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在漂泊中扎根　／副總編輯周昭翡

時序入秋，我對愛荷華的秋天充滿了想像。作家們筆下的愛荷華，不僅是美麗浪漫的異國情懷，往往還隱含了創作者特有的孤獨感，或者某種被迫放逐的心靈狀態。

四十多年前，旅美作家聶華苓和其夫婿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在這寧靜的小城創立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並擔任「作家工作坊」顧問，邀請華文作家前往，愛荷華從此與台灣作家結下不解之緣。台灣作家應邀到此，在這清幽的環境，與其他國家，不同語言、不同立場的作家們彼此交流，特別是解嚴之前，...

【封面人物】桑青化成桃紅——駱以軍愛荷華對談聶華苓
駱以軍（以下簡稱駱）：「國際寫作計畫」一開始是在七○年代？

聶華苓（以下簡稱聶）：一開始是一九六七年，我跟Paul Engle在小船上討論的，他募的錢。

駱：當時在船上是怎麼想的？

聶：一九六四年我剛到愛荷華，就感覺這兒氣氛不同。首先是我到大街上的百貨店買東西，店員問，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作家。「噢，你是作家！」她的臉馬上變了光，很高興的樣子。我買了東西要走，她說：「噢，有作家在我們這兒是我們的光榮。」我真是從沒聽過這個話。在台灣哪聽過？店員只說：「要不要買？不要？走啦！」現在當然比較好了，我們那個時代呀，店員有時候凶得呢！之後我剛到那幾天，愛荷華大學的Sandy Boyd就找我去工學院演講，我便講在大陸和台灣的經驗。你看，工學院找個作家去談話，這在台灣簡直是不可能的。這種文化氣氛在別的地方是不可能有的，這裡對作家太好了。尤其我在兩岸受到壓制，一來這裡，感到好自由。後來我在船上跟Paul Engle說，這裡對作家真是太好了，我覺得很自在，但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好像沒有自己的歸屬，文化上沒有歸屬感，不只是地理的。那時我主持早期的「作家工作坊」，有很多反對的力量，我在亞洲研究計畫教課，Paul Engle是教授，我們就這兩份薪水，其他的經費都是募來的。慢慢的，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只有十二位作家，?弦就是其中一個，也有德國、阿根廷、波蘭、衣索比亞來的，都是很棒的作家；到一九六九年，一年就有三十幾位了。那時白先勇、楊牧、王文興、葉維廉、余光中都來過。「國際寫作計畫」一開始是為期一年，可是冬天很長，有人得憂鬱症，有人受不了，所以我們慢慢縮短，縮為六個月、四個月，現在是三個月。
一九八一年丁玲來愛荷華，哎唷，轟動！白先勇還特地到愛荷華一趟。那時我跟她說：「丁玲大姊，你留下來寫你的自傳。」她要是寫的話，比我這《三生三世》、《三生影像》還要厚。因為她經歷了好多事。

駱：她待了多久？

聶：她待了半年，來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一九八六年去世了。之前她給紅衛兵抓起來關在北京秦城監獄，一九七九年平反。一九八○年我們第二次去北京，她有癌症，我跟Paul去看她，以前我們沒見過面，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籃花帶去，一見面我跟Paul就哭了。她倒是不覺得自己受了很多苦，你哭，她也很感動，但是卻說：「哎呀你也不要哭，現在都好啦。」那種精神狀態我比不上，我一出來就嚎啕大哭。

駱：那不一樣，你就是感情那麼豐富，她是一個很強悍的人啊。

聶：那時她在醫院說：「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去美國看看。」我們說：「好，你一定要來。」Paul Engle便去籌錢，那時候國務院還肯出錢，而且丁玲是大右派。（笑）

駱：所以她第二年就過來了，她來的時候身體都還好？

聶：一高興身體就好了，她跟她丈夫一起來的。丁玲真是可愛，她跟我什麼都講。她在這兒還是有點恐懼，怕有什麼事情發生。我說，你趕快來寫自傳，Paul Engle幫你籌錢。她笑。有些事她不敢寫出來，也有些複雜生活是她不想說的。

駱：汪曾祺來的時候是多大年紀了？

聶：他也六十幾了。汪曾祺很有意思，他喜歡喝酒，而且很會做菜。他一到我家，直接走到酒櫃拿酒喝，他喜歡喝威士忌。最後他在歡送會上喝醉，幾位作家把他抬回旅館的床上，第二天他酒醒了，結果房門大開，抽屜裡的錢都沒了，鑰匙也不見了。醉成這個樣子。
……剛剛我談的都是駐校的作家。其他來訪的可多了，卞之琳、蕭軍、蕭乾，蕭軍來了兩個星期，蕭乾來了四個月左右，當時非常轟動，都有報導的；小說鼻祖吳組緗也來過，起碼待一個星期。這些都歷史人物了。

