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忘記回來的或正在回來路上的那些人　／執行主編蔡逸君

錯過在台灣熱映的日劇「櫻子」（改編自津島佑子《火の山──山猿記》，這部小說曾獲谷崎潤一郎賞、野間文藝賞），這是我頭一回閱讀津島佑子。跟我第一次閱讀她父親太宰治相同，雖是透過翻譯，但綿綿不絕的文字力量躍上紙面，波動襲來。然而的確是不一樣的搖晃感。一個似蒼白、柔弱、陰暗溝渠上漂浮的月光，惡之華的生活，無法負責的人生，男性人間失格。另一則彷彿不斷噴湧烈焰、岩漿、熱氣的「火山」流河，覆蓋摧毀一切之後孕育一切，女性人間立...

津島佑子（太宰治之女）的台灣小說　／台北．吳佩珍．文
大家對津島佑子或許陌生，但對她父親太宰治以及作品應該熟悉才是。《虛構的徬徨》、《人間失格》，以自我告白的文體以及半自傳的敘事形式，赤裸裸地呈現自我內部的黑暗怯弱面，曾經陪伴許多人度過青春時期多感輕狂的歲月，至今仍受眾多讀者的喜愛。

津島佑子晚了大江健三郎以及開高健等「戰後第三新人」世代約有一輪，屬於戰後誕生的作家世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加入文學雜誌《文藝首都》，與中上健次結識，二人成為生涯的文學夥伴與競爭對手。初登文壇的前後時期正值日本的社運、學運風起雲湧，反安保的反戰和平運動、安田講堂事件都在此時期發生，而津島佑子作品中的人道與社會關懷常讓我想起她初登文壇時的日本社會。

對津島佑子最初的印象，是來自太宰治的寫真專輯中，一張戰後太宰與長女園子、一歲的津島佑子以及家中雞群的合照。所以直到二○○四年秋季初次見面時，那位「小女孩」如何變身成為眼前這位知名女作家的念頭逕自在心中迴轉，總回不了神。身旁的日籍老師興奮地如重返文學少女時代般，喃喃地不停重複：「哎呀！長得與太宰一個樣啊！」與她再度會面是二○○五年夏天她再度訪台時。這次她為了新小說《太過野蠻的》取材而來，是以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為舞台的作品。在取材的過程中，我見識了她對考據的鉅細靡遺，從植物、昆蟲到台灣新舊地名與地理位置的確認，無不細心考量。

津島佑子是太宰治的二女，本名津島里子，一歲時失去父親，父親的死因成為家中的禁忌，也因此從未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的死因。十歲左右在作家辭典上找到父親的名字，始知父親的真正死因。但津島佑子登上文壇時，文豪父親的名聲並未對她有實質的助益，面對世間加諸於津島家族的美化與幻想，成為她作家生涯前半所必須對抗的最大阻力。成就太宰治文學與神話的背後，有未亡人美知子夫人獨立撫養智能遲緩兒的長子正樹（在太宰過世十二年後逝去）以及津島園子、里子姊妹成人過程中不為人知的心酸與重壓。此外，因為文學使得太宰的人生支離破碎甚至造成家族的不幸，美知子夫人對於文學世界始終戒慎恐懼，也因此，一直到開始寫小說為止，津島佑子與日本文學界一直保持著距離。自己的文學立場以及寫作的契機，並非蒙受文豪父親的恩澤，而是來自個人深層的意識，這也是她對自己能以作家安身立命的自負。

