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 3月號 / 2009 李雙澤：橫流...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勇氣與熱情的召喚　／副總編輯周昭翡

幾年前到義大利佛羅倫斯，看到米開朗基羅大衛雕像，這類立體雕像，今天看似簡單，卻是人類思想經過重大變革的產物。十六世紀開展的文藝復興，從長期宗教桎梏中掙脫出來，自尊與自信形諸於藝術──回到內在的自省，情感的真實流露。這理念隨著義大利藝術家的腳步，繼續在歐洲延燒，影響逐漸擴大，自由與理想的時代悄然來臨，人的生命因此更加豐富、細緻起來。

這種內在的自省，情感的真實流露，自由與理想，正是李雙澤的鮮明形象。

李雙澤，可能年輕的朋友並不熟...

唱自己的歌──胡德夫、張懸談李雙澤
胡德夫（以下簡稱「胡」）：
那我就先說了。認識李雙澤的時候，其實我對唱歌這件事並不是那麼了解，雖然我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好嗓子。高中的時候我就熱愛唱英文歌，會彈幾個chords（和弦）。我父親是日本時代的警察，因為不習慣光復後得講國語的公務場所，便提早退休，在山上開墾。後來父親生病，我接他到台北來，當時醫藥費負擔很重，我需要再找第三份工作來補貼。剛好有個地方叫「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是哥倫比亞大使館辦商業推廣的地方，推廣他們的編織、咖啡豆等。館的二樓設了一個小小的coffee shop，在朋友的推薦下我去應徵這個一、三、五晚上的駐唱工作。印象中是螺旋梯上去的一個角落，那時沒有為吉他架設的麥克風，就只有直直的一桿立著，我便抱了一把吉他，把吉他的共鳴箱孔和自己的嘴巴朝著那個麥克風，然後翻看《知音集》的歌譜，上面有簡單的和弦，有歌詞，全部是英文歌，就這樣子開始唱，可以說是很意外成為一個歌手。
那個時候還有楊弦和徐瑞仁會來，而也就在那個二樓我第一次見到李雙澤。我那時唱歌純粹當工作看，就是把時間交代過去，等下班，等吃晚飯。他們幾個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畫畫，有的算命，有些就談他們正在寫的什麼東西。記得是一個颱風快要來的晚上，外面風很大，雨也開始累積了，那時候我就看見李雙澤走上來的樣子，真的就像蔣勳講的：髒髒的，大搖大擺的走上來，然後坐在那裡。（笑）

張懸（以下簡稱「張」）：
我第一次知道李雙澤其實是因為〈美麗島〉這首歌的關係。我的年代〈少年中國〉其實已經比較少人在唱了，但我國中的時候第一次聽到〈美麗島〉非常感動，那時候〈美麗島〉不是國中生會聽的歌，我記得流行音樂還是最熱門的，小女孩小男生都在流行歌裡面找自我認同或是自我表達的管道。而聽到〈美麗島〉還有一個特別原因，是因為我去唱片行找蔡藍欽專輯，當時我對蔡藍欽的投射認同比較高。我記得那時在士林有一家很有趣的唱片行叫「搖滾萬歲」，CD比較便宜，還有卡帶，可以在裡面挖到很多寶。我第一次聽Pink Floyd的經驗也是那裡的店長介紹我聽的，他介紹我聽的東西都是後來影響我很大的經典，比方Neil Young和Pink Floyd。那次我去找蔡藍欽，他大概覺得孺子可教也（笑），就介紹我聽〈美麗島〉。當時我還是國中生，對它曾有的歷史或政治背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了解民歌運動對我而言是什麼東西。直到高中認識了一個喜歡寫作、現在也從事藝術工作的朋友，他有一次手抄了〈美麗島〉的歌詞給我。這朋友講了一句到現在我還深深記得的話，他說，他很期待有一天這首歌，並不是在什麼造勢晚會唱，也不是在什麼紀念的音樂節上面唱，他希望的是有一天這首歌可以重新變成一個大家聽兩句就可以一起哼著，然後也回復到那個情懷的那樣子一首歌。因為他一直覺得這首歌最美麗，可是也是最悲傷的地方就是它寫得太美了，所以有心的人都可以拿來「利用」，而這可能造就這首歌被迫在時代的變遷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意義。我那朋友的意思其實很簡單，他希望一首他認為很美麗的歌，有一天可以回到「美麗的歌」這件事就好──是因為它的美麗，所以被民眾再一次的認同，或是再一次的傳唱開來。那個時候的我並不唱歌，後來是去女巫店打工，認識了一些年紀比較長的作家朋友們，他們告訴我楊祖珺、還有胡德夫老師，還有李雙澤他們的故事，我才開始比較了解。

胡：
所以你第一次聽到的版本是誰唱的？楊祖珺嗎？

張：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應該是她。是店長放給我聽的，女生唱的，應該就是楊祖珺吧。那個店長很酷，他聽Bob Dylan，聽Pink Floyd，也聽台灣的校園民歌，但是他並不老，涉獵超級廣泛……

胡：
我剛剛說到在哥倫比亞的二樓唱歌，當初應徵那份工作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賺錢目的，享受不到歌裡頭的更多的境界與內涵。有一次李雙澤來，坐在我正對面一桌。大概一個晚上我有兩三次中場休息，就跟大家聊天打屁抽抽菸。李雙澤跟我說：「你是山地同胞嘛，那有沒有原住民的歌曲？」接著他問我是哪一族的？會不會唱我們族自己的歌？我說我是卑南族，他接著說：「那好，你唱幾首卑南族的歌給大家聽。」我就當場愣住，傻了，琴一放，想逃避這個問題。他看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於是又說：「那麼我先唱兩首歌，你就再想想看有沒有卑南族的歌可以唱給我們聽。」他唱了陳達的歌〈思想起〉，還有一首〈農村曲〉。我腦子裡一直在想，等一下能夠變出哪一首歌？因為卑南族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族群，很遙遠的故鄉。我在阿美族的地方出生，兩歲到排灣族去，成長過程中，聽到的都是排灣族的話語，排灣族的事情，見到的都是排灣族的人……我邊聽他唱，邊想醞釀一個卑南族的歌出來，後來想到我會在這邊唱歌是為了我爸爸，印象中我爸爸常常唱一首卑南族的歌，於是我就這樣唱了那首卑南族的歌。我記得後來，李雙澤不只唱了兩首，他還唱了Bob Dylan的歌，唱得非常好，〈Blowing In The Wind〉我是聽他唱的，還有一首〈Ballad Of Hollis Brown〉。我心裡想這傢伙英文歌唱得很熟稔。

