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學生活誌 4月號 / 2011 詩人歌者，不...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隨風而至　／執行主編蔡逸君

應該可以這樣說，或許你不清楚Bob Dylan是何許人物，但一定聽過他的歌。敢如此肯定，是因為我自己對音樂的認識幾乎是幼兒狀態，所以如果連我都聽過，那應該是類似「國歌」的情況，很難有誰沒聽過吧。當然也不排除例外，畢竟這年頭沸沸揚揚的聲音充斥街頭，鳥叫都聽不到了，遑論「國歌」。

國中時我那後來留有和剛出道的羅大佑一式長髮的二哥，不顧所有人的反對，也不管升學班的壓力有多大，不肯課後上補習但一定要去學吉他，說若不給學，他就逃家，我每晚聽他練習和弦，...

詩人歌者，不老傳奇：BOB DYLAN首度訪台　／客席總編輯．張鐵志．文
Bob Dylan終於要來台灣了。

這個演出不像其他任何一場外國巨星來台，因為狄倫不僅僅是一個名字閃亮的歌者，而毫無疑問是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人，二十世紀文化史上的一個巨人。

這也不只是一場感傷的懷舊，或者一場熱鬧的朝聖──當然也都是。但我們懷的是什麼「舊」，到底朝的是什麼「聖」？或者，我們為什麼還要聽狄倫？

Bob Dylan（Photo Credits：William Claxton；Sony Music提供）
首先，狄倫改變了搖滾樂。他作為一個民謠歌手，翻轉了民謠的語言與想像，讓民謠從底層人民的悲苦或者五○年代後的流行化美聲唱法，轉化成一種真正深刻的藝術。然後，他把民謠插上電，並用詩歌的語言讓搖滾開始從青少年的娛樂變得更世故與繁複。

其次，狄倫是六○年代這個二十世紀最瘋狂迷人的年代的精神代表。他雖然只寫了幾年的所謂「抗議歌曲」，但這些歌曲卻展現了一整個青年反文化世代的困惑與吶喊；然後，他在六○年代中期的轉型預示了六○年代後半期終於降臨的暴雨。

再者，他為世界示範了一個搖滾傳奇如何可以優雅地老去。太多的巨星與傳奇在功成名就、在蒼老之後，就不再具有創造力，而只是靠著懷舊金曲淘金。但不服老的狄倫，卻一再推出與以往不同的優秀作品，一再探索音樂的可能性。

最後，對我們來說，狄倫深深影響了台灣在七○年代的民歌，而這些民歌又影響了整個華語世界的流行歌曲。胡德夫、李雙澤、林懷民他們在六○年代末、七○年代初聽到狄倫，而那正好也是一個台灣從高度禁閉中開始解放出來的年代，而狄倫的音樂彷彿洞口外的光，讓他們開始認識民歌，認識音樂與社會的關係，認識那個不一樣的外在世界。

在與胡德夫的對談中，我們可以看到狄倫的血脈如何聯繫到他身上：音樂上，他們都是建立在傳統歌謠的土壤上；歌詞意識上，胡德夫從狄倫身上學到「我唱我看到的世界」。如果七○年代的民歌是台灣現代流行音樂的起點，那麼這兩點都是如今我們太過缺乏的營養。（本期作者鍾永豐與林生祥十年來的合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那個民歌理想最重要的傳承者。）



因此，聆聽狄倫，反思狄倫的影響，就是思考我們自己的音樂歷史，思考我們的未來──當我們像一塊滾石奮力往前滾動時，別徹底遺忘回家的方向．．．

狄倫如何改變了搖滾？　／客席總編輯．張鐵志．文

當搖滾樂在五○年代誕生以來，它只是汽車、女孩和青少年的不安躁動。直到六○年代，它才經歷了成年人的劇烈洗禮。

在與民謠相遇後，搖滾樂開始有思想，開始注入關懷與參與現實社會的理想主義基因。

然後當垮掉的一代的詩歌進入搖滾後，不論是透過「地下絲絨」的Lou Reed或者The Doors的Jim Morrison，搖滾樂開始變得更為世故、黑暗、頹廢。

而沒有人比巴布‧狄倫更成功地把這些元素熔於一爐，並從此改變了搖滾樂。




１．

狄倫的少年時期正是搖滾樂的誕生之時。

但他說：「搖滾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它們朗朗上口、有強烈的節奏，並且讓你很high，但是不夠嚴肅，不能現實地反映生活。當我接觸到民謠時，這是更為嚴肅的音樂。那些歌曲有更多沮喪、更多哀傷、更多對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層的感受……生活太複雜了，以至搖滾樂不能反映出來。」