即使如此，缺席的父親以及智能發展遲緩，與自己感情深厚的哥哥都成為津島文學重要的中心主題。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安藝柚子的筆名發表於《文藝首都》的〈某個誕生〉是津島佑子正式登上文壇的處女作，描寫作家想像自己出生當時的場景。父親憂慮新生兒是否會如上一個孩子般，是智能發展遲緩兒；而一起等待的孩子看出了父親的心事，拿起剪刀，心想：如果必須結束嬰兒的生命，那便讓我來吧。作品蘊藏著父親拋棄自己而去的暗示以及與智能遲緩哥哥共生的主題，注定了津島文學對抗男性中心社會原理的宿命以及對社會邊緣關懷的基調。也因此與《文藝首都》時期以來的文學夥伴，來自和歌山縣新宮，部落民出身的中上健次在文學質性上有許多重疊之處。而母子家庭的成長背景以及成長之後結婚、離婚、獨自撫養孩子、痛失愛子的人生經驗也成就津島文學最大特徵──對母系中心社會的憧憬和不受父權約束與社會規範的「性」、「妊娠」與「生產」。

觀察津島佑子近年的作品，便會發現以上的主題依舊是津島文學的基調，但逐漸有了擴展與變化。如曾經改編為NHK連續劇「純情閃耀」的《火之山──山猿記》（1996年），這個以母親美知子的家族為藍本，構思七年的巨著，敘事者以及視點雖然以家族中最小的弟弟勇太郎為中心，但是故事開展仍以姊妹為主軸，誠如作者自己所說，這是「送給母親故里的禮讚」，同時也是紀念母親家族傳說中最小的「姨母」，也是小說主人公「櫻子」的鎮魂曲。

而二○○七年贏得紫式部賞的《奈良報告》（2004年）描寫主人公森生少年的母親與有妻室的男子生下森生之後因癌症死去，森生透過靈媒與化身為鴿子的母親溝通，之後在母親靈力的幫助下將象徵日本佛教全盛期的奈良大佛炸得粉碎，小說的構成則由大佛碎裂後的斷片所組成，而故事也進而回歸至佛教支配前的古代世界。隨著故事的進行，可逐漸理解作者暗示著對部落民與原始母系社會的壓抑都是源自國家機器與宗教力量結合之後的時代。對此作品，評論家勝又浩譽為是「承襲同時超越中上健次」的文業。

對原始母系社會的幻想動搖了男性中心的民族國家框架，以殖民地台灣為舞台的《太過野蠻的》（2008年）巧妙的結合且呈現國家暴力對於殖民地、台灣原住民所行使的男性原理與男性加諸女性的男性原理，二者事實上是同理可證的共犯關係。而這也是為何每當女主人公美霞在身心面臨崩潰的臨界點時，莫那‧魯道的聲音與幻影便無時不刻的出沒。作者也指出E.M.佛斯特的《印度之旅》對自己創作這個作品時有極大的啟發，也就是「性」與「殖民地」二者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作品的主題結合了「霧社事件」與殖民者女性的視點，時而平行時而交錯的描寫手法，與戰後觸及「霧社事件」的日本小說多以「政治正確」的反省筆觸大不相同，也可說是現代日本文學在戰後重新編織殖民地台灣記憶的全新呈現。作者本身強調「霧社事件」的描寫目的絕非是「事件報告的書寫以及正確地還原事件原貌」，而是試圖理解這樣的慘劇是遭受如何的國家（男性中心）暴力壓迫下才產生的緣由。

日本作家津島佑子發表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太過野蠻的》，並將蒞臨二月台北國際書展活動。（照片提供／東京新聞）
這個作品在津島文學中另一個象徵意義是──男性形象的變化。作品中登場的台灣人男性楊先生背負著曾經失去妻子、孩子的傷痛，不僅對後來非親生的女兒視為己出，也讓另一位女主人公莉莉自然的敞開心胸，對他訴說自己的喪子之痛，而這是津島文學當中從未出現過的父親角色。至此，我們可見津島文學當中父親太宰的亡靈在經過歲月的淨化除魅下，已經逐漸遠去，對父親拋棄襁褓時期的自己轉身離去的怨氣在這作品當中已經有了和緩的跡象。