張：
我覺得唱歌的人，歌者，在我而言就是無論是在流行音樂裡面或是在每個世代裡面，我喜歡的還是創造者，勝過於單純的傳達者。哪怕是現在我看到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流行歌手，他們也都很積極的在自己的歌聲裡面，賦予自己最獨特的個性，還有自己在流行音樂裡面最不一樣的人格特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在當代崛起，不只是一個天賦的嗓子而已，我覺得他們賦予了自己在傳達的工具上面，可能更深一層由個人帶來的流行現象。現在我們講流行現象是因為我們都已經很習慣都市的節奏，而在當年，如果我們去想李雙澤，或是胡老師，我會覺得他們其實就是因為身不由己，因為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身，他們只能活在那個時代裡面。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失去對自己身邊事物的感受能力，這些東西因而啟發了他們的青春期，還有青年時期的想法觀念，也造就了他們心裡面沒有辦法去阻擋的某種渴望，於是他們就以自己的歌聲或自己的創作來表達。比如說李雙澤想要唱自己的歌，所以他開始學著自己寫歌；而Kimbo（胡德夫的暱稱）老師可能就是當時被這個卑南族的歌曲困擾了，但也是因為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啟發了他的心靈，原來他是怎麼看待自己？原來他自己活著一輩子可能得要遇到的一個中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麼？這種自我啟發我覺得這十幾年的台灣年輕人很缺少，年輕人可能也被教育說不用自我啟發這些東西。他們被局限不需要去追尋人生的價值可能要建築在哪裡，他們也不去思考，如果不追求自身對於社會的認同或者迷惑的問題，那這個社會就不會改變。
很多年輕人其實已經接受「這個社會就是如此」，這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但這不是一個時代能夠改變所需要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雙澤老師他其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現在所謂的藝文青年，什麼事情都找到一個目的、或者是搞清楚了意義，或者是因為看了很多哲學書籍，所以歸納出一個社會要幹嘛幹嘛；反而他們其實可能擁有非常敏銳的心靈，所以時代發生的現象，剛好落在他們的視野裡面，產生了刺激或是對抗，他們表達了出來。這可能是為什麼他寫下這麼少的歌，但每一首歌裡面其實都有無法迴避的情感在。

胡：
他願意去找一些觸動他的材料來寫，而他寫的東西，說實在，即便在我們那個時候也好，直到現在看起來，曲式都非常簡單。他覺得表達他歌裡面意義的重要性已經在他寫melody的時候呈現。我要說的是雙澤這個人呢，他比較不像是寫歌的人，他像一個老人家在旁邊很慈祥的跟小孩子叮嚀的模樣。我們年紀也相仿，但是我就受他這麼大的影響，可能是我這種比較後知後覺的個性，還不是很成熟的，跟他比起來，他早熟。在那個時代我能找一個角落唱，已經覺得暗暗自喜；但是再給我比這個角落大的地方我是去不得的，我自己知道我是去不得的。而李雙澤倒是會幫你安排好一條路，彷彿他知道你該怎麼做會更好，他會突然說你看我幫你設計好了，你那場演唱會就這樣做那樣做，好不好？
我想我們後來會那麼多的人出來寫歌，不一定是他一個人在當推手，或者做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他確實不斷地有著影響別人的力量。
而對歌本身，還有我自己的身分，我後來看自己的作品，其實我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唱這個〈美麗的稻穗〉，那樣子支離破碎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後來體會，生活中的苦處也是歌的來源，我唱〈美麗的稻穗〉，因為我的爸爸是卑南族，他碰到很苦的事情，我們家也是有過很苦的日子，從這個地方出發。後來我寫歌，當然選擇了寫自己看到的東西。

張：
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在於Kimbo老師提到的「沒有選擇的選擇」。其實在現代社會一切都很發達，資訊也流通，看似我們有無數種選擇，其實像我這幾個generation的年輕人，我們不是在於我們沒得選擇，而是在於我們要選擇什麼？我覺得台灣一直都有「沒有選擇的選擇」的社會現象。只是看這個社會，比如說媒體，你們去不去討論這個問題；或是說，你們可能用一個方法去遮掩一個問題的時候，你們可能去膨脹另一個議題的時候，也許整個社會觀感也會以為我有很多選擇；但實際上那個焦慮一直都存在，而那個無助是只要你的人生沒那麼幸運就很可能發生的。但那個時候也許我們心靈常常變得比較軟弱一點，就是我們並不習慣去為自己找到出口。而我覺得在我聽民歌，或者是看Kimbo老師他們的作品裡面，他們漫長的唱歌或者是生活的歲月裡面，我覺得他們其實並不是故意，但他們可能心靈比較敏感，所以他們選擇去面對「沒有選擇的選擇」這樣子的人生。他們去面對人生裡面無從選擇的那個主題，但是當你回歸到一個很簡單的什麼事，比如說唱歌，這個東西在藝術或者是在生活裡面，其實是一個最純粹的品質。你的悲傷跟你的歡樂，並不是為了販賣，或者交易，也只是希望有那麼一瞬間，這個東西對你的人生能夠為你留下註記的時候，它也都會為時代，或者說身邊的人留下註記。


胡：
張懸說的很好。你看我一個生活在都市裡流浪的卑南族，一個這樣的孩子，在「哥倫比亞」碰到李雙澤，一個本來數學系，後來又轉去學美術……然後一個海洋研究所研究生的楊弦，然後一個在印刷場裡面當黑手的徐瑞仁，這四個人都不是學歌唱的，但是我們到最後卻是在生命裡面用歌唱，讓自己知道很多的事情。跟李雙澤他們在一起，除了唱歌以外，那個時候我大部分都在抱怨自己的同胞在都市裡所遭遇到不良的處境，雙澤總是靜靜聽著，很少跟我回應這些，他一直往歌的方向去發展，而我也了解到這個路必得是我要自己走一回。
我碰到一個時代，那個時代要求我要去做更堅定的自我認同──我是誰？我在這裡做什麼？我十一歲來都市是來幹嘛的？我就這樣唱歌嗎？或者是我看到周邊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報紙那時候會刊登說「山花昨夜在路邊喝醉，狼狽不堪」什麼的，我就想到我的同胞被人家寫這樣子，別的很多客家女孩子還有閩南女孩子一樣在酒吧或者酒家營生，就沒有被人家寫成這樣子，她們也是沿街吐啊。我自己會開始想：「原住民怎麼會被這樣對待？」為什麼我們在自己住的地方唱歌唱到一半警察會跑來干涉；那大家放鞭炮的時候，比如過年時，都沒有通知我們，就在我們家門前放鞭炮，或者就在那裡敲鑼，或者是辦喪事那種，那個不是我們可以忍受的……那時我會去想很多的東西，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什麼？我覺得沒有一個原住民的孩子像我這麼幸運，那麼小到了都市，看到的東西那麼多。就是這麼多事的時候，我就把身體輕輕轉過去，轉進了民主運動裡，是黨外時代，而我是從歌裡面進去，碰到楊祖珺。
祖珺對雙澤來說是一個很小的學妹，她確實受到王津平還有李雙澤的影響。到後來我們同時被禁唱，於是轉到街頭去唱。這也是後來比較一般、正式的場合裡面看不到我們唱歌的原因...（未完）

〈終戰の賠償〉
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鹿兒島戰歿遺族」一行二十六人，正在豐田牌冷氣豪華巴士裡伸著身子，除了一個七老八十穿著一身全黑的和服的歐巴桑和兩個上了年紀的歐桑，其他的，都是年輕人。其實說年輕也不年輕了，算是戰後的少壯派吧？