於是他開始進入古老民謠的世界。

彼時狄倫所認識的民謠世界，尤其是三○年代開始的民謠復興運動，是有著強烈的左翼人民主義（populist）傾向，甚至是當時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一環。正如美國民謠先驅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所說：民歌是關於「我們辛苦的旅程、不好的運氣、和沉重的生活」，是勞動者生活的哀楚、悲傷與歡樂。

伍迪‧格斯里的自傳深深打動了少年狄倫，成為狄倫的精神偶像。當狄倫在一九六二年到紐約後，立即去尋找格斯里的蹤影，但格斯里已經病重住院，狄倫只能去探視他，唱歌給他聽，並在第一張專輯寫下「給伍迪的歌」。
和格斯里合作的另一位民謠先驅彼得‧席格（Pete Seeger），在四○年代也主要為工人而唱，並且在後來與其他左傾的民歌手和關注民謠的知識分子組成「人民之歌」團體，甚至舉辦刊物，討論音樂與社會運動。他更從五○年代開始深深影響了新一波的民謠復興運動。

除了「唱人民的歌、為人民而唱」的特質，當時的民謠也被視為具有有一種「真誠性」（authencity）。

民謠復興運動是一種對於古老而失落已久的真誠美國的尋找。歌手們具有一種使命感，要反對五○年代興起的大消費主義文化、反對商業主義的膚淺與流行，他們試圖對抗現代社會的疏離、重新創造人們的團結，包括消解演出者和聆聽者之間的距離。民謠的真誠性體現在歌詞意識、演出風格、藝術目的，甚至素樸的服裝。他們的歌詞內容不是青少年的蒼白與綺夢，而是生命的困頓與無奈，是生活的真實體驗。這是少年狄倫所認識的民謠特質，尤其是他到了作為民謠基地的紐約格林威治村所接觸到的民謠圈，因此，作為一個民謠歌手的他，也同時是一名「抗議歌手」。


２．

在來到紐約之前，還在明尼蘇達的少年狄倫除了聽搖滾與民謠，也接觸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是戰後美國文化上的叛逆者，並且是此後一切另類文化的精神源頭；他們也是文學上的不法之徒：不論在主題、寫作風格，乃至個人生活上，都在挑戰主流價值的沉悶與腐臭，而追求自由、即興、誠實和解放。例如主題上，不論是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或是威廉‧布洛斯的《裸體午餐》，都涉及藥物、性，和各種邊緣生活方式。但他們並不只是要描述敗德的肉身經驗。一如《嚎叫》因為過於猥褻而被法院禁止出版，但那是因為金斯堡試圖召喚出美國文明的潛意識，是要「拯救和治療美國精神」。同樣，《在路上》看似是描述一種隨興墮落的生活，但凱魯亞克是要追問自由的真義，不論是心靈還是肉體的。

垮掉的一代和搖滾樂都是五○年代成為反叛之聲：垮掉的一代是把黑人文化和爵士樂加入他們的詩歌與小說，而形成對主流白人社會的挑戰；貓王和其他人也把黑人的藍調、R&B改造成搖滾樂，掀起回聲更巨大的青年文化。但後者更多是商業性的娛樂，而不是嚴肅的藝術。

狄倫在一九五九年讀到凱魯亞克，也讀到從巴黎空運來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著作《裸體午餐》（美國禁止發行）。他說：「我完全愛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亞、咆哮那群人，這全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凱魯亞克、金斯堡、柯索（Corso）、費林格提（Ferlinghetti），他們是如此神奇……他們對我的影響就如同貓王對我的影響一樣。」


３．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歲的狄倫來到紐約格林威治村。而這裡，左翼民謠和反叛的垮掉的一代詩歌正在翩然共舞，維持既激盪又矛盾的關係。

從二十世紀初，在格林威治村就存在著兩種反叛：個人的與社會的、美學的與政治的、對清教主義的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屬於個人創造力和集體的政治行動。前者是波希米亞的先鋒藝術家，後者是左翼的行動主義者。