而二○一○年十二月所出版的，為講談社創社一百週年所執筆的作品《黃金夢之歌》則是以探尋中亞吉爾吉斯的英雄敘事詩《馬那斯》（Manas）為背景的小說。津島佑子長久以來致力於愛努（註：北海道原住民族）口傳文藝「Yukara」的保存與宣揚，滯留法國期間，曾與法國的日本文學研究生著手「Yukara」的翻譯，並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法文版愛努敘事詩《下吧下吧，銀色雨滴──愛努之歌》。對於「Yukara」的執著，是來自靈魂深處對父親血緣的眷戀。「父親是北方人（註：津輕），自己身上有一半流的是北方的血，也因此對於『Yukara』一直抱持興趣，在調查當中逐漸擴展至西伯利亞以及歐亞而觸及了《馬那斯》。」這部小說也可說是津島的追尋父性之旅。作者自承一歲失去父親之後，母子家庭的現實如實的與她的文學做了連結，對於父親完全沒有記憶，也不明白何謂父性，也因此那成為她「明白人事」之後的重要課題。而這次的最新作品中，透過了凝神觀察旅行途中的男性們身為「父親」的另一面，「（父親）已經漸漸不再是禁忌的領域」，「『父性』的書寫也變得容易了」。

日本近代國家的敘事框架無可置否的是從明治維新出發的男性中心視點，最近日本的國民文學代表作品──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被搬上銀幕，其中對明治日本建國諸雄敬畏如神般的謳歌讚美，其實讓人重新思考日本近代的出發是否受到「男性中心」框架的過度束縛。觀察津島文學近年來作品的軌跡──從《太過野蠻的》到《黃金夢之歌》，可看出父兄闕如以及對原始母系的幻想讓她能夠跨越國界尋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普遍性，而也因此，津島一直以來視為禁忌的「父性」，似乎也在越界的父親形象的普遍性中獲得了答案與救贖．．．
作者簡介：吳佩珍
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筑波大學日本近代文學博士，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專長為日本近代女性文學與台日殖民時期比較文學，近著有中英文論文數篇，包括〈女同性戀的性別表演：青鞜社的性別政治與認同〉、〈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為中心〉等。

《太過野蠻的》你的傷痕也是我的記憶　／東京．川村湊．文　／羅詩雲．譯
津島佑子連載於《群像》的《太過野蠻的》在第二十一回宣告完結。這個月將以這部作品為中心進行評論。

設定台灣為主要舞台，並且以分別於一九三○年代、二○○五年渡台的日本女性美世（美霞）與茉莉子（莉莉）為主要登場人物。雖然她們是姨母與姪女的關係，不過美霞妹妹的女兒，也就是現年五十六歲的莉莉，卻從未見過從台灣歸國後三十歲時病逝於故鄉韮崎的美霞。從莉莉閱讀美霞寄給丈夫明彥所遺留下的眾多信件與日記，以及造訪她自己與姨母都曾經居住過的台北及台灣等地的情節，以這樣的雙重結構展開小說。


《太過野蠻的》原文版書封。
婚前美霞以舊假名寫給明彥的信件，顯露出她奔放且積極的個性，正呈現出雄飛海外（這樣的用語表現未必適當）的日本娘子軍（這個形容也非全然適宜）其熾熱的戀情，耐人尋味。美霞的自由闊達，並不像是被要求恪守賢淑美德的戰前女性。不必說，婆媳（從結婚之前）之間的糾紛等等，對美霞那樣熱情的生活方式自是有不少束縛與限制。

然而，美霞這樣的精神慢慢被台北的生活消蝕殆盡。當中決定性的事件固然因為是美霞好不容易產下的孩子（文彥）在一歲時死亡，但小說不問自明的是，暗示了起因自殖民地之中，無論是被殖民者或宗主國日本人都遭受襲擊的憂鬱以及憂愁（這在佐藤春夫及真杉靜江〔譯者註：應為真杉靜枝之筆誤〕等人的台灣小說都可以感受得到）。
太過野蠻的日本殖民地統治。小說裡敘述「霧社事件」的始末，莫那‧魯道所率領的「番人＝高砂族」（台灣原住民）襲擊了日人學校的運動會，不但殺了許多的日本人（包括女性與小孩），更砍下他們的首級。作為對此事的報復，日本人殲滅了他們的「番社」，讓窮途末路的莫那‧魯道一族於山中上吊自殺（令人不忍卒睹的是，這等同實行「高砂族」式的「出草」掃蕩）。