台灣過來的黑牌導遊陳樣用指甲輕輕的敲著麥克風說：「嘛西嘛西。馬尼拉──芭山漢九十六公里是。……彼時皇軍の玉碎……米軍……聖戰終止……。」

我在前座翹著二郎腳哈著菸。沒我這個掛牌導遊的事。我唯一比較累的工作就是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我可得一馬當先的跳下去，把導遊執照大大的掛在胸前，那是老爸花了一萬披索買來的。然後立正半彎腰哈在車門外，恭候客人下車。等客人集合完畢，再跑向前把小旗子一搖，吹聲哨子說：「嘛西嘛西，都都是！」領著客人蜻蜓點水的晃著走──其實我蠻喜歡帶日本人出來，他們從不會走失，不但秩序井然，而且排起隊來還自動看齊，甚至到貓仔間捉貓仔打炮的時候，也是魚貫而入，從不爭先恐後。

陳樣繼續在說他的什麼皇軍，米軍，聖戰，玉碎，說得口沫橫飛。我回頭瞥瞥那兩個歐桑，他倆並排端端坐著，雙手放在膝上，像個小學生在聽老師上課，同時不斷的點頭說：「說的是！」我對他倆善意的笑了笑。摸摸口袋裡的兩百五十塊錢美金，回過頭去，也隨著陳樣的點起頭來。
昨晚十點鐘在機場接了這團日本客人。一下飛機，領隊──也就是兩個歐桑中的一個，翹著小拇指輕飄飄的飄到我跟前，溜溜的望著我。



「五十美金！」我童叟無欺的大聲叫著。

「停沼？」他低聲問是不是休息？

「不！」我帶著大拍賣的口氣說：「窩入奶肚──過夜。」當然，除了那老歐巴桑外，我們全體做了一次夜市觀光，不久，他們就各自帶開。陳樣和我愉快的數著美鈔，我們一人分了二十五張十元大鈔。我最喜歡美鈔，尤其是喜歡上面的口號──淫膏威穿死脫，我們信上帝！

陳樣像精工舍一樣精準，當車子開上高速公路的時候他還開始講到：「彼時米軍の飛行機……二十四小時投彈……火器集中……噴火……毒氣……化學劑……包圍……皇軍奮戰……。」除了那兩個老歐桑和那個歐巴桑不時驚呼：「那尼？」之外，少壯派們幾乎都沉沉入睡了。
車子沿著國家二十三號公路飛馳，陳樣像國際牌卡式錄音機一般的繼續介紹當年激烈的戰況，催著我陶陶然的也進了夢鄉；頰邊似乎還留著昨晚貓仔間老板奉送的肉彈的香味……。
我及時醒了過來，當陳樣大喝：「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時候，我不用看也知道車子轉入了芭山漢山區。
柏油路被輾得滋滋作響。芭山漢河在左邊輕輕的流，岸邊結了纍纍的椰子。番仔們爬到椰樹上，一顆顆的摘下來往河裡扔，一堆一堆的，用穿了竹筒的尼龍細繩子圈起來，牽在竹排子後面。山谷裡響著小火輪的彭彭聲，小火輪拖著一條條的大杉木向下游駛去。車子愈爬愈高，顛顛的走進了黃土路；路很狹，迎面來的多是運杉木的大卡車。
「都都是！」陳樣叫司機停了車：「芭山漢強枯如是！」他叫道：「這就是芭山漢叢林啦！」
我倆合力把鹿兒島遺族們趕進了莽莽的「強枯如」去，柳暗花明的轉了轉，就到了一塊大石碑下。石碑上端端正正的刻了「忠魂碑」三個楷書，下款是「鹿兒島終戰紀念會支會建立，一九七二年二月」。上百個杉木牌子，蒼白蒼白的上面龍飛鳳舞著一大堆大郎次郎左藤右藤一二三四上下前後之類的日本名字。
遺族們合十的合十，燒香的燒香，頂禮的頂禮；死番仔鬼也拿來了香油簿要添香油，領隊的歐桑提起墨汁飽滿的羊毫，大筆一揮捐了五萬大圓，花花綠綠的鈔票一疊又一疊送過去。
「拿來！我們的糠米腥。」我堵在林子後向那數著鈔票的番仔頭要佣金回扣，拿回了兩萬五大圓。「操你屁眼。」那番鬼在我背後悻悻的罵。「幹你娘！」我上了車後回了他一句。
車子反常地又繼續往上爬。我也懶得問陳樣今天有什麼特別節目，反正在這深山裡也弄不出什麼賺錢的名堂來。
大河在腳下蜿蜒向西流入大湖，一片深綠的熱帶原始森林，從大湖邊一路向山上鋪了過來。
陳樣興沖沖的先我跳了下去。「嘛西嘛西，都都是！」我隨著遺族們跨進了「清泉鋸木、伐木關係企業公司」的大門。
遺族們團團圍著老歐巴桑，老歐巴桑對著一塊新立的石碑，石碑上覆著一方黑布。「拜託拜託，」陳樣領了個短短胖胖，紅光滿面的人擠進場子裡來，往石碑旁邊站定。
「施清泉大佐是！」一陣掌聲和高呼：「大戰時米軍混成旅特遣隊司令！」我看看這個肥短漢子，六十開外，穿著呂宋番常穿的麻紗鑲花白色禮服，番薯似的手臂，握得緊緊的大拳頭，胸部寬厚極了。如果不去注意他那金邊眼鏡後燦燦的小眼睛，可以說他是十足的呂宋番。
「大佐」向站在碑前的歐巴桑深深的鞠了一鞠，又環向眾人點了點頭致意，遺族們一一回禮如儀。
「……松田君の友……戰時……游擊隊司令の施君……終戰紀念……松田君の希望……人類永久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是！」陳樣大概是在替施「大佐」說開場白，遺族們紛紛向大佐彎腰道：「感謝，感謝。」

歐巴桑顫顫的打開了一個黑布包袱，上面印著一個奇形怪狀的圖案，裡面包著一玻璃盒的菊花，我湊近了陳樣，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好歹還是個貴族呢。」

「大佐」把石碑上的黑幕輕輕的揭起來。

「前日本皇軍松田義一大尉之墓　一九七七年春重修　　晉江　施清泉敬立」歐巴桑繼續顫著，兩個歐桑上前替她把花獻上，回轉身就唱起了淒愴的歌來。

「君代進行曲。」陳樣低聲的對我說，嘴巴喃喃的動著，算是和著遺族們唱。

「你會唱嗎？」我問陳樣。

「當然會……」

「戰爭是人類無可避免的悲劇！」大佐的聲音很低很沉，但是很響，他走到歐巴桑跟前說：「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卻為我而死！」陳樣瞪大著眼睛，顯然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句話譯成日文。

「哦！」大佐頓了頓說：「義一兄雖然是求仁得仁，可是卻是因我而死！」這句話譯了過去，遺族動容。

大佐示意眾遺族們繞碑一周，我伸了伸頭，只看見碑後又刻著屁股大小的「成仁取義」四個字。大佐伸手扶住了歐巴桑：
「義一兄和我情同手足，」大佐說：「無奈戰爭作弄人哪！如果是在太平的世界裡……唉。」大佐蹲下身子，撥了撥燒著的金紙，喳喳喳的在山風裡裂成一小片一小片。