到了五○年代，垮掉的一代在這裡的咖啡館飲酒吟詩、聆聽爵士樂，而人民主義的左翼民謠也在同樣的咖啡館或者週日的華盛頓廣場熱情歌唱、思索世界的問題。

狄倫自己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在現場搭配爵士樂的朗讀。」

格林威治村確實是孕育狄倫的最佳搖籃：他在來紐約之前就擁抱民謠，迷戀垮掉的一代詩歌，而這裡正好是兩者的原鄉。

狄倫一開始是作為承接左翼民謠傳統的偉大接班人，他寫下一首又一首記錄現實的歌曲，成為那個燃燒的時代的青年之聲。他說，父母們，政客們，不要再抵抗新的力量出現，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即使是他的民謠時期，他也激進地改變了民謠的語言與想像，在〈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等歌曲中，已經堆疊起一句又一句超現實的意象。而他滄桑不時扭曲的歌唱方式，更是與傳統民謠大異其趣。

就在狄倫被視為是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時，他開始急速地想要告別民謠，告別抗議。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如前輩彼得‧席格，或同輩瓊‧拜雅（Joan Baez）般具有強烈行動信念的抗議歌手。

在一九六四年，他接受訪問說，「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不想成為什麼代言人。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寫歌。……炸彈已經漸漸變得無聊，因為真正的問題比炸彈更深層……我不屬於運動的一部分。」

或許是巧合，正在這個轉變的關鍵時期，他在一九六三年底認識了金斯堡兩人自此交往甚密，深深影響彼此。

狄倫的作品開始更接近於垮掉的一代：在〈Chimes of Freedom〉、〈Desolation Row〉都可以看到金斯堡和凱魯亞克的鬼影。

除了語言與美學外，狄倫在垮掉的一代身上還看到他們不直接涉入政治但同樣反叛的姿態。原本垮掉的一代和狄倫承傳的左翼民謠傳統就存在著矛盾：前者更多是美學的前衛革命，是頌揚慾望、藥物和邊緣人物，而這是被傳統左翼分子所拒斥的。所以，當狄倫開始如同垮掉的一代感到左翼運動的壓迫，而想要轉向更個人的體驗時，垮掉的一代當然是最好的出路。

於是，在六○年代中期，狄倫把民謠插上電，並用垮掉的詩歌讓搖滾開始具有深邃和魔幻的血液。他成為搖滾最偉大的鍊金師。

從一九六五年初到一九六六年夏天，狄倫發行了三張搖滾專輯──那是人們從未聽過的聲音，並進行了一連串巡演。這些專輯和演唱會不只讓人們看到他們不了解的狄倫，狄倫也帶領他們進入一個在神祕中充滿爆發力的魅影之原。狄倫果然是一個幽靈，從音樂的古老世界，倏地穿梭到未來，沒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腳步。

而搖滾樂的方向也從此不一樣了．．．（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92期四月號》）

作者簡介：張鐵志
政治、文化與搖滾評論家，現任《新新聞週報》副總編輯，並於兩岸三地主要媒體撰寫專欄。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獲選為年度好書）、《反叛的凝視》，以及二○一○年兩岸同時出版的《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

暴雨又至——重遇Bob Dylan　／香港．廖偉棠．文
　我在十二座霧氣瀰漫的大山腳下栽了跟頭
　在六條歪歪扭扭的公路上走走爬爬
　我踏足七座哀傷森林的腹地
　出來時卻面對著十二道死去的海
　我在墓地那張大嘴裡走過一萬里路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暴雨就要下起——

地震和海嘯肆虐的這幾天，核災難陰霾籠罩的這幾天，我不斷地想起這一首歌。那個年輕人在冷戰世界的淒清幻境中不斷前行，他的身影時而和十五年前一往無前的我重疊，時而和今天百憂焚心的我重疊，時而與六○年代所有那些烈焰般崢嶸的靈魂重疊，時而穿越未來、走在終無所依的世界末日倖存者前面。就是這麼一把粗厲聲音、咒語般詩句，使他成為二十世紀的預言師卡桑德拉——人人都聽見他，但無人能明白他的苦心——孩子們問吊在籠子裡的卡桑德拉：卡桑德拉你要幹什麼？卡桑德拉說：我要死。


Bob Dylan自傳《搖滾記》中文繁體版（圖片提供／大塊文化）


　我聽見有雷炸響一個警告
　有浪咆哮要把整個世界淹掉
　聽見一百個鼓手雙手在燃燒
　聽見一萬個人在耳語但沒人在聽
　聽見一個人將死於飢餓，聽見人們對他大笑
　我聽到一個在陰溝裡死去的詩人的歌聲
　一個小丑在後巷中哭叫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而暴雨就要下起——