但是，這部小說的目的並不在於譴責日本殖民地主義過去的醜惡。不論美霞或是莉莉，還是在旅館所結識的台灣人楊先生，都擁有著因為無法拯救自己的孩子，而「讓他（她）死去」的共同體驗與記憶。他們一邊背負著無法承受的記憶，同時從目前的意識中將之消解。一如小說裡楊先生所言「如果不能疏離記憶和意識，我們就無法活下去」。台灣人殺日本人，日本人殺台灣人的記憶（這些並非是對稱性的事件）。雖然那並無法忘卻，但從意識疏離記憶的作法，我想可以視作連結思考日本與台灣（舊殖民地，或是占領地的亞細亞）目前關係的通路。
美霞還有莉莉所體驗的台灣自然，包含街道上的鳥兒、原色的花朵、豪雨及暑熱等，皆被鮮明地描繪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從字裡行間也能感受到與蘊含象徵意味的雲豹、蛇等動物的共生感覺。意識與記憶的「縫隙」逐漸地擴大，在這縫隙之中讓我有了天然的自然世界宛若整體浮現的感覺．．．
作者簡介：川村湊
文藝評論家，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文化部教授。一九八○年以〈關於異樣之物──徒然草論〉獲得群像新人文學獎，以古典文學評論獲得群像新人獎者至今為止只有一人。一開始的文藝評論範疇便兼容古典與現代，之後逐漸擴及朝鮮、韓國文學與文化。從左翼立場出發，曾與福田和也、坪內祐三進行筆戰，對於村上春樹給予高度評價，與加藤典洋二人堪稱雙璧。從一九九三年至二○一○年長達十七年的時間，每月均在《每日新聞》執筆文藝時評，已經打破平野謙的十三年的紀錄。殖民地文學相關代表著作有：《異鄉的昭和文學──「滿洲」與近代日本》、《渡海的日語──殖民地的「國語」時間》、《滿洲崩壞──「大東亞文學」與作家們》等。

文學與宗教：單德興專訪王文興

前言：

王文興對小說創作的堅持與獨特的文藝觀，已使他成為傳奇人物。他從早年起便探討命運的問題，一九八五年領洗成為天主教徒，手記中有不少宗教感思。一九八六年輔仁大學舉辦第一屆文學與宗教國際研討會，討論的主題作家除了英國的葛林（Graham Greene）和日本的遠藤周作之外，就是王文興。一九九○年出版的《王文興的心靈世界》（康來新編），多方呈現了他的精神世界與文藝觀感，但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家變六講》新書發表會暨國家文藝獎獲獎祝賀會中（同時也是七十壽慶），我以「自家現身自說法，欲將金針度與人」形容他近年來積極推動文學閱讀，深獲其首肯。

我曾於一九八三年和二○○○年兩度與他就文學進行深度訪談，時隔十年，此次則著重於文學與宗教，更具體的說，就是身為佛教徒、學者的我，訪問身為天主教徒、作家的王文興。王文興很重視這次訪談，事先提供了一些中國宗教文學作品，「以資談助」。他挑選的地點Living One 餐廳之名，對我正象徵了一位活生生的作家／天主教徒的現身說法。他以一貫的沉穩態度聆聽每個問題，並以磁性的聲音慢條斯理地回答，內容包括了個人信教經過，宗教觀與宗教體驗，文學與宗教的關係，中西宗教文學例證，宗教之間的關係……前後將近兩小時，直到接近晚餐時分，人聲逐漸嘈雜才結束。全稿經王文興本人修訂。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你在一九八五年復活節領洗，那年是四十六歲，距今二十五年。在復活節受洗是滿有象徵意味的，請問你當時是在什麼主觀、客觀情境下領洗的？為什麼是天主教？

