這很可怕。就連昨天那個全國哀悼日（按：2010年8月15日哀悼甘肅舟曲泥石流遇難民眾），我都覺得是「媚俗」。我覺得哀悼對，想當年汶川對不對？汶川的時候你也去了，有哀悼日，大家都覺得很好。可問題是從今以後它變成一種要求了。比如娛樂電視節目，我那天晚上看HBO，看了一半停了，十二點哀悼日到了。

韓：我女朋友說，快來看，電視壞了。電視裡就一個台，是哀悼日嘛。我上網，一看，顯示幕也壞了，所有網頁都是黑白。當年在汶川的時候，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哀悼，是發自內心的。但是昨天，包括我很多朋友，卡拉OK唱了一半被趕出來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心懷不滿的。然後會覺得這樣莫名其妙。一方面可能是這種哀悼日的頻率也太頻繁了。

梁：這幾年太多百年不遇。

韓：對，人生還是挺奇妙的，這麼幾年就把這麼多百年不遇的都趕上了。還有就是很奇怪，你發現哀悼日它事實上變成了一種讓人覺得非常奇怪的風氣，很多人都不是發自內心的，但大家都得表態，你表態表得不對，就被扣上各種帽子。

梁：這就是專制。連你的情緒都要被它專制。我覺得這個是今天這個國家非常可怕的地方，它不止管你講什麼話，它連你情緒都要管。

韓：對，一旦你情緒不對，就會有一種帽子扣在你的頭上。當然以前可能是扣這種帽子後對你還有人身傷害。現在可能光給你扣帽子，沒有人身傷害，但事實上是一樣的。
有時候你還真的是要充滿著一種感激之心，去看待這種國家宣傳機器。

梁：為什麼？

韓：因為他們這麼蠢，不至於這麼多人去討厭他們。你想如果國家的宣傳機器，談吐言語之間非常瀟灑，然後非常風趣，說話也非常得體，有的時候還跟你娛樂娛樂，它就會獲得不少人心。所以我們要感謝他們。

梁：乃至於讓大家發現它的邪惡本性？

韓：對，乃至於一看就知道。

※

梁：你的東西，雖然我們都明白你講的貼近時代是什麼，但是它恰恰是某種程度上逃離了這個時代對你的這種要求。

韓：對，其實我是希望更多的進步。所謂安全路線實質上是不安全的，你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把這些所有可能扣的帽子砸碎，這是最安全的。然後在這種情況下，你泡你的妞，你穿你的品牌，我做我的事業，我賽我的車，這才是真正安全。否則總有一天，你不知道什麼樣的帽子會跑到你的頭上，就像郭德綱（相聲演員）一樣。

梁：沒錯。去年還是那麼的正確，政府、媒體也褒揚，現在就被打落谷底。

韓：但是其實還好，也不算谷底。因為我認為，封殺分三種狀態，一級封殺、二級封殺跟三級封殺。郭德綱只是處於三級封殺。因為你看郭德綱他不能演出的消息你還能見到，在各個網站、報紙上還能見到；當你二級封殺的時候，你在網站和媒體上都見不到這個名字了；當達到一級封殺的時候，你提到這個名字，你就要注意了。所以郭德綱只是很淺層次的封殺，你可能得罪了某一個人，他決定來整你。中國相聲界或者什麼界，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他們自己就經常把自己想像成黑社會老大，他們都有老大情結，但是這種老大的情結跟我黨是衝突的。

梁：趙本山他是個老大，但是他很清楚誰才是最大的老大。

韓：對，這就像打電玩遊戲，你們只是各個關卡裡的小Boss，但是當大Boss出來的時候，小Boss都得站一邊去。可能郭德綱一時沒有認清楚這個形勢。但是我認為他還是很容易起來的，因為自從政府稍微打壓了他一下以後，他反而贏得了很多同情和讚譽。所以也是要感謝政府的。但從本質上來講，你當然不能夠動用任何權力去封殺一個人。

梁：有時候跟社會保持一定距離對文藝來講還是有好處的。當然我不是說文藝應該脫離時代，脫離社會，而是說你要保持一個距離，這才是創作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是不是？離時代太近是看不到東西的。

韓：是，離時代太近，你會覺得看不到東西。因為很簡單，我們永遠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對手也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蠢，所以有時候還是要離得遠一些。我也是在追求這樣的小說。

梁：就你指的是《1988》？

韓：對，《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本來就想叫《1988》，但已經有《1Q84》了。

梁：為什麼是1988？

韓：小說裡有一台旅行車，那台旅行車的名字叫「1988」。事實上為什麼叫「1988」，大家都可以去想，但我一定不能在它出版之前說，說了之後又要改名字了。我覺得我不大方便做什麼詮釋，因為作為一個小說作者，把一切都詮釋得特別詳細，其實挺沒有意思。