「松田義一大尉就是在此地成仁。」大佐閉起了眼睛，靜默良久。

「戰歿？」有人問。

「不，大尉是我的俘虜。」

「啊，槍決的？」大佐搖搖頭，嘆了口氣說：「自殺的。」說著用手在腹部劃了個十字。

「呀！」遺族開始興奮起來，有人叫出聲：「切腹！切腹」

「嗨嗨！」大佐勉強的擠了點笑容出來說：「是的。」然後又長長的歎了口氣：「松田兄對我有救命之恩。這要說到一九四二年了，那年在馬尼拉……義一愛吃米糕仔對不對？」大佐突然問起歐巴桑來，歐巴桑微微的震了一下，深深的彎了彎身子說：「嗨嗨。」

「當時伊在王城內的日本憲兵隊服務，家母就在王城外的街仔口賣米糕仔，義一常常來買，就和我相識了……。」

「嘛西嘛西。」陳樣翻譯完了以後插嘴道：「王城一七七五年……西班牙人建設……聖地牙哥堡是……」我想陳樣是在解釋給日本人知道，所謂這個王城者，就是今天早上去參觀過的馬尼拉聖地牙哥堡，中國人稱王城是也。

「不久，家母只要新蒸的米糕仔一出籠，就叫我去請義一兄過來嚐，家母很疼義一，叫伊把要洗要補的衣服送過來。」大佐的聲音有點亢奮：「義一兄認家母做義母的時候叫家母一聲媽媽，家母高興極了，也要我叫義一兄哥哥，因為義一比我大幾個月。」大佐望著歐巴桑，輕輕的說：「我也應該叫您：媽媽？」

歐巴桑慈祥的笑著點點頭。「媽媽。」大佐接下去說：「義一的漢文最好，伊最愛讀史記和春秋。」老人家福了一福應道：「嗨嗨。」

「如果家裡吃好餐的時候義一不在，家母總是不會忘記說：『要是義一也在就好了。』──那時生活真艱苦！因為戰爭，家中本來經營的伐木事業停頓了，只得靠家母做點米糕仔販賣度日……」大佐的話被一個番仔打斷。

「對不起，上校。」

番仔垂著手說道：「省長有電話來……。」

「什麼事呀？」大佐，呃，這個上校說。

「好像有關於芭山漢光復節的典禮，大人！」

「說我等會給他回電話。現在，不要再來打擾，你不知道我有國際友人在此？」這個上校，大佐，施清泉把番仔打發走了，就繼續說：
「當時我已經參加了祕密抗日組織……。」

「松田樣可知道？」有人好奇的問。

「起先是不知道的。」施清泉說：「一直等到我被抓進王城的水牢後──那天中午憲兵來抓我的時候，義一剛好出差北上，大清早來辭行時還帶了些米和豬油來，伊說得去兩個禮拜──等伊回來時我已經快要死了。」施清泉頓了頓說：

「是義一兄保我到醫院裡治療，我活過來的時候看見伊在我床邊，眼睛紅紅的，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但是看到我醒來又很高興，抓著我的手說：『清泉，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兄弟一般的情誼。』」

四周的人點頭交讚，施清泉使人端了張椅來，讓老太太入座。

「義一不愧是仁義君子。」施清泉接下去說：「雖然伊心底下很希望我能和日本人合作。伊勸我說：『中日同文同種，本是一家兄弟。如果你答應出去後不再和日本人作對……』雖然我沒有答應，伊還是力保了我出來。」

遺族們喝起了可口可樂。

「阿里阿多。」施清泉雙手接過了旁邊敬過來的「和平牌」香菸，道了聲謝，繼續說：

「義一保我出來的時候，感慨地說：『當局的政府或許有過當的地方。我相信有不少人是逼上梁山的。』伊想盡辦法，終於使家裡的伐木廠獲准開工，也就是現在這一間。」施清泉吸了口菸又說下去。

「開工以後，由於是附近獨家經營，生意真好。不久，我把附近兩間停了工的木廠也買了過來……那是，哦？那是一九四四年二、三月的時候，芭山漢正是游擊活動最頻繁的地區！實際上，我仍然沒有脫離地下組織；相反的，我的林場變成了游擊隊的補給站。平時，許多游擊隊員在這裡出出入入，有的也加入伐木工作，這一來，向百姓強徵糧食的不愉快的事件也就少了。」

「義一幾乎每個禮拜都上山來探望我。」施清泉把菸蒂在地上捺熄，放在手心裡。

「伊都是一個人來。來的時候總是滿滿一行軍袋的啤酒和菸──這是伊的例行工作，因為伊是我的保證人。」

「松田樣知不知道你仍和游擊隊有聯絡？」有人問。
施清泉聽了笑著說：「一定知道！伊見了其他游擊隊員後對我說：『游擊隊都是好人嘛，不像軍部的人說，盡是殺人放火的強盜！』義一也曾建議日本當局重新考慮政策。當然，日本當局也發現要徹底消滅芭山漢的游擊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各位請看。」施清泉指著那一層層密不透氣的綠色說：「日軍不熟地形，車路又給游擊隊破壞了，使游擊隊最擔心的鐵甲車也開不上來。當然，除非用飛機來炸。」施清泉轉了一百八十度說：「但是炸哪裡呢？能把整個芭山漢都炸平嗎？」

「就這樣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年底，萬聖節前一天，義一最後一次上山。」施清泉的聲音低了下來：「義一很高興的來告訴我，伊的情人瑪麗亞小姐替伊生了個男孩子……。」老太太側著頭看看陳樣，像是陳樣把話譯錯似的。

「晚飯時我們喝了點酒，義一的心情開始沉重起來。我想一方面是伊很想和瑪麗亞小姐正式成婚，可是瑪麗亞的父親不准，因為義一不是天主教徒；而且義一也擔心家裡的反對。」
老太太噙著淚水，只是忍著不掉下來。

「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爭對日本人來說是愈來愈不利的啦。」施清泉感慨的說：「我們後來就不再談這些煩人的事，只是聊點家常。義一突然說伊很想念在日本的媽媽：『要是能讓媽媽牽著我的手，像小時候上街一樣緊緊的不放，那該是多幸福的事！』臨睡前伊說：『戰爭早點結束也好！誰勝誰負，對我們兩個全心全力的人來說都俯仰無愧。只希望戰後我們還能相聚，那時候天下太平──我希望能常常吃義母蒸的米糕仔，更希望你也來鹿兒島嚐嚐我媽媽的，你一定也會愛吃……』」

老太太坐在交椅裡動也不動。八十多快九十歲的老婦人，背脊挺得竟如鋼板一般的硬。黑色的和服包裹著她瘦小的身軀，蝴蝶袖在山風裡拍拍的飄著。「媽媽。」施清泉的叫喊好像在山谷裡迴響著一般的悠揚，老太太靜靜的看著石碑。

「義一在隔天早上過身了。」施清泉說。

老太太動了動脖子，脖子和身軀成了一條直線...（未完）

唱自己的歌──胡德夫、張懸談李雙澤
胡德夫（以下簡稱「胡」）：
那我就先說了。認識李雙澤的時候，其實我對唱歌這件事並不是那麼了解，雖然我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好嗓子。高中的時候我就熱愛唱英文歌，會彈幾個chords（和弦）。我父親是日本時代的警察，因為不習慣光復後得講國語的公務場所，便提早退休，在山上開墾。後來父親生病，我接他到台北來，當時醫藥費負擔很重，我需要再找第三份工作來補貼。剛好有個地方叫「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是哥倫比亞大使館辦商業推廣的地方，推廣他們的編織、咖啡豆等。館的二樓設了一個小小的coffee...

