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號外》是一個大規模的「Directors Issue/導演專題」，我們介紹中港台三地十多位值得關注的導演，以及幾位國際導演。
封面三位是中港台都深具代表性的導演：香港導演陳果十多年前的電影《香港製造》，幾乎可以在當下的香港社會做為重要的文化與政治宣言，而他的「九七三部曲」，也是犀利的時代預言。他多年來未拍長片，此次新片《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未演已經引起許多關注，其中台詞「我??城市，已經唔存在」，切中當下香港的焦慮，可能變成年度金句。
台灣的魏德聖從《海角七號》 到《賽德克˙巴萊》不僅創造台灣的票房奇蹟，成為帶領台片復興的重要推手，而且他的作品也都觸碰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台灣和曾是台灣殖民母國日本的複雜關係。魏德聖監製的新電影《Kano》，述說一個很少台灣人知道的真實歷史，1931年台灣嘉義一支棒球隊的熱血故事，不僅取得巨大商業成功，並且再次引發許多文化與政治討論。
賈樟柯則毫無疑問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導演，他的電影從「故鄉三部曲」到後來的《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 等，都在記錄和探索中國的轉型歷程。新作《天注定》更是殘酷而詩意地穿透中國當代現實中的暴力，是這幾年最好的華語電影，但此片在中國大陸看不到，在香港也不知何時上演。
這三個人看似在氣質和電影的美學與趣味都不同，但是他們卻有一個最重要共通處：特別認真而誠懇地述說關於自己土地的故事。
三人之外，我們也報道了中港台三地的重要導演，但取向各自不同。
台灣部份，則是介紹可以說以魏德聖領軍的新世代導演，包括楊雅?、葉天倫、連奕琦和《Kano》導演馬志翔等四位。
中國部分除了賈樟柯，還有同代的重要導演婁燁，以及剛以《白日焰火》拿下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刁亦男。
此外，台灣電影評論人鄭秉泓評論了台灣過去十年新世代導演的風格取向，評論人李照興探討了在我們介紹的三位中國導演中都有的重要元素：暴力，另一位香港評論人阿Lo 則探討了中港合拍片十年至今。
此外是三位在今年大放異彩的國際導演：原只屬於小眾影痴的秘密但新片《被奪走的12年》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導演Steve McQueen、早已是影痴熱愛的導演而新片《觸不到的她》拍出深刻的孤寂與愛的Spike JonZe，以及剛以《羅馬浮世繪》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導演的Paolo Sorrentino。
本期feature雖少但精采不減：台灣文學大家張大春與重量級華語歌手周華健談新專輯《江湖》、中港台三地最有代表性的書籍設計師、香港書店的「自由行」生意。
電影可以是敘述自己土地上的故事，也可以表達更普遍的人性與情感。但是香港和台灣卻面臨一個特殊的挑戰/誘惑/威脅：擁有巨大資金吸引力卻嚴重限制表達自由的中國大陸。魏德聖沒有投向合拍片懷抱，他說他並不是出於什麼偉大的使命感，而是因為自己的土地和歷史有太多想講的故事講不完。陳果也被視為還沒真正北上的代表，因為他說：「上大陸有合拍片的條件??要遷就這遷就那，慢慢會遷就成沒有了自己。」賈樟柯說，拍這部敏感題材片他不覺得自己勇敢，但他不想怯懦：如果他不拍這部片，若干年後，他會覺得自己很羞恥。
這正是導演們向我們展示藝術家靈魂的獨立與對內心自由的追求。而就在這幾天，一個相關的爭議是台灣的青年們正在國會前為台灣的未來而抗爭，台灣和香港有許多明星公開表態支持，卻也遭到大陸網民和官方的批評與各種壓力。完稿的今日，新聞傳來演員杜汶澤即將被大陸封殺。
如果在台灣和香港，電影創作者或所有人不能說自己的故事，不能說自己心中的話，那麼真的，「我??城市，我??電影，已經唔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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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 我對電影和歷史沒有包袱
Q. 您拍電影好像總帶著一種歷史使命感，有意識要加入對臺灣歷史和本土性的闡述，也很注重表現族群關係。這是從《海角七號》就體現出來了。
A. 在歷史上，每個政權來臺灣都是過客的心態——只是經過、路過，或將其當作跳板、取其資源為我所用，誰也沒打算長期經營臺灣。所以臺灣就像一個從小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中長大的孤兒，在這樣的辛苦中學會了愛自己，這是最重要的。
以前拍《賽德克》的時候我從族群的角度來看事情，覺得族群和族群之間要互相尊重、各自的特色要保持。現在拍了《Kano》，我覺得思想上又前進了一步，覺得族群特色不是應該用來相互對立的。我在拍《海角七號》的時候就有一個大概的概念，想將臺灣各個族群的角色都包括進來，保留各大家的特色，炒成一盤好吃的什錦炒飯。做《賽德克》的時候，我原先想的是一個很熱血的他們反抗殖民者的故事。但當我看到的資料和真相越來越多，我就會忍不住去想：這樣做真的對嗎？原先預設的正確和錯誤統統被歷史推翻了，我自己也搞不懂哪個是對哪個是錯的，只能把問題和矛盾提給觀眾，讓大家自己去思考對跟錯。所以我覺得《賽德克》上一集的結尾非常好，你既無法感動流淚，也不會為他們?喊支持。
相對於《海角七號》和《Kano》，《賽德克》是一個非常難呈現的大故事，主旨是挑戰現代觀眾的價值觀。前兩者則都是熱血、單純、順著觀眾的價值觀走的，後者則讓觀眾覺得非常難接受，也很難理解那種原住民部落式的價值觀。我在拍攝之前也參考了很多資料，發現漢人、日本人和原住民都有他們自己對於這個事件的觀點，很難切入。然後我又參閱了講前前後後臺灣內部、國際關係的各種政治、歷史資料，甚至查了當時日本國內情況的很多資料，終於找到了一個切入點：不管不同族群在想什麼，講講獵人在想什麼。——你看，獵人永遠會找獵物最放鬆警惕的時候，攻擊最弱小的那些獵物，這都是為了生存。當年臺灣經歷了多年日治，日本人有些鬆懈了，在原住民山區裁撤了一半警力，又出現了一些管理上的瑕疵，這當然是最好的時機。所以我同時用獵人的視角和原住民的視角去詮釋這個故事。
(全文載於4月號號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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