王文興（以下簡稱「王」）：在復活節領洗是因為教會的規定，只有在復活節或聖誕節才能夠領洗。事實上我在復活節之前就有了這樣的決定，跟教會已經有了這樣的聯繫。但是在此之前我為這個問題猶豫、考慮了好多年，還是決定不下來要不要走入教會，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看到了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一句話，他說，宗教必須是跳一步（leap of faith），必須是一個大躍進才行。這句話給我一個啟發：如果你不勇往直前，那就一直原地踏步；但是如果你膽敢跳一步的話，事情就簡單了。我的意思是說，先跳下水，然後再去學游泳。
我就想也用這個方法，否則再等下去可能三十年、四十年都是原地踏步。結果這個方法真是很有效。假如我原地踏步的話，不但現在還不領洗，也不可能了解宗教的全貌，因為這是一個大得不得了的課題。如果我要等到了解全貌的那一天才來信教，這根本辦不到。所以跳一步是有必要的。那麼跳一步呢，就會……可以說若有神助。若有神助的原因不是因為對宗教知性的了解就恍然大悟，而是屬於感性的信仰方面。跳一步的最大收穫就是這一步下去，如同剛才的比方，是跳到水裡再去學游泳；換一個比方，就是把植物的根種下去，而它生長之快是起初沒有料想到的。這個生長不是知性的，而是感性的生長，讓你一天一天感覺宗教是重要的，是唯一可依賴的，世界上的其他事都是依賴於此。這就好像是人與人的感情一樣，你對一個好朋友的感情、信賴，要說理論嘛，十本書也說不完。但是一旦覺得信賴他，就會一切交給他，什麼忙都願意幫，就是類似這樣的一種情感。

單：你在正式接受信仰之前也看過巴斯噶（Blaise Pascal）和路益師（C.S. Lewis）等人的書，對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你而言，這比較是知性的準備嗎？


單德興教授多次訪談自己的老師王文興（左），記錄作家珍貴的心路過程。
王：的確是。這些宗教、哲學的著作對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應該說，對我來說是最好的讀物，因為這個緣故讓我開始尊敬宗教。我不敢說是因為這樣使我走上信仰的道路，卻是讓我開始尊敬，否則我可能會和五四運動的人一樣，具有一種可笑的高傲、傲慢，也就是對於不了解的事物冷嘲熱諷一番，然後拒絕參與、拒絕了解。我不否認，這是我年輕時一度有過的現象。老實講，在我念大學的時候，一些神父、修女的師資也有不錯的，可是一想到他們的身分，我儘管帶有一種贊許的態度，卻使我敬而遠之。所以我開始尊敬宗教，是因為閱讀這些神學著作。產生尊敬當然很重要，因為心裡就會想，那我也可以試試看，嘗試模仿、學一學啊！這種尊敬除了來自神學著作以外，還有很多是天主教小說家的引導，像是葛林（Graham Greene）和莫瑞亞克（François Mauriac）。我也常想，這兩個能力這麼高的人，何至於去信仰一個愚夫愚婦的教派，其中必然有它的解釋。這種好奇感也讓我開始願意去探索這條宗教的路。因此，神學的著作以外，宗教小說家也是使我開始尊敬宗教的一個引導。


單：你剛剛提到「一些神父、修女」，你在文章中也提到張志宏神父、王敬弘神父。我想有不少人是因為接觸到宗教人士，佩服他們而連帶尊敬他們的信仰，進一步接觸乃至於接受。不曉得那時候有沒有因為與宗教人士的接觸而給你帶來一些啟發或感動？