唱自己的歌──胡德夫、張懸談李雙澤
胡德夫（以下簡稱「胡」）：
那我就先說了。認識李雙澤的時候，其實我對唱歌這件事並不是那麼了解，雖然我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好嗓子。高中的時候我就熱愛唱英文歌，會彈幾個chords（和弦）。我父親是日本時代的警察，因為不習慣光復後得講國語的公務場所，便提早退休，在山上開墾。後來父親生病，我接他到台北來，當時醫藥費負擔很重，我需要再找第三份工作來補貼。剛好有個地方叫「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是哥倫比亞大使館辦商業推廣的地方，推廣他們的編織、咖啡豆等。館的二樓設了一個小小的coffee shop，在朋友的推薦下我去應徵這個一、三、五晚上的駐唱工作。印象中是螺旋梯上去的一個角落，那時沒有為吉他架設的麥克風，就只有直直的一桿立著，我便抱了一把吉他，把吉他的共鳴箱孔和自己的嘴巴朝著那個麥克風，然後翻看《知音集》的歌譜，上面有簡單的和弦，有歌詞，全部是英文歌，就這樣子開始唱，可以說是很意外成為一個歌手。
那個時候還有楊弦和徐瑞仁會來，而也就在那個二樓我第一次見到李雙澤。我那時唱歌純粹當工作看，就是把時間交代過去，等下班，等吃晚飯。他們幾個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畫畫，有的算命，有些就談他們正在寫的什麼東西。記得是一個颱風快要來的晚上，外面風很大，雨也開始累積了，那時候我就看見李雙澤走上來的樣子，真的就像蔣勳講的：髒髒的，大搖大擺的走上來，然後坐在那裡。（笑）

張懸（以下簡稱「張」）：
我第一次知道李雙澤其實是因為〈美麗島〉這首歌的關係。我的年代〈少年中國〉其實已經比較少人在唱了，但我國中的時候第一次聽到〈美麗島〉非常感動，那時候〈美麗島〉不是國中生會聽的歌，我記得流行音樂還是最熱門的，小女孩小男生都在流行歌裡面找自我認同或是自我表達的管道。而聽到〈美麗島〉還有一個特別原因，是因為我去唱片行找蔡藍欽專輯，當時我對蔡藍欽的投射認同比較高。我記得那時在士林有一家很有趣的唱片行叫「搖滾萬歲」，CD比較便宜，還有卡帶，可以在裡面挖到很多寶。我第一次聽Pink Floyd的經驗也是那裡的店長介紹我聽的，他介紹我聽的東西都是後來影響我很大的經典，比方Neil Young和Pink Floyd。那次我去找蔡藍欽，他大概覺得孺子可教也（笑），就介紹我聽〈美麗島〉。當時我還是國中生，對它曾有的歷史或政治背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了解民歌運動對我而言是什麼東西。直到高中認識了一個喜歡寫作、現在也從事藝術工作的朋友，他有一次手抄了〈美麗島〉的歌詞給我。這朋友講了一句到現在我還深深記得的話，他說，他很期待有一天這首歌，並不是在什麼造勢晚會唱，也不是在什麼紀念的音樂節上面唱，他希望的是有一天這首歌可以重新變成一個大家聽兩句就可以一起哼著，然後也回復到那個情懷的那樣子一首歌。因為他一直覺得這首歌最美麗，可是也是最悲傷的地方就是它寫得太美了，所以有心的人都可以拿來「利用」，而這可能造就這首歌被迫在時代的變遷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意義。我那朋友的意思其實很簡單，他希望一首他認為很美麗的歌，有一天可以回到「美麗的歌」這件事就好──是因為它的美麗，所以被民眾再一次的認同，或是再一次的傳唱開來。那個時候的我並不唱歌，後來是去女巫店打工，認識了一些年紀比較長的作家朋友們，他們告訴我楊祖珺、還有胡德夫老師，還有李雙澤他們的故事，我才開始比較了解。

胡：
所以你第一次聽到的版本是誰唱的？楊祖珺嗎？

張：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應該是她。是店長放給我聽的，女生唱的，應該就是楊祖珺吧。那個店長很酷，他聽Bob Dylan，聽Pink Floyd，也聽台灣的校園民歌，但是他並不老，涉獵超級廣泛……

胡：
我剛剛說到在哥倫比亞的二樓唱歌，當初應徵那份工作為的只是一個簡單的賺錢目的，享受不到歌裡頭的更多的境界與內涵。有一次李雙澤來，坐在我正對面一桌。大概一個晚上我有兩三次中場休息，就跟大家聊天打屁抽抽菸。李雙澤跟我說：「你是山地同胞嘛，那有沒有原住民的歌曲？」接著他問我是哪一族的？會不會唱我們族自己的歌？我說我是卑南族，他接著說：「那好，你唱幾首卑南族的歌給大家聽。」我就當場愣住，傻了，琴一放，想逃避這個問題。他看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於是又說：「那麼我先唱兩首歌，你就再想想看有沒有卑南族的歌可以唱給我們聽。」他唱了陳達的歌〈思想起〉，還有一首〈農村曲〉。我腦子裡一直在想，等一下能夠變出哪一首歌？因為卑南族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族群，很遙遠的故鄉。我在阿美族的地方出生，兩歲到排灣族去，成長過程中，聽到的都是排灣族的話語，排灣族的事情，見到的都是排灣族的人……我邊聽他唱，邊想醞釀一個卑南族的歌出來，後來想到我會在這邊唱歌是為了我爸爸，印象中我爸爸常常唱一首卑南族的歌，於是我就這樣唱了那首卑南族的歌。我記得後來，李雙澤不只唱了兩首，他還唱了Bob Dylan的歌，唱得非常好，〈Blowing In The Wind〉我是聽他唱的，還有一首〈Ballad Of Hollis Brown〉。我心裡想這傢伙英文歌唱得很熟稔。