※

梁：我想說一件事兒，說影響這個問題。我去年去杭州，就有讀者問我喜不喜歡看你的東西？我說喜歡。然後叫我形容一下你的雜文，我就說，如果從雜文對這一個時代影響力和共鳴感知來講，我覺得韓寒有可能會變成我們這個時代雜文書寫中的魯迅。因為他跟他的讀者在共呼吸的。後來報紙出來就說，梁文道說，韓寒就是當代的魯迅。我原來是有限定的。你的影響力其實是你跟讀者的那種共鳴感。可是也有很多人是反過來批評，比如許知遠，或者還有你可能沒注意到劉禾。劉禾就說，韓寒這種評論其實是很安全的，表面上很顛覆，實際上是跟政府有共謀的。她這個共謀不是說你們串通好，商量好，而是你的評論是大家需要的，就等於需要幫大家出這麼一口氣，其實也是在幫政府緩解了一些壓力。這一點恰恰我覺得在跟許知遠那個說法有一點相關。因為許知遠的說法是說，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看你的東西，就是看了之後就覺得好爽，覺得出了口氣，出了口氣就行了，就完了。就覺得好像有人幫我們說了話了，那正義就已經得到了，就贖回了。對於這些批評，我的看法是，很多時代，很多社會底下，反派英雄這種形象確實起到一個緩解壓力的作用，就等於我們說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你越不讓他說話越糟，你總得讓他有一個口。那麼於是我們說，韓寒或者一干人等就是這個時代的口。那這時候緩解了壓力。
可是在我看來，要分兩個層面講，第一，這是形勢的造成，這是一個個人責任的問題。第二就是你們這麼做是否幫助了現在這個社會種種的惡現象的繼續存在，是不是讓大家洩了口氣，消費了良心就夠了呢？其實想一想，良心消費是我特別恐懼的一件事情。我們有太多人關注完就好像我舒服了；我關心過了，我的良知得到撫慰了。我害怕這個情況。可是我覺得，像你這樣的人不是在消費大家的良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了解，弱者也有弱者的反抗，弱者的反抗有時候是透過這部分來完成的。讀者之所以對一個雜文作家的某些評論文章會有共鳴感，並不是因為他說了他們想說的話那麼簡單，而是因為他透過對你的文章，促成他的某種反抗。在我看來，其實你寫的這些文章，如果大家支持，大家流傳追捧的話，那是弱者的反抗，你還能要他怎麼樣？

韓：是的，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它就兩個角度：第一個角度我們可以通過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共產黨政權了解會發現，他們不具備這種政治制度，他們永遠是希望這個社會統一思想，除非說他們真的是覺得有一些難處，或者黨內有一些別的想法，否則他們一定是希望統一思想的，否則他們不會信共產名黨。第二就是我們從那個反抗的角度來講，有些人覺得把我博客關了，書不讓出，還把我投進監獄，這對社會可能是一種推動。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那些東西，事實上不完全成立。我們往往有一批人，他們也認這種資歷，就是以誰受的迫害越多，誰資歷就越老。如果你被關了十幾年，你的資歷一定是最老的，但死了就不說了，死了就沒資歷了。

梁：對，賈樟柯寫過這叫苦難崇拜，就是誰受苦越多，誰越牛。

韓：就是這種，事實上我相信只要任何一個稍微多看過一些書的人，基本上都了解怎麼回事。要把自己搞到監獄裡去還不容易，兩篇文章就完事了。在我看來，所有的希望都在於這一代或者說未來的年輕人，以及資訊的完全開放，科技的變革。這些你都可以去嘗試，你都可以去推進。雖然你是沒有什麼作用，但是倘若每個人都是那麼希望的，那一定能夠成功。所以我不明白他們在希望些什麼，希望這個社會憋很久，然後忽然之間農民起義？我相信這也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而且中國人骨子裡風氣就是，你要去某個鎮鬧，整個鎮政府都被你搞定，然後上面下來安撫一下情緒，龍恩浩蕩，搞定了。很多人他們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出於內心的一種崇拜。他們是對皇權，對集權有一種崇拜的。

梁：我想講一下最近港台炒得很厲害，就是關於陳文茜批評你那件事情。我後來當然也看了你的回應，我覺得很有趣。李敖、陳文茜他們這麼追捧或者是讚賞大陸是不是很奇怪？

韓：所以其實我覺得挺奇怪的，但說不清楚一種什麼感覺。

梁：我給你解釋一下這個情況。據我的了解，現在台灣有一個情況，就是這幾年島內的政治鬥爭很嚴酷。在這個鬥爭底下，中國是什麼呢？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參照點。如果你去看多一點台灣對大陸的報導或者評論，你會發現他們呈現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一個是非常正面，一個是非常壞。然後你再看這些好跟壞，是誰在說？你就明白了。反面是台獨派，綠營的，總是把大陸的說得很糟糕，你看世博多壞，包括香港有一些媒體，就是大陸所說的反華媒體，跟台灣的綠營媒體相似的地方在哪兒？就是每次談到大陸的問題，最後簡單的一句結論，為什麼汶川會地震？為什麼會有毒奶粉，為什麼世博會勞民傷財，答案只有一個，它是獨裁的。他講這個用來告訴台灣人民，你看我們台灣多民主啊，你看對比起來我們多好啊，我們怎麼能跟它統一呢？那麼另外一派藍營是怎麼樣看大陸呢？藍營就反過來了，就說你們老在醜化大陸，妖魔化大陸，其實現在大陸很好啊，我們過去十年就是搞內鬥……