駱：那可不可以講講陳映真？台灣這邊的？

聶：陳映真，還有柏楊。一九六八年我們邀請陳映真來，同年還邀請後來當上捷克總統、維護人權的哈維爾。結果一九六八年七月陳映真被捕，哈維爾則是因為那年蘇聯的坦克車進了布拉格，所以兩個都來不成了。那時候陳映真就坐牢了，他還沒判刑的時候，我說他們可能直接判罪，沒有人替他辯護的，我說我們一定要請一個律師幫他辯護。那時台灣的律師沒有一個人接這個案子。當然，接了這個案子，維護陳映真就是一起的嘛。那時候連這個牽連都不可以有。後來我們找到一位在台灣作商務律師的美國人，要收四千塊錢才願意辯護。我們覺得只要有人辯護就好，那便表示你不能隨便判一個人的刑。於是Paul就籌錢，不是我一個人，是我們兩個一起的。他找到四千塊，寄過去後沒有音信。那時郵政總局都有特務檢查信件，信給特務扣了下來，沒有消息。後來我們跟陳映真家裡通信，他家人說從沒收到。這美國律師沒收到錢就不去辯護，所以陳映真是自己為自己辯護的。後來他好像坐了六年還是八年的牢，出獄以後，我們每年都邀請他來愛荷華，一九八三年才來成。他能來，表示陳映真可以出國了，對他而言很有意義；其次就是環境。你們在台灣不是說他是最後的左派嗎？

駱：對，所以他說他是老紅帽。

聶：他對美國並不欣賞，主要是在台灣關了那麼多年，來這裡輕鬆一下，起碼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所以還滿輕鬆的。那時他住五月花旅館，離我們家很近。他們家很會燉蹄膀，他喜歡吃，有一次端了一鍋蹄膀，鞋子都不穿，穿雙喀哩匡啷的木屐就到山上（我們家）來了。我跟他們家有這種交情。有一年他們全家帶了一桌酒席，用大盒子裝到愛荷華來請我們吃，Paul跟他爸爸見面了，兩個都流眼淚。後來陳映真的爸爸很感動，起來講話，講得聲音都哽住了，他說：「一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素不相識，卻請律師為我兒子辯護，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他說當時在台灣其他人都不敢接近他們。Paul Engle就是Paul Engle，他說了一句話：「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他不覺得我們做這件事有什麼特別，而覺得應該這樣的。Paul Engle很了不起，他真是一座大山，能夠整個包容。他是浪漫的一代。如果說經歷過戰爭到處流浪，我可能是那一代最後的了；而Paul Engle則可能是美國人浪漫那一代的最後了。現在的美國人沒有那樣的了。

駱：聶老師能不能提一下楊逵來愛荷華的事？

聶：楊逵是一九八二年來的，那年劉賓雁也在這兒。

駱：哎呀，真的都是英雄會！

聶：海峽兩岸坐過牢的，或者是大右派的，都放逐到這邊來了。（笑）

駱：楊逵講國語嗎？

聶：他講。楊逵的身體不好，他只來兩個星期。那時候台灣的氣候還不是很好，來這一趟對他是個突破。當時我跟Paul帶這些作家去船上遊密西西比河，楊逵在船上唱〈補破網〉，唱得很有感情。他年紀大我一點，要走的時候也跟他媳婦到愛荷華這兒來，他媳婦真感動人，一直照顧他，是為照顧他而來的。她認識楊逵很多年，好像在火燒島的時候就認識了。她說，我嫁他兒子就是因為我佩服他。我說，這話我可沒聽說過，一般女的是因為老子有錢，而要嫁給兒子；我覺得你是因為老子坐過牢，才嫁給這個兒子。她媳婦真是這樣的人。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一九八八年我們去台灣，楊逵已經過世了。他有個首陽花園，他曾說，「這花園就是希望辦成跟你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一樣。」我說，「那好啊！.....（精采未完）




聶華苓
一九二五年生於湖北，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至台灣，任教於台灣大學與東海大學，並曾擔任《自由中國》編輯委員及文藝主編。一九六四年移居美國，受聘為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顧問。一九六七年，和詩人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一九七一年和安格爾結婚。在美曾獲頒三個榮譽博士學位，與安格爾一起獲得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並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員、美國飛馬國際文學獎顧問。已出版二十餘部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幾件喜事》、《台灣軼事》；散文集《夢谷集》、《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十年後》、《鹿園情事》，以及回憶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等。二○○九年馬英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以表彰其藝文創作豐富自由主義內涵，並推動國際寫作計畫以促進東西文化交流所作之貢獻。

駱以軍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台灣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獎、全國大專青年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等。二○○七年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出版作品：《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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