張：
我覺得唱歌的人，歌者，在我而言就是無論是在流行音樂裡面或是在每個世代裡面，我喜歡的還是創造者，勝過於單純的傳達者。哪怕是現在我看到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流行歌手，他們也都很積極的在自己的歌聲裡面，賦予自己最獨特的個性，還有自己在流行音樂裡面最不一樣的人格特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在當代崛起，不只是一個天賦的嗓子而已，我覺得他們賦予了自己在傳達的工具上面，可能更深一層由個人帶來的流行現象。現在我們講流行現象是因為我們都已經很習慣都市的節奏，而在當年，如果我們去想李雙澤，或是胡老師，我會覺得他們其實就是因為身不由己，因為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身，他們只能活在那個時代裡面。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失去對自己身邊事物的感受能力，這些東西因而啟發了他們的青春期，還有青年時期的想法觀念，也造就了他們心裡面沒有辦法去阻擋的某種渴望，於是他們就以自己的歌聲或自己的創作來表達。比如說李雙澤想要唱自己的歌，所以他開始學著自己寫歌；而Kimbo（胡德夫的暱稱）老師可能就是當時被這個卑南族的歌曲困擾了，但也是因為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啟發了他的心靈，原來他是怎麼看待自己？原來他自己活著一輩子可能得要遇到的一個中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麼？這種自我啟發我覺得這十幾年的台灣年輕人很缺少，年輕人可能也被教育說不用自我啟發這些東西。他們被局限不需要去追尋人生的價值可能要建築在哪裡，他們也不去思考，如果不追求自身對於社會的認同或者迷惑的問題，那這個社會就不會改變。
很多年輕人其實已經接受「這個社會就是如此」，這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但這不是一個時代能夠改變所需要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雙澤老師他其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現在所謂的藝文青年，什麼事情都找到一個目的、或者是搞清楚了意義，或者是因為看了很多哲學書籍，所以歸納出一個社會要幹嘛幹嘛；反而他們其實可能擁有非常敏銳的心靈，所以時代發生的現象，剛好落在他們的視野裡面，產生了刺激或是對抗，他們表達了出來。這可能是為什麼他寫下這麼少的歌，但每一首歌裡面其實都有無法迴避的情感在。

胡：
他願意去找一些觸動他的材料來寫，而他寫的東西，說實在，即便在我們那個時候也好，直到現在看起來，曲式都非常簡單。他覺得表達他歌裡面意義的重要性已經在他寫melody的時候呈現。我要說的是雙澤這個人呢，他比較不像是寫歌的人，他像一個老人家在旁邊很慈祥的跟小孩子叮嚀的模樣。我們年紀也相仿，但是我就受他這麼大的影響，可能是我這種比較後知後覺的個性，還不是很成熟的，跟他比起來，他早熟。在那個時代我能找一個角落唱，已經覺得暗暗自喜；但是再給我比這個角落大的地方我是去不得的，我自己知道我是去不得的。而李雙澤倒是會幫你安排好一條路，彷彿他知道你該怎麼做會更好，他會突然說你看我幫你設計好了，你那場演唱會就這樣做那樣做，好不好？
我想我們後來會那麼多的人出來寫歌，不一定是他一個人在當推手，或者做什麼偉大的事情，但他確實不斷地有著影響別人的力量。
而對歌本身，還有我自己的身分，我後來看自己的作品，其實我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唱這個〈美麗的稻穗〉，那樣子支離破碎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後來體會，生活中的苦處也是歌的來源，我唱〈美麗的稻穗〉，因為我的爸爸是卑南族，他碰到很苦的事情，我們家也是有過很苦的日子，從這個地方出發。後來我寫歌，當然選擇了寫自己看到的東西。

張：
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在於Kimbo老師提到的「沒有選擇的選擇」。其實在現代社會一切都很發達，資訊也流通，看似我們有無數種選擇，其實像我這幾個generation的年輕人，我們不是在於我們沒得選擇，而是在於我們要選擇什麼？我覺得台灣一直都有「沒有選擇的選擇」的社會現象。只是看這個社會，比如說媒體，你們去不去討論這個問題；或是說，你們可能用一個方法去遮掩一個問題的時候，你們可能去膨脹另一個議題的時候，也許整個社會觀感也會以為我有很多選擇；但實際上那個焦慮一直都存在，而那個無助是只要你的人生沒那麼幸運就很可能發生的。但那個時候也許我們心靈常常變得比較軟弱一點，就是我們並不習慣去為自己找到出口。而我覺得在我聽民歌，或者是看Kimbo老師他們的作品裡面，他們漫長的唱歌或者是生活的歲月裡面，我覺得他們其實並不是故意，但他們可能心靈比較敏感，所以他們選擇去面對「沒有選擇的選擇」這樣子的人生。他們去面對人生裡面無從選擇的那個主題，但是當你回歸到一個很簡單的什麼事，比如說唱歌，這個東西在藝術或者是在生活裡面，其實是一個最純粹的品質。你的悲傷跟你的歡樂，並不是為了販賣，或者交易，也只是希望有那麼一瞬間，這個東西對你的人生能夠為你留下註記的時候，它也都會為時代，或者說身邊的人留下註記。


胡：
張懸說的很好。你看我一個生活在都市裡流浪的卑南族，一個這樣的孩子，在「哥倫比亞」碰到李雙澤，一個本來數學系，後來又轉去學美術……然後一個海洋研究所研究生的楊弦，然後一個在印刷場裡面當黑手的徐瑞仁，這四個人都不是學歌唱的，但是我們到最後卻是在生命裡面用歌唱，讓自己知道很多的事情。跟李雙澤他們在一起，除了唱歌以外，那個時候我大部分都在抱怨自己的同胞在都市裡所遭遇到不良的處境，雙澤總是靜靜聽著，很少跟我回應這些，他一直往歌的方向去發展，而我也了解到這個路必得是我要自己走一回。
我碰到一個時代，那個時代要求我要去做更堅定的自我認同──我是誰？我在這裡做什麼？我十一歲來都市是來幹嘛的？我就這樣唱歌嗎？或者是我看到周邊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報紙那時候會刊登說「山花昨夜在路邊喝醉，狼狽不堪」什麼的，我就想到我的同胞被人家寫這樣子，別的很多客家女孩子還有閩南女孩子一樣在酒吧或者酒家營生，就沒有被人家寫成這樣子，她們也是沿街吐啊。我自己會開始想：「原住民怎麼會被這樣對待？」為什麼我們在自己住的地方唱歌唱到一半警察會跑來干涉；那大家放鞭炮的時候，比如過年時，都沒有通知我們，就在我們家門前放鞭炮，或者就在那裡敲鑼，或者是辦喪事那種，那個不是我們可以忍受的……那時我會去想很多的東西，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做什麼？我覺得沒有一個原住民的孩子像我這麼幸運，那麼小到了都市，看到的東西那麼多。就是這麼多事的時候，我就把身體輕輕轉過去，轉進了民主運動裡，是黨外時代，而我是從歌裡面進去，碰到楊祖珺。
祖珺對雙澤來說是一個很小的學妹，她確實受到王津平還有李雙澤的影響。到後來我們同時被禁唱，於是轉到街頭去唱。這也是後來比較一般、正式的場合裡面看不到我們唱歌的原因...（未完）

〈終戰の賠償〉
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鹿兒島戰歿遺族」一行二十六人，正在豐田牌冷氣豪華巴士裡伸著身子，除了一個七老八十穿著一身全黑的和服的歐巴桑和兩個上了年紀的歐桑，其他的，都是年輕人。其實說年輕也不年輕了，算是戰後的少壯派吧？

台灣過來的黑牌導遊陳樣用指甲輕輕的敲著麥克風說：「嘛西嘛西。馬尼拉──芭山漢九十六公里是。……彼時皇軍の玉碎……米軍……聖戰終止……。」

我在前座翹著二郎腳哈著菸。沒我這個掛牌導遊的事。我唯一比較累的工作就是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我可得一馬當先的跳下去，把導遊執照大大的掛在胸前，那是老爸花了一萬披索買來的。然後立正半彎腰哈在車門外，恭候客人下車。等客人集合完畢，再跑向前把小旗子一搖，吹聲哨子說：「嘛西嘛西，都都是！」領著客人蜻蜓點水的晃著走──其實我蠻喜歡帶日本人出來，他們從不會走失，不但秩序井然，而且排起隊來還自動看齊，甚至到貓仔間捉貓仔打炮的時候，也是魚貫而入，從不爭先恐後。