王：張神父是一位愛爾蘭神父，我跟他的往來比較多，但是從來沒有談過宗教的問題。我喜歡這個人純粹是他的個性、人格使然，他是個很仁慈、正直的人，他是第一個我喜歡往來的天主教人士。第二位王敬弘神父是一個中國人，跟我有點同學之誼（他是師大附中高我三、四屆的學長），又是我一個好朋友的小舅子，本來就有一點往來。我與他並沒有宗教上的討論，而是喜歡他的溫厚。倒是我想要領洗的時候，第一個便是跟王神父提出的。他很支持，就安排我的領洗，領洗包含了很多宗教的儀式，此外，在很多超現實的經驗上他也幫了我一些忙。但是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麼神祕，幾年後他就去世了。

單：那很年輕呢！

王：他很年輕，去世之前動了大概六次手術，都沒有成功。這件事情有沒有打擊到我、使我對宗教信仰有所懷疑呢？完全沒有。我把這個遺憾歸入於神祕，歸入於人神、天人的神祕上去解釋。換句話說，這個神祕是我不知道的，我不能妄下斷語，為什麼這麼好的一個人，居然這麼早就被收回去了？他的去世非但沒有打擊到我，反而讓我對宗教信仰採取一種更順服（resigned）的態度。他的一生長短是由神來決定的，而我也了解我個人的一生，不論是成長、長短，一樣是由神來決定。這是我從他的一生、他的死亡裡面得來的結論。

單：你剛剛提到在信仰上往前跳一步或冒險，那麼你在領洗前後有沒有什麼不同的生命風光？在人生或文學創作方面，前後有沒有顯著的不同？

王：在人生方面，其實人生有很多困難，每個人都免不了。在我領洗之前，確實在人世以及健康上遭遇到種種問題，但不是職業上的。若說為了職業上的表現而決定投向信仰，就等同於拜菩薩求發財一樣，這是我一向不以為然，不會列入考慮的。職業上或事業上的成敗，必須自己負責，這方面就跟功課一樣，絕不能說我考得不好，去求神讓我下回考九十分。但是人生還有很多其他的困難，特別是人際關係上的，而很多人世糾紛不在於個人，而是在多方面，這些假如沒有宗教依賴的話，很多是沒有辦法應付的。這種事情使我感覺像過不了的瓶頸，類似這樣的事情還不少，可是在我接受信仰以後，就好像原本生病一樣，竟然豁然而癒了。
至於寫作方面，寫作跟念書一樣，是不便祈求的，否則問心有愧。我感覺領洗前後寫作的難易是相同的，學習的難易也是相同的。我總覺得在這方面恐怕神是不介入的，好像上帝已經決定把人生的這一塊交給人來獨立、自主的。

單：就你個人的寫作來說，雖然在寫作的難易上是相同的，但在態度和題材上有沒有什麼不同？比方說，《星雨樓隨想》裡的〈神話集〉、〈夜思筆記〉、〈宗教及其他〉都跟宗教有關。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恐怕就不會寫出這些作品，或者不會用這種方式來寫。我想先請問的是「星雨樓」這個名字的由來。

王：「星雨樓」這三個字跟宗教沒有關係。原先給出版社的是另一個名字，但出版社希望我改書名。我想了一想，就改為「星雨樓隨想」。

單：「星」跟你名字裡的「興」有沒有關係？

王：有關係，你這樣講就對了！其實，取這個名字有幾個原因。第一，我的岳父以前住在新店花園新城社區一間很小的房子，他去世以後這房子留給我們用，就成了我的藏書室。這個地方很高，打開窗子，就面對著空曠的天空和山景。每天夜晚站在陽台上，會看到滿天的星斗。第二，「星雨」這兩個字中，「星」與我名字的第三個字「興」同音，「雨」也和「語言」的「語」同音，而《星雨樓隨想》就等於是我個人語錄體的選集。