這就是Bob Dylan最偉大的一首歌〈暴雨將至〉（曹疏影譯），他所唱的也許是當時的美國、古巴、蘇聯，也可以是今天的日本、亞洲、北非……一切意象那麼清晰強烈，而咆哮之語又如暴雨迅即混和了大廈將傾之聲，含混而至於擁有超越時代的力量。對於十五年前剛剛接觸他的我來說，他是二戰後最偉大的詩人，因為他的詩不落言詮，卻直指激盪燃燒著的青年靈魂。

我直接師從他的歌而寫我的新詩，這首先是一種意氣風發的精神，我來了，我看見，我唱出。一個最敏感的心坦然直面最晦澀瘋狂的現實，像美國當代詩歌，擁有一個消化一切的胃，世界於是向他敞開——在我最初的理解中，Bob Dylan就是這麼一個魔術師一般的吟遊詩人。但是即使是十五年前單純的我，也從Bob Dylan處學習了不單純以及批判。尤其是，和其他聽Bob Dylan的前輩不一樣，我是同時接觸六○年代激進的他、七○年代反思的他、八○九○年代「墮落」的他的。所以當我在一九九六年看到他一九九四年現身胡士托音樂節的影像時，我失望地寫道：



　六十年代的老巫師
　貼著九十年代的耳朵沉吟，三十年了！
　耳朵是扭曲的，六十年代的種子
　已被收買了，已長成整齊的防波林了。

但因此我能擁有一個最多面體的Bob Dylan。從一九六一年，〈Song To Woody〉的淳樸剛毅；一九六二年，〈Blowin' In The Wind〉的憤怒哲言；到一九六三年，〈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前瞻號召。到民謠時代結束，電流像更多變的意象和節奏使詩歌涅磐重生，一九六五年的〈Mr. Tambourine Man〉彷彿彩衣魔笛手開啟了一代人的迅猛幻想；〈It's Alright, Ma（I'm Only Bleeding）〉的犀利反諷；〈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和〈Like A Rolling Stone〉的虛無和絕望；〈Ballad Of A Thin Man〉一針見血的質問；直到〈Desolation Row〉那史詩式的瘋子方舟受難圖！這個時期的Bob Dylan儼然是我最傾慕的冷面騎士。

後面縱還有《Blonde on Blonde》的晦澀自辯、《John Wesley Harding》的幽怨與釋然……Bob Dylan卻慢慢離我遠去，走回他自己的封閉世界中去了。他最後一次以歌聲打動我，已經是一九九三年那張《World Gone Wrong》和一九九五年那張《MTV Unplugged》，都是一個人和吉他、口琴的糾纏而生的根源布魯斯（另譯藍調），居然還有火氣和血的味道，又有沉澱它們的力道。

此外不堪言。二○○五年，我在北京一家書店看到一本《認識老年癡呆症》的書，封面竟然是不知從哪裡盜來的老Bob Dylan頭像，我幾乎怒而淚下，你叫我情何以堪！那個時候，我的二十多張Bob Dylan專輯已經在舊居塵封許久。

直到一本書改變了我，讓我和過去的我以及現在的Bob Dylan又能把酒再談，那些文字彷彿暴雨再度降至，霹靂有聲。那就是幾年前Bob Dylan終於出版的回憶錄第一卷，英文名字叫做Chronicles——《編年史》，中文譯本名字改為《像一塊滾石》（台灣譯為《搖滾記》）。出版社和讀者所期待的Bob Dylan回憶錄，應該是青年、叛逆時期的Bob Dylan，是「像一塊滾石」的「抗議民謠教父」Bob Dylan，是另一本《在路上》。然而本書並不是，Bob Dylan再一次反對自身，就像他在六○年代先以搖滾反對民謠，再以自白派詩歌的私人性反對他被人定為的「抗議歌曲」的公共性。

像這樣一個「歷盡滄桑」的人，「故事」當然數不勝數，即便他不刻意渲染，他的每一個瞬間也都成為公眾視野裡的「故事」。但是Bob Dylan採取的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般的筆法，隨意漫遊於回憶之中，從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從一個人想到另一個人，之間的聯繫是微茫的，就像四十年前紐約歡迎他的一場大霧。但是這些聯繫結成了一張浩瀚的網，它的名字，不可避免地，叫做「時代」。