陳樣繼續在說他的什麼皇軍，米軍，聖戰，玉碎，說得口沫橫飛。我回頭瞥瞥那兩個歐桑，他倆並排端端坐著，雙手放在膝上，像個小學生在聽老師上課，同時不斷的點頭說：「說的是！」我對他倆善意的笑了笑。摸摸口袋裡的兩百五十塊錢美金，回過頭去，也隨著陳樣的點起頭來。
昨晚十點鐘在機場接了這團日本客人。一下飛機，領隊──也就是兩個歐桑中的一個，翹著小拇指輕飄飄的飄到我跟前，溜溜的望著我。



「五十美金！」我童叟無欺的大聲叫著。

「停沼？」他低聲問是不是休息？

「不！」我帶著大拍賣的口氣說：「窩入奶肚──過夜。」當然，除了那老歐巴桑外，我們全體做了一次夜市觀光，不久，他們就各自帶開。陳樣和我愉快的數著美鈔，我們一人分了二十五張十元大鈔。我最喜歡美鈔，尤其是喜歡上面的口號──淫膏威穿死脫，我們信上帝！

陳樣像精工舍一樣精準，當車子開上高速公路的時候他還開始講到：「彼時米軍の飛行機……二十四小時投彈……火器集中……噴火……毒氣……化學劑……包圍……皇軍奮戰……。」除了那兩個老歐桑和那個歐巴桑不時驚呼：「那尼？」之外，少壯派們幾乎都沉沉入睡了。
車子沿著國家二十三號公路飛馳，陳樣像國際牌卡式錄音機一般的繼續介紹當年激烈的戰況，催著我陶陶然的也進了夢鄉；頰邊似乎還留著昨晚貓仔間老板奉送的肉彈的香味……。
我及時醒了過來，當陳樣大喝：「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時候，我不用看也知道車子轉入了芭山漢山區。
柏油路被輾得滋滋作響。芭山漢河在左邊輕輕的流，岸邊結了纍纍的椰子。番仔們爬到椰樹上，一顆顆的摘下來往河裡扔，一堆一堆的，用穿了竹筒的尼龍細繩子圈起來，牽在竹排子後面。山谷裡響著小火輪的彭彭聲，小火輪拖著一條條的大杉木向下游駛去。車子愈爬愈高，顛顛的走進了黃土路；路很狹，迎面來的多是運杉木的大卡車。
「都都是！」陳樣叫司機停了車：「芭山漢強枯如是！」他叫道：「這就是芭山漢叢林啦！」
我倆合力把鹿兒島遺族們趕進了莽莽的「強枯如」去，柳暗花明的轉了轉，就到了一塊大石碑下。石碑上端端正正的刻了「忠魂碑」三個楷書，下款是「鹿兒島終戰紀念會支會建立，一九七二年二月」。上百個杉木牌子，蒼白蒼白的上面龍飛鳳舞著一大堆大郎次郎左藤右藤一二三四上下前後之類的日本名字。
遺族們合十的合十，燒香的燒香，頂禮的頂禮；死番仔鬼也拿來了香油簿要添香油，領隊的歐桑提起墨汁飽滿的羊毫，大筆一揮捐了五萬大圓，花花綠綠的鈔票一疊又一疊送過去。
「拿來！我們的糠米腥。」我堵在林子後向那數著鈔票的番仔頭要佣金回扣，拿回了兩萬五大圓。「操你屁眼。」那番鬼在我背後悻悻的罵。「幹你娘！」我上了車後回了他一句。
車子反常地又繼續往上爬。我也懶得問陳樣今天有什麼特別節目，反正在這深山裡也弄不出什麼賺錢的名堂來。
大河在腳下蜿蜒向西流入大湖，一片深綠的熱帶原始森林，從大湖邊一路向山上鋪了過來。
陳樣興沖沖的先我跳了下去。「嘛西嘛西，都都是！」我隨著遺族們跨進了「清泉鋸木、伐木關係企業公司」的大門。
遺族們團團圍著老歐巴桑，老歐巴桑對著一塊新立的石碑，石碑上覆著一方黑布。「拜託拜託，」陳樣領了個短短胖胖，紅光滿面的人擠進場子裡來，往石碑旁邊站定。
「施清泉大佐是！」一陣掌聲和高呼：「大戰時米軍混成旅特遣隊司令！」我看看這個肥短漢子，六十開外，穿著呂宋番常穿的麻紗鑲花白色禮服，番薯似的手臂，握得緊緊的大拳頭，胸部寬厚極了。如果不去注意他那金邊眼鏡後燦燦的小眼睛，可以說他是十足的呂宋番。
「大佐」向站在碑前的歐巴桑深深的鞠了一鞠，又環向眾人點了點頭致意，遺族們一一回禮如儀。
「……松田君の友……戰時……游擊隊司令の施君……終戰紀念……松田君の希望……人類永久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是！」陳樣大概是在替施「大佐」說開場白，遺族們紛紛向大佐彎腰道：「感謝，感謝。」

歐巴桑顫顫的打開了一個黑布包袱，上面印著一個奇形怪狀的圖案，裡面包著一玻璃盒的菊花，我湊近了陳樣，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好歹還是個貴族呢。」

「大佐」把石碑上的黑幕輕輕的揭起來。

「前日本皇軍松田義一大尉之墓　一九七七年春重修　　晉江　施清泉敬立」歐巴桑繼續顫著，兩個歐桑上前替她把花獻上，回轉身就唱起了淒愴的歌來。

「君代進行曲。」陳樣低聲的對我說，嘴巴喃喃的動著，算是和著遺族們唱。

「你會唱嗎？」我問陳樣。

「當然會……」

「戰爭是人類無可避免的悲劇！」大佐的聲音很低很沉，但是很響，他走到歐巴桑跟前說：「我不殺伯仁，但伯仁卻為我而死！」陳樣瞪大著眼睛，顯然不知道該怎樣把這句話譯成日文。

「哦！」大佐頓了頓說：「義一兄雖然是求仁得仁，可是卻是因我而死！」這句話譯了過去，遺族動容。

大佐示意眾遺族們繞碑一周，我伸了伸頭，只看見碑後又刻著屁股大小的「成仁取義」四個字。大佐伸手扶住了歐巴桑：
「義一兄和我情同手足，」大佐說：「無奈戰爭作弄人哪！如果是在太平的世界裡……唉。」大佐蹲下身子，撥了撥燒著的金紙，喳喳喳的在山風裡裂成一小片一小片。

「松田義一大尉就是在此地成仁。」大佐閉起了眼睛，靜默良久。

「戰歿？」有人問。

「不，大尉是我的俘虜。」

「啊，槍決的？」大佐搖搖頭，嘆了口氣說：「自殺的。」說著用手在腹部劃了個十字。

「呀！」遺族開始興奮起來，有人叫出聲：「切腹！切腹」

「嗨嗨！」大佐勉強的擠了點笑容出來說：「是的。」然後又長長的歎了口氣：「松田兄對我有救命之恩。這要說到一九四二年了，那年在馬尼拉……義一愛吃米糕仔對不對？」大佐突然問起歐巴桑來，歐巴桑微微的震了一下，深深的彎了彎身子說：「嗨嗨。」