單：《星雨樓隨想》中跟宗教比較有關的那三篇是在哪些情況下寫的？

王：這三篇都是從我歷年的手記裡面把跟宗教有關的挑選出來的，並不是在某一個時段連貫、持續不斷寫下來的。這一類宗教思考也許早在幾十年前我的〈第三研究室手記〉裡面會找到一些，但是領洗以後，宗教的隨想確實遠比領洗之前要多，因為我每個禮拜天望彌撒時一定會有一些感想，不論是儀式的感想或者讀經的感想。

單：你提到領洗和望彌撒，而不管是哪一個宗教的信徒都要從事靈修。靈修和一般知性的累積是不一樣的。能不能談談你靈修的一些體驗，像是你如何靈修，比方說祈禱、望彌撒，這些跟你寫作的關係如何？

王：嚴格來講，我並不是一個模範的教友、教徒，因為有很多規定的齋戒等等，我並不清楚，那是有一張很嚴格的時間表的。而且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總以為那張表是進入修道院的人更應該遵守，是更進一步的靈修，像我這種神職人員以外的教友、信徒，就沒有必要為自己訂下這麼嚴格的規定，所以我只限於採用幾篇通用的祈禱文。除此以外，我參與每個禮拜天的彌撒，把它看成是時間上的奉獻。彌撒的意義很豐富，但我還沒有時間詳細研究這整個彌撒的意義和它的功能，可是有一點我了解得很清楚，也一直遵守，那就是彌撒是必要的。彌撒是人對神的奉獻，至少是時間的奉獻。意思是說，一週七天，你總應該分出一點時間給天主當作奉獻。奉獻有很多種，最普通的是金錢的奉獻、勞力的奉獻，乃至於像神父、修女是生命的奉獻。這些我都做得不理想，有的距離還很遠。現階段我也是原地踏步，幾十年只限於每週的彌撒參與，把它當成時間上的奉獻。時間的奉獻是諸多奉獻當中的一種，你不付出焉能夠期待回報。這又跟剛才講的讀書一樣，一個學生不付出焉能考六十分？焉能考八十分？我肯定「奉獻」是所有宗教裡都要守的最重要的一條準則，這個原則是宇宙間、天下事的一個定理。

單：佛教講「六度萬行」，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第一個就是「布施」。
王：差不多、差不多，對、對，就是奉獻與布施，將我們的金錢、勞力、時間用來服務大眾，這是奉獻裡最普遍的定義。我剛才說的彌撒純粹是時間的奉獻。時間的奉獻裡面有很多的儀式也該遵守，因為儀式不但是在時間裡面，也是表達尊敬的意思。如果沒有這個觀念的話，坐在教堂裡一個多小時的彌撒，有那麼多繁縟的儀式，會覺得是可笑的，的確是疊床架屋、不知所云、枯燥無味。這是彌撒的奉獻，或者說儀式的奉獻的真相就是如此。了解這些儀式，是你的幸福，會不以為苦；不了解也不要緊，就當成是時間的奉獻。

單：就你而言，信徒與教會、耶穌和天主的關係如何？

王：我們可以說，重點上是都有關係，如果你再問詳細的條文的話，那就要解釋很多了。譬如說：有的人首先就會問：「為什麼疊床架屋，已經有了天主，為什麼還要耶穌？」然後又問：「已經有了耶穌，為什麼又要聖母？」這許多枝節的問題、神學上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所以剛才我講的類似人與人的關係（即付出與回報）畢竟還是簡化的說法，重點應是人與神的關係。

單：你身為人，又是作家，又是天主教徒。你曾經提到過三種良知，而且說你的藝術良知高於社會良知，宗教良知又高於藝術良知。能不能請你進一步說明這三種良知的層次？

王：把這三個都當作責任來看的話，簡單地說，假如一天只剩兩小時我可以自己支配，而這兩小時的時間有三個要求：一個是宗教的要求，一個是藝術的要求，一個是社會的要求。那在我來看什麼是優先的？假設今天是禮拜天，是要上教堂的，那我這兩小時就先給教堂，一定先望彌撒。雖然這一天我也想讀書，但文藝的要求只能排第二，可能這一整天都沒時間讀書。至於社會良知，說的是各種的社會責任。假如我這一天應該去參加個會議，像是政治性的會議，或者就算是有益於學生的一個聚會，那我也許就會把這個社會責任排在第三。