時代則在這喃喃回憶之河中浮沉。五○年代美國的彌天大霧、青年存在主義者的思想騷動、作為革命工具的音樂藝術在其中的掙扎彷徨、垮掉派（Beats）重估一切價值的決心……這些都在Dylan的意氣風發中能見一斑，時代的細節就是時代精神，青年Dylan對一切困難都無所謂，深知自己正踏在一個新世界的門檻上，背後是熊熊大火，「我的意志堅強得就像一個夾子，不需要任何證明」。但是風雲變幻，在衝浪的高處，Dylan醒覺自己是一個詩人而非政治「氣象預報員」，他更願意在歌曲中談論一件事情而不是宣揚一種觀點，他的歌詞曾經深受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早期的歌謠體詩的影響，他也秉承了布的懷疑精神——這懷疑必須指向自身。

於是這本回憶錄直接從他初抵紐約的朦朧時期跳向他成名後反省和隱匿的時期，他最輝煌的一段「樂與怒」時期被略過不談。這會讓大多數人失望，包括我本人。我當然傾心於作為迷惘一代／憤怒一代／垮掉一代三位一體的那個Bob Dylan，並曾經把離棄「抗議歌曲」的「後期Bob Dylan」視為六○年代精神的叛徒。如今我理解他的決定，作為一個藝術家，過早的被強力話語定型絕對是一件壞事，更何況，什麼是「六○年代精神」，是否只有一種？他在七○年代之後的多次風格轉變，誠然沒有一次能達到早期的輝煌，但卻滿足了一個藝術家的冒險精神、完成了一個人的多樣面孔。對我們而言，也許〈像一塊滾石〉比〈雨天女人12和35號〉更加偉大，但對藝術家本人來說它們一樣重要。
Bob Dylan自己又何嘗沒有困惑過，「我錯了嗎？」在他後來遇到創作困境的時候他不止一次問自己。他一再地卡於創作的瓶頸，其實他要回到原來順手的風格仍然是可以的，但是他不，他甚至拒絕在演出時演唱他最有名的那些歌曲。這種決絕令人肅然起敬。他是誠實的，他曾經自信地說過：「美國在改變。我有一種命中註定的感覺，我正駕馭著這些改變。」但他現在卻承認「對於我生活其間的世界，以及社會可以利用我們的方式，我一無所知。」為什麼？為什麼他不再樂觀？因為樂觀是容易的，可以自我安慰，悲觀卻是困難的，有助於尋根問底、背水一戰。

正是有這些困頓，他在最後一章的敘事突然回去他最開始的地方令人感動，並且使前兩章獲得更大意義。這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個音樂評論家和樂迷們非要他充當的「旗手」、「教父」那樣的簡單象徵符號。他追溯他的血脈根源，明白得很：他的真實、不妥協精神來源於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他的歌詞／詩深受布萊希特和韓波啟迪；他的音樂突破的導火索是羅伯特‧詹森（Robert Johnson）。Dylan形容布萊希特的詩的一句話其實也是他自己的詩歌理想：「這首歌把你打倒在地，它要求你認真對待。它繞梁不絕。伍迪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歌。這不是抗議歌或者是時事歌，這裡面也沒有對人的愛。」他還這樣說詹森的歌：「你無法想像他會唱『紐約是資產階級的城市』。他肯定沒有注意到過，即使他注意到了，也一定覺得無關緊要。」Dylan的歌也一樣，它不是戰鬥手冊，而是這荒誕世界的地形圖。

正因為這本出自他自己的回憶錄，重遇Bob Dylan，我依然相信他日益盤結成幽暗森林的大腦裡面的真誠，縱然這真誠他只對他自己負責。四月分他要來亞洲，我只猶豫了一下就買了演唱會的票，我不是去看自己的青春，不是去看神話時代的圖騰，也不是去看這群終於有了懷舊本錢的老哥們一起以淚水和吹牛逼來互相取暖，我就是去看這個老得可以上《認識老年癡呆症》封面的老頭，他將如何再一次反對我們所有人，在風暴眼的中心蹲下，用內心的暴雨洗刷屬於他的時代和詩篇．．．（未完，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92期四月號》


作者簡介：廖偉棠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廣東，後遷徙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現暫居香港大嶼山島，四出遊歷。全職作家，兼職攝影師、攝影雜誌《CAN》主編、文學雜誌《今天》詩歌編輯。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及創世紀詩獎。出版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裡的浪遊》、《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衣錦夜行》，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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