韓：然後獨裁有什麼不好啊，我們台灣經濟騰飛的時候，就是獨裁的時候。

梁：對，沒錯，就來這套。所以在我看來，台灣人每次在講大陸的時候，他都不是真的在講大陸，他是在講他自己。他是投射大陸來做島內鬥爭。

韓：他們這種情況，我看到有一個評論特別對：他們其實開著寶馬，開著開著覺得寶馬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座位稍微硬了一點，油耗稍微大了一點，然後他們可能會選擇，到底要選擇寶馬還是要選擇賓士，這是他們的選擇。但是對我們大陸這種騎三輪車的，不用去管這些事情．．．（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0‧九月號）




作者簡介：韓寒
一九八二年生。作家，賽車手。二○一○年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十七歲時即獲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二○○七年中國80後十大傑出代表人物，二○○八年中國年度十大博客，二○○八年度公民責任獎，二○○九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天涯勢力之年度網絡十大寫手、《新世紀周刊》年度人物、《亞洲周刊》年度風雲人物等，以及二○○九年中國職業賽車史上唯一場地和拉力雙料年度總冠軍。著有小說《三重門》、《像少年啦飛馳》、《長安亂》、《一座城池》、《光榮日》，文集《零下一度》、《毒》、《通稿2003》、《韓寒五年文集》、《就這麼漂來漂去》、《寒》、《雜的文》、《草》、《可愛的洪水猛獸》等；二○一○年主編文藝雜誌《獨唱團》。

作者簡介：梁文道
一九七○年生於香港，在台灣成長，八五年回港升學，九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長年參與各種文化、藝術、教育與媒體工作，並熱心支持多樣化的社會運動；曾任多個非政府組織及藝術團體董事或主席，牛棚書院院長、香港商業電台一台總監，以及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的客席講師。現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自一九八八年開始在報刊發表劇評、樂評、影評、書評，以及文化和政治評論，兩岸三地均可見其作品或專欄。他被認為是當今中國大陸和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出版書話《弱水三千》、《讀者》，飲食散文《味覺現象學》，電影和音樂札記《噪音太多》，以及《十二》和《我執》等兩部散文集與訪談錄《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等。

德布雷——曾與格瓦拉並肩戰鬥的人　／北京．陳衛星、夏榆．文

德布雷小檔案：
法國人，左翼知識分子。參與游擊隊（切命名為「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的籌備工作。受切的委託，將進行一些海外任務。一九六七年四月被捕，在卡米立軍事法庭上判刑三十年，成為當時一個國際事件；之後在一九七○年獲得釋放。一九七三年輾轉回到法國。


卡斯楚古巴來電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一九四○年九月二日出生於巴黎的一個律師家庭，十六歲時贏得法國文科競賽獎，十八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巴黎高師。德布雷年輕的時候，世界正處於非殖民化運...

慶賀《印刻文學生活誌》七周年，本期為韓寒、張大千雙主題、雙封面。


（封面A．韓寒）

【編輯室報告】破四億！　周昭翡

【愛說書】
　綺夢春色　洪儀庭
　餘燼　虞芷馨

【封面人物　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韓寒】
　 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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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寒旋風」四十六小時　江一鯉

【專欄：這就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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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饒在地蘭陽‧閱讀幸福旅行──專訪長榮鳳凰酒店（礁溪）總經理陳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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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輕視語言】純真純愛及其他　張家瑜

【黃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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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的信念 林幸惠

【封面人物　東方的畢卡索──張大千】
　張大千──集古今書畫大成的藝術大師　巴東
　張大千的前半生與後半生　黃天才
　「舊香居」張大千畫冊暨文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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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年：慢遊屏東】東港飯湯與肉粿　劉克襄

【美術館】「洗衣船」裡的沉思──戴海鷹創作心路歷程　奚淞

【散文】永遠等著你　邁克

【特別刊載　雷吉斯‧德布雷】
　雷吉斯‧德布雷──曾與格瓦拉並肩戰鬥的人　陳衛星、夏榆
　革命不是造反，而是一種哲學──專訪法國著名學者德布雷　夏榆、陳衛星
　知識分子與權力──德布雷北京演講實錄

【場邊故事】外國月亮，曾經比較圓　楊毓錫

【夜沙龍】雲力思：以母語歌唱，回到生命的原點 林翠如╱記錄整理

慶賀《印刻文學生活誌》七周年，本期為韓寒、張大千雙主題、雙封面。


（封面A．韓寒）

【編輯室報告】破四億！　周昭翡

【愛說書】
　綺夢春色　洪儀庭
　餘燼　虞芷馨

【封面人物　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韓寒】
　 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韓寒
　 獨唱與合唱──梁文道對談韓寒　石頭／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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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仄仄仄平平　張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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