單：除了時間的分配，還有藝術方面，特別是文學和宗教的關係。有些作家原本表現不錯，但在接受宗教信仰之後，可能因為非常虔誠，就文學的標準來看，對於呈現的主題或處理的方式造成妨礙，有種想要用文學來傳教的感覺，影響到他的文學成就。不曉得對你來講，文學與宗教要如何取捨？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還是可能有相互排斥的現象？

王：到現在為止我還不覺得兩者是有牴觸的，文學的面貌很多，就算是一個作家百分之百只寫宗教的題目、只寫宗教文學，他等於還是選擇了文學。文學裡本來就有宗教文學，而且這一條路相當寬。不講別的，譬如道家文學就寬得不得了，中國唐代以前恐怕都是道家文學。所以在選擇題材上，這是不相抵觸的。可是萬一所寫的內容是跟教會有牴觸或者教會有意見的話，這時候就要有所選擇了。萬一遇到這種情形，我想我會讓步，採用教會的標準。

單：這樣對於多年來堅持文學創作的你，算不算是一種讓步？你會讓得甘心嗎？

王：我想，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到過這麼難的選擇。如果有一天我要寫的東西也許藝術上覺得有必要，但可能與宗教牴觸，那麼我想我的讓步是樂意的。因為文學裡的讓步形式有很多，宗教讓步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這怎麼講呢？比如說，最簡單的，雖然小說只是一種虛構的立場，不代表我個人的立場，但我恐怕會多一層考慮，會避開攻擊宗教或是毀謗教會的書寫。這是不是比較接近你說的宗教和藝術的衝突？

單：是的。先前稍微提到知識分子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佛教也有一種說法，就是知識分子的知識障比較重，不像一般人比較容易跨出那一步或者願意冒險，總覺得要了解清楚之後才願意跨出去，但很可能花了一輩子還不了解，而錯過了一生的機會。你在文章中提到，選擇跨出這一步，其實當下就能得到平靜，甚至是將來一生的平靜，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收穫。但是對有些知識分子來說，恐怕辦不到，總覺得要在知性上有所了解，才能夠坦然、甘心地接受。

王：這也是我本來想到這個訪談中也許會碰到的題目。我同意知識分子信教比較困難。但高知識的人也想了解，知性之上還有感性，更應追求。同時，知性的價值遠不如信仰，如果他一旦信奉宗教，就一定這樣看。知識有用與否，還可以這樣看：比如說，今天有一個弱智的人，智商很低，什麼也不會，但是一旦有了信仰以後，信仰卻很強。相對地，另外一個是天才，信仰卻很膚淺，懷疑很多，宗教熱誠並不高。以宗教熱情來講，這個弱智的程度高達九成，而這個天才也許只有五成。我們再拉高層次來看，神會比較喜歡、眷顧哪個人？誰的宗教分數比較高？無疑是這個弱智。所以我是相信，在神的天地裡，人的重要跟知識無關，而完全是在宗教熱情上．．．

津島佑子（太宰治之女）的台灣小說　／台北．吳佩珍．文
大家對津島佑子或許陌生，但對她父親太宰治以及作品應該熟悉才是。《虛構的徬徨》、《人間失格》，以自我告白的文體以及半自傳的敘事形式，赤裸裸地呈現自我內部的黑暗怯弱面，曾經陪伴許多人度過青春時期多感輕狂的歲月，至今仍受眾多讀者的喜愛。

津島佑子晚了大江健三郎以及開高健等「戰後第三新人」世代約有一輪，屬於戰後誕生的作家世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加入文學雜誌《文藝首都》，與中上健次結識，二人成為生涯的文學夥伴與競爭對手。初登文壇的前後時期正值日本的社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