「當時伊在王城內的日本憲兵隊服務，家母就在王城外的街仔口賣米糕仔，義一常常來買，就和我相識了……。」

「嘛西嘛西。」陳樣翻譯完了以後插嘴道：「王城一七七五年……西班牙人建設……聖地牙哥堡是……」我想陳樣是在解釋給日本人知道，所謂這個王城者，就是今天早上去參觀過的馬尼拉聖地牙哥堡，中國人稱王城是也。

「不久，家母只要新蒸的米糕仔一出籠，就叫我去請義一兄過來嚐，家母很疼義一，叫伊把要洗要補的衣服送過來。」大佐的聲音有點亢奮：「義一兄認家母做義母的時候叫家母一聲媽媽，家母高興極了，也要我叫義一兄哥哥，因為義一比我大幾個月。」大佐望著歐巴桑，輕輕的說：「我也應該叫您：媽媽？」

歐巴桑慈祥的笑著點點頭。「媽媽。」大佐接下去說：「義一的漢文最好，伊最愛讀史記和春秋。」老人家福了一福應道：「嗨嗨。」

「如果家裡吃好餐的時候義一不在，家母總是不會忘記說：『要是義一也在就好了。』──那時生活真艱苦！因為戰爭，家中本來經營的伐木事業停頓了，只得靠家母做點米糕仔販賣度日……」大佐的話被一個番仔打斷。

「對不起，上校。」

番仔垂著手說道：「省長有電話來……。」

「什麼事呀？」大佐，呃，這個上校說。

「好像有關於芭山漢光復節的典禮，大人！」

「說我等會給他回電話。現在，不要再來打擾，你不知道我有國際友人在此？」這個上校，大佐，施清泉把番仔打發走了，就繼續說：
「當時我已經參加了祕密抗日組織……。」

「松田樣可知道？」有人好奇的問。

「起先是不知道的。」施清泉說：「一直等到我被抓進王城的水牢後──那天中午憲兵來抓我的時候，義一剛好出差北上，大清早來辭行時還帶了些米和豬油來，伊說得去兩個禮拜──等伊回來時我已經快要死了。」施清泉頓了頓說：

「是義一兄保我到醫院裡治療，我活過來的時候看見伊在我床邊，眼睛紅紅的，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但是看到我醒來又很高興，抓著我的手說：『清泉，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兄弟一般的情誼。』」

四周的人點頭交讚，施清泉使人端了張椅來，讓老太太入座。

「義一不愧是仁義君子。」施清泉接下去說：「雖然伊心底下很希望我能和日本人合作。伊勸我說：『中日同文同種，本是一家兄弟。如果你答應出去後不再和日本人作對……』雖然我沒有答應，伊還是力保了我出來。」

遺族們喝起了可口可樂。

「阿里阿多。」施清泉雙手接過了旁邊敬過來的「和平牌」香菸，道了聲謝，繼續說：

「義一保我出來的時候，感慨地說：『當局的政府或許有過當的地方。我相信有不少人是逼上梁山的。』伊想盡辦法，終於使家裡的伐木廠獲准開工，也就是現在這一間。」施清泉吸了口菸又說下去。

「開工以後，由於是附近獨家經營，生意真好。不久，我把附近兩間停了工的木廠也買了過來……那是，哦？那是一九四四年二、三月的時候，芭山漢正是游擊活動最頻繁的地區！實際上，我仍然沒有脫離地下組織；相反的，我的林場變成了游擊隊的補給站。平時，許多游擊隊員在這裡出出入入，有的也加入伐木工作，這一來，向百姓強徵糧食的不愉快的事件也就少了。」

「義一幾乎每個禮拜都上山來探望我。」施清泉把菸蒂在地上捺熄，放在手心裡。

「伊都是一個人來。來的時候總是滿滿一行軍袋的啤酒和菸──這是伊的例行工作，因為伊是我的保證人。」

「松田樣知不知道你仍和游擊隊有聯絡？」有人問。
施清泉聽了笑著說：「一定知道！伊見了其他游擊隊員後對我說：『游擊隊都是好人嘛，不像軍部的人說，盡是殺人放火的強盜！』義一也曾建議日本當局重新考慮政策。當然，日本當局也發現要徹底消滅芭山漢的游擊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各位請看。」施清泉指著那一層層密不透氣的綠色說：「日軍不熟地形，車路又給游擊隊破壞了，使游擊隊最擔心的鐵甲車也開不上來。當然，除非用飛機來炸。」施清泉轉了一百八十度說：「但是炸哪裡呢？能把整個芭山漢都炸平嗎？」

「就這樣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年底，萬聖節前一天，義一最後一次上山。」施清泉的聲音低了下來：「義一很高興的來告訴我，伊的情人瑪麗亞小姐替伊生了個男孩子……。」老太太側著頭看看陳樣，像是陳樣把話譯錯似的。

「晚飯時我們喝了點酒，義一的心情開始沉重起來。我想一方面是伊很想和瑪麗亞小姐正式成婚，可是瑪麗亞的父親不准，因為義一不是天主教徒；而且義一也擔心家裡的反對。」
老太太噙著淚水，只是忍著不掉下來。

「另一方面是因為戰爭對日本人來說是愈來愈不利的啦。」施清泉感慨的說：「我們後來就不再談這些煩人的事，只是聊點家常。義一突然說伊很想念在日本的媽媽：『要是能讓媽媽牽著我的手，像小時候上街一樣緊緊的不放，那該是多幸福的事！』臨睡前伊說：『戰爭早點結束也好！誰勝誰負，對我們兩個全心全力的人來說都俯仰無愧。只希望戰後我們還能相聚，那時候天下太平──我希望能常常吃義母蒸的米糕仔，更希望你也來鹿兒島嚐嚐我媽媽的，你一定也會愛吃……』」

老太太坐在交椅裡動也不動。八十多快九十歲的老婦人，背脊挺得竟如鋼板一般的硬。黑色的和服包裹著她瘦小的身軀，蝴蝶袖在山風裡拍拍的飄著。「媽媽。」施清泉的叫喊好像在山谷裡迴響著一般的悠揚，老太太靜靜的看著石碑。

「義一在隔天早上過身了。」施清泉說。

老太太動了動脖子，脖子和身軀成了一條直線...（未完）

唱自己的歌──胡德夫、張懸談李雙澤
胡德夫（以下簡稱「胡」）：
那我就先說了。認識李雙澤的時候，其實我對唱歌這件事並不是那麼了解，雖然我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好嗓子。高中的時候我就熱愛唱英文歌，會彈幾個chords（和弦）。我父親是日本時代的警察，因為不習慣光復後得講國語的公務場所，便提早退休，在山上開墾。後來父親生病，我接他到台北來，當時醫藥費負擔很重，我需要再找第三份工作來補貼。剛好有個地方叫「哥倫比亞商業推廣中心」，是哥倫比亞大使館辦商業推廣的地方，推廣他們的編織、咖啡豆等。館的二樓設了一個小